關(guān)于事件的發(fā)起者,，歷來都是“張楊”并稱,，但究竟誰發(fā)揮較為主導的作用，親歷者之一的張學良卻有不同說法,。

在張學良晚年之時,，他“揭秘”了西安事變的真相，說出了“楊虎城才是事變主角,，我是名義上的”這種話,。

五十年間的說法改變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不久，由于親送蔣介石返回,，張學良被扣,。

張學良在軍法會審上侃侃陳詞，將發(fā)動“兵諫”的責任全都歸在自己一人身上,。

他說他承認“違反紀律之行動”,，也愿意“領(lǐng)罪”，但不認為這些主張是錯誤的,。

審判長李烈鈞要求他陳述,，“威迫統(tǒng)帥”的舉動究竟是受人指使、還是由張自己策劃？

張學良毫不猶豫地回答“我自己的主意”,、“我豈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嗎,！”

到1956年底，蔣介石再度命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他也仍舊把楊虎城定位在“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的位置上。

不過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張學良接受張之丙姐妹訪問時,，他對楊虎城的評價卻是“可以說他是主角哇”。

相對于共同發(fā)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他將自己歸在“名義主角”的位置上,，也同時談到了楊虎城的“不平”。

為什么同一個人,、同一件事,，相隔幾十年卻有了不同說法？

大環(huán)境和具體場合的不同固然可能是一大原因,，更大可能則是張學良人到晚年,，對于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承擔的角色和作用有了新的看法。

初期各懷戒心

在張學良1957年的一篇回顧式文章中,，他曾經(jīng)如此描述自己在西北“剿匪”時期的主要伙伴楊虎城將軍——“他非常熱衷于抗日,，而不愿'剿匪’?！?/p>

實際上,，張楊二人不但分屬不同派系、發(fā)展路線不同,，在1935年之前也幾乎沒有任何直接交集,。

而且,，由于兩支軍事力量同處陜甘地區(qū),、雙方頗多猜忌摩擦的緣故，兩者關(guān)系一開始并不融洽,。

促使兩人逐漸靠攏,、消除隔閡、達成一致的最大原因,，正是張學良在文中說出的那句話,。

張學良最知名的別稱“少帥”，來源于其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的身份,。

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車站被日本關(guān)東軍炸死后,，張學良繼承了父親的政治遺產(chǎn)，成為奉軍（后來的東北軍）的實際統(tǒng)帥。

東北易幟之后,，張學良一方面由于在中原大戰(zhàn)時期率東北軍入關(guān)“調(diào)?！薄⒅Y有功而受到器重,，另一方面又因為手握非嫡系部隊,、實力不弱，多少感覺到一些“區(qū)別對待”,。

而楊虎城則是出生于陜西蒲城,、從刀客起家的西北人，參加過護法戰(zhàn)爭,、和北洋軍作過戰(zhàn),，同樣因為在中原大戰(zhàn)中助蔣有功被任命為陜西省政府主席。

后來,，主理陜,、甘、寧,、青等省軍務(wù)的潼關(guān)行營改為西安綏靖公署,，楊虎城任主任。

他常被同時代人稱為“楊主任”,，指的就是這個西安綏靖公署主任,。

蔣介石雖然批準楊虎城由豫入陜，但眼見楊虎城收編了甘,、青等地的一些雜牌軍隊,，成為地方實力派頭領(lǐng)，又認為他有當“西北王”的苗頭,，于是采取種種手段掣肘,、削弱、監(jiān)視,。

楊虎城斷定蔣介石這一系列做法是針對非嫡系的“排除異己”,，心生警惕且頗為不滿。

再加上他從民族大義角度出發(fā),，同情社會各界的抗日救國運動,，對蔣宣揚的“攘外必先安內(nèi)”方針并不感冒。

1935年秋,，紅軍跋涉兩萬五千里完成長征,，終于在陜北落腳。

而蔣介石卻派遣張學良帶著東北軍前往西北“剿共”,，他自任西北“剿匪”總司令,，任張學良為副總司令，代行正職的職權(quán)。

如此一來,，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兵力槍械均遠不及張學良的東北軍,，雖有多年經(jīng)營的地利、卻不得不受張的節(jié)制,，再加上當?shù)仫L傳張學良有打算“失之東北,，收之西北”的意思，信任度自然更難建立起來,。

再加上雙方對部屬都缺乏必要的宣傳和約束,，東北軍家屬到了西安、有跟十七路軍爭房子的,，還有官兵為了看戲吃飯之類的雞毛小事,，竟然當街打架甚至演變到開槍。

蔣系特務(wù)趁機布散流言,，今天說東北軍要搶地盤,，明天說十七路軍打算趕走東北軍。

張楊兩邊維持著表面上“精誠合作”,、實際上各懷戒心的局面,，那也非只一日。

從“剿匪”到?；?/p>

最初,，張學良帶著“剿匪”任務(wù)到西北，原本是忠實執(zhí)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èi)”方針的,。

他認為紅軍不成氣候又是疲憊之師,，“剿滅”并不是什么難事。

然而東北軍到了地頭不滿三個月,，先是榆林橋,、后是直羅鎮(zhèn)，連遭敗績,，前后損失了近三個師,。

尤其是其中吃了敗仗損失慘重的第一〇九師和第一一〇師，是張學良麾下不折不扣的精銳部隊,。

更令他警鐘大作的則是南京方面的反應：東北軍成建制損失部隊,，南京不但不補充物資兵員,，反而直接把損失部隊的番號注銷,，這就意味著，以后也不打算再發(fā)這部分的軍餉了,。

這些事實赤裸裸地擺在眼前,，張學良不得不重新考慮東北軍和自己的將來——畢竟東北軍才是他最大的依靠和籌碼，一旦部隊被漸漸消耗打光，那他就真的什么都沒有了,。

類似的局面,，楊虎城體會得比他更早。

早在1935年底,，張,、楊之間還不怎么推心置腹的時候，他就當著張學良的面發(fā)過牢騷,，說“剿匪”等于“無期徒刑”,。

原因自然也是他的部隊在“剿匪”中損失不小，蔣介石非但不予支持補充,，反而借機削弱他的力量,。

當時擺在張、楊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怎么看都是“賠本買賣”的局勢,。

想和紅軍打、要“剿共”,，他們討不到便宜,；而且不管對紅軍是勝是負，他們自身的兵力必受消耗,；相當于是拿自己的家底去替蔣介石做嫁衣,，最后還落一個“不思抵御外侮，專精內(nèi)戰(zhàn)”的名聲,，政治上也落不到什么好處,。

對于張學良來說，最后一條尤為“扎心”,。

自從命令手下不放一槍就丟了東北,，張學良就多了一個外號“不抵抗將軍”。

直到幾十年后他人都老了,，接受訪談時還忍不住要針對這三個字進行“自辯”,，說不在意那是不可能的。

這樣的大背景下,，共產(chǎn)黨提出的雙方?；稹⒁恢屡谷罩鲝?，顯然更符合他們自身的考慮,。

于是在通過俘虜、地下工作者,、民主人士等各方人等多方奔走,、互相溝通增進信任之后,，張、楊實際上各自都與紅軍達成了?；饏f(xié)議,。

兩邊各守原防相安無事，不僅互派聯(lián)絡(luò),，有的地方還恢復了通商,。

一旦蔣介石催“剿”催得急，就事先約好調(diào)動部隊,，作出“威脅西安”的姿態(tài),，或者約個地方放空槍，來一場沒有傷亡的“遭遇戰(zhàn)”,。

這些“演戲”當然是為了有個名目好搪塞南京,，但東北軍與十七路軍之間仍存在嫌隙和不信任。

兩方自從與紅軍秘密協(xié)議?；鹬?，彼此提防更加嚴密，堪稱守口如瓶,。

為此付出努力的人們

距離西北“三位一體”的最終成型,、共同致力達成聯(lián)合抗日局面，現(xiàn)在就差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之間捅破這層窗戶紙了,。

最終真正促成張,、楊之間推誠相見的人，名叫高崇民,。

他是地道的東北當?shù)厝?，早年曾?jīng)參加同盟會，也曾經(jīng)組織過國民外交協(xié)會等愛國團體,。

“九一八”事件之后,，他目睹家鄉(xiāng)被日寇侵占的危急局面，隨即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

當時,，著名實業(yè)家、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因“新生事件”在上海被判刑關(guān)押,，社會影響很大,。

由于他是因宣傳抗日救國而獲罪，很多東北軍的高層人士聞訊專程赴滬探望,。

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也正是在杜重遠的引薦下,，與高崇民結(jié)識并深談的。

杜重遠知道高崇民一直力主抗日,，為人心直口快,，與張學良的淵源也很深,，便建議爭取他去做張學良的工作,。

杜重遠,、胡愈之等人所持“對內(nèi)聯(lián)合各抗日力量，舉起抗日旗幟打回老家去”的主張,，與高崇民的想法一拍即合,。

高崇民前往西安后，不但向張學良陳述了他的這些看法,，還受托拜訪楊虎城,，致力解開兩軍此前的摩擦和隔閡，達成理解團結(jié),。

雖然只是初見,，楊虎城對高崇民卻很有好感。

他當天就留下高在家里吃火鍋,，還把夫人謝葆貞請出來作陪,，三個人邊吃邊談，盡歡而散,。

經(jīng)過這番“破冰”之后,，張、楊更加重視與友軍的團結(jié)關(guān)系,。

兩人都指定了專人負責聯(lián)絡(luò),，并加強對部隊官兵進行抗日、團結(jié)等內(nèi)容的宣傳,。

遠道而來的高崇民就地受命,，開始在西安進行抗日宣傳活動。

翌年,，杜重遠在社會各界營救之下終于擺脫囹圄,，也隨后親赴西安去見張、楊,，為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張楊站到一起、“三位一體”局面的最終形成,，出自不同背景,、不同團體、不同政見人們的共同努力,。

這其實也證明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結(jié)成的必然性,，這才是順應當時全國軍心民心的走向。

關(guān)于“捉蔣”的爭論

張學良在1957年的回憶文章中說,，他與楊虎城“雖非故交,，短時間卻結(jié)為好友,，彼此間無話不說，無事不談”,。

相似的境遇,、共同的目標促成了這種“傾蓋如故”的交情，兩人都厭惡內(nèi)戰(zhàn),，認為外敵當前,、中國人之間不應同室操戈。

目下雖然通過“三位一體”的結(jié)成避免了軍事力量的無謂消耗,，但要達成“他們的目標”——抗日,，卻仍然前路渺茫。

在“西安事變”真正以兵諫面目出現(xiàn)之前,，他們曾以“剿匪”為幌子開辦了軍官訓練團,，實際上對軍官進行抗日教育，在“兩廣事變”期間,，還曾經(jīng)計劃過要出兵進行支援,。

1936年3月，高崇民等人編撰了題名為《活路》的小冊子,，寓意只有“東北人與西北人合作,，聯(lián)合抗日”才是大家共同的活路。

這本小冊子秘密印刷后在西安廣為散布,，張學良表面發(fā)怒下令查禁,，實際上卻認為寫得非常正確。

楊虎城也向張學良建議,，應相機向蔣公進言,，停止“剿匪”，團結(jié)抗日,，將東北軍和西北軍從無意義的消耗時光中釋放出來,。

不管是與蔣介石私交更近的張學良，還是楊虎城,，都沒有打算一開始就用到強硬手段,。

張學良說過要“先禮后兵”，楊虎城也說過“先做合法運動,，再做不合法運動”,。

然而對于蔣介石其人的為人心性，兩人都并非毫無了解,。

一旦任何勸諫都起不到效果,，那下一步應該怎么辦？

無論是張學良事后回顧,，還是楊虎城身邊工作人員留下的文章,，都指向同一個細節(jié),。

兩人之間，的確是楊虎城對局面的預估更加現(xiàn)實,。他認為蔣介石立場死硬,，恐怕很難被苦諫、哭諫之類打動,，以“扣蔣”作為最終手段也首先出自楊虎城的主張,。

曾任楊虎城秘書的王菊人在《記西安事變前后的幾件事》中記錄,，1936年春某日,，楊虎城從張宅歸來，曾說“與張談得極痛快”,，并初次觸及了最終手段的構(gòu)想,，楊說了句“軟的不行來硬的！”張學良也表示了贊同,。

到了這年10月,，蔣介石加大了催逼“剿匪”的力度，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壓力驟增,，進一步被推到了內(nèi)戰(zhàn)泥潭的邊緣,。

楊虎城的老部下向他建言，如果蔣來到西安,，必要時可否把他扣起來,，“逼他聯(lián)共抗日”？

這一建議雖然當時并未被楊虎城采納,，自然也沒有進一步細化完善,，但卻成為了最后行動的雛形。

到了具體實施“捉蔣”時,，實際操作也是張楊聯(lián)手的——張學良派出最信任的部下去臨潼捉蔣,，并再三嚴令要保證他的安全；而楊虎城和他的十七路軍,，則主要負責解除西安城中蔣系人員的武裝,。

既然干這件“捅破了天”的大事兩個人都有份，為什么事變之后張學良會多次聲明“是我一人主使”呢,？很可能與針對“放蔣”問題兩人間的爭執(zhí)有關(guān),。

扣蔣成功后，兩人均曾多次公開聲明,，此事絕非針對蔣介石個人,，而是“以國家民族為前提”，希望能促使他改變錯誤政策,，出來領(lǐng)導抗日,。

但蔣介石不肯作出任何書面保證,，這就使“放蔣”與否成為了爭論焦點。

張學良力主相信蔣介石,，并認為領(lǐng)導抗日非他不可,，之后親送蔣介石返回導致被扣，也是出于這樣的想法,。

而楊虎城則堅持“要干就干到底”,，認為張學良是在談判過程中受了宋氏兄妹、端納等人的溫情誘惑,，心懷僥幸而有違初衷,。

兩人爭執(zhí)激烈，一度到了周總理都出面來緩和氣氛的地步,。

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也記載過“聞楊虎城堅決不主張送余回京,，與張爭幾決裂”的字句。

張學良事后的追憶又補充了兩人爭執(zhí)的具體內(nèi)容,，張曾說過“我將只身護送蔣委員長入京,，上斷頭臺我一人承當，我決不牽連任何人,?！?/p>

結(jié)語

之后事態(tài)的發(fā)展，也證明楊虎城的預判更加準確,，張學良確實因為這一刻的信任而付出了曠日持久的代價,。

在之后種種“追究責任”、“問罪判刑”的場合,，張學良咬死了自己才是主謀,、以實現(xiàn)他“一人承當”的決意，自然也是符合邏輯的,。

然而從客觀事實的角度來講,，張、楊共同聯(lián)手發(fā)動西安事變是不爭的事實,。

因此在相關(guān)人等紛紛過世,、時過境遷的多年以后，張學良也換了一種更為客觀的態(tài)度來敘述這件事,，更加著重于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發(fā)揮的作用,。

參考資料：

《張學良晚年回憶 楊虎城是西安事變主角》；楊天石,；《炎黃春秋》2002年11期

《楊虎城大傳》,；楊瀚；團結(jié)出版社

《楊虎城將軍傳》；米暫沉,；中國文史出版社

《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唐德剛；山東友誼出版社

《西安事變史話》,；李義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