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魯臻,，華北電力大學（保定）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軍事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圖源：smarx.ncepu.edu.cn]

摘要

在甲午慘敗后愿意“低心學西法”的社會心態(tài)與輿論之下,，軍隊改革得以走向深入,，尤其是袁世凱所主持的小站練兵，便全盤仿效西方軍隊的訓練模式,，遂令一種前所未有的身體管控,、模塑方法實施于小站眾多官兵身上，清末新軍身體形象的改變由此肇端,。紀律意識,、效率意識、現(xiàn)代時間觀念,、集體榮譽感等全新價值觀念及相應的行為習慣亦隨之逐漸生成,。小站便因此成為近代中國轉(zhuǎn)型過程中的一個“再社會化”媒介。另外,，在當時強身尚武以救國的思潮影響下,，這個身體構(gòu)建歷程不僅使軍人角色的社會印象得以改觀，更令其一躍而成為國民身體改造的先導,，此亦為清末新軍能夠由邊緣走向中心的一個原因,。

圖為小站練兵的場景。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清政府意識到舊有的湘軍,、淮軍不堪重用，編練新軍迫在眉睫,。1894年底,，慈禧派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現(xiàn)天津市津南區(qū)）用西法編練新式陸軍，稱“定武軍”,。1895年10月，胡燏棻調(diào)職,，袁世凱接管定武軍,，改稱“新建陸軍”，參照德國陸軍制度進行編制,。[圖源：sohu.com]

在傳統(tǒng)印象中,，“兵”基本上是一個不受歡迎的角色。暫不論其粗鄙不文的內(nèi)在素質(zhì),，單見其外在形象之委瑣邋遢即已無法令人起敬,。但甲午之后新軍的出現(xiàn)，則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觀感,。尤其是新軍官兵身體形象上那種制式化特征所展現(xiàn)出來的剛強利落,，頗受社會輿論之稱道,，成為近代中國新式軍人有別于舊式行伍的標志之一。這也是“軍人”此一角色的社會印象得以逐漸改寫,，并有資格與士農(nóng)工商并駕齊驅(qū)的原因之一,。那么，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是：甲午之后的新軍訓練與綠營,、勇營之流相比究竟有什么區(qū)別,，以至于產(chǎn)生如此巨大的差異？在這種訓練過程中,，新軍官兵的制式化身體是如何被批量塑造出來的,？與此同時，他們的生活習慣,、價值觀念在潛移默化中又會發(fā)生怎樣的變動,？要明晰這些問題，似乎就應該回到新軍的源頭——小站練兵去尋求答案,。袁世凱在小站所訓練的新建陸軍,，正是日后北洋新軍的雛形，同時也是整個清末新軍的骨干來源,。其所運用的身體規(guī)訓技術(shù),，便成為后來數(shù)十萬中國軍隊的范本。因此,，通過分析小站練兵的身體訓練與控制方式,，或許可以初步還原清末新軍身體構(gòu)建及其習慣觀念變化的過程，從而由一個新的視角來審視清末軍事變革同社會轉(zhuǎn)型的關(guān)系,。

背景：“低心學西法”的社會心態(tài)

早在咸同之際,，湘軍、淮軍其實便已開始仿效西法進行軍隊的訓練,。但當時湘,、淮諸將“師心自用，以為昔年曾經(jīng)戰(zhàn)陣,，即無不能御之敵”,，并未真正服膺西法，只是將之用作“號令,、步伐僅為美觀”的一種點綴,。所以，洋務運動時期的所謂“西法練兵”往往有形而無實,，“兵”之形象亦無明顯改觀,。

甲午一役的慘敗，則使中國人的自信心和優(yōu)越感幾近崩潰。在亡國危機的逼拶之下,，時人于“西學”“西法”面前開始放低身段“開始傾向于承認,，也許是痛苦地被迫承認，至少是在實用知識與技術(shù)層面上,，西洋是比中國強,，甚至東洋也比中國強，也不能不承認中國必須改革,，而且改革的方向就是學習西洋甚至是仿效東洋”,。這種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在當時最受關(guān)注的“強兵”問題上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刊印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的《中西兵略指掌》便指出,，“中國談兵家無慮百數(shù)，惟《孫子》十三篇,、戚氏《紀效新書》至今通行,，稱為切實，但孫子論多玄空微妙,，非上智不能領?。黄輹鲎郧懊?，雖曾文正公嘗為推許,，其所可采者，要不過操練遺意”,；而相比之下,，西方軍事著作則“分條縷述，如眉之列,，如燭之照,，談兵似此，方完得'實事求是’四字,，盡閱歷有得之言,，無一語稍涉掉空影響，步步著緊,，句句可行,，……以之行軍，洵度世金針也”,。徐建寅所著《兵學新書》更是直接批判，“古來兵書,，半多空談,，不切實用。戚氏《紀效新書》雖稍述實事而語焉不詳,，難以取法,；有志之士欲講兵學莫得門徑,，無從探討”，呼吁全面采用“泰西兵學”,。如是這般批判傳統(tǒng)兵學,，力主完全采用西法的議論，實乃甲午之前所未有,。而親歷慘敗,、心中“痛憤亦無可說”的袁世凱，其改弦更張的態(tài)度更為堅決,，強調(diào)“今日講求西法,，實屬刻不容緩，……不思力改故轍,，是何異于惡濕居下”,。這種社會心態(tài)與輿論的轉(zhuǎn)變，誠為該時期練兵運動產(chǎn)生實質(zhì)性變化的重要前提,，正如吳汝綸給袁世凱信中所說：“諸將能一變自是之舊習,，肯低心學西法，便是中國轉(zhuǎn)弱為強之兆,?！本褪潞笥^之，“轉(zhuǎn)弱為強”似乎并未實現(xiàn),，但一種中國過去未曾有過的身體模塑技術(shù),，倒是在這種“低心學西法”的心態(tài)中運用到了成千上萬的國人身上。

圖為身穿新式軍服的袁世凱,。[圖源：Wikipedia]

構(gòu)造新軍人：小站練兵中的身體模塑

（一）封閉與隔離：規(guī)訓場域的建設

在傳統(tǒng)觀念中,，寓兵于農(nóng)是一種習以為常的軍隊建設方式。在農(nóng)業(yè)社會里,，有事則兵,、無事則農(nóng)，能夠有效降低維持軍隊的成本,。所以在甲午之前,，淮軍即便已經(jīng)改用西式武器、操練,，但依然沿用這種方式,，以西式訓練“為各省防軍之冠”的盛軍為例，其一年有半數(shù)以上的時間,，參與開河,、屯田、植樹等生產(chǎn)建設活動，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官兵不準穿著“號衣”,，即不穿軍服。雖然他們在農(nóng)忙修筑之后的軍事訓練中也會再穿上軍裝,，但借用羅爾綱先生評價綠營的話說：“不知一個人的外表雖可換,，他的行為，積習成性,，卻不可更移,，斷沒有只是穿上應差衣帽時才換上差役的行徑，到了應差回來,，把那些應差的衣帽脫了,，再穿上號衣，還是一個軍人的道理,?！彼怨俦B(yǎng)成如差役、工匠,、農(nóng)民等一般社會民眾的生活習慣,，經(jīng)常出現(xiàn)衣冠不整、慵懶散漫,、上街閑游的現(xiàn)象,，甚至還有人在營中“蓄養(yǎng)孩童，呼為幼子”,。這從一個反面說明,，要建設真正的近代軍隊，“其必不一可少的第一步,，都是從身體上將年輕人與'普通’社會,，與其習俗，與其誘惑,，與其成員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隔離開來”,，使之成為與眾不同的獨特群體。美國學者麥尼爾也認為：“訓練嚴格的軍隊通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所處的社會相隔絕,。而小站練兵的第一個重要變化正在于此：限制軍民之間的接觸,，并且有針對性地規(guī)定官兵舉止與衣著，從而擴大其與一般社會成員的分野,。

袁世凱自上任伊始,，便嚴令全軍一切以訓練為重，禁止官兵參與任何無關(guān)的社會活動,，尤其強調(diào)“無論何項差事,，概不許兵丁一名誤操,，……尤不準以雜事擅役正兵”。社會輿論也注意到了這一點,。《申報》便評論說,，此次練兵與以往不同,，并未如盛軍一般“再任屯田之役”。同時,，即便是訓練余暇,，也不許官兵赴街閑游，并因此開革了幾個擅自上街的軍官,。另外,，他還禁止淮軍時期那種官弁親友到軍營販賣貨物的舊習。這些措施,，目的就在于防止官兵受到社會習氣的沾染,，從而推行軍隊特有的生活與行為方式，正如?？滤f：“紀律有時需要封閉的空間,，規(guī)定出一個與眾不同的自我封閉的場所，這是貫徹紀律的保護區(qū),?！?/span>

除了這種封閉手段之外，新建陸軍也試圖通過規(guī)范官兵的衣著和舉止來實現(xiàn)一種軍民形象上的隔離,。衣著上,，要求時刻身穿軍服、軍帽,，“所有衣紐俱要扣著”,，即便是官長出入也“不準露頂”；且衣履“均宜整齊,、潔凈”,，“均須一律黑色，不許參差”,，甚至連著襪“亦須一色”,；尤其當官兵因公或因私離營外出時，稽查官“均須先將其衣履查驗一次,，如有破爛及領紐不合體者,，各令改修，務使?jié)崈粽R始準出營,，并嚴諭出營后不許解衣歪斜”,。在舉止上的規(guī)定就更加細致,。比如軍禮方面，士兵路遇軍官應“在路旁立正,，俟官長過去再走”,；若其立于一處“兵丁應距官長前五步行正步目視官長”，過三步后再行便步,；軍官謁見上完時則應“手按刀鞘立正”又如不許官兵如百姓一樣乘驢坐車代步,；禁止官兵之間互相放債收利；營房內(nèi)必須清潔,，物品必須存放整齊等等,。在今天看來，這些軍中規(guī)定已習以為常,、不足為奇,，但就當時來說，此類舉措則顯示出了軍隊建設觀念上的轉(zhuǎn)變,，實為塑造近代中國軍人形象的重要前提,。

圖為清末的新軍軍官。[圖源：sohu.com]

（二）身體的程序化與機械化

當然,，上述隔離手段以及服飾,、舉止方面的規(guī)定，只是提供了一個實踐場所與外在條件,，并不足以真正實現(xiàn)軍人身體的再造,，更為關(guān)鍵者,，還在于一套非常精密細致的身體管控、訓練技術(shù),，這正是小站練兵與以往相比最為不同之處,。

1．細密的時空安排

首先是一張嚴密時空網(wǎng)格的全面鋪開，其最大特點在于以點鐘,、分鐘為單位進行了精細分割,。實際上，在近代中國軍隊中,，作息,、訓練時間表的設置并非始自于小站。曾國藩就曾制定過《日夜常課之規(guī)七條》,，用以安排湘軍官兵每天的訓練,。但是這個時間表用的仍是黎明、午刻,、日斜等傳統(tǒng)計時方式,，所以在身體規(guī)訓的精確性和嚴密程度上無法比諸新建陸軍,，至于淮軍，仍以盛軍為例,，雖已采用點鐘為單位,，卻只是規(guī)定了訓練的起止時間，因而也不夠精細,。相較于前兩者,，新建陸軍的規(guī)定則堪稱嚴苛。其雖仍按季節(jié)以農(nóng)歷作為計日方式,，也并未使用“星期”這一概念，但對每天活動的安排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細致,。小站官兵每天早上五點起床（“收更即起”）,，只能用二十分鐘洗漱、整理內(nèi)務,、打掃衛(wèi)生,，然后在接下來的三十分鐘時間里接受上級的內(nèi)務檢查并吃完早飯；之后,，在十分鐘內(nèi)完成領取槍械,、清點人數(shù)等出操的準備工作，最后赴操場進行為時兩點鐘的訓練,。午飯,、午休以及處理私事限兩小時辦完。下午,、晚上也與此類似,，都是以若干分鐘或者點鐘為限，進行訓練,、休息,、進食以及誦讀訓詞規(guī)條等各項活動。到晚間九點（“二更”）進行點名,，然后一律熄燈睡覺,。這種以精確時間單位將日常活動片段化的安排,，等于把訓練變成了一項可以計算和操控的程序,。身體何時該出現(xiàn)于何地、該處于何種狀態(tài),、該完成何種任務,，都成了可以預期和掌握的。在這里,，過程變得更為重要,。因為身體主要是在這個細密的線性流程中而非結(jié)果上,，接受無時無刻不在的監(jiān)督與檢查、任何游情,、偷閑的企圖便基本上失去了實現(xiàn)的可能,。由此所帶來的訓練效率，是以往那種松散的時空安排所不能比擬的,。?？戮俚刂赋觯骸皯摻吡娀瘜γ恳欢虝簳r刻的使用，似乎每一片刻的時間都是用之不竭的,，似乎通過一種更細致的內(nèi)在安排,，人們就能逼近一個使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極限?！瓡r間單位分得越細,，人們就越容易通過監(jiān)視和部署其內(nèi)在因素來劃分時間，越能加快一項運作,，至少可以根據(jù)一種最佳速度來調(diào)節(jié)運作,。由此產(chǎn)生了這種對每個行動的時間控制，這在軍隊中是十分重要的,，在整個人類活動的技術(shù)中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這個密不透風的時空網(wǎng)格中,，小站官兵的每時每刻實際上都處于紀律的掌控之中,，即便是吃飯、休息乃至如廁,，毫無例外地皆為一個服從紀律的過程。就這樣,，“時間滲透進肉體之中，各種精心的權(quán)力控制也隨之滲透進去”,。

這種于當時看來并不顯眼（相較于武器,、編制的改變），現(xiàn)在看來也了無新意的變化,，卻有著微妙的歷史影響,。就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說，新建陸軍的士兵多數(shù)應該來自鄉(xiāng)村,。在來到小站之前,，他們習慣于依據(jù)農(nóng)業(yè)生活中那種自然時令和天候，如日夜,、晨昏,、陰晴,、雨雪等，來安排每天的生產(chǎn)和生活,，而加入新軍以后,，無所不包的時空網(wǎng)格則無情地終止了田園生活的優(yōu)游歲月，將這些年輕人拖入了一種完全陌生的活動程序之中,，其間的變化自然十分艱難,，但為了在軍營里生存下去，多數(shù)人也不得不開始接受新的挑戰(zhàn),。比如學會用點鐘,、分鐘來精確地計時與用時，有條理地安排自己的活動以及盡可能高效地完成任務等,。隨著日復一日的訓練,，“依賴于一種'行動流’的慣性綿延，身體的行動由開始時有意識地學習和訓練,，逐漸變?yōu)闊o意識的身體習慣”。并逐漸內(nèi)化為一種自覺的信條,，從而使受訓者獲得在以往鄉(xiāng)村生活中所無法形成的特質(zhì)：服從紀律、追求效率,、現(xiàn)代的時間觀念以及有規(guī)律甚至相當刻板的作息習慣，即便在離開軍隊生活之后,，有些人的這種身體記憶也并未完全消失,。袁靜雪回憶道，袁世凱的“起居飲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規(guī)矩的”,，早上六點起床,，六點半吃旱飯，七點開始辦公,，十一點半吃午飯,，一點午睡，下午兩點繼續(xù)處理公事,，五點休息散步,，七點吃晚飯，九點就寢,。曾在段公館當差的老人也回憶說：“段祺瑞的一天生活,，簡單地說,，就是這樣：早起，飯后看公事,，上衙門,，中午回家吃飯；午睡后,，下棋或作詩,；晚飯后，打牌,。連軸轉(zhuǎn),，整套的活。一年365天,，一般說來,，很少變化?！边@種刻板,、單調(diào)的“連軸轉(zhuǎn)”，與當年小站歲月顯然有相當之關(guān)系,。此二人在小站中身居高位尚且如是,，下層官兵所受的影響便不難想見。所以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小站軍人在退伍之后，應該會比一般的社會成員更容易適應近代工業(yè)生產(chǎn)中那種“以嚴格,、細密的時間區(qū)段來管理生產(chǎn)流程,、擴大生產(chǎn)效能的做法”。

2．精準的身體控制

不過,，真正使這種身體規(guī)訓登峰造極的還另有他法。小站練兵不僅仿效了德式操練的內(nèi)容,，更全盤接受了其訓練的標準化模式：將每個技術(shù)動作都精密分解為連續(xù)的,、具有詳細標準（包括方向、力度,、速度以及持續(xù)時間等方面）的步驟,，使身體每個部位的各種姿勢都精確,、可控且符合效率最優(yōu)化原則。所以小站軍人的身體不僅在“什么時候做什么”上被嚴格控制，即便在“怎么做”的步驟上也受到精準操縱,。例如身法訓練中的左,、右轉(zhuǎn)向，便分解為兩個步驟,，每個步驟對兩腳腳跟,、腳尖的位置、距離,、運動方向及速度等都有細致的要求,；又如步法訓練，便步,、慢步,、正步和跑步的每步步長、離地高度,、每分鐘步數(shù)等也都有精確的規(guī)定,。為了更清晰地展現(xiàn)這種變化，我們還可以來比較盛軍與新建陸軍在相同技術(shù)動作上的不同訓練方式,。舉槍瞄準是新兵訓練中的一個基礎動作,。對此，盛軍的規(guī)定是：“蓋打槍時眼貴掛線,，而手尤貴端平,，并宜以槍之后托抵緊肩窩，則子出雖有坐勁,，而前口不至移動，若把槍腕勁稍弱,，則槍每易左右搖動,。再兼呼吸氣粗則槍更易高低不一。

而新建陸軍的訓練條例則是：“一,、半面右轉(zhuǎn)：二,、右手將槍上提，右腳向右后斜撤半步,，槍托靠右腳內(nèi)落地,；三、右手提槍前伸,，左手抓住托槽使槍星與眼平,；四、右手后移,，抓住槍托彎脖,；五、兩手舉槍使槍筒前段落于穩(wěn)袋之上，閉左目以右目瞄準,，須心平氣穩(wěn),，槍底抵住右肩，右腮緊靠槍托,，右肘平肩,，右二指虛貼扳手，左腕里擰,，虎口向上抓住托槽,。”

前者與其說是操練條例,，不如說是一種經(jīng)驗之談,。所以盛軍官兵在操作過程中，只能在對之進行個人體會,、領悟的基礎上,，依據(jù)自己的身體習慣或者偏好自行決定這個技術(shù)動作的細節(jié)。但問題在于,，個體所習慣的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甚至不一定是正確的,。這仍舊是傳統(tǒng)軍隊中那種個人武藝、技擊訓練套路的延續(xù),。相比之下,，根據(jù)標準化的教范，新建陸軍官兵則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掌握某一技術(shù)動作的要點,，從而減少遺漏任何重要步驟的可能性，提高身體運動的效率,、穩(wěn)定性和精確度,。換句話說，這種訓練模式的實質(zhì)就在于,，通過控制行為序列的每個細節(jié)及其之間的連接,，使受訓者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學會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身體來操作武器裝備。如此,，訓練便成了一個預先設定好程序的作業(yè)流程,，合格的士兵則于其中被標準化地批量“制造”出來。借用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的話來說,，在這種操練模式下,，“新兵們不被看成是能熟練使用武器的'手藝人’，而被看作是一些為了熟練地操縱軍事裝備而需要接受訓練的人”,。個人的技藝與身手都已不再重要,，按照標準程序進行規(guī)范的操作才是關(guān)鍵,。任何個體的自行其是都被完全剔除，讓人感到“無趣”“枯燥”“呆板”是必然的結(jié)果,，但正因為如此,，紀律得到了空前的強化。1899年,，新建陸軍奉命開赴德州時便顯示出高度的紀律性,。袁世凱在給徐世昌的信中說，德州當?shù)毓賳T“甚佩服本軍紀律,，居民無不歌頌,，一路至今，民兵交涉竟無一事”,，故而頗有所感地指出,，“平日訓練之效，于今見之”,。而比之更為重要的是,，一種全新的軍人體態(tài)開始逐漸形成。由于身體的四肢,、關(guān)節(jié)都有其固定的位置與運動軌跡,，以達到最佳的速度、力度以及精度,，任何“瀟酒”“活潑”卻拖沓,、無用的動作都被嚴格禁止，所以這種訓練能“把每個人皆造就得自重強毅”,，使官兵在舉手投足間顯示出身姿的挺拔,、動作的干練。長期的練兵生涯已經(jīng)造就了一種身體擺放的標準姿勢,。而這種“定型化,、固定化的行為模式，是軍威,、戰(zhàn)斗力的表現(xiàn),，是社會認識和評價軍人,、軍隊的標準之一”,，所以，這種訓練模式對于清末軍人形象得以改觀實有重要影響,。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身體機械化的過程，不僅造就了新式軍隊所需要的軍人體格,、體態(tài)和體力,，也實現(xiàn)了一種角色自我認知的轉(zhuǎn)型，成為新軍群體意識形成的重要途徑，正如梅洛-龐蒂所指出：“身體的空間性不是如同外部物體的空間性或者'空間感覺’的空間性那樣的一種位置的空間性,，而是一種處境的空間性,。”通過長期的訓練,，小站官兵會逐漸將這種對于身體的精致約束內(nèi)化并加以認同,，成為自我認知的符號；同時還會自覺地以身體的制式化,、標準化程度將自己同一般社會民眾區(qū)別開來,，形成本群體專屬的角色標簽。正如美國學者麥尼爾所說：“盡管操練看起來做乎單調(diào)而重復,，卻把往往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各種人牢牢地結(jié)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緊密的集體?！边@種身體控制手段不禁讓人聯(lián)想到工業(yè)領域中著名的“泰羅制”（或稱“泰勒主義”）,。泰羅認為：“每個行業(yè)的每個具體活計上所使用的眾多辦法和工具中，往往有一種辦法和一樣工具比其他任何的辦法和工具要更好些,，要發(fā)現(xiàn)這個最佳辦法和最佳工具,，只有通過對一切在用的辦法和工具進行科學的研究和分析，結(jié)合著進行準確的,、精密的動作和工時研究,。”

因而泰羅指出,，只有將計算和實驗得出的最佳辦法和最佳工具定為標準,，據(jù)以嚴格規(guī)定每個人的動作，從而取代工人們既有的習慣,，才能保證操作效率得以加快,。這也是他所提倡的科學管理模式的第一要素。由此不難發(fā)現(xiàn),，近代西方在軍隊訓練與工業(yè)生產(chǎn)領域做乎都貫穿著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那種“理性精神”,，即“理性地計算技術(shù)上的最佳策略，與實際上的可靠性及方便的辦法,，而非傳統(tǒng)主義式地享受相傳下來的技術(shù)”,。所以兩者在對身體的控制上，便顯示出了異曲同工之妙：都造就了一種“可以接納特定的,、具有特殊的秩序,、步驟、內(nèi)在條件和結(jié)構(gòu)因素的操作的新身體,。相比于一般的民眾,，接受過這種訓練的小站官兵顯然會更能適應近代的生產(chǎn),、生活模式，也可能更易于接受工業(yè)時代的價值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小站或許可以被視為近代中國轉(zhuǎn)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早期“再社會化”媒介。

三,、軍人成為先導：新式訓練的社會影響及其擴展

清末新政時期,，新式軍隊的編練運動開始大規(guī)模展開。而從小站走出來的新建陸軍,，毫無疑問是這場練兵運動中最主要的人才與經(jīng)驗來源,。許多小站官兵都成為北洋新軍的骨干力量；不少人還分赴各地,，指導地方新軍編練,。新建陸軍所采用的訓練模式也因此不再僅限于小站一隅，轉(zhuǎn)而成為十余萬中國軍隊訓練的制式范本,，實施到越來越多中國人的身體之上,。一種全新的軍人形象便隨之逐漸生成，社會對于這個角色的態(tài)度也自此發(fā)生改觀,。李宗仁回憶道,，在這種軍事訓練中，“日常生活極有規(guī)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課等，都有極嚴格的規(guī)定,，動作確切而敏捷”,；每個人“日常言談行動，都表現(xiàn)得極有紀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闊步，絕少顧盼嬉笑,、行動失儀的事”,。對于中國軍人的變化，外國軍事觀察家也頗為稱許,，他們描述道,，新軍“比起舊式軍隊來，士卒的體格要強得多,，他們是優(yōu)秀體格的標本”,；“風紀之好是突出的”,，老百姓看到了一支有紀律的軍隊,，一名英國軍官非常驚詫地評論道：“新軍部隊循規(guī)蹈矩不啻是一場社會革命,，民眾開始友好地對待軍隊，蔑視軍人的現(xiàn)象即使沒有完全消除,，至少已經(jīng)減少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始自于小站的這個身體改造與重塑歷程,，其影響并不僅僅在于一定程度上扭轉(zhuǎn)了軍人的社會印象,。在20世紀初那個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中，這種新式訓練甚至讓新軍在一定時期內(nèi)成了近代中國人身體“進化”的楷模與先導,。隨著生存危機的加劇,，以尚武教國為核心的軍國民主義蔚成風潮，采用軍隊模式來塑造國民的身體乃至精神,，成為朝野內(nèi)外一致認同的救亡之道,。清政府三令五申“各學堂一體練習兵式體操以肄武事”，“以兵式體操嚴整其紀律”,，社會上也“僉謂非提倡“軍國主義”不足以救亡,，于是學校體操一科，竟以尚武為唯一目的,，以兵式為必要之教材”,。因此，原本僅限于新軍之中的身體規(guī)訓技術(shù),，便以“體操課”的名義推廣到了各級學堂之中,，這里可以看到，由小站開始大規(guī)模實施的這種身體規(guī)訓方法,，已經(jīng)演繹出了頗具戲劇性的社會變動,。原本為社會所不齒的軍人，居然搖身一變成了眾多士人學子的教員,，成了近代中國人重塑身體的領路者,。當然，新軍官兵素質(zhì)良莠不齊,，出現(xiàn)各種問題自是難免,。所以這種變動也必然招來士人、知識分子諸如“無知識,、無道德之營弁之兵士,，竟一躍而為學校教師”這樣的批評，但無法否認的是,，新軍官兵確實因其所受過的身體規(guī)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清末一個受人矚目的社會群體。

圖為民國初年的體操教科書封面,，當時的體育教育理念深受軍國民教育主義影響,。[圖源：epaper.gmw.cn]

在清末民初的社會轉(zhuǎn)型過程中,，軍事方面確有其不可忽略的影響，正如臺灣的趙中孚教授所說,，清末新軍無疑發(fā)揮了重要的“再社會化”作用,，許多中國人正是由此逐漸形成了現(xiàn)代社會的生活習慣、價值觀念,；而新軍成員通過其行為與理念,，勢必也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其他社會成員。從這個意義上說,，小站練兵作為此一歷史進程的起點,，應該加以重新審視與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