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9年初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并非事先就有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jù)地的設想，也不僅僅著眼于擺脫經濟和軍事的困局,，而是綜合考慮了經濟上解決“給養(yǎng)匱乏”的問題,、軍事上實現(xiàn)“圍魏救趙”的策略、政治上貫徹“向贛南發(fā)展”的指示,、客觀上以“出擊贛南”比較可行等因素,，進行全面分析和正確決策的結果，后來在客觀上促成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jù)地的開辟以及中央蘇區(qū)的形成,。

　　[關鍵詞]紅四軍；柏露會議,；出擊贛南,；東固會師

　　1929年1月14日，紅四軍第二十八團,、三十一團和軍部特務營,、獨立營共3600余人，在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的率領下，從井岡山茨坪和小行洲出發(fā),，經遂川縣的大汾,、左安向贛南進軍，開始了轉戰(zhàn)贛南,、閩西,，開辟新的革命根據(jù)地的歷程。

　　對于這一事件的原因,，黨史學界看法見仁見智,。20世紀80年代之前，絕大部分的黨史書籍或文章都認為,，在1929年1月的柏露會議上,，毛澤東分析了在贛南、閩西建立革命根據(jù)地的有利條件,，決定以部分紅軍留守井岡山,，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去開辟新的革命根據(jù)地,。持這一觀點的有李新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胡華的《中國革命史講義》和馬齊彬等編的《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史》等。此后,，隨著史料的發(fā)掘和研究的深入,，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柏露會議決定紅四軍主力下山主要有兩方面的目的,，一者是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解決紅軍的經濟出路；二者是實行“圍魏救趙”的軍事策略,，粉碎敵人的第三次“會剿”,。持這一觀點的有羅惠蘭的《柏露會議決定紅四軍下山目的淺探》、李孫強的《關于一九二九年紅四軍下山的目的和任務的探討》和黃書孟的《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創(chuàng)建贛南閩西根據(jù)地的理論意義》等,。最近,，筆者在進一步研究中發(fā)現(xiàn)，出擊贛南不僅僅是經濟和軍事兩方面的原因,，而是綜合各種情況全面考慮和正確決策的結果,，主要是以下四個方面：

　　一、經濟上解決“給養(yǎng)匱乏”的問題

　　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其首要因素是經濟上解決“給養(yǎng)匱乏”的問題,。正如毛澤東在1929年3月20日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言：“我們自1月14日離開井岡山，主因是經濟無出路,?！保ㄖ泄步魇∥h史研究室等編《東固·贛西南革命根據(jù)地史料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頁,。）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抵達寧岡,，開始了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艱辛歷程,。井岡山地區(qū)山高林密、地勢險要,，交通閉塞,，適宜建立革命根據(jù)地，但也有其致命的缺陷,，即人煙稀少,、耕地缺乏，“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足萬擔”,。1928年，由于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盲動冒險,，井岡山根據(jù)地遭受了“三月失敗”和“八月失敗”,，毛澤東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了“憑險據(jù)守”的思想，不主張分兵冒進及遠離根據(jù)地去打游擊,。但同時他也意識到,，這種“憑險據(jù)守”是有前提條件的，就是必須要“有充足的給養(yǎng)”,，否則敵人只需封鎖圍困,，根據(jù)地就會不攻自破。這種狀況在根據(jù)地人員較少的時候還不明顯,，等到1928年4月朱毛會師,，紅四軍成立后，軍政人員一下子增至1萬余人（參見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印《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495頁,。），連吃飯,、穿衣都成問題,。由于井岡山的物質生活極端困難，在該年8月出擊湘南的過程中,，湘南農軍潰散了一部分,，但紅四軍主力仍有5000余人。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提到：“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薄俺Z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發(fā)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xiàn)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F(xiàn)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薄耙驗檫@種經濟壓迫,，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人、貧農和紅軍亦恐將有耐不住之時,?！保ā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5、70頁,。）及至1928年冬，彭德懷率領紅五軍主力800余人來到井岡山后,，軍隊的給養(yǎng)問題更加突出,。加上這年冬天異常嚴寒，連降大雪,，更是雪上加霜,。“四（個）月中紅軍經過空前的艱難,，在濃冬之際邊界叢山中積雪不消,，紅軍衣履飲食非常困難，又因敵人封鎖,，紅軍未能到遠地游擊以致經濟沒有出路,，在此時期中紅軍官兵單衣御寒，日食紅米南瓜,，二（個）月沒有一文零用錢,。”（《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497頁,。）

　　根據(jù)地的物質生活已到了極端困難的境地。為此,，“四軍如果不出發(fā)解決經濟問題,，大多數(shù)的群眾，有不能領導了的危險,。這個經濟問題,，要算紅軍中最困難的問題，也就是邊界割據(jù)的致命傷”（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協(xié)作小組等編《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頁。）,。因此,，在得悉敵人即將發(fā)動第三次“會剿”之際，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柏露會議,，作出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主動出擊贛南的決策，其首要因素就是突破敵人的封鎖,，解決給養(yǎng)匱乏的問題,。

　二、軍事上實現(xiàn)“圍魏救趙”的策略

　　出擊贛南在軍事上的考慮就是實行“圍魏救趙”的策略,。1928年底,，湘贛兩省的敵軍經過兩個月的準備，糾集了18個團共計2萬余兵力,，分五路撲向井岡山,，發(fā)動第三次“會剿”。而紅軍只有5000余人,，敵我力量對比懸殊,，且敵軍經過長期準備，在交通,、物資,、裝備等方面大大優(yōu)于紅軍，又在外線構筑了大量據(jù)點,，實行嚴密封鎖,。這時如果與敵人死打硬拼，無異于以卵擊石,。所以,，柏露會議提出大部分紅軍出擊贛南，打到敵后去牽制敵人,，使之窮于應付,，顧此失彼。這樣,，既可以粉碎敵人的重兵“會剿”,，又可相機擴大紅軍的游擊區(qū)域和活動范圍。會議最后決定：彭德懷率領紅五軍和紅四軍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采取“攻其所必救，出其所不竟”的靈活戰(zhàn)術,，襲擊敵人后方重鎮(zhèn)贛州和吉安,，逼敵撤兵返巢，以解井岡山之圍,。正如彭德懷在給中央的信中所說：“前委決定五軍守山,，四軍向贛南發(fā)展，群眾打破會剿，實行圍魏救趙的政策,，與我以物質的補充,。”（《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474頁,。）楊克敏在報告中也提到，為應付此次湘贛第三次的會剿,，“1月4號邊界聯(lián)席會議……關于目前敵人的應付,，有如下的決議……（C）決定四軍大部出發(fā)贛南，五軍（四軍之三十團）守山移動目標,，轉攻敵人之后,，使敵人窮于應付，不能實現(xiàn)其兩省會剿之計劃,，企圖圍魏救趙，影響邊界,，以解井岡之圍”（《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267頁。）,。

　　這一點從東固會師后紅四軍戰(zhàn)略的轉變也可得到側面印證,。1929年2月3日，紅四軍前委在羅福嶂作出向東固轉移的決策,，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為救援井岡山計”,。17日，紅四軍到達東固,，與江西紅軍獨立第二,、第四團會師，并在東固休整一周,。這時從贛西特委得知,，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已經失守，彭德懷率紅五軍突圍下山,，正向贛南活動,。這樣，原先預想的“圍魏救趙”的戰(zhàn)略目標和部署已經被打亂,。正如肖克所說的,，“本來我們下山是為解井岡山之圍的，井岡山失守,，就得重新考慮戰(zhàn)略方向”,。（肖克：《肖克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頁,。）為此,，紅四軍前委“乃決定拋棄了固定區(qū)域之公開割據(jù)政策，而采取變定不居的游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之跟蹤窮追政策”（《東固?贛西南革命根據(jù)地史料選編》第2冊,，第33頁。）,。陳毅在報告中也提到,，紅四軍在到了東固以后，“是時知井岡山業(yè)已失敗,，乃決定到閩粵交界處游擊”（《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497頁。）,?？梢姡t四軍最初是設想從東固回到井岡山的,，因為井岡山失守,，才又到贛南、閩西等地打游擊,。

　　三,、政治上貫徹“向贛南發(fā)展”的指示

　　正當紅軍在井岡山站穩(wěn)腳跟，準備大力經營和鞏固這塊寶貴的革命根據(jù)地之際,，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卻多次要求紅四軍往贛南發(fā)展,。早在1928年4月15日，中共江西省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就提出：“目前的贛南在地理上和湘粵兩省相聯(lián),，倘能很快的發(fā)展,，結果不但影響贛西和全省，而且極有利益于湘鄂贛粵四省暴動的局面,，亦即是使全國的暴動局面轉變到更一新的時期,。因此省委認為目前贛南的農民暴動是江西第一位工作?！保ā毒畬礁锩鶕?jù)地》（上）,，第84頁。）時隔十天以后,，江西省委在給中央的信中進一步提出：“現(xiàn)時西南各縣應盡量的發(fā)動并深入農村斗爭,，特別加緊城市工作，尤其贛州,、吉安兩地,。毛部應立即向寧岡,、永新以南發(fā)展，以游擊戰(zhàn)爭的方式幫助贛南群眾斗爭,，馬上匯合到贛南總暴動,，解決七師，奪取贛州,?！保ā毒畬礁锩鶕?jù)地》（上），第86頁,。）5月23日,，江西省委又在給中央的匯報信中說：“前去信毛澤東、朱德同志,，要他們趕快向吉安及贛西南發(fā)動,，因遂川、永新,、寧岡本地的工作深入固然重要,，但在軍事上不如采擴大的策略?！保ā毒畬礁锩鶕?jù)地》（上）,，第95頁。） 在江西省委一而再,、再而三建議向贛南發(fā)展的情況下，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給朱德,、毛澤東并轉前委諸同志的信中，提出“贛南各縣特別是吉安,、贛州,、興國、南康,、信豐,、雩都等縣已經有群眾斗爭起來，你們必須派出許多游擊隊伍以很大的力量幫助那一區(qū)域的群眾的暴動,，而與你們形成犄角之勢”,，指示紅四軍“更要注意贛南的發(fā)展，以牽制敵人,，同時在必要時還可以打通贛南而占領之,，以為退步。因為在四面夾攻時,，如果死守寧,、永一帶或退到湘東南都是很危險的”,。（《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第118頁,。）該信于11月2日才轉到井岡山,。

　　對此，毛澤東據(jù)理力爭,，詳細闡釋了固守井岡山根據(jù)地的思想,。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回應說：“我們對于'以贛南為退步’的話,，非經濟上到了絕路,，非往贛南就無法維持時，決不走此一路,。萬不得已時也許要往贛南,，但完全是為經濟計而不是政治的意義；政治意義上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之創(chuàng)造與擴大這個政策,，是十分必要與十分正確的,。”（《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542頁。）然而,，就在他作此論斷的一個月后,，井岡山就出現(xiàn)了“萬不得已”的局面。鑒于此前秋收起義受挫后,，毛澤東因沒有貫徹中央關于攻打大城市的有關指示而招致嚴厲批評,，甚至還被撤銷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的教訓，向贛南進軍也成為遵循中央指示精神的結果,。

四,、客觀上以“出擊贛南”比較可行

　　紅四軍下山后究竟該往哪里去？當時有人主張去湘鄂贛邊界,，也有人主張去湘南,，還有人主張去贛南。在柏露會議上,，與會者廣泛討論了各條路線的可能性,。首先是湘鄂贛邊界，這一地區(qū)夾在武漢,、長沙和南昌中間,，距離大城市較近，東有贛江和南潯鐵路,，南有株萍鐵路,，西有湘江和粵漢鐵路,，北有長江天險，敵人運動方便,；并且該地區(qū)面積比較狹長,，對紅軍來說難于有縱深回旋的余地，故不宜前去,。其次是湘南,，該地區(qū)地處湘粵大道，交通便利,，易于敵人集中,；且當?shù)財耻姳姡觋P暴動失敗后,，革命力量受到摧殘尚未恢復,，故也不宜去。不去湘南也是毛澤東的一貫意見：“中央要我們考慮往湘東或往湘南,，實行起來都很危險,，湘東之議雖未實現(xiàn)，湘南則已有驗證,。這種痛苦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時時記著的?！保ā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頁,。）再次是贛南,。贛南的地形好，地勢開闊,，分布著廣袤的丘陵山地，東有武夷山脈,、南有九連山,、南嶺，西有羅霄山脈作為天然屏障,，是開展武裝游擊的好地方,；這里距大城市較遠，敵人往來聚集困難,；江西駐軍多屬外省軍隊,，人生地疏，對“圍剿”不熱心,，戰(zhàn)斗力也不強,；并且,，贛南的黨組織受“左”右傾機會主義影響較小，黨和群眾基礎好,，贛南各縣如贛州,、興國、南康,、信豐,、雩都等地都已開展了群眾斗爭；吉安一帶還有東固革命根據(jù)地,，有革命武裝——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可以互相支援配合作戰(zhàn)。因此往贛南出發(fā)比較有利,。

　　此外,，當時國民黨“會剿”的軍隊主要部署在湘東和贛西北部一帶。紅四軍如果往北突圍,，無異于自投羅網(wǎng),。劉岱在《東固送信到井岡》中也提到，他們曾先后三次成功將東固領導人的信送上井岡山,，但當1928年底組織上第四次讓他們再去井岡山時,，“無奈這時國民黨反動派已派遣大批敵人包圍了井岡山，故這次送信任務沒有完成”（《東固?贛西南革命根據(jù)地史料選編》第1冊,，第267頁,。）?？梢姰敃r國民黨軍隊已經事先用重兵堵截了井岡山與東固之間的聯(lián)系,。而往贛南方向，一則敵軍的兵力相對較弱,；二則1927年南昌起義部隊三河壩激戰(zhàn)失利后,，朱德、陳毅率領的部隊曾轉戰(zhàn)閩粵贛湘四省邊界,，期間還進行了著名的“贛南三整”,，對贛南的地形方位、群眾基礎和風土人情都比較熟悉,。正是基于這些考慮,，紅四軍在敵人合圍之前，主動出擊贛南,，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向贛州、吉安推進,，轉攻敵后以解井岡之圍,。陳毅在《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也明確記載了這一歷史性決定：“紅軍對于敵人三省會剿,，決定以四軍出發(fā)贛南游擊，向吉安一帶推進,，以彭德懷及袁王部留守邊界,，應付湘贛進攻之敵。在四軍至吉安附近,，贛敵后方動搖必然撤退,，彭、袁,、王應付湘軍自有余力,，此為我方之計劃?！保ā吨泄颤h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497頁。）

　　因此,，紅四軍是采取迂回側擊的辦法,，設想以贛南為進軍出發(fā)的起點，最后再從吉安返回井岡山,。

　　綜上所述,，1929年初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并非事先就有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jù)地的設想,，也不僅僅是著眼于擺脫經濟和軍事的困局，而是一個綜合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客觀形勢全面考慮和正確決策的結果，后來在客觀上促成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jù)地的開辟以及中央蘇區(qū)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