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財政與國家治理,，需要面對一個悖論：在邏輯上,，王朝國家的財政資源汲取能力越高，意味著統(tǒng)治力加強,，反之,，汲取能力越低，則意味著統(tǒng)治力可能削弱,。

      但從歷史實際發(fā)生的情況看,，財政資源越是集中于王朝中央，往往是國勢衰落的征象,，而王朝統(tǒng)治強盛的時候,，往往有可能財政資源趨于分散。

    這個悖論引出的問題,，人們習慣上從人民負擔輕重的角度去論述王朝國家治理優(yōu)劣的歷史敘事傳統(tǒng)和價值評判標準,，是否存在某種盲點或誤區(qū)呢？

     財政問題是每個朝代都會遇到的問題。整個明代也不例外,。

     洪武時期,，朱元璋通過將民田大規(guī)模轉(zhuǎn)化為官田實現(xiàn)財政增加，官田的征稅額是民田的10倍左右,。

   永樂時期,，保留了官田稅額，搞了一套官俸折鈔,，用成本極低的紙鈔代替俸給本色米,，實質(zhì)是降低官吏俸祿以節(jié)省財政支出。

    宣德中期以后,，明代開啟了貨幣化之路,，賦役貨幣化不再以米計量，其秘密隱含在財政價格（折價）比市場價格（市價）高出甚多的事實中,，部分甚至以倍數(shù)計,，而政府征收用財政價格，支出用市場價格,，這就成倍地增加了財政支付能力,。與此同時，隨著周忱改革的深入推行,，將耗費不斷法定化,，利用市場原理，周忱將稅糧運輸,、進倉等費用，用加耗的方式固定化或法定化,，史稱“平米法”,，而明政府不斷將這些耗費轉(zhuǎn)入田賦正額中，于是便在新的正額基礎(chǔ)上又進行新一輪加耗,，這樣便在不斷加耗中增加財政總量,，不僅抵消了因各種原因減免、豁免的賦役數(shù)額,，還使實際征收的賦役數(shù)額大幅增加,。除了通過增加官田、官俸折鈔,、加耗,、賦役貨幣化明里暗里增加財政收入外，明后期還直接加征“遼餉”“剿餉”“練餉”三餉,，總額達900余萬兩,。此外，增加鹽稅、關(guān)稅,、茶稅以及商稅等,，也是明代增加財政的輔助手段。

   所謂“平米法”,，就是廢除原來起運費由起運田畝單獨承擔的原則,，推行論糧加耗，試圖解決高科則高輸納費的雙高問題,，史稱均耗,，即全府所有田賦加耗皆是相同的。如周忱起初是每石加耗1石,，隨著“余米”增多,，后以每稅1石加耗0.7石為常，即平米（1.7石）=正糧（1石）+耗米（0.7石）,，蘇州正糧為277萬石,，每石加耗7斗，耗米為193.9萬石,。周忱就利用這193.9萬石,，根據(jù)起運各倉實際所需運費及使費來分配耗米，這就是“撥運綱運法”,，因擔心費用不足,，又通過“勸借富戶”等諸多方式來籌備米糧以“補納遭風失盜糧米”，這就是“濟農(nóng)倉法”一個核心功能,。

　　 周忱通過“平米法”及其相關(guān)配套改革措施,，不僅解決了輸納費畸輕畸重的問題，緩解了其所造成的社會問題,，而且還通過“均耗”措施,，獲得了大量的地方財政收入。尤其是宣德七年推行漕糧改兌旗軍后,，蘇州府所需漕運費不到60萬石,，加之白糧等運費，也不會超過100萬石,，后來減免了蘇州賦稅72萬石,，以蘇州賦稅200萬石計，其耗米也有140萬石,。也就是說,，周忱通過“平米法”，在蘇州一府每年可增加財政收入不下40萬石,，史稱“余米”,。

   明代中期以后實行的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改革從局部性發(fā)生到成熟成型，如果以經(jīng)制化的稅負輕重而論,，賦稅負擔是一路增加的,。若把額外征派也納入來看，一條鞭法之后條外有條,，鞭外有鞭,，額外財政不斷增加的現(xiàn)實，更是在財政數(shù)字上反映出人民的實際負擔不斷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