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比較先進的農業(yè)生產技術還沒有在江南地區(qū)流行,，當地人習慣「不耕而種」,，產量很低，導致饑荒頻繁,，吳地民眾時常到江北乞討,。江北人稱他們?yōu)椤竼濕痢梗▃ǐ yǔ），意為懶惰的人,。

　　《史記》：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其俗剽輕,。

　　到了明清時代，蘇南崛起,，又把蘇北的逃荒大軍稱為「啙窳」,，一雪前恥。

　　歷史發(fā)生逆轉,。

　　江北的經濟社會是怎么全面衰退的,？

首都糧食安全，壓倒一切

　　歷史的轉折,，始于南宋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

　　這一年,，黃河于河南滑州決口,，南下占據了淮河的河床。這一占長達 650 多年,。黃河帶來的泥沙,，破壞了淮河原本健康的水系,。

　　黃河歷次改道示意圖

　　明代永樂皇帝朱棣定都北京,，蘇北的事情繼續(xù)惡化。

　　元代之前的王朝,，大多定都在黃河南岸,，這里有可靠的糧倉保障。從元代開始,，都選擇以北京為首都,。

　　北京周邊的海河流域土地貧瘠，無法養(yǎng)活京城超過百萬的人口,。于是,，從江南運糧成為一項政治任務。

　　元代運糧主要通過海運,，每年向北京送糧 300 萬石以上,。內河漕運只是輔助手段。

　　元代運糧路線圖

　　明朝早期定都南京時，從太湖平原調糧十分方便,。朱棣遷都北京,，并抽調江淮幾十萬富戶充實首都，北京再次面臨嚴峻的吃飯問題,。

　　從永樂十三年（1415 ）開始,，明政府疏通了京杭運河各個河段，使用內陸運河運糧,，并停止一切海運航線,。

　　傳教士利瑪竇與大明官員

　　北京的主糧,、蔬菜瓜果、日用紡織品,、文具,、瓷器漆器、笤帚掃把等家具什物,，全都依賴地方供應,。

　　傳教士利瑪竇考察京杭運河后認為：運河幾乎就是北京的命脈，“北京什么也不出產,，而北京什么也不缺乏”,。

　　京杭運河山東臨清至東平段的會通河十分脆弱,，容易被黃河沖毀淤塞。治河官劉大夏在黃河北岸修建了「太行堤」,，斷絕了黃河北流的通道,，讓全部黃河水向南流入淮河。

　　1565 年 12 月,，嘉靖向治河官員訓示：黃河北岸的長堤要「著實用功,，修筑高厚」。意思很明確：黃河無論如何也不能向北決口,，沖垮運河,，應該把萬惡之源的黃河水全部攔向南方。

　　嘉靖皇帝的治河原則就是「逼河南行,，通漕保運」,，也是整個明清兩代的治理總思路。

　　萬歷皇帝在給治水官員的敕書中同樣認為「空堤防一潰,，勢必奔流北徙,，將為閘河之累」，他掛念的仍然是運河安全,。

　　鹽城沿海大片灘涂,，大多由黃河泥沙淤積形成

　　首都的糧食安全總算有了保障,，但黃河泥沙導致蘇北地區(qū)水系大面積淤塞，洪災發(fā)生頻率逐年增加,。

　　1550 年到 1950 年這 四百年間,，蘇北各地發(fā)生的水災占該地區(qū) 5000 年水災總數的比例，鹽城為 88.9%,、淮安 71.5%,、漣水則高達 95.6%。

　　淮河流域洪災頻發(fā)的根源是保護運河,，保障首都,。

　　明末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指出：「今所治在運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為壑……」

　　治河官員們理直氣壯：「（河水）南攻，不過溺民田耳,，是逼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

　　淮南地區(qū)同樣承受運河的長期禍害,。為了維持運河航道通暢,，每年漕運時，都要閉閘蓄水,，上游淮河干,、支流來勢兇猛卻不得宣泄，導致淮河中游變成澤國,，任由洪水淹沒鳳陽,、泗州等地。

　　2011年明朝祖陵重見天日

　　泗州百姓為了避免洪災不斷上報朝廷，甚至打起維護明朝皇室風水的旗號,，宣稱「泗州祖陵系我國家根本重地,，王氣所鐘」，實在淹不得,。

　　可惜到了清代,，明朝祖陵牌不再管用，泗州終于在 1680 年永沉湖底,，洪澤湖西岸的明祖陵也隨之沉沒,。直到2011年才因大旱浮出水面。

　　運河水位超過一定限度后,，為了減小大堤的壓力,，往往開閘放水，運河以東的里下河平原（泰州,、南通,、鹽城一帶）也慘遭淹沒，一來二去,，淮河兩岸都橫遭大禍,。

　　洪澤湖流域吞噬良田

　　蘇北最大湖泊洪澤湖并非天然生成,，而是人工水庫，主要用途是積蓄淮河清水以沖刷黃河入海通道,，史稱「蓄清刷黃」,。

　　隨著黃河河床不斷淤積墊高，洪澤湖面積也逐年增大,，吞噬周圍眾多良田市鎮(zhèn),。

　　無休止的水災，嚴重破壞了蘇北地區(qū)的農業(yè)生產,，也破壞了當地生態(tài)環(huán)境,。

　　地方民眾已分不清田與湖的區(qū)別,。睢寧農民把下田耕作稱為下湖。在海沭方言中,，至今仍把農田稱為湖,、蕩。

　　林語堂曾在《吾國與吾民》中稱：歷代創(chuàng)業(yè)帝王,，幾從無出自大江以南者,。相傳食米之南人，無福拱登龍座,，只有讓那啖饃饃的北方人來享受,。

　　真相卻是：在明代以前，出帝王最多的淮北地區(qū)是稻麥兩熟輪作區(qū),。由于后來夏秋頻繁水患,，讓淮北很多地區(qū)只能種一季越冬的旱作物。

　　既然運河給淮河流域帶來的災難如此深重,，漕運為什么就不能重新改走海路,？

運河利益集團阻撓海運

　　明隆慶年間，大學士邱浚就海運與河運問題算了一筆賬：元代從 1283 到 1329 年 46 年間的海運失糧總量,，還抵不上明代運河運糧一年的損失量,。

　　元代海運的事故損失率約為 1%-1.6%。

　　1804 年,，由于運河淤塞,，清朝被迫海運漕糧，運送槽米 180 萬石,，運費較河運省 2/3,。

　　海運比河運危險的說法，不攻自破,。

　　馬戛爾尼使團畫家繪制的清代京杭運河

　　京杭運河險情無處不在,，尤其是各河段的閘口,，其中最危險的要數黃淮交匯處的天妃閘。

　　《漕運議》記載,，明隆慶四年,，在天妃閘一年沉沒船只 800 艘，損失糧食二十二萬石,。

　　海運的運費也要遠遠小于河運,，據顧炎武說法：「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者省十七八?！?/p>

　　鑒于運河的巨大財政開銷和對沿岸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明清兩代朝野提議恢復海運漕糧的呼聲一直很高，但最終都遭到了駁回,。

　　究其原因,，河運系統(tǒng)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

　　日本人繪制的元代海船

　　運河最大的受益者是各級河務官員,，他們在運河治理中稍動手腳,，就可以不斷制造人為水災，讓朝廷每年投巨量的治河資金,，乘機中飽私囊,。

　　年年大興土木的淮河、黃河,、洪澤湖,、微山湖等重大工程，有榨不完的油水,。

　　運河水閘的控制是一門技術活,，閘工舉手之間，就能決定一船人的生死,。因此,，商船每經過船閘，都要被勒索若干銀兩,。

　　從江南到北京,，各省遍布關卡，各種所謂剝淺費,、過閘費,、過淮費、屯官費數不勝數,，整個運河處于收費站林立的狀態(tài),。

　　一旦改走海路，能撈取好處的只限江南和直隸兩地港口,，受益群體將大為縮小,，勢必遭到漕運系統(tǒng)官員的極力反對。

天道彰彰

　　運河利益集團再強大,，也難以抵擋自然的力量,。

　　咸豐五年（公元 1855 年），黃河在河南蘭考附近再次決口改道，重新北流入海,，將京杭運河山東段沖垮淤塞,，漕運只能被迫改以海路為主。

　　此后河運逐年衰退,，到光緒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內河漕運徹底廢止。

　　江淮省計劃

　　內河漕運已名不副實，清廷裁撤了漕運總督,，數千漕運系統(tǒng)公務人員面臨失業(yè),。

　　為了保住這些人的飯碗，清廷曾考慮從江蘇再分出一個蘇北?。词?，另建一套政府班子，遭蘇籍京官集體反對而作罷,。

　　此時距明朝永樂十三年（公元 1415 年）正式開啟內河漕運,，已經過去整整 400 年，蘇北地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到不可逆的破壞,，正式加入了「黃泛區(qū)」的行列,，成為逃荒流民的輸出地。

候鳥式人類大遷徙

　　出于求生的本能,，蘇北流民離鄉(xiāng)逃荒的行為本身無可指摘,。不過，過多依賴外出尋找活路,，勢必降低對故鄉(xiāng)的關注度,，這讓本已惡劣的家鄉(xiāng)環(huán)境更無改善的希望。

　　例如,，洪水泛濫過后,，由于黃河攜帶了大量泥沙，常造成淮北大片土地土壤鹽堿化,、沙化和水利設施的毀壞,，此時急需當地農民在農閑之余改良土壤，修復設施,。但在饑餓又無助的處境下,，更為實際的選擇顯然是南下逃荒。

　　蘇北黃河故道土壤分布,，多為劣質土壤

　　無暇顧及鄉(xiāng)土重建的后果，是抗災能力愈發(fā)微弱,，外出逃荒的頻次也就越來越高,，從幾年一次發(fā)展到每年外出，甚至外出月份也固定下來,，從 11 月離鄉(xiāng),，避開無事可做的冬小麥農閑，于至次年 2 月回籍,，形成了類似候鳥的季節(jié)性遷徙民風,。

　　流民的逃荒之路雖然艱苦，但所獲也算不菲,。根據民國時期一項調查顯示,，蘇北流民每日打短工或乞討所得，平均在大洋三四角左右,，三四個月的短期旅途，掙得收入往往多于整年種田,。這也使流民更加缺乏建設家鄉(xiāng)的意愿,。

　　對此，美國學者裴宜理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 1845-1945》一書中認為,，「人們可以通過艱苦的勞動來修復遭到破壞的家園……在皖北和蘇北,，這種重要的修復機制幾乎是完全缺乏的?！?/p>

　　可喜的是,，蘇北遭禍，總有地方得福,。

　　一江之隔的江南等地,，在 1864 年長毛之亂結束后，人口損失達六七成之多,，土地拋荒嚴重,。清廷為此從全國各地招攬了大批流民奔赴蘇南開墾荒地，淮北流民毫不意外的占到了其中的大部分,。

　　太平天國前后蘇南人口的變動

　　隨著上海開埠,，以上海為首的江南城鎮(zhèn)工商業(yè)恢復繁榮,，并很快超越戰(zhàn)前水平。城市發(fā)展為大量低端勞動力提供了就業(yè)機會,，吸引蘇北各地的逃荒難民大批涌入,，其中又以進入上海的最多。

　　蘇北逃荒客們試圖成為城市的永久居民，不但當地上海人不樂意,，上海灘上的洋人也立刻變得不再開明,。

　　從十九世紀后期開始，工部局的市政官員們認為上海周邊的蘇北棚戶區(qū)實在「有礙公共衛(wèi)生和安全」「有礙觀瞻」,，多次帶隊拆除未果,。

　　1949 年以前的上海草棚分布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