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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鑒別問題,，我想把它分項來說：一是唐人寫本,，二是宋刊，三是元刊,，四是明刊,，五是舊抄，六是稿本,，七其它,。這樣一分，眉目比較清楚,。 唐寫本 唐寫本傳下來的多是寫經(jīng)，寫經(jīng)都是手卷,。浙江圖書館在解放后,，收得五卷，四卷是黃麻紙的,，一卷是白麻紙的,。寫經(jīng)字體有特殊風格，和宋元本全不相似,，非歐非柳,，剛勁古樸，看過幾卷,，就知道了,。 寫經(jīng)紙是麻紙，大概出自四川廣都,。唐人用紙,，民間情況不知道，若中央政府用紙,，都取于廣都,。麻紙有二種：一是黃麻，一是白麻,，都有羅紋,。黃麻是用黃檗染過，用以辟蟲,，千年不壞,，白麻較差。欲辨紙色,，必須目見,，如字體,，也須看過才能知道。 經(jīng)卷多是佛經(jīng),。唐人寫經(jīng),，和北魏造像用意一樣的，都是祈福的,。 據(jù)元人陸友《研北雜志》所載：有韓愈的家集,，是繭紙寫的，正書,，而且有韓愈親手改定的字,，藏長安安信之家。據(jù)此,，我們知道唐人寫書,，也有用繭紙寫的，不一定是麻紙,。 五代印本,，我只見過雷峰塔經(jīng)卷。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杭州雷峰塔忽然倒塌,，發(fā)現(xiàn)經(jīng)卷,，乃吳越國王錢俶刻的《陀羅尼經(jīng)》，時在宋太祖開寶八年,，論時代,，已入宋朝，而其時錢氏猶未納土,，視作五代刊物亦可,。 經(jīng)卷長七尺六寸，高二寸五分,，卷端題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jīng)八萬四千卷舍入西關(guān)磚塔永充供養(yǎng)”,，經(jīng)文共二百七十一行，每行十字,，皮紙印,，墨色淡，而無香氣,。 這種要防的是假造的偽物,。這種假貨，時有碰到,，一看紙色便知,。假的紙色是熏黃的，其色死，真的紙色微黃而潤,?？傊催^真的,，假的很容易辨,。 宋刊 鑒別宋版書，要匯合各種條件來看,，單憑一種,，或幾種，是靠不住的,。請人孫從添說：
這說法，詳細是詳細了,，但少見宋版書的人,，看了這段議論,，還是不明白。宋刻本不一定都是羅紋紙,，墨氣也不一定都是香淡,，墨如點漆的也有。如北宋刻的《兩漢書》,。字畫行款,，仿造甚工的，很難分辨,；如王刻《史記》,、袁刻《文選》、趙刻《玉臺新詠》,，人家往往當作真宋本,。 至于忌諱字、翻刻的也可照樣刻下來,，明張志淳的《南園漫錄》說：“元滅宋后,，刻諸史，如殷敬恒構(gòu)之類,，皆諱,，又如恒字省下一畫，至今不改”,，可證,。 至于單邊雙邊，更難一概而論,。前人多說宋刻單邊白口,，不知宋刻雙邊的也有，不但左右雙邊的很多,，即四周雙邊的也有,。如南宋刻的《南華真經(jīng)》、《珞琭子三命消息賦》,，都是四周雙邊,；宋刻《趙注孟子》，左右雙邊,；宋刻《名公書刊清明集》,、《梅花喜神譜》，都是四周雙邊,。
南宋刻本《南華真經(jīng)》,，現(xiàn)藏法國國家圖書館 至于黑口，南宋刻的，不少黑口的,，如《琴趣外篇》,、《劉夢得集》。宋蜀刻大字本《山谷內(nèi)集注》,，尤延之刻《文選》,，廖刻《河?xùn)|集》，都是黑口單邊或四周雙邊,。 說到末后卷數(shù),，即標記書名的一行，隔行刻,，這一點比較可靠,，但元刊也有這樣的格式。 孫氏所謂墨香紙潤,，秀雅古勁,，總不免籠統(tǒng)一點，初學(xué)僅據(jù)此兩語,，無法進行鑒別,。 又有一說，宋刻書每行字數(shù)和每頁行數(shù)相同,，如每行二十四字,，則每頁即為二十四行，此說見《重論文齋筆錄》卷五,。這一說,，被王宗炎駁倒了。王氏舉了宋刻《儀禮》：每頁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五字，反駁每頁行數(shù)適如每行字數(shù)之所,，甚為正確,。 鑒別宋版，牌記最為可靠了,，然后翻版也有照樣刻的,，如五峰閣翻的《東都事略》，也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兩行牌記。 宋刻最普通的板式,，是板心上記字數(shù),，下記刻工姓名，書中多諱字，而五峰閣刻的一一照樣刻,。此在老眼,，一看紙色便知是翻刻，但初學(xué)遇此,，就不免要被騙了,。 鑒別宋刻，我始終認為要每一特點都要注意到,，一點對了,，再看另一點，另一點對了,，再看其他各點,，各點都對頭，再參考名家書跋,，才能作出最后決定,。例如字體刀法對了，看紙色,，如果竹紙印的,，其羅紋是否有兩指寬；如為羅紋紙印的更好,；若為皮紙印的,，看紙是否厚實；若是紙背印的,，那就最為可靠了,； 又據(jù)明陳繼儒《太平清話》說：“宋紙于明處望之，無簾痕”是辨宋紙之一法,。墨色是否香淡,，一聞便悉；墨如點漆的總是極少遇到的,。字體刀法紙張墨色都對了,，再看板式行款；又都對了,，再看看前后序跋,，及有無牌記，或?？便暶?，有無前人藏書印記等等， 這樣一步一步的審閱之后,，再參考前人書目題跋,，乃下斷語,，大概不會錯了。 日本人偽作的延喜十三年本《文選》,、唐天佑二年本《歸去來辭》,，紙用寫經(jīng)故紙，字樣集寫經(jīng)舊字,，活字排印,，做得很巧妙，我國傅云龍黎庶昌都被他騙過（《古文舊書考》）,。我以為即據(jù)活字排印一點,，亦可知其偽，因活字發(fā)明在宋仁宗時,，唐人尚未知活字印書法,。傅云龍一見寫經(jīng)紙，經(jīng)生體字,，便驚喜欲狂,，宜乎被騙。但憑一點或幾點,，審別舊刻,，鮮有不被騙的。 黃蕘圃看的宋本多了,，嘗自命為老眼,，但有時也不免錯。如云：“宋本從無闊黑口者”,，及見宋刻《新定嚴州續(xù)志》,，板口闊而黑，疑非宋刻,，后與顧千里仔細研究,，乃肯定為宋板，說：“余所藏《中興館閣續(xù)錄》,，有咸淳時補板,，皆似此紙墨款式，間有闊黑口者,，可知宋刻書，非必白口或細黑口也,。蓋古書甚富,，人所見未必能盡，欲執(zhí)一二種以定之,，何能無誤耶,？”據(jù)此可知白口黑口不能作為宋元刊本之唯一區(qū)別點,。 宋版書，有以紙背印的,，前輩審別宋板,，往往賴此審定。黃蕘圃《跋北山小集》,，有云：“書友胡益謙持《北山小集》示余,，欲一決其為宋版書與否。余開卷,，指示紙背曰：'此書宋刻宋印,，子不知宋本，獨不見其紙為宋時冊子乎,？” 錢大昕《跋宋刻漢書》云：“南宋大字板《兩漢書》,，有元人重修之板，其紙背多為洪武中廢冊,，知為明初印本也,。” 凡紙背印的書,，其印紙是審定版本最好的證據(jù),，最為可靠。宋時紙厚實,，而又兩面光滑,，皆可印書。元版書亦有之,，見《滂喜齋藏書記》：《增修禮部韻略》,。 此外辨別宋版，亦有據(jù)卷數(shù)者,，如黃蕘圃《跋淮南子》云：“淮南有二本,，一為二十一卷，出宋本,，一為二十八卷,，出道藏；至二十卷者,，流俗本也”,，知宋刻《淮南子》為二十一卷。亦有單以刻工名字相同,，而定版刻年代者,。如某書已經(jīng)審定為宋刊，另有一書其版心刻工姓名,，多與已審定者相同,，即可據(jù)此審定其書亦為宋版,，而且是同時刻的。例如《洪氏集驗方》宋刻本刻工姓名有黃憲,、毛用等人,，《傷寒要旨》一書，也有黃憲,、毛用等名,，即可證定其亦為宋刻，且為同時刻（見蕘圃題跋）,。遇到這樣的情況,，審別版本，亦頗省事,。但宋刻書差不多都有刻工姓名,，（仿刻本少有），很難記得,，如能將已見的宋版書刻工,，做成索引，那檢查就便利了,。 宋刻書有元人序,，須細心研究。如《文苑英華纂要》八十四卷,，宋刻,，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因是書有元趙文序,，遂定為元刊,，其實書中諱字甚多，元人序乃后加,，非元刻也,。 又書賈往往抽去序跋，以元版充宋版者,，不可不謹防,。如海源閣藏《大戴禮記》，紙極薄而有羅紋,，四周邊欄極粗,，左右雙邊，板心上記大小字數(shù),，下記刻工姓名,，惟宋諱敦慎讓敬皆不缺筆，字系趙體,，傅沅叔先生審定為宋刊,，且云：“最為罕秘，恐世無二本,?！币痪盼灏四晔拢业奖本?，看到是書,，審其字體，疑非宋刊,。老友陳君恩惠示我另一部同樣書,，核對，則另一部前有元至正甲午劉真刻于嘉興路儒學(xué)序,。海源閣藏本,，此序已佚，遂誤定為宋本,，可知學(xué)問之事,，真是無窮無盡。 又如《朱子大全》一書,，我初遇見時,，審其字體版式紙色，疑為元刊,，而苦無確證,。后承趙斐云先生指點，是書乃明初刊本,，書賈往往將序跋割去,，冒充元刻，我乃恍然大悟,。我所見本,，首冊為補寫本，紙熏得焦黃,，販書者有意作偽,，幾為所愚。 又如袁刻《文選》,，寧波蔡氏墨海樓藏本,，缺卷四十一至五十，凡十卷,，書賈改補卷數(shù),，將卷五十一至六十改為四十一至五十，充足本,，又將袁氏牌記悉行割去,，在書口上方,，補上“淳祐三年善本校刊”兩行小字,，篆書,，充宋刊本。蔡氏作宋本購進,，后轉(zhuǎn)歸李氏萱蔭樓,，又作宋本，世襲珍藏,。殘本充足本,，明版充宋版。一書兩作假,，而購者竟辨不出,，作偽之巧妙如是。 蔡氏墨海樓藏《風俗通義》應(yīng)劭序首行題：“大德新刊校正風俗通義序”,，又唷李果序字作隸書,，且多古字，很容易看出是明人刻本,，不能單憑序文年代,。明人序文，一經(jīng)書友抽去,，即為所愚,，不可不慎。 我此前嘗謂：我們學(xué)習(xí)舊書版本,，做舊書生意的人,，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這老師教育很嚴,，時常出難題目考我們,，企圖我們交白卷，我們十分當心,，免交白卷,。 明清本子，往往有藍或黑的大宋體字的扉頁書名,，印書人叫做頭版,。這頭版也頗重要，也往往為書商割去,，冒充宋或元版的,。 有一部《詩人玉屑》，乃清初印本，蔡氏墨海樓 作為元刊收進,，與袁刻《文選》同樣珍視,，同置一箱。不知是書首有扉頁,，題：“處順堂藏版”,，且有“重刊元本”字樣，蔡氏所收,，失此扉頁，遂為人欺,，且以欺人,，誠然可笑。如此之例,，多不勝舉,。 鑒別宋刊本，如遇宋諱,，有“今上御名”四字者,，或作“御名”二字者，大概不會假,，可徑審定為宋刊,。惟這樣的宋版書，極為少見,，翻完一部《鐵琴銅劍樓書目》,，如此書不過幾種而已。 元刊 鑒別元刊本,，比較容易,，但亦易與明初刊本相混，亦須細心鑒別,，多看多問,，自有好處，決非孫從添說的：“元刻不用對勘,，其字腳,、行款、黑口,，一見便知,。” 元刻黑口,，是最常見的形式,，但白口的并非沒有，如上面提到的王應(yīng)麟著的《玉海》即是白口,。又如《草堂雅集》見《藝風藏書續(xù)記》,，《五代史記》、《翰苑英華》,、《中州集》都是元刊白口單邊或雙邊,。又《大元一統(tǒng)志》，元官刊大字本,，亦是白口,，見《文祿堂訪書記》；《至正金陵新志》元奉元路學(xué)古書院刊本,，白口,。  元刻字體,，的確都是趙體字,，但明初刊本，亦是趙體字,，如何分別,，就有問題了。主要的是看序跋,，序跋若為書商割去,，則查各家書目題跋。元末明初,，時代銜接,，刻書風氣未變，審辨很不容易,。一書序跋被割去,，別家藏本，不見得都被割去,。別家藏本,，留有序跋，則題識必提到,，參考所及,，問題即可解決。 近時所出書目,，大都僅記書名,、卷數(shù)、著者,、版本,、其他特點，多不記出，甚為簡略,，對我們鑒別版本,，幫助很少。止有善本書志,，記載詳明,，幫助很大。學(xué)習(xí)鑒別舊版書,，對此類書志,，不可不多看。多看多記,，甚為重要,。至于紙墨亦須注意，有時也有幫助,。對于已經(jīng)審定的元版書，有元刻元印的,，牢記紙色,，亦是佐證之一?？傊?，單憑字體審定元版，不可靠的,。 元書院刻本,、坊刻本，多有牌記,。牌記往往無年代,，可以查：毛春翔：元代刻書都是哪些機構(gòu)在刻,？有何特點？上面列舉的表,，可以查出,。表有遺漏，自己有所見,，則補入,，以備查考。 明刊 明版好像要比鑒別宋元版要容易得多,。只看字體紙張,，即可決定其為明版，但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若進一步肯定它是原版,，還是翻版,，遇有黑口大字本，只知它是成,、弘以前刻本,，要肯定它刻在何時，若無序跋作證,，便為難了,。又若單憑字體，也是不夠得,，南北刻書,，風格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其次明人翻宋,，如袁刻《文選》等等，人多誤認為宋版,。錢泰吉《曝書雜記》云：“章如愚《山堂考索》,，當時以為元刻，實則明正德時慎獨齋本也,?！鄙鳘汖S為建陽名書坊之一，所刻《山堂考索》,，并不甚佳,，而且有牌記，人猶誤認為元刻,，可見鑒別明版,，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唐《李嶠集》,，明嘉靖甲寅江夏黃氏浮玉山房《二十六家唐詩本》,，寫刻人原題“姑蘇吳時用書，黃周賢刻金賢刻”二行,，《天祿琳瑯書目后編》誤以為宋刻,，魯莽從事，往往有此錯誤,。 明刻原版翻版,，最為難辨，若未見過原版,，即無從知道,。如陳耀文的《天中紀》,，傳本不少，而原刻極罕見,。浙館藏有幾部,，都是翻刻。原版書中標題,，黑地白字,；翻版，僅外作墨圍,。 又有萬歷本《國語》,，卷端題張一鯤、李時成閱,，郭子章,、周光縞校，而后有跋,，乃吳汝成為重刻張一鯤本而作,，倘此跋不存，見者必不知為吳汝成刻本,。明馮紹祖?？?strong>《楚辭章句》，原刻版心下方有“杭州郁文瑞書”六字,，翻刻沒有此六字,。 萬歷本《龍谿王先生語錄卷》卷一第一頁,，板心下方題：“秣陵楊應(yīng)時書,，梅仕見刻”，翻版照樣刻下,，經(jīng)核對,，則翻板板框高半字，而刀法笨拙異常,，若不經(jīng)意地草草看過,，則作原板看了。  明弘治本《鹽鐵論》 又弘治本《鹽鐵論》,，十行二十字,，極有名，有幾種翻板,。原板《錯幣篇》有一句“水衡三官作”,，正、嘉間刻本作“水衡二官作”,，葉德輝卻以正嘉本為弘治本原本,，《藏園群書題記》有長跋,，說明此事。葉氏為板本學(xué)名家,，而對弘治本《鹽鐵論》真本,，竟分辨不清，可見鑒別明板也非很容易的事,。 明板書字體,，嘉靖、萬歷,，截然不同,，這是就江南本說的；若北方刻本,，即不相類,。 如嘉靖初年，山東濟南刻的《黃帝內(nèi)經(jīng)》,，書中無刻版年代,，僅卷端有“歷城教諭田經(jīng)校刊”一行,，字作趙體,，很像元板樣子；若書商挖去田經(jīng)一行,，冒充元刊,，很容易被瞞過。后經(jīng)查《山東志書》,，知田經(jīng)任歷城教諭,，在明嘉靖初年，刻書時代乃定,；論其字體,，較之江南嘉靖本字體，相去甚遠,。 又如祝允明《懷星堂集》,，萬歷三十七年刻，字體風格,，極類嘉靖本,，若抽去前序，則皮相之談?wù)?，必以為嘉靖刻,，同為江南本，也有這樣情況,。 又葉子奇《草木子》,，正德刊本,，董傳性《詩史》，萬歷本,，字體皆與常見嘉靖本同,。這類刊本，如有遇見,，不可不慎區(qū)別,。 通常審別宋版書，總要查諱字,，因宋刻避諱很嚴,，不但真名要諱，嫌名也要避,。明嘉靖丙午,，武進蔣孝刻的《陶靖節(jié)集》，殷敬均缺末筆,，而且每卷末記字數(shù),，也和宋刊相同，若憑諱字定板本,，即要以明刻為宋刻了,，遇此等書，不可不慎,。 總之,，鑒別刊本之為宋為元或明，首先要知道宋元明版的特點,，門路摸清,，事乃可辨。各朝刻書特點,，不止一個,，匯集各方面情況,，進行鑒別,，作出決定，雖不中不遠矣,。粗心暴氣,，使不得，主觀武斷,，更要不得,，更要細心參考研究。 1961年夏天,，我到寧波,，協(xié)助天一閣主辦的清查朱氏別宥齋,、馮氏伏跗室藏書工作。在朱家,，遇見殘本《荊陀粹編》,，朱氏原目作宋版，我則斷為元西湖書院刻本,。前有陳基序,，朱氏藏本序已失去，遂誤認為宋刻本,。又有巾箱本《禮記集說》,，朱氏定為元刻本，我審定為明嘉靖本,，紙墨刀法無一驚人之處,，卷數(shù)又與元刊不合，后經(jīng)查考,，確系明刊,。 鑒別刊本，大非易事,；多積經(jīng)驗,，加以總結(jié)，是不二法門,，勉之而已,。 舊抄 關(guān)于抄本書的鑒別，宋抄曾在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見到一種,，元抄未見,；明抄見過多種，可以談?wù)劇?br> 明抄知名的,，很容易辨,。名家抄本都有標記：如版心有“叢書堂”三字者，即吳匏庵抄本,；有“賜書樓”三字的,，便是葉氏菉竹堂抄本；有“玉蘭堂録”四字者,，即文衡山抄本,；有“鬰岡齋藏書”五字的，便是王肯堂抄本,；有“吳縣野竹家沈辨之制”九字的,，便是沈與文抄本；有“七檜山房”字樣的,，便是楊夢羽抄本,，也有作“萬卷樓雜錄”字樣的,；此外如姚舜咨抄本，板心有“茶夢齋抄”四字,；秦酉嚴抄本,，板心有“致爽閣”三字，或“玄覽中區(qū)”四字,，或“又玄齋”三字,，或“玄齋”二字；祁承?抄本,，有“淡生堂抄本”五字,；毛子晉抄本，板心有“汲古閣”三字,，闌外有“毛氏正本,，汲古閣藏”八字；謝肇淛抄本,，有“小草齋抄本”五字,，馮彥遠抄本，版心有“馮彥遠藏本”五字,；馮定遠抄本,，格欄外有“馮氏藏本”四字；錢牧齋抄本,，板心有“絳云樓”三字,；葉石君抄本，孫從添稱之為至寶的,，板框外“樸學(xué)齋”三字,。 這些都是明人有名的抄本；二馮與錢,，已到清初,，作清人亦可。 清人抄本,，有可記者,，如：錢曾抄本，格欄外有“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十字,，或無虞山二字,；錢謙貞抄本,，板心有“竹深堂”三字,；徐乾學(xué)抄本，板心有“傳是樓”三字,；朱彝尊,、鮑廷博,、吳騫、汪小米抄本,，皆毛泰紙,，無格欄。上舉諸家抄本,，皆為名家,，其書甚可寶愛。 其無名抄本,，識別較難,。惟明抄，大多是藍格綿紙,，抄寫粗率,，字畫方勁，和清人抄本稍有區(qū)別,。萬一辨不出,，即定為舊抄可也。藏書家書目,，記錄板本,，有此一例。 抄本書,，總以校過的為佳,。抄而不校，終難稱善,。鑒別高下,，以此為準。 我所見過的明抄,，要當以汲古閣抄本最為精妙,，真是名不虛傳。  汲古閣抄本,，來源孔夫子舊書網(wǎng) 一九五八年,，我在北京圖書館見到兩種：一是《西昆酬唱集》，每面十二行,，行二十字,，紙潔白如玉，墨光如漆,，界欄如發(fā),，邊欄如帶，無粗細、無濃淡,，字作宋體,，精美絕倫；一是《汗簡》,，稍差一點,。此二書汲古閣出售《秘本書目》未載。汲古閣抄本,，人稱“毛抄”,，在明抄中，最為人所重視,。 稿本 鑒別稿本,，原稿必有涂改，鑒別容易,，一見便知,；清稿本，就困難了,，必須以印記為憑,，印記或用姓名，或用別號,，或用齋名,，其例不一。 一九六零年,，浙館收到一部殘本抄本書,，收購時，憑卷端“律詩”二字作為書名,，不知律詩二字,，僅僅是書中詩的分體的標題，而不是書名,。此書的書名是《陶庵集》,，全書有二十二卷，浙館只購得殘本一冊,。著者為明末極有名的抗清殉國的英雄黃淳耀,，而書中題名為黃金耀，是年輕時的名字,，后更名為淳耀,。淳耀知道的人多，金耀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號陶庵,，書中有陶庵二字陰文印記,，故審定為清稿本。 又如明岳凌云著的《綠蘿堂詩草》二冊,，書中無著者姓名,，只鈐有印記二方：一“廣霞”二字,，一“凌云私印”四字,。因著者曾官寧國，查《寧國府志職官表》,，有岳凌云其人,，因此著者姓名，乃得肯定,；又和書中印記對勘,，知道是書為清稿本，紙墨極舊,，古色古香,，至為可愛。 有知其為手稿,，而書中無姓名,，那就為難了，要費工夫查考,。若預(yù)先知道某人筆跡,，則也容易解決；但著者千千萬萬,，安能盡知其筆跡,？遇此類書，編目問題,，只得徐圖解決,。 佛經(jīng) 此外，鑒別佛經(jīng),，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遇宋元刊本佛經(jīng)，除核對行款以外,，須查明當時主持刻經(jīng)人姓名,，有無相合者，又看字畫刀法,，大致可以肯定是何時印本,。 《開寶大藏》為卷子本，猶承唐末五代風氣,。至元豐三年刻的《崇寧萬壽大藏》,，始改為梵夾本,。因此我認為近時塔出土的佛經(jīng)，若為梵夾本,，而未記明刻印年代的,，即難審定其為開、寶以前刊本,。明刊《南北藏經(jīng)》,，以及清雍正末年刻的《龍藏》，這三部藏經(jīng),，傳本還不少,，尤其是《龍藏》，更多流傳,，必須分別清楚,。 南藏字體，寫歐體,，剛勁有力,，每版三十行，每行十七字,，一面六行,，一版經(jīng)文，剛好分五面（佛經(jīng)版式和普通書不同,，它是梵夾本式,。印版橫式很長，版高不及闊的一半,。而與面之間,，距離很寬。一版刷下來,，可分折好幾頁,。每頁末端都留有空紙，以便連綴成冊）,。 北藏字體,，寫趙體，顯然有區(qū)別,，而北藏每版二十五行,、每行十七字、每面武行,，也顯然和南藏不同,。遇有單本，一見便知,。 其有民間私刻單部之經(jīng),，既非南藏,，又非北藏，只看經(jīng)后題名,，決定為某人刊版,。清刻《龍藏》，和北藏相比,，每版行數(shù)相同,，每面行數(shù)也同，字體又同,，所不同的,，只是每行字數(shù)：北藏行十七字,，龍藏行十五字,，字較大而已。只此一點,，即可判知其為何藏,。 佛經(jīng)還有一種貝葉經(jīng)，浙館藏有二夾：一夾三百二十片,，一夾二百二十六片,，都是巴利文寫的。印度經(jīng)典,，有梵文的,，是出北印度；有巴利文的,，出南印度,。今錫蘭及緬甸泰國等國的經(jīng)典，大都是巴利文的,。這是據(jù)其形狀,，知其為巴利文，而文字還未認識,，故其經(jīng)名還定不下來,。 貝葉的形式，闊以寸許,，而長則以尺許,，有長有短，有闊有狹,，不一定,，為一種樹葉。樹名為貝多羅,，簡稱貝葉,，有作多羅樹葉的,，見《續(xù)高僧傳》；有作貝多葉的,，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張世南《游宦紀聞》；其稱貝葉經(jīng)者,，見《續(xù)高僧傳》,、《玄奘傳》、《冊府元龜》卷五十二,。 貝葉經(jīng),，是用鐵筆寫的，據(jù)《游宦紀聞》卷三所記,，占城國于顯德（后周年號）五年,，遣使攜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來,，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為函?？梢娯惗嗳~用以代紙,，不一定寫經(jīng)。此種貝葉經(jīng),，聞印度今亦很少見了,，甚為名貴。 又鑒別佛經(jīng),，還有一條,。據(jù)日本《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載宋福州開元禪寺刻的佛經(jīng)（即毗盧大藏），如《阿毗達摩大毗婆娑論》,，紹興戊辰年刻,，紙背捺有“開元經(jīng)局染黃紙”大方印，《阿毗達摩俱舍釋論》紙背也有這樣的大方印,，這是宋刻宋印的大好證據(jù),。 文來源于毛春翔著《古書版本常談》，圖來源網(wǎng)絡(lu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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