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Martha J. Farah 神經現實 收錄于話題#深度 | Deep-diving 319 個 #心靈哲學 42 個

神經現實 ? 哲學社 共同發(fā)布

導語 / Introduction

我們對另一個生命的道德義務至少部分取決于其精神生活的能力,。我們通常通過類推來推斷他者的心理狀態(tài)：在某種能讓我產生特定心理狀態(tài)的情況下,，若某個生命體和我做出的行為一致，我即可推論,，該情況在TA身上產生了相同的心理狀態(tài),。不幸的是，正如哲學家們早就指出的那樣,，這種類推是不成立的,，因為行為和心理狀態(tài)僅僅是偶然性相關的（contingently related）。例如,，如果另一個人僅僅是在演戲,，我們可能對TA的心理狀態(tài)得出錯誤的結論。在這篇文章中我考慮了另一種形式的類推,，這種類推用大腦活動代替行為,，以推斷對方的心理狀態(tài),。根據目前大多數針對身心問題（mind-brain problem）的觀點，心理狀態(tài)和大腦狀態(tài)是非偶然性相關的,，因此,，用這種新類推得出的結論可以避免行為類推的缺陷。我們用兩個案例來探討這種方法的意義：一是嚴重腦損傷（coma）的病人——TA們無法有意識地去做交互性的行為,，二是非人動物——它們的行為方式與我們不同,，且無法使用語言。由此可見,，行為對于推斷心理狀態(tài)而言并不太有用,。

關鍵詞

心靈哲學，腦成像,，持續(xù)性植物狀態(tài),，動物倫理

他者心智的問題

“他者心智問題”（problem of other minds）是心靈哲學的焦點問題，它指的是人們難以得知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或物是否具有心智,。以上是對這個問題的總體陳述,，但它還包括各種更具體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可以通過采用不同程度的懷疑主義將其相互區(qū)分,。在懷疑主義最極端的版本中，這個問題涉及到認定他者心智是否存在的困難,。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他者心智的形而上學問題（metaphysical problem）,。

如果假設世界上除了我們自己的心智之外還有其他的心智，那么我們就會遇到如下困難,，諸如確定哪些實體具有心智,，以及這些心智是什么樣的。這就像我們在問“我怎么知道我的哲學教授不是一個機器人或者一個毫無心智的僵尸”時遇到的情形,。懷疑主義較為溫和的版本承認別人有類似于自己的精神生活,，但是也指出了確定其它物種精神生活的本質困難[32]。這就是他者心智的認識論問題（epistemology problem）的諸多變種,，其中涉及到從可觀察的證據中推斷出一種心智的存在或者其本質的困難,。本文所涉及的正是他者心智的認識論問題。當然,，即使是認識論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關于身心關系的形而上學假設,。物理證據與心理現象的推論間的相關性取決于一個人對身體和心靈間關系的看法，我將在后面再談這個問題,。

他者心智和神經倫理學有什么關聯,？其與倫理的關聯取決于道德地位和精神生活的能力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對痛苦的感知能力,。如果一個生物能感受到痛苦,，那么其應該得到保護而免受痛苦,。因此，我們是否能夠了解,、以及如何能夠了解他者的精神生活是一個直接與倫理學掛鉤的認識論問題,。該問題與神經科學的相關性取決于神經科學的證據為我們了解生物精神生活所提供的潛在價值。在這篇文章中我將論證,，在關于心-腦關系的某種形而上學的假設的背景下,，神經科學的證據有別于傳統上用于推斷精神生活的其它證據，而且在原則上它能為我們提供更多信息,。

- Stuart McReath -

從行為到精神狀態(tài)：

由類推引起的爭論

他者心智的問題是心-身二元論的結果,，特別體現在認為（1）身體與行為，以及（2）心理過程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系上,。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表達了我們自己的精神生活確實存在的基礎,。但又是基于何種基礎我們可推斷其他人擁有思想呢？笛卡爾援引了上帝的仁慈作為相信我們關于他者心智推斷的理由,。如果他者心智并不存在,，那么為什么上帝會給我們一個如此清晰明了的理解方式[13]？

除了神學,，試圖證明我們相信其他人擁有心智的做法一般基于某種類推，笛卡爾也討論過這些,，洛克[26]和其他英國經驗主義者諸如約翰·密爾[29]也對此有所重視,。這種類推應用了已知的自身身體與心理事件的聯系，以此推斷與他人可被觀察到的身體事件相連的心理事件,。例如圖1所示,，當我的腳趾被戳傷時，我會感到疼痛,，并且導致我說“嗷,！”當我看見喬（Joe）的腳趾被戳傷并且說“嗷！”的時候,，我通過類推得出他感到疼痛,。

圖1 使用類推，從可觀察的證據以及自己的精神狀態(tài)推斷另一個人的心理狀態(tài)（斜體）的例子

這個類推的問題在于,，它引發(fā)了另一個問題,。我為什么假設在我的案例中成立的行為-心理關系在喬的案例中也成立？喬有可能只是在演戲,，并沒有真的覺得痛,。他甚至可能是一個沒有思想或者感覺的機器人。關于類似的行為-心理狀態(tài)在他人身上成立的假設,，即是這類類推本應該幫助我們推斷的,。

一個人是真的處于痛苦之中,，還是在演戲，又或者只是一個機器人,？這一問題可能看起來只是純學術的探討,。畢竟常識告訴我們還不存在足夠像人類的機器人能欺騙我們，而且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況,，否則也幾乎沒有道理去懷疑別人在演戲,。然而，有兩種情況讓這個問題并不完全是學術性的,。在這兩種情況下,，縱然常識阻止了我們懷疑別人是機器人或者在演戲，但對心理狀態(tài)的推斷似乎依然充滿了不確定性,?；诖耍@些案例為我們呈現了關于他者心智問題的真實世界的實用版本,。第一種情況是遭受了嚴重腦損傷的人類,，他們從昏迷中醒來，對環(huán)境幾乎沒有行為上的反應,，因此也沒有通過行為來交流的能力,。第二種情況是非人類動物，它們的行為反應與我們大相徑庭,，并且沒有語言,。

嚴重腦損傷后的認知和行為

嚴重腦損傷之后從昏迷中蘇醒，通常符合如下模式：覺醒系統（arousal system）率先開始恢復,，接著是睜眼清醒期,，隨后在某些情況下，或部分起伏或完全康復或恢復知覺[35],。圖2展示了嚴重腦損傷病人可能經歷的一系列狀態(tài),。這些狀態(tài)下的特征在表1中做了總結。

圖2 嚴重腦損傷后患者可能經歷的狀態(tài)的羅列

表1 嚴重腦損傷后患者可能經歷的狀態(tài)特征

已蘇醒但明顯還沒有意識的患者被稱為“植物人狀態(tài)”,。他們展現出了一種令人注目的,、蘇醒行為與有意識行為間的解離。除了睜開眼睛之外,，植物人可能會本能地挪動他們的軀干和四肢,，并被觀察到微笑、流淚以及發(fā)出咕噥聲,。他們甚至可以將眼睛和頭轉向周圍出現可被視覺觀察到的挪動或者發(fā)出聲音的地方,。但除了剛才提及的定向反射反應，他們對語言沒有反應，他們對環(huán)境中其它方面也沒有反應,。

在這種情況下,，他者心智的問題給病人的朋友和家人帶去了沉重的壓力，他們不知道他們所愛之人只是無法溝通,，還是已經故去,。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痛苦紛爭撕裂了特麗·施亞沃（Terri Schiavo）的家庭。她的父母從女兒的行為中看到了一個能認識親人,、喜愛音樂并且想要活下去的心智,。他們試圖用特麗的視線變化、面部表情和其它簡單可識別行為的錄像帶來支持他們的觀點,。但是她的丈夫和大多數接手這個病例的醫(yī)學專家都將這些行為解釋為一個無意識的人的反射性行為,。

這種病人擁有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帶來了許多社會影響，不僅僅是使施亞沃的家人們產生分歧的維續(xù)或撤銷生命支持的問題,。例如,，醫(yī)療機構通常只提供純粹的監(jiān)護護理，用以維持病人的身體機能,，而對他們的體驗沒有任何關照,。連續(xù)數年將一個有意識的人作為無意識的物體對待顯然是不人道的。此外,，在植物人患者的治療中,，不進行鎮(zhèn)痛是很常見的[38]，那么這也可能是不道德的,。

精神生活對植物人狀態(tài)的診斷的關鍵作用,，以及推斷精神生活的行為證據的模糊性，在最近關于這種情況的權威論述中得到了體現,。該聲明由持續(xù)性植物人狀態(tài)多社會工作組（Multisociety Task Force on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做出[31],。他們將其定義為：

“一種對自我和環(huán)境完全無知覺的臨床狀態(tài),，伴隨睡眠-蘇醒周期,，完全或部分保留下丘腦和腦干的自主功能（第1499頁）……根據定義，處于持續(xù)性植物人狀態(tài)的病人無法感知自身和所處環(huán)境,。他們沒有認知能力,，沒有知覺，也沒有意識經驗,?！保ǖ?501頁）

他們繼續(xù)陳述：

“如果斷定一個人缺乏意識，而實際上他或她是有意識的,，就可能出現持續(xù)性植物人狀態(tài)（PVS）的錯誤的假陽性診斷,。這種誤診可能發(fā)生在一個處于閉鎖（locked-in）狀態(tài)（即有意識但因嚴重癱瘓而無法交流）卻被錯誤判斷為無意識的病人身上。如此,，從理論上說,，一個看起來處于持續(xù)性植物人狀態(tài)的病人可能保有意識,，卻沒有顯示出任何可以佐證的證據……在神經病學的實踐中，這種情況可能性很低,，所以并不影響專家們仔細建立起的臨床診斷,。”（第1501頁）

在不貶低做出這些陳述的作者的智慧或者誠實的情況下,，必須指出他們在此處提到的問題正是因為我們沒有公認的方法來確定這種假陽性是否罕見,。

- Pawe? Jońca -

1992年，“最小意識狀態(tài)”（MCS）的診斷類別開始適用于表現出有限的,、可能是間歇性的反應或交流的病人[15],。帶有指示性的行為包括遵循簡單指令的能力（如“眨眼”）、用語言或者手勢回答“是/否”的問題,、任何形式的可被理解的口語表達,，或者任何與外部環(huán)境相關的有目的行為。

PVS和MCS的鑒別診斷被認為是困難的,，特別是考慮到MCS中的認知的波動性,。即使經過數道檢查，病人間歇性,、不可預測的有意識的時期也有很大可能被遺漏,。因此，即使當一家醫(yī)院檢查病例的時候發(fā)現幾乎一半的PVS診斷有誤,，病人確實表現出了與MCS一致的認知能力的行為證據[3],，此事也并不奇怪。當然,，這些假陽性的PVS的診斷并非精神狀態(tài)和行為獨立的結果,，比如即使沒有出現指示性行為，意識也可能存在,。準確來說,，這只是對病人行為的取樣不足導致的。

相反,，似乎有一些病人的認知和行為則確乎是解離了,。當病人從植物人狀態(tài)向最小意識狀態(tài)發(fā)展時，即使他們沒有表現出足以跨越意識邊界的行為跡象,，有些人也會展現出具有一些周期性心理活動的跡象（見[33],，之后會討論），這是有可能的,。在嬰兒發(fā)育過程中,，獲得認知能力與通過行為表現出能力之間存在類似的滯后性。這被歸結為，與驅動純粹的內部處理相比,，用于驅動外部行為的內部表征在質量上有更高的要求[30],。

此外，還有另一類神經疾病患者的診斷分類,，他們的認知和行為完全無關,。這些人仍然能體驗到對自己和對周圍環(huán)境的完整的意識，但是卻無法在行為上表達他們的意識,。這種情況的病人被稱為“閉鎖”,，一個令人沮喪卻精準的短語，它描述了近乎癱瘓或完全癱瘓的情況,，這是由于外傳（傳出）運動連接的中斷,，常見原因為中風?；颊咄ǔ幕杳灾行褋砗蟀l(fā)現自己被作為植物人對待,，可能在數月甚至數年內試圖向醫(yī)護人員和家庭成員表達自己的意識[22]。最常見的情況中,，他們得以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眼動,，可以用于交流，例如通過用向上的目光表示“是”來回答問題,，或是用一次眼動進行單個字母選擇來拼寫出單詞,。對于另外一些病人，傳出被破壞得更為徹底,，自主行為已無可能[5],。

嚴重腦損傷患者的大腦活動

正如思考他者心智問題的哲學家一樣，對于檢查病人的神經學家來說,，為了推斷另一個生物的精神生活,，行為是最明顯且最自然的證據類型。然而行為從根本上來說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它與認知只是偶然的聯系,。此外，已知某些類型的腦損傷可以改變認知與行為的關系,。

近年來,，一種不同類型的證據被用于心理過程的研究,，即功能性神經影像[36],。這些方法可以使神經科學家在正常人[2]和腦損傷的受試者中驗證關于認知的假設[37]。這種方法最令人激動的應用之一是評估在行為上無反應或基本無反應的病人的大腦活動和大腦反應,。

勞瑞斯（Laureys）,、歐文（Owen）和希夫（Schiff）[19]對有關嚴重腦損傷之后病人腦功能的文獻進行了綜述。他們報告稱，對靜息態(tài)下全腦新陳代謝的研究表明,，閉鎖狀態(tài)的病人大腦幾乎與那些健康和清醒的人一樣活躍,，而處于昏迷狀態(tài)、植物人狀態(tài)和最小意識狀態(tài)下的病人大腦活動更接近一個睡著或是被麻醉的人,。正常對照組的人活動最高,，隨后是閉鎖病人，再者是最小意識狀態(tài)的病人,，活動最低的是植物人,。當然，全腦活動在對心理過程的研究上,，相較于對（認知相關的）特定腦區(qū)活動的研究而言能揭示的東西更少,，而測量靜息態(tài)時大腦活動的研究比測量特定、有意義的刺激引發(fā)的活動所能揭示的東西更少,。幸運的是,，關于這些更具體的心-腦關聯的文獻數量正在增長。

2022?由Moon皓玥為神經現實?Philosophia哲學社設計

與自我和環(huán)境意識有關的特定大腦區(qū)域包括前額葉和內側頂葉皮層,。這種關聯是基于對正常意識和各種意識減弱如全麻,、睡眠和失神發(fā)作狀態(tài)下這些腦區(qū)活動的測量而得。比較本文中討論的各種診斷門類的病人的內側頂葉皮層在靜止時的活動時,，正常對照組的人活動最高,，隨后是閉鎖病人，再者是最小意識狀態(tài)的病人,，活動最低的是植物人,。

令人驚訝的是，擁有最小意識（MCS）的病人大腦可以保留對有意刺激的反應,。例如,，在Schiff及其同事的一項著名研究中[40]，受試者在接受fMRI掃描的同時,，向其播放親屬講述個人相關故事的錄音以及同一錄音的倒放,，在大致控制輸入刺激的聽覺特征、保留其相似性的同時,，將“語言是否有意義”作為變量,。與正常的對照組受試者一樣，相較于倒放的無意義錄音,，MCS組受試者在對有意義的錄音做出反應時,，激活了與大腦語言相關區(qū)域的聯結。作者得出結論：“一些MCS患者可能保留了廣泛分布的皮層系統,，盡管他們不能遵循簡單的指令或者進行可靠的交流,，但卻有發(fā)揮認知和感覺功能的潛能,。”（第514頁）

相比之下,，在對植物人進行的腦成像研究中,，幾乎沒有發(fā)現任何與精神生活相關的神經傳導證據。在規(guī)模最大的此類實驗中,，15名經仔細評估后符合持續(xù)植物性狀態(tài)的病人在接受掃描時被施予疼痛刺激,，與正常受試者一樣，他們的中腦,、丘腦和初級感覺皮層被激活,。然而，與正常受試者不同之處在于,，正常而言會參與疼痛刺激反應的高級皮層區(qū)域,，如前扣帶回（ACC）并沒有被激活[21]。

對植物人的個案研究偶爾會顯示出大腦保留了對有意義的刺激的反應,，盡管這類研究中很少有病例在腦成像時處于明確的植物人狀態(tài),。例如，一位病人的面部識別系“植物人狀態(tài)上限或最小意識狀態(tài)下限”[19],。迄今為止,，這類文獻中最引人注目的發(fā)現來自歐文及其同事對一名后來康復了的植物人患者的研究[33]，但這名患者在符合植物人狀態(tài)的診斷標準的同時,，大腦的激活模式表明其具有語言理解能力和自主的心理想象能力,。

能證明該患者保留了認知能力的一個跡象是，當向她呈現含有模棱兩可詞語的句子時,，其大腦負責解決此類句子的腦區(qū)活動增加,，這與正常人的激活區(qū)域一致。此外,，當被要求執(zhí)行心理想象的任務時,，她的大腦活動表明她能夠理解指令，并且有能力遵守指令,。當被要求想象打網球時,，她激活了部分運動系統；當被要求想象參觀她家的每個房間時,，她激活了一部分大腦的空間導航系統,。此外，她的大腦激活模式和正常受試者沒有區(qū)別,。

總之,，功能神經影像學為了解嚴重腦損傷患者的精神狀態(tài)提供了一個新的窗口。盡管對特征明確的病人的腦成像研究還較少,，但很明顯,，至少有一些病人雖然幾乎不具備有目的的行為能力，卻顯示出與認知相一致的大腦激活模式,。

- Matt Chinworth -

作為精神生活的證據的行為和大腦活動

為什么當行為無法提供精神生活的證據時,，大腦成像卻可以？與行為相比,，大腦活動是否只是一種對認知過程更加敏感的測量,，但在有關精神生活的推論中卻只能發(fā)揮同樣的作用？還是說,，它與行為測量之間有本質的差異,？考慮一下大腦活動和行為扮演著類似角色的可能性。圖3通過將圖1中的“嗷”替換為前扣帶回——大腦疼痛網絡的一部分——的激活表明了這種可能性,。

圖3中類推的問題在于,，它意味著疼痛感會導致ACC的激活，就像疼痛感導致的“嗷”一樣,。然而,，心理狀態(tài)和行為之間的關系與心理狀態(tài)和大腦狀態(tài)之間的關系在本質上不同。心理狀態(tài)與行為間的關聯是偶然性關聯,。一個人通過某個類似“感到疼痛”這樣的短語來表達感受,，這并不是一種行為，甚至不是一種行為傾向,。盡管一些行為主義哲學家在數十年前就認真地探索過這些可能性,，例如賴爾（Ryle）[39]，但如今這并不被認為是探究心理狀態(tài)術語意義的可行方法,。

圖3 利用大腦活動來取代圖1中行為所起的作用的例子

就了解心理狀態(tài)這一目的而言,，行為就像一盞指示燈。指示燈可被禁用,、被切斷電源,，或者通過其它方式打開。它們與所指示事務間的關系取決于它們之間是否以某種方式相連接,。因此,，基于指示燈的推斷以及類比得知，行為是不可靠的,。相比之下,，幾乎所有當下的身心問題的學說都認為心理狀態(tài)和大腦狀態(tài)之間的關系是非偶然的。

在認知神經科學和當代心靈哲學中,，關于心理狀態(tài)和大腦狀態(tài)之間關系的主流觀點之一是心腦同一論：心理狀態(tài)即為大腦狀態(tài),。根據這一觀點的一種版本——“類型同一論”（type identity）——每種類型的心理事件就是一種類型的身體事件[8, 45]。而根據另一個弱化的版本,，“個例同一論”（token identity）,，每一個心理事件的實例都是一個身體事件的實例,。最廣為接受的“個例同一論”的說法基于“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它將某個身體狀態(tài)的功能作用——在機體的輸入和輸出之間的中介作用——認定為相應的心理狀態(tài)的決定因素[7],。功能主義自身有許多的版本,，其中一些模糊了“類型同一論”和“個例同一論”之間的界限（例如[4, 24]）。

有一種理論可以替代心腦同一論——基于心理狀態(tài)“隨附于”（supervene）大腦狀態(tài)的理論,，它避免了實體二元論（substance dualism）,，但也不認為心理狀態(tài)等同于大腦狀態(tài)[9, 17]。圖3與隨附性理論,、心腦同一論均不相容,。因為盡管隨附性理論不認為心理和大腦狀態(tài)同一，但兩者之間的關系比單純的因果關系更強,。根據隨附性理論,，心-腦關系是非偶然相關的。用戴維森（Davidson）的話來說：“不可能存在兩個事件在物理層面全然一致卻在心理層面有所不同,，且一件物體不可能在不改變物理層面的情況下改變其心理層面,。”（第214頁）

總而言之,，根據當代身心問題中的所有這些形而上學立場,，心理狀態(tài)和大腦狀態(tài)之間的關系并非偶然，就如同圖1中的因果關系呈現的那樣,。對于類型同一論以及功能主義理論來說,，例子中的前扣帶回（ACC）激活與疼痛是等同的。對于隨附性理論來說,，如果沒有疼痛,，ACC的激活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將大腦活動與心理狀態(tài)的推論繪制成圖4那樣會更有道理,。這個圖的要點在于，無論你對喬大腦中的ACC激活有多少確信的成分,，你都可以肯定他處于痛苦中,。簡言之，由大腦活動的推論得出的論證對那些干擾行為推論的其它解釋是免疫的,。

圖4 使用大腦活動來推斷精神狀態(tài)的例子

他者,、非人動物和心智的問題

與之前討論的嚴重腦損傷病人一樣，非人動物的交流能力有限,，這種限制令我們無法使用常用的方法來了解它們的心理狀態(tài)[1, 11],。盡管今天很少有人會同意笛卡爾關于動物完全缺乏心理狀態(tài)的結論，但我們大多數人卻對動物精神生活的本質與程度感到不太確定,。一方面,，我們許多人將某些動物擬人化,，尤其對我們的寵物，我們根據人類在相同情況下可能的想法,，將復雜的思想和期待映射到它們身上,。另一方面，動物的精神生活常常被認為是假設的,，和我們人類的精神生活無法媲美,，甚至根本不存在,。否則我們如何接受用粘鼠板捕捉嚙齒動物以及煮熟龍蝦當晚餐的行為,？

如圖5所示，非人動物為我們提供了他者心智問題的另一個版本,，由于人類和動物的行為方式不同,，有問題的類推顯得更有問題了。動物無法說話,，甚至不能以與人類相近的非語言方式表示痛苦,。例如，有的動物根本不會發(fā)聲,，而且有的動物在害怕的時候有可能僵住而非顫栗,。

圖5 非人動物引發(fā)了另一個版本的“他者心智”的問題的說明

神經科學的方法能否為我們探索其它生物的精神生活提供指引？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已經提供了,，然而根據目前的分析，它還能提供更多指引,。倫理學家曾將生理學數據用于處理動物痛苦的問題,，特別是有關人類與動物痛覺系統的相似性上。例如,，Singer（[42]第12-13頁）詳盡地引用了一位痛覺研究者的著作,，大意為疼痛處理是一種較低層次的大腦功能，人類在這方面和其它動物差異不大,。這種對生理學數據的使用與現今的使用相比,，有兩方面不同。

首先,，根據目前的分析,，生理學數據不只是關于生物精神生活的又一個證據來源，它需要和行為證據一并被權衡,，從而在這方面可能更有價值,。或許正如上一節(jié)所述,，由于生理學數據與心理狀態(tài)間的非偶然關系,，它們可以發(fā)揮一種在性質上不同且更具確定性的作用,。就前述圖表而言，這就是圖3和圖4的區(qū)別,。

第二個區(qū)別來自于認知神經科學相對更前沿的能力,，即將大腦過程拆解為有意義的心理和倫理類別。在目前的案例中,，它揭示了所謂“單純疼痛”和痛苦之間的神經基礎差異,。疼痛具有很多不同的方面，其中一個與倫理學特別相關的方面是痛苦的心理質量[10, 12, 16],。有的疼痛體驗主要來自于身體,，有的則來自于心理痛苦。道金斯（Dawkins）用“既不愉快又強烈”形容后者,，與“痛苦”這個詞語相稱,。根據參與疼痛的腦區(qū)的不同，疼痛可以劃分出生理和心理成分——與疼痛狀態(tài)相對應的神經狀態(tài)似乎遵循了這一重要區(qū)別,。

對動物和人類的研究表明,，在對疼痛刺激的反應中，一個分布甚廣的大腦區(qū)域聯結變得活躍,，包括丘腦和軀體感覺皮層區(qū)域,、也包括那些進一步遠離感覺輸入的區(qū)域，如腦島和前扣帶回（ACC）,。當疼痛的物理強度變化時,，例如在腦成像實驗中，讓人類受試者觸摸一個致人疼痛的可變溫表面,，整個聯結的活動水平會發(fā)生變化[6],。利用人類可以報告自己心理狀態(tài)的能力（以及原則上第一人稱研究的可能性，即心理狀態(tài)的內?。?，我們能分別將疼痛的心理和生理維度作為變量，并繪制出各維度的對應大腦狀態(tài),。例如,，嗎啡被公認可減少心理部分的疼痛。被施用嗎啡的病人通常報告說他們仍能感覺到“生理”疼痛,，但這種疼痛已經不那么困擾他們了,。參與催眠暗示治療疼痛的病人也報告了相同的情況。這兩種干預措施主要在前扣帶回區(qū)域有神經方面的效用[18, 25, 34],。當沒有遭受疼痛的人對遭受疼痛的人強烈共情時,，即使他們沒有遭受疼痛，他們的ACC也會被激活[44]。這些發(fā)現表明ACC的激活反映了痛苦（suffering）而非“單純”疼痛（pain）,。

施利弗（Shriver）[41]指出哺乳動物擁有ACC,，因此在神經層面上具備心理和身體疼痛的能力。按照施利弗的說法我們可以用動物來代替圖4中的喬,。然而,，由于只有擁有相似大腦的生物之間的大腦狀態(tài)才可能相似，我們必須修改圖6中的圖表,，以規(guī)定人類和動物的ACC只適用于各自的情況,。

圖6 使用大腦活動來推斷不同物種的心理狀態(tài)的例子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在一個物種的大腦中確立的心-腦關系能否推廣到其它物種。這個問題的背后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即大腦狀態(tài)的變化程度和類型如何對應心理狀態(tài)的變化程度和類型,，這個問題即使在同一個物種內也會出現，因為沒有哪兩個大腦是完全相同的,。原則上來說,，人可以控制人類大腦中的變量（包括自己的大腦）,，以系統性地改變令每個人大腦有所不同的生物物理特征,，從而探究大腦狀態(tài)的哪些方面負責決定心理狀態(tài)。當然這在實踐中完全不可能,。

我們最多可以假設心理狀態(tài)的相似性會隨著大腦狀態(tài)的相似性的下降而下降,，在不知道這些相似性與大腦狀態(tài)的哪一方面相關，也不知道其中一個狀態(tài)的下降對另一個狀態(tài)的影響幾何的情況下,。埃德爾曼（Edelman）,、巴爾斯（Baars）和塞斯（Seth）提供了一個例子[14]，試圖確定不同物種（包括非哺乳動物）大腦結構的功能相似性,。施利弗[41]試圖通過引用ACC在大鼠和人類疼痛歷程中發(fā)揮類似作用的證據,，以解決從人類向非人類泛化的問題（盡管這種證據公認是基于行為之上的，而目前向腦成像證據的靠攏是為了取代基于行為的證據）：拉格萊茲（LaGraize）及其同事[20]比較了健康大鼠和ACC損傷大鼠的行為,，迫使大鼠在處于黑暗中和避免被電擊腳之間進行選擇（大鼠一般喜歡待在黑暗中,，但黑暗處有電極）。所有的大鼠在受到電擊時都收回了被電的腳,，這表明它們保留了對疼痛的感知,。然而腦損傷的大鼠更愿意為了留在裝有實驗裝置的黑暗區(qū)域而經受電擊。就像服用了嗎啡的病人一樣,，它們似乎對疼痛不那么敏感,。這意味著大鼠的ACC發(fā)揮的作用與人類的ACC相當。

我是在暗示神經科學可以告訴我們當一只蝙蝠是什么樣子嗎,？是,，也不是。當內格爾（Nagel）[32]提出這個問題時，他選擇蝙蝠作為非人類動物的代表,，因為蝙蝠用回聲定位來感知世界,，這是人類缺乏的。即使有神經科學的幫助,，對我們而言,，用我們不具備的感官來感知世界的模樣仍然存在問題，因為在人腦中沒有蝙蝠進行回聲定位的神經系統的同源組織,。然而,，鑒于我們和蝙蝠都有相同的一般性的疼痛生理學，包括ACC,，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作為一只蝙蝠的某些方面,。具體來說，我們可以推斷,，和一個腳趾受傷且注射了嗎啡的人類相比,，一只腳趾受傷的蝙蝠更像一個腳趾受傷且沒有止痛藥的人（一只腳趾受傷的蝙蝠更像一個腳趾受傷且沒有止痛藥的人類，而不是一個腳趾受傷但注射了嗎啡的人類）,。

迄今為止,，動物心智的問題在神經倫理學中還不夠受重視。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因為神經倫理學還是一個年輕的學科,，尚未涉及到最終將構成該學科的所有領域,。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和動物倫理學相關的個人和政治爭議使學者們不愿意接近這個話題,。鑒于動物倫理學在現實世界中的重要性,，以及神經科學證據在這一學科發(fā)展中的特殊作用，動物神經倫理學的研究看起來有很大的前景,。

- Lena Klyukina -

假設和結論

“神經科學可以揭示關于嚴重腦損傷病人和非人動物倫理的相關信息,。”上述想法是基于一些假設的,。本文尚未研究的一個假設是,，我們對一個生命的倫理義務至少應部分取決于其精神生活。盡管這個假設幾乎是毋庸置疑的,，但關于精神生活的一些具體方面有哪些具體的倫理含義還有待商榷,。也許最為重要的下一步澄清關涉到精神生活中那些使我們有義務遏制痛苦的方面，以及那些使我們有義務保護生命的方面,。

本文重點討論了另一個生物是否具備相對簡單的心理狀態(tài)的問題——那些具備一定意識體驗和情感價值的心理狀態(tài),。與感知自己和構想自己的生活、并明確傾向于繼續(xù)生活的心理能力相比,，這種心理能力的倫理意義更為有限[23, 43],。迄今為止的神經科學證據僅限于呈現病人和非人動物有體驗前一種心理狀態(tài)的能力，因此相關的倫理意義局限于遏制痛苦而非保護生命。然而,，這并不是使用神經數據這一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如果有適當的研究計劃,，我們完全可以確定與“自我的概念和繼續(xù)生活的愿望”相對應的神經系統及其狀態(tài)。這種知識將對臨終決策的許多方面產生影響,，甚至可能使我們負有不可殺害某些動物的義務,。

另一個值得明確討論的假設涉及認知加工過程與意識之間的關系。認知神經科學家在成像實驗中將認知加工過程和大腦激活聯系起來,。目前,，這是一個重要的假設，因為我們在倫理上的關注點在于有意識的精神生活,，特別是有意識的痛苦,，而不是無意識的信息處理。根據前文有關心腦關系的主流觀點,，特定神經過程的類型或實例,，與某些心理狀態(tài)（包括有意識的心理狀態(tài)）等同，或必然與之相關,。因此,，問題在于，憑借經驗科學的手段確定哪些大腦狀態(tài)對應哪些有意識的心理狀態(tài),。這不是個小問題,，但原則上是可以解決的,。事實上,，如果人們愿意接受其他正常人對有意識的體驗的報告作為證據，我們在實踐中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愿意接受別人關于有意識體驗的報告的懷疑論者不妨對自己的大腦做腦成像,。這可以用來驗證特定的發(fā)現，但不可能作為驗證所有認知神經科學知識的手段,。）

最后一個假設涉及認知神經科學的準確性和完整性,。為了探討神經科學證據作為他者心智問題的解決方案在原則上的前景和局限性，我在寫作本文時假設了我們已經得知與特定心理狀態(tài)相關的大腦狀態(tài),。很不幸的是,，這并非事實。盡管認知神經科學在過去幾十年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我們目前的知識狀態(tài)還遠遠談不上“完整”,。對于很多心理狀態(tài)，包括痛苦,，我們對相關腦區(qū)有很好的工作假說（working hypotheses）,，但未來的研究無疑會對其中一些假說進行修改。此外我們對這些腦區(qū)執(zhí)行相關心理狀態(tài)的具體機制知之甚少。腦成像研究中觀察到的“激活”與單個細胞水平測量到的神經活動密切相關,，但并不能完美地對應神經元行為的具體方面,，如動作電位[27]。此外,，對大腦活動的任何單一的測量,，無論是對單個細胞還是細胞集合，電傳導還是化學傳導,，都會遺漏神經元功能的潛在重要特征,。用我們目前的方法測量出的激活有可能無法判斷出相關的神經元活動，并且在某些情況下可能產生誤導,。了解大腦成像涉及區(qū)域的神經元進行的計算,，包括它們與其它區(qū)域神經元的相互作用，對評估跨物種同源性的嘗試而言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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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tha J. Farah | 翻譯：Phosphas

審校：Zen,、楊銀燭 | 封面：Moon皓玥

編輯：楊銀燭、星原 | 排版：光影

原文：https://repository./neuroethics_pubs/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