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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欣 | 本雅明對中國書法的美學闡釋及其筆跡學背景

 AI_LYS_999 2021-07-27

本雅明對中國書法的美學闡釋及其筆跡學背景

馬欣

摘 要:本雅明將中國書法定義為“思想”與“圖像”相融合的藝術,,并通過“潛在的相似性”概念來說明其動態(tài)特質(zhì)?!皾撛诘南嗨菩浴笨山柚狙琶髟凇断嗨菩詫W說》《論模仿能力》中提出的“非感性的相似性”概念進行把握,兩篇文獻均指出,,筆跡是一個“非感性的相似性”的檔案,,書寫者的潛意識在當中隱藏。本雅明自青年時期便對筆跡學產(chǎn)生興趣,,并投以持續(xù)的關注,、批評與實踐,他從門德爾松學派的“立體筆跡圖像理論”出發(fā),,將筆跡喻進入“大世界劇場”的入場券,,認為它呈現(xiàn)的是全部人類本質(zhì)與人類生活的啞劇,在此背景下創(chuàng)生出中國書法的異域性讀解,極具啟示意義,。

關鍵詞:本雅明 潛在的相似性 非感性的相似性 中國書法 筆跡學 

瓦爾特·本雅明(1892-1940)


本雅明《法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畫展》(Peintures chinoise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 1938)一文,,對明清時期文人畫中的書法作品進行了極富異域性的美學闡釋,已有國外學者注意到這篇文章之于研究本雅明“意象”“辯證意象”等復雜概念的啟示價值,,指出源自中國的“ink-play”(“墨戲”)一詞是其構建此類概念的靈感來源(Gilloch 120),。而本雅明的這篇文章在國內(nèi)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許是由于當中關于中國書法動態(tài)特質(zhì)的說明令人如墜云霧,所引入的關鍵概念——“相似性”(?hnlichkeit)與“非感性的相似性”(die unsinnliche ?hnlichkeit)全然不同于中國傳統(tǒng)書論的概念框架,。[1]

本文所采取的策略是從本雅明鮮為人知的“筆跡學”(本雅明 2017: 21-29)身份入手,,通過細讀《評安雅·門德爾松與格奧爾格·門德爾松<筆跡中的人>》(1928)《新舊筆跡學》(1930)《相似性學說》(1933)等多篇文獻,探尋本雅明闡釋中國書法動態(tài)特質(zhì)的概念原型,,厘清它們在引入中國書法的美學闡釋時所發(fā)生的轉化與變異,,呈現(xiàn)中西文化思想的碰撞與融合。

此外,,根據(jù)本雅明在其名作《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對“手工復制”與“機械復制”所進行的區(qū)分,,可以將本雅明對中國書法的美學闡釋與他在《單向街》(1928)中由中國謄本展開的美學闡釋,以及《講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隨想錄》(1936)中就口傳經(jīng)驗進行的美學闡釋,,一并視為其“手工復制時代”(馬欣 26-34)美學理論的重要組成,。
 

本雅明《單向街》封面(1928)


 
    本雅明《法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畫展》一文收錄在德文版《本雅明全集》第4卷“報告”(Berichts)的名錄下,它的中文譯本收錄于《攝影小史》,。根據(jù)譯者林志明的考證,,這篇文章于1938年1月15日以法文刊于《歐洲》(Europe)雜志(本雅明2017:165)。在這篇文章中,,本雅明對法國國家圖書館1937年10月舉辦的杜保斯克(J. P. Dubosc)的中國畫收藏展進行了回顧,,特別提到中國明清時期附有大量題詩的文人畫作,并且對畫作上的書法作品進行了一番獨到的評論:

中國書法——或曰“墨“ink-play”,,借用一個杜保斯克先生用來命名繪畫的語辭——因此表現(xiàn)為一種完全處于運動中的事物,。雖然這些記號在紙上有其固定的聯(lián)系和形式,但它們所包含的多種“相似性”resemblances卻能賦予它們動態(tài),。這些“潛在的相似性”virtual resemblances在每一筆之中都得以表現(xiàn),,形成一面鏡子,使得思想可以在這種相似或共鳴的氣氛中得到反射,。

事實上,,這些相似性之間彼此并不相互排斥;它們交織纏繞,,形成一個召喚思想的整體,,正如輕紗引風。中國人稱這種符號notation為寫意,,即“理念畫”idea painting,,正是特具意義。(Benjamin 2008259)[2]

這段話強調(diào),中國書法的動態(tài)特質(zhì)由“潛在的相似性”所賦予,,“潛在的相似性”既在書法筆畫中得到表現(xiàn),,又形成一面反射“思想”的鏡子,一個召喚“思想的整體”,。本雅明對于中國書法的此番評價,,與林語堂的英文著作《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6)當中一段說明書法的文字頗具淵源

學者林語堂說:“中國書法作為一種藝術,,意味著[……]崇拜和欣賞線條的抽象美及由多種姿態(tài)組合所產(chǎn)生的不穩(wěn)定平衡的效果[……]在中國書法史中,,出現(xiàn)了理論上所有可能的關于“氣韻”(rhythm)和“結構”(structure)式樣的研究,幾乎把自然中所有的有機形式和生物活動都吸收同化了[……]藝術家[……]把鸛的細長腿兒,、野兔的蹦跳形狀,、老虎的巨掌、獅子的鬣毛,、大象沉重的步伐化為己有,,編織出一套具有魔幻之美的網(wǎng)絡?!保˙enjamin 2008:259)

本雅明品評中國書法的文字承接于上面這段引文,,摘錄之精細足見其重視程度,他顯然從林語堂關于中國書法藝術性的說明中獲取了靈感,,但是既未局限于林語堂的理論與視角,,也沒有將林語堂提到的兩個關鍵概念——“氣韻”與“結構”直接拿來使用,而是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了轉化,,借助他自己提出的“相似性”“潛在的相似性”等概念,,對中國書法的動態(tài)特質(zhì)進行了全新的闡釋。

中國書法被本雅明定義為“思想”(thought,,法語原文:pensée,,也可譯為“意”)與“圖像”(image)相融合的藝術,“思想”與“圖像”在德文中所對應的是一個合成詞“Denkbild”,,通常被翻譯為“意象”,。本雅明將“思想”視為書法中各種“潛在的相似性”所召喚的對象,“潛在的相似性”在書法作品的每一筆中都得到表現(xiàn),?!八枷搿睂τ谥袊嫾叶裕馕吨柚凇跋嗨菩浴钡乃枷?,而“相似性”捕捉到的是稍縱即逝的事物,,它“所固定的,,只是流云的不變性,。它們真正的和謎樣的本質(zhì)由變化構成,正如同生命本身” (Benjamin 2008:260)。概言之,,中國畫具有稍縱即逝與流變不居的特征,,并且當中融合了畫家們對于現(xiàn)實的深刻洞察??梢娙粢斫狻八枷搿痹谥袊娜水嬛械恼鎸崈?nèi)涵,,必先弄清能夠召喚出“思想”的“相似性”與“潛在的相似性”概念。盡管我們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畫展》里并未找到關于這兩個概念的具體界定和說明,,但是在他身前未發(fā)表的文章《相似性學說》(Lehre von ?hnlichen, 1933)及其修改稿《論模仿能力》(über das mimetische Verm?gen,,1933)中卻發(fā)現(xiàn)了關于 “相似性” (?hnlichkeit)概念的界說,并且當中著重強調(diào)了與“潛在的相似性”關聯(lián)緊密的“非感性的相似性”(die unsinnliche ?hnlichkeit)概念,。 

瓦爾特·本雅明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里(1939)

本雅明從總體上對“相似性”有一個說明:它對于玄奧領域內(nèi)的知識的澄清具有根本性意義,。具體而言,“相似性”既產(chǎn)生于自然界,,例如:紛繁多樣的擬態(tài)(Mimikry),,又普遍存在于兒童的模仿游戲,孩童既可以扮演商人或老師,,還能扮成風車和鐵路,;在他看來,人類具有制造“相似性”最高超的能力,,并且這一能力是由具有歷史性的“模仿能力”(mimetisches Verm?gen)參與決定的,,通過模仿我們才能將感知到的相似呈現(xiàn)出來。他嘆惋道,,現(xiàn)代人有意識的感知到的“相似性”,,在無數(shù)關于“相似性”的事例中只是非常微小的片段,而真正支配人的是不可計數(shù)的,、處于潛意識中的或完全沒有被感知到的“相似性”,,即“非感性的相似性”,它們就好比潛藏在水面下的巨大冰川(Benjamin,1991e:205),??梢娫诒狙琶髂抢铮跋嗨菩浴迸c人類的模仿能力相伴而生,,由此我們便會理解,,緣何他會在林語堂將書法結構與動物形態(tài)進行一系列比擬的段落后,緊接著引出“相似性”概念,。 

那么又該如何把握深藏于潛意識的“非感性的相似性”呢,?在本雅明看來,古代人對“非感性的相似性”的感知要比現(xiàn)代人更為靈敏,,這是由于人類模仿能力的愈漸衰退,,現(xiàn)代人從大自然神秘的“應和”(Korrespondenz,,或譯為“相似”)中所獲取的東西日益貧乏。例如,,對于星相與新生兒之間關系的認知,,擁有先進觀測工具的天文學家就遠不如古代的占星家。因此,,若想要理解“非感性的相似性”,,便不能忽略占星學的啟示:在我們的感知當中,不再占有曾幾何時談論過的,、存在于一個人與一個星座之間的相似性,,但是我們可以借助語言來把握這種“轉瞬即逝”的東西,因為人類早期作為預言之基礎的“模仿能力”,,在緩慢發(fā)展的千年歷史甬道中,,逐漸匯入到語言和文字領域,并且在其中創(chuàng)造出了“非感性的相似性”最完整的檔案,。于是本雅明將發(fā)現(xiàn)“非感性的相似性”的入口聚焦在了語言,、文字領域。

在很多方面,,書寫下的也許比言說的更為精確,,通過它的筆跡圖像(Schriftbild)與意涵(Bedeuteten)之間的關系,非感性的相似性的本質(zhì)彰顯出來,。簡言之,,非感性的相似性所引發(fā)的,不僅是言語(Gesprochnen)與意指(Gemeinten)之間的張力,,而且是文字(Geschriebnen)與意指,、言語與文字之間的張力。(Benjamin 1991g:212)

這段話強調(diào),,“非感性的相似性”的本質(zhì)體現(xiàn)在“筆跡圖像”與其“意涵”的關聯(lián)當中,,那么這個本質(zhì)究竟是什么呢?是指某個詞的筆跡圖像體現(xiàn)著這個詞的“意涵”,,還是說筆跡圖像本身傳達著某種超越語詞之外的“意涵”,?另外,“非感性的相似性”引發(fā)了“言語”與“意指”,、“文字”與“意指”,、“言語”與“文字”三者之間的張力,是否意味著這三者之間都存在著“非感性的相似性”,?在這里,,“言語”是指口說的話,“意指”就是這個話所蘊涵的意思,,它與“意涵”不盡相同,,“文字”則是指手寫下的字符,。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的“意指”與索緒爾的“所指”(概念,、思想、對象)既有一定的重合之處,,又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本雅明相信“言語”與“意指”通過“非感性的相似性”而彼此勾連,即它們之間的對應關系具有某種必然性,,索緒爾則一貫堅持“能指”(符號的音響形象)與“所指”之間的對應關系是任意的,。

本雅明認為,在語言領域“非感性的相似性”引發(fā)的三組張力中,,“言語”與“文字”,,即“口說的話”同“手寫的字”之間的張力最為重要,因為在這組關系當中起支配作用的“相似性”相對而言最難被感官所把握,,也是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最晚被達到的“相似性”,,然較之“口說的話”本雅明顯然更加重視“手寫的字”,理由是其在許多方面更為精辟,、確切,,與思想的關聯(lián)更為密切。這顯然不同于柏拉圖以降西方形而上學輕視文字而高抬言語的傳統(tǒng)——被德里達評為“邏各斯中心主義”,,即認為通過口說的話能夠抵達意義,、真理、本質(zhì),,它如同是流動的思想,、“活的聲音”,而僵死的文字只是容易生出歧義的“補充”,,一種語音的派生物,。然而早在德里達通過文本細讀,“抽繹出作品中相互矛盾的指意力量,,發(fā)難這些文本明察秋毫地承擔下來的虔誠和原則”(卡勒47)之前,,本雅明便以筆跡學為切入,尋找到擺脫傳統(tǒng)形而上學牢籠的路徑,,通過破解作為“圖像”或曰“畫謎”的筆跡,,來抵達書寫者的潛意識、內(nèi)在的精神世界,。 

最新的筆跡學教我們,,去識別手寫的圖像(Bilder),或更準確地說,,是畫謎(Vexierbilder),,書寫者的潛意識(Unbewu?te)在當中隱藏,。可以認為,,書寫活動當中以此種方式來表達的模仿能力,,在非常出神的時段,也即生成筆跡之時,,對于書寫最具意義,,筆跡便是如此,同語言一樣,,成了一個非感性的相似性,、非感性的相似物的檔案(Archiv)。(Benjamin 1991e:208)

要之,,筆跡學的目標是揭開“畫謎”,,探明隱藏在“筆跡圖像”當中的書寫者的“潛意識”,因此“筆跡圖像”所昭示的“意涵”,,是超越語詞實際含義之外的,、來自書寫者內(nèi)在精神世界的信息,它亦是書寫者從大自然中所感召到的轉瞬即逝的東西,,因此在筆跡學中“非感性的相似性”可以理解為書寫者的潛意識與其“筆跡圖像”之間的“相似性”,,而在潛意識當中已然融入書寫者對于自然生命的體悟。此時,,再回過頭來看本雅明闡述中國書法筆畫之動態(tài)特質(zhì)的文字:“它們所包含的多種'相似性’卻能賦予它們動態(tài),。這些'潛在的相似性’在每一筆之中都得以表現(xiàn),形成一面鏡子,,使得思想可以在這種相似或共鳴的氣氛中得到反射”(Benjamin 2008:259),,其中“潛在的相似性”與本雅明在《相似性學說》和《論模仿能力》中提到的感官知覺難以把握的、深藏于潛意識當中的“非感性的相似性”具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二者均作用于書寫活動且擁有能夠映射書寫者內(nèi)在思想的特性,,因此可以將“非感性的相似性”概念作為領會本雅明分析中國書法時運用的“潛在的相似性”概念的重要參照。而本雅明在談到“非感性的相似性”時所特別強調(diào)的筆跡學究竟是一門怎樣的學問呢,?本雅明的筆跡學思想對于我們進一步把握本雅明對于中國書法的美學闡釋又有何種啟示,?



   “筆跡學”(Graphologie)又譯為“筆相學”,顧名思義,,它是一門據(jù)信能從筆跡看出性格的學問,。按照海因里希·普凡那(Heinrich Pfanne)在其《筆跡學教程》(1961)中的定義:“筆跡學意味著逐字譯出關于書寫的理論,,以及如何通過一個人的筆跡推出他在特定范圍內(nèi)性格的學說”(Pfanne 1),。根據(jù)這一定義,筆跡學一方面指向書寫的知識,,另一方面運用于書寫者的性格闡釋,,被當作一種心理診斷術,。筆跡學對于本雅明,又意味著什么呢,? 

本雅明對于筆跡學的興趣最早可以追溯至青年時期的日記《1912年圣靈降臨節(jié),,我的意大利之旅》,當中提到:“檸檬汁讓我從精疲力竭中恢復過來,,遂略微注意到,,西蒙將談話轉向筆跡學”(Benjamin 1991f:262)。1920年5月26日,,本雅明在致好友肖勒姆(G· Scholem)的信中也提到筆跡學,先說自己與父母徹底鬧翻了,,原先謀求大學講師的愿望也化為泡影,,所以有必要另謀一份職業(yè);之后筆鋒一轉,,說自己當月用3篇分析筆跡的文章賺取了110馬克,;1922年1月底,本雅明在寫給肖勒姆的信的末尾愉快地提到:“從明天起,,我要給住在隔壁的來自格昏內(nèi)瓦爾德(Grunewald)的一個黃毛丫頭上筆跡學課,,每節(jié)30馬克。為此,,我在西部百貨購買了一支魔術杖,,希望能憑借它將此事拖得久一些” (Benjamin 1991h:747)??梢婇_設筆跡學的課程,,一度成為青年本雅明的生計之需。

  在肖勒姆的印象中,,本雅明是一位極具天賦且目光敏銳的筆跡學家,,會時不時向朋友們展示他在筆跡學方面的奇異稟賦。肖勒姆還悉心保存了一份本雅明筆跡學分析的斷片(1926),,關于一位R. L.筆跡的報告:

從整體上而言,,與書寫者相識的初始階段將是比較愉悅的,因為他討人喜歡的特質(zhì)在這一時期展露無疑,。一位良好教養(yǎng)者的舉止絕對是令人青睞的,。在職業(yè)生涯中,書寫者是被人信賴,、才華橫溢和超然獨立的,,普遍的才智位于平均水平之上。他與某個人的關系愈是表面化,,他也就愈感舒適,,認為對方值得信賴,、能為己所用。然這種關系愈是深入,,他在這個關系當中,,可預見的更多則是屈從直覺、嫉妒和易怒,。[……]他慣于防衛(wèi)的天性使他疑心頗重,。同時他也是一個容易被激怒的,令人厭煩且捉摸不透的對手,。(Benjamin 1991h:748)

  這段分析最后得出結論是:筆跡的主人是“一位體面人”,,他絕不允許自己有不當?shù)呐e止,他智力超群,,對一切了然于心,,可是其情感過于強烈,完全不是那種知足常樂的性情,。是耶,?非耶?本雅明的筆跡學稟賦由此可見一斑,。

現(xiàn)代筆跡學起源于法國,,其鼻祖當屬法國牧師讓·伊波利特·米尚(Jean Hippolyte Michon,1806–1881),,他在1872年出版了《筆記的秘密》(Geheimnis der Handschrift),,“筆跡學”概念在此第一次浮出水面。他的《筆跡學的體系:根據(jù)筆跡識人的藝術》(1875)被公認為筆跡學的開山之作,。本雅明則將德國“筆跡學” (Die wissenschaftliche Graphologie)的誕生年份追溯至1897年,,即慕尼黑的德國筆跡學社團成立的年份。

 1930年,,當本雅明獲悉柏林的萊辛學院將要成立筆跡學的重點系所時倍感振奮,,同年11月23日,他在“西南德語廣播電臺”做了一篇題為“新舊筆跡學”的報告,,將德國筆跡學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梳理和評價,。遺憾的是,這篇報告的完整稿件已經(jīng)遺失,,目前我們看到的《新舊筆跡學》是電臺保留下來的從報告中摘取的提要,。在報告中,本雅明先是替德國筆跡學在學界遭受的冷遇鳴不平,,認為它已經(jīng)用了30年的時間在原則的精確性方面給出了證明,,但長久以來還沒有一所德國大學設立筆跡學的教席,因而他把在安雅·門德爾松(Anja Mendelssohn)的領導下成立筆跡學重點系所的創(chuàng)舉,稱之為“筆跡學史上里程碑似的事件”,。他特別提到從魯爾趕來參加筆跡學系奠基儀式的科學界代表朱爾·克雷皮厄·雅曼(J. Crépieux Jamin),。在筆跡學方面,雅曼繼承了米尚的衣缽,,發(fā)展了“標記確定分析法”,,他們在性格分析方面顯現(xiàn)出的優(yōu)勢,更加符合實際生活的需要,,而非科學性格學方面的訴求,。

本雅明認為,筆跡學在科學性格學方面的訴求,,最早被路德維?!た死瘢?nbsp;Ludwig Klages,1872—1956)在《性格學原理》(Prinzipien der Charakterologie)與《筆跡與性格——筆跡學技術的簡明概要》(Handschrift und Charakter.  Gemeinverst?ndlicher Abri? der graphologischen Technik,,下文簡稱《筆跡與性格》)兩部奠基之作中提了出來,,并據(jù)此闡發(fā)出了與法國米尚、雅曼為代表的“符號理論”迥然不同的筆跡理解原則,。值得一提的是,,本雅明在教授筆跡學課程之時,,曾選用了路德維?!た死竦摹豆P跡與性格》作為參考教材。

克拉格反對所謂的法國學派的符號理論(Zeichenlehre),,它將性格特征捆綁在特定的書寫符號上面,,將特定的書寫符號作為它意義模型的基礎。與之相反,,克拉格將筆跡從根本上被理解為姿態(tài)(Geste),、表達的運動(Ausdrucksbewegung)。在克拉格那里,,有關特定符號的討論不再出現(xiàn),,而只是關于普遍的書寫標記,它不再受限于某個字母的任何特定的形式,。所謂的形式—等級(Formen-niveaus)分析在這里扮演一個特殊角色——一種觀察方式,,在這個體系中所有筆跡的性格基本上是被評估為雙重含義的(正面的或負面的),筆跡的水平高度從中去決定,,哪一種意涵的呈現(xiàn)是常態(tài),。(Benjamin 1991a:597)

    在本雅明看來,法國符號學派的筆跡學主要采用“符號—性格”這一直接對應的闡釋模式,,聚焦特定書寫符號的性格內(nèi)涵,,而克拉格的筆跡學則試圖打破這一模式,開啟一種具有普遍性、系統(tǒng)性的闡釋框架,,引進“形式—等級”分析方法,,更準確地把握書寫者的性格、知識層次和文化背景,??死駥ⅰ肮P跡”理解為“姿勢”和“表達的運動”,從根本上將筆跡學引向一種整體性的,、具有時空感的立體式研究,,在此基礎上德國筆跡學呈現(xiàn)出獨特的發(fā)展脈絡。

    他還指出,,最新的德國筆跡學的歷史實質(zhì)上由克拉格理論的闡釋來決定,,當中又注入了兩點新內(nèi)容:一是羅伯特·饒德克(Robert Saudek)對克拉格的批判。他認為克拉格“書寫生理學的”(schreibphysiologisch)筆跡鑒定缺乏精確性,。而饒德克則致力于一種針對來自不同國家筆跡的差異性研究,,其建立在對筆跡進行精確測量的基礎之上,同時,,在他那里性格學的問題退居其次,。本雅明認為,饒德克與克拉格在筆跡學理論方向上的差異,,根本上是由其不同的理論背景決定的,,克拉格的筆跡學扎根在施特凡·格奧爾格學派的生活哲學之上,而饒德克學派則深受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心理物理學的影響,;二是以馬克斯·普弗爾(Max Pulver)與安雅·門德爾松為代表的筆跡學研究,。普弗爾明顯受到弗洛伊德潛意識理論的影響,尋求開啟一種“表意符號的”(ideographisch)筆跡學闡釋路徑,,即筆跡指向潛意識的圖像元素,、無意識的圖像想象的筆跡學;門德爾松則試圖將筆跡理解為“圖像文字”(Bilderschrift),,認為圖像包裹在我們書寫下的筆跡當中,。本雅明認為,門德爾松與克拉格的主要分歧在于,,門德爾松將克拉格提出的“筆跡由姿勢來決定”擴展為“姿勢通過它的內(nèi)在圖像決定”,。如此一來,普弗爾,、門德爾松就將筆跡學研究從書寫生理學,、性格學的窠臼當中解脫出來,引向了與內(nèi)在意識緊密相連的圖像闡釋領域,。

    本雅明對筆跡的重新詮釋,,建立在他對“語言”(Sprache)與“身體”(Leib)關系的把握上,。在他看來,“語言”擁有一副“身體”,,“身體”也擁有一種“語言”,,盡管世界建立在無“語言”的“身體”和無“身體”的“語言”之上,但是筆跡學將二者融為一體,。筆跡的“語言”有血有肉,,筆跡之“身體”則在言說。他指出,,克拉格與門德爾松的筆跡學分別代表兩種路徑:克拉格的筆跡學從“語言”出發(fā),,側重于“表達”,而門德爾松的筆跡學則是從“身體”出發(fā),,注重“圖像”,。本雅明在專為安雅·門德爾松與格奧爾格·門德爾松(Georg Mendelssohn)合著的《筆跡中的人》(Der Mensch in der Handschrift,1928)撰寫的書評中,,盛贊門德爾松學派體現(xiàn)了筆跡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并且在帶有精神分析特質(zhì)的同類著作中技巧卓越。這篇評論于1928年8月發(fā)表在柏林一份成功的刊物《文學世界》(Literarischen Welt),。同年6月18日,,本雅明致信肖勒姆,提到他在閱讀此書時的激動心情,,認為這部著作把握住了筆跡學的正確方向,,幫他從概念上重新找回了筆跡的意義。

本雅明《語言與邏輯》手稿(1921)

簡單來講,,這個“方向” 就是將筆跡理解為“圖像文字”,,看作是通往人類潛意識的標識,,并且與心靈感應相聯(lián)系,。門德爾松學派的筆跡學被本雅明稱之為“立體筆跡圖像理論”(die Theorie von kubischen Schriftbild),突出了這一理論將筆跡同兒童涂鴉所進行的類比:筆跡字行如同涂鴉的地面,,字母的排列就像兒童畫筆下無序又不合比例的頭,、眼、嘴和手,,并且書寫平面背后還存在著一個立體空間,,“筆跡只是顯現(xiàn)為平面的圖像,壓痕表明它具有一種立體的深度,,對于書寫者而言,,書寫平面的背后還存在著一個空間,而且,,筆路中斷處顯露出少許的點,,筆尖在此處退回到了書寫平面前方的空間,為的是在那里描繪它的'精神的曲線’(immaterielle Kurven)”(Benjamin 1991b:139)。

本雅明關于筆跡學的獨特思考就此引出,,他追問筆跡的立體圖像空間是否就是透視的表象空間的一個微觀的“仿像”(Abbild),?又,它是否是像哈斐爾·謝爾曼(Rafael Scherman,,1879-1945)這類持心靈感應論的筆跡闡釋者的靈感來源,?本雅明認為,“立體筆跡圖像理論”至少是打開了這一前景,,即有朝一日筆跡闡釋可以為心靈感應過程的研究提供助力,。值得注意的是,他從“立體筆跡圖像理論”出發(fā),,引出了自成一格的“筆跡—大世界劇場”之喻:

如果有誰像這本書的作者一樣去理解,,那么對于這個人而言,每一張帶有筆跡的碎片都是一張大世界劇場(gro?e Welttheater)的免費門票,。這張門票展示給他的是微縮了十萬倍的全部人類本質(zhì)(Menschenwesen)以及人類生活(Menschenleben)的啞劇,。(Benjamin 1991b:139)

概言之,本雅明關于筆跡學的心路歷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筆跡—性格”分析階段,,“R. L.筆跡的報告”一方面展現(xiàn)了他在性格分析方面的才華,,另一方面凸顯出他對書寫者性格當中辯證要素的把握,擺脫了傳統(tǒng)“筆跡—性格”分析的心理學窠臼,;二是“筆跡—圖像”批判階段,,他指出克拉格性格分析理論的不徹底性,認為筆跡最終由“圖像”而非“姿勢”來決定,,同時將門德爾松學派的筆跡學概括為“立體筆跡圖像理論”,,通過強調(diào)書寫平面背后的立體空間,揭示出這一空間具有容納書者內(nèi)在精神的可能性,;三是“立體筆跡圖像理論”引申階段,,他擴大了這一理論的適用范圍,認為這一理論將會為心靈感性論提供助力,,然后將筆跡喻為進入“大世界劇場”的免費入場券,,并且表明,它雖默然不語,,卻可以折射出全部人類的本質(zhì)與生活,。可見,,本雅明對筆跡的理解已然超出了傳統(tǒng)的筆跡學視域,,他通過“大世界劇場”之喻,將筆跡學從單純的心理診斷術,,轉向具有審美意味的認知方式,,筆跡成了認知人類本質(zhì)及其生活的劇場中介,。在這一理論背景下,筆跡當中的“非感性的相似性”是一種動態(tài)的相似性,,它將人類本質(zhì)及其生活過程當中的各個片段統(tǒng)攝于“筆跡圖像”,,因而人們通過“非感性的相似性”可以體察到書寫者潛藏于內(nèi)的、流動著的思想,。

以本雅明 “非感性的相似性”概念及其筆跡學思想為背景,,才能讀懂他對中國書法動態(tài)特質(zhì)的闡釋,以及更好地理解他在賦予中國書法美學意涵時,,所使用的“潛在的相似性”概念,。中國書法作為筆跡的一種,書法筆畫當中各種“潛在的相似性”所召喚出的“思想”直接指向書寫者“潛意識”里的觀念,、想法和情感,。《法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畫展》一文指出,,書法筆畫中各種“潛在的相似性”對于“思想”的召喚,,如同輕紗引風,被中國人稱之為“寫意”,,而有“寫意”旨趣的中國書法被本雅明視為“理念畫”,,它的本質(zhì)特征是:包含著某種永恒,并且這種永恒的質(zhì)將流動與變化融入其中,??梢娝浅W杂X地把來自中國畫論、書論中的“寫意”(表達書寫者的心意)一詞,,轉化為歐洲人更易于理解的“理念畫”(idea painting)概念,,從而開啟解讀中國書法的西方視角。然而中國書法并不能等同西方筆跡學中的筆跡,,書法抽象的筆畫結構是對大自然具體生命形式的高度概括,,實乃是藝術化了的筆跡,且中國書法的載體——漢字歷來有“象形”之說,。那么新的問題出現(xiàn)了,,本雅明將中國書法的動態(tài)特質(zhì)歸之于“寫意”,,是否意味著他忽略了中國傳統(tǒng)書論中經(jīng)常談到的“象形”特征呢,?當中又有何緣故?

  談到中國書法的“象形”特征便無法回避漢字的起源問題,。關于漢字的起源,,許慎《說文解字·敘》中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殷寄明251),,說明倉頡發(fā)明漢字是模擬自然現(xiàn)象的結果,,這便奠定了漢字象形說的基礎。何謂“象形”,?許慎的解釋是“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同上)。由此,,許慎得出“書者,,如也”(同上)的論斷。宗白華對這句話做出以下詮釋:

書者如也,,書的任務是如,,寫出來的字要“如”我們心中對于物象的把握和理解。用抽象的點畫表出“物象之本”,,這也就是說物象中的“文”,,就是交織在一個物象里或者物象和物象的相互關系里的條理:長短、大小,、疏密,、朝揖、應接,、向背,、穿插等等的規(guī)律和結構。而這個被把握到的“文”,,同時又反映著人對它們的情感反應,。這種“因情生文,因文見情”的字就升華到藝術境界,,具有藝術價值而成為美學的對象了,。(宗白華 63)

可見,宗白華對于“象形”的理解,,已然超越了“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將事物的輪廓、特征描畫出來),。他認為,,漢字的“象形”不是單純地就物象進行描摹,而是基于內(nèi)心的理解與情感,,將物象呈現(xiàn)為抽象的筆畫結構,。書法以漢字為載體,自然也具有漢字“象形”的特質(zhì),,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書法家排斥使用一種寫實的象形方式,,例如,一個“鳥”字一定要寫的像“鳥”(熊秉明9),。國際著名的藝術史學者方聞認為,,書法能夠傳達書法家的思想感情,通過書法家的運筆隨心,、手筆相應而呈現(xiàn),,“書法的表現(xiàn)結構從身心出發(fā),因此古人認為書法一藝,,既狀物又表意,;圖像意趣不在圖像本身,而在書家個人肢體動作的表現(xiàn)”(方聞51),。王鎮(zhèn)遠在《中國書法理論史》的序言中也特別指出:“書法的象形意義已不再是模仿和再現(xiàn)文字意義所代表的物象,,而是指書法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了自然之物所具有的美感”(王鎮(zhèn)遠1)。甘中流《中國書法批評史》在系統(tǒng)考察東漢至近代的書法批評理論后指出,,“東漢以后的書法理論文獻中所討論的漢字體勢的美感,,無一例外地存在一個前提,即漢字的筆畫,、構造都是有生命意味的形式,。所以,從漢字的起源說引發(fā)出漢字之所以能成為藝術,,其中一個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漢字有模仿自然物象的特點,,因而它從一開始便具有造型藝術的某些特征”(甘中流17)。綜上,,中國書法作為一門藝術,,一方面它模仿自然物象,更多的模仿的是自然物所具有的某種姿態(tài),、質(zhì)地與美感,。另一方面,模仿的過程中已然匯入了書家的主觀情感,、思想與氣質(zhì),。所以書法的“象形”與“寫意”,二者緊密結合,、相輔相成,,交匯于書法的筆畫結構。

本雅明之所以對中國書法的品評落腳到“寫意”而非“象形”,,與他所聚焦的明清時期的中國文人畫作不無關聯(lián),,宋元間文人畫的崛起便伴隨著,從注重模擬形似轉向重視表現(xiàn)自我與筆墨意趣,,從重客體轉向重主體,,從“寫實”轉到“寫意”(方聞104-105)?!斗▏鴩覉D書館中國畫展》一文特別提到兩幅中國文人畫:釋弘仁的《林雪圖》與劉玨的《山居圖》,,兩幅皆為水墨畫,且畫上各附有一詩,,分別為“林雪尚凝,,終日對之不倦”;“水心亭上無人到,,讀盡《豳風·七月》篇”(本雅明160),。在本雅明看來,這兩句詩如同從日記或者抒情詩集中摘錄而出,,系文人畫家兼詩人,、書法家個人心境的表達。文人畫給予本雅明的巨大觸動,,不只在于中國文人的地位及其多重的身份,,更是由于文人畫家特有的綜合性的宇宙觀,因此亦被他稱為“中國哲人畫家”,。他從杜保斯克中國畫收藏展的前言發(fā)現(xiàn)了保羅·瓦雷里(Paul Valery)的教誨,,在他看來杜保斯克在中國藝術領域的行家地位,以及他的審美眼光均可歸之于瓦雷里的影響,,因為瓦雷里在論達·芬奇時曾指出,,“有一種以哲學為目的的繪畫” (Benjamin 2008:258)。這恰好呼應著中國文人畫家綜合性的宇宙觀,。在本雅明看來,,杜保斯克發(fā)現(xiàn)明清文人畫的重要價值,歸功于他在歐洲就已形成的審美眼光,;在筆者看來,,本雅明之所以能夠發(fā)現(xiàn)中國書法的重要價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認識到書法這門藝術可以消解繪畫與文學之間的對立,。


釋弘仁《林雪圖》 83.5×30.2cm


本雅明指出,,中國書法當中的“思想”是關于“相似性的思想”,體現(xiàn)的是自然生命的流變,,書法之“圖像”則負責將這種流動和變化固定下來,。他沒有像林語堂那樣明確地指出,書法筆畫中可尋見一枝梅花,、一只跳躍的斑豹,,抑或松枝的糾纏盤結的姿態(tài),也沒有像宗白華先生那樣,,將書法看成是通過模仿自然物象來表現(xiàn)人心中意境的藝術,,即情景交融的藝術,。或許是因為受到“動力之美,,方為中國書法的奧秘關鍵”(林語堂 572)的影響,,本雅明選擇將書法的動態(tài)特質(zhì)作為其美學闡釋的重點,又或許在他看來,,書法對于宇宙生命流變本質(zhì)的呈現(xiàn)才是其意義所在,,正如他在闡明筆跡之意義時指出,筆跡可以通向人類的本質(zhì)與生活,。

然而正如上一節(jié)所述,,中國書法雖屬筆跡的一種,卻不能簡單等同于西方筆跡學中的筆跡圖像,。書法抽象的筆畫結構是對大自然具體生命形式的高度凝練和概括,,因而書法中蘊涵的“相似性”,應該既具有自然生命本身與書法筆跡圖像之間的“潛在的相似性”,,又具有感官知覺所能直接把握到的自然生命姿態(tài)與書法筆跡圖像之間的“相似性”,,即“形似”。中國書法作為一門富有動態(tài)特質(zhì)的藝術,,尤以草書為代表,,千變?nèi)f化的形態(tài)給人以美感,這種美源自自然生命的某種姿態(tài),;而西文花體字華麗,、優(yōu)雅的外觀,則更多源自字符粗細的變化,,及其一整套規(guī)范嚴苛的設定,,是純粹形式上的美。本雅明雖然承認中國書法在“圖像”與“思想”之間取得了一種平衡,,卻閉口不談書法的“象形”特征,,他所謂的“圖像”是傳達“思想”之“圖像”。也就是說,,盡管他洞察到書寫的過程中離不開模仿能力,,但是他更側重于強調(diào)書法筆畫的動態(tài)、書者內(nèi)在精神的搏動與自然生命律動三者之間和諧一致,,卻忽略了中國書法的“象形”特征,。

通過了解本雅明的筆跡學思想會發(fā)現(xiàn),他將目光投向中國書法并非偶然,,或許這種來自異域的文字,,更接近他心中的“畫謎”或者“啞劇”。他早在《單向街》(1928)“中國貨”一文便就中國謄本展開聯(lián)想,強調(diào)中國人的謄寫活動是“文學文化”(literarische Kultur)的重要保證,,并且將謄本看成是解開中國之謎的鑰匙(Benjamin 1991d:90),。他在20世紀30年代寫下的散文集《柏林童年》中“姆姆類仁” (Mummerehlen)一文中憶起兒時常聽到的一首古老兒歌,兒歌中重復出現(xiàn)“姆姆”(Muhme,,古德語“姑媽”)的發(fā)音,,他當時并不知這個詞的含義,,對他而言“Mummerehlen”一詞就幻化成了一個精靈,,這一誤解讓他看不清世界的真面目,同時又指出了一條通向事物內(nèi)里的途徑,。而引領他去開啟“姆姆類仁”之謎的是一則來自中國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老畫家向友人展示他的新畫作,卻在朋友四處尋找他時消失在了畫作之中(Benjamin 1991c:261-263),。

《單向街》(1928)中提到的“中國貨”一文



本雅明對中國書法的美學闡釋框架也遵循了通向內(nèi)里的邏輯,。或許正是因為他不是研究中國文字的專家,,擺脫了文字字義,、字形的束縛,才能直接洞察中國書法的“寫意”特質(zhì),,也致使他對歷經(jīng)演化的書法之“象形”不甚敏感,;他的筆跡學思想創(chuàng)生于彼時法國、德國筆跡學最新的研究成果,,借助“筆跡—大世界劇場”之喻以及“非感性相似性”等概念,,可以破解本雅明用“潛在的相似性”來說明中國書法動態(tài)特質(zhì)的謎題,也讓我們驚嘆于他對中西文化之間一致性的細微捕捉,。因此本雅明對中國書法的美學闡釋,,既是依托其筆跡學思想結合中國書法、書論進行美學轉化的典型案例,,也是我們重新審視中國書法,、文人畫寫意特質(zhì)的來自20世紀歐洲的珍貴鏡像。

本文原載于《中國比較文學》2019年第2期,。

注釋:

[1]“非感性的相似性”(德文:die unsinnliche ?hnlichkeit),,其中形容詞unsinnlich在德語辭典中的釋義為:非感官所能把握的,非官能的,,精神的,,英文對應的詞為:“nonsensuous”。鄧曉芒與楊祖陶先生譯的康德《判斷力批判》中將“sinnlich”譯為“感性的”,,本雅明所用的“unsinnlich”是在“sinnlich”的前面加了一個否定前綴“un”,,是故筆者將“unsinnlich”譯為“非感性的”,將“die unsinnliche ?hnlichkeit”譯為“非感性的相似性”。
[2]引文系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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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馬欣,,哲學碩士,文學博士,,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德國美學與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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