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騙取貸款罪設立以來,，由于法律法規(guī)的不全面加之司法實務對騙取貸款罪法益,、構成要件理解上的不同，導致該罪的司法適用越發(fā)呈現(xiàn)出擴張化,。準確解讀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來反思擴張化問題的實質,，再通過解構構成要件實現(xiàn)對該罪司法適用的限縮。司法實務應當限縮“欺騙手段”的范圍,，重視“欺騙手段”與“取得貸款”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準確理解“造成重大損失”,、“其他嚴重情節(jié)”等要件以準確適用騙取貸款罪，避免騙取貸款罪適用的不當擴張化,。

【關鍵詞】騙取貸款罪 反思 限縮 欺騙手段 重大損失

作為一種間接融資工具,，銀行貸款在幫助民營企業(yè)獲取經(jīng)營資金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銀行貸款申請標準的嚴格及其他途徑的限制,，民營企業(yè)一直面臨著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已經(jīng)成為嚴重阻礙民營企業(yè)發(fā)展的瓶頸,。而在司法實務中,，與民營企業(yè)經(jīng)常“打交道”的幾個罪名中便包括騙取貸款罪,?；厮萁┠辏?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設騙取貸款罪以來,，由于法律法規(guī)的不全面加之司法實務對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及構成要件理解上的不同,，導致該罪的司法適用越發(fā)呈現(xiàn)出擴張化，而且適用的對象普遍是融資難的民營企業(yè)以及個體工商戶,。眾所周知,，過度的擴張化適用只會造成刑事手段過分介入、干涉民商事活動,，阻礙民營企業(yè)有序發(fā)展的尷尬局面,。

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曾說過：“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jīng)驗,?！?sup>[1]司法實務只有通過不斷地總結以往的經(jīng)驗，反思存在的問題,，才能實現(xiàn)長足的進步并彰顯法治的權威,。因此，適時地反思騙取貸款罪的擴張化適用并適當?shù)靥岢龊侠淼南蘅s路徑就顯得尤為重要,。

《刑法修正案（六）》頒布之初,，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黃太云就為何設立騙取貸款罪作出過如下說明：

“公安機關,、人民銀行等部門提出，實踐中一些單位和個人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手段,，騙用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但要認定騙貸人具有‘非法占有’貸款的目的很困難,。有些單位和個人雖然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編造虛假理由獲得貸款,，但由于沒有充分證據(jù)證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致使這類案件的處理陷入兩難境地，要么無罪,，要么重刑,。有的案件雖然給金融機構帶來了較大損失，由于不能定貸款欺詐罪,，客觀上造成了此類案件的高發(fā)趨勢,，也危害到金融安全,。因此，建議刪去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貸款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前提條件,，并且增加單位貸款詐騙罪的規(guī)定,；還有的建議將使用欺騙手段取得金融機構貸款，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增加規(guī)定為犯罪,。”^[2]

研讀上述說明,，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刑法修正案（六）》增設騙取貸款罪的初衷旨在彌補貸款詐騙罪司法適用時存在的漏洞,，嚴密法網(wǎng)，而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之間屬于相互補充的關系,，騙取貸款罪強調的是“占用”,，貸款詐騙罪強調的是“占有”。但是,，刪去“非法占有目的”這一主觀要件并不意味著貸款人任何不能返還貸款的行為均要被納入“騙取貸款罪”的規(guī)制范圍之內,。近年來，騙取貸款罪的司法適用確實明顯呈現(xiàn)出不當擴張的趨勢,。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以“騙取貸款罪”作為關鍵詞,，檢索到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間共有8465份刑事裁判文書（包括判決書、裁定書）,，而且自2014年之后每年刑事裁判文書的數(shù)量一直維持在1500份左右（注：2013年僅有122份刑事裁判文書）,。結合刑事裁判文書具體內容，騙取貸款罪的司法適用擴張化主要集中表現(xiàn)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表現(xiàn)是保護法益界定不明,。有的法院認為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是雙重客體,，“既侵犯了銀行對貸款的所有權，還侵犯了國家金融機構的信貸管理制度”,。^[3]有的法院認為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應當是金融機構的管理秩序或者金融管理秩序,。^[4]還有的法院則堅持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應當是國家金融安全。^[5]對保護法益的界定不對必然會導致適用騙取貸款罪時產(chǎn)生偏差,。

第二個表現(xiàn)是欺騙手段認定隨意,。在欺騙手段的認定上，似乎只要行為人提供了虛假材料,，便認定行為人實施了欺騙手段,。然而，上述傾向無疑擴大了騙取貸款罪的規(guī)制范圍,。其實,，并非所有行為人實施的虛構行為均能被認定為騙取貸款罪中的“欺騙手段”。因此,，明確欺騙手段的具體范圍成為如何準確適用騙取貸款罪一個很重要的環(huán)節(jié),。

第三個表現(xiàn)是割裂行為人實施欺騙手段與取得貸款之間的因果關系,。司法實務中存在一種傾向：一旦行為人被認定實施了欺騙手段，無論貸款的發(fā)放與取得是否基于欺騙行為,，均認定上述行為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但是，上述做法無疑忽視了騙取貸款罪的基本構造,，沒有意識到行為人實施欺騙手段與其取得貸款之間因果關系的重要性,。

第四個表現(xiàn)是對“造成重大損失”、“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理解,、把握不足,。一方面，出現(xiàn)行為人無法歸還貸款的情況即認定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另一方面,，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司法實務,，均存在僅關注“造成重大損失”但忽視“其他嚴重情節(jié)”在騙取貸款罪犯罪構成中地位的情況,。

下文將以如何準確解讀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來反思擴張化問題的實質，再通過構成要件的解構實現(xiàn)對該罪司法適用的限縮,。

厘清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一方面能夠了解騙取貸款罪的設置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解構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更為準確地理解騙取貸款罪的各個構成要件要素,。本文所持的觀點是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應為金融機構的貸款資金安全，主要基于以下兩點理由：

第一,，騙取貸款罪被規(guī)定在《刑法》分則第三章第四節(jié)“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之中,，騙取貸款罪所保護的法益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金融管理秩序。但是,，由于金融管理秩序涵蓋面過廣，不可能將金融管理秩序項下所有的內容均納入騙取貸款罪所保護的范圍,，所以有必要結合騙取貸款罪針對的金融業(yè)務進行限縮,。

眾所周知，騙取貸款罪的設立主要是為了有效規(guī)制貸款業(yè)務下日益猖獗的虛假陳述型金融欺詐問題,。根據(jù)《貸款通則》第一條的規(guī)定,，“為了規(guī)范貸款行為，維護借貸雙方的合法權益,，保證信貸資產(chǎn)的安全,，提高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促進社會經(jīng)濟的持續(xù)發(fā)展,，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yè)銀行法》等有關法律規(guī)定,，制定本通則”?？梢?，貸款業(yè)務更多關注的是金融機構信貸資產(chǎn)的安全。如果僅以抽象的金融秩序來判斷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無助于準確理解相關構成要件的真實含義,。陳洪兵教授指出，“騙取貸款并不同于通常的騙用行為,，不能簡單地視為對他人財物使用權的侵害,，而應認為是對金融資產(chǎn)安全的侵害或者威脅”。^[6]

而且,，黃太云也曾闡明設立騙取貸款罪的必要性在于“騙取金融機構信用與貸款,，使金融資產(chǎn)運行處于可能無法收回的巨大風險之中，有必要規(guī)定為犯罪”,。^[7]因此,，騙取貸款罪所保護的法益應當框定在“貸款業(yè)務”范圍之內，將金融機構的貸款資金安全作為保護法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有貸款人將貸款資金陷于無法回收的風險之中,，貸款人的行為才具有侵犯騙取貸款罪保護法益的可能性。

第二,，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并不包括金融機構對貸款資金的所有權,。這一解讀主要是考慮到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盡管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之間在行為的邏輯構造上基本一致,，但是貸款詐騙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貸款的目的,，而騙取貸款罪并不要求這一點。因此,，金融機構對貸款資金的所有權應當屬于貸款詐騙罪的保護法益,，而非騙取貸款罪保護法益的范疇。從這一點也能反映出并非行為人一經(jīng)取得貸款或者出現(xiàn)無法歸還貸款的情況即認定行為人構成騙取貸款罪,。因此,，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應當以金融機構的貸款資金安全為準。

根據(jù)《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的規(guī)定,，行為人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構成騙取貸款罪,。從本質上講，騙取貸款罪仍屬于欺詐犯罪，應當歸入虛假陳述型欺詐犯罪,。除了主觀方面存在一定的區(qū)別之外,，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之間在其他構成要件上應當保持一致性。換言之,，騙取貸款行為的邏輯構造應為：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產(chǎn)生錯誤認識——基于認識錯誤發(fā)放貸款——行為人取得了貸款,。除此之外，行為人的騙取貸款行為還應當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因此,，若要準確適用騙取貸款罪，避免過度擴張化適用,，那么就必須對上述幾個要件進行有效解構,，給出符合當下環(huán)境的準確含義。

（一）“欺騙手段”的界定

騙取貸款罪中的“欺騙手段”是指行為人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手段,，掩蓋客觀事實，騙取了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信任,。根據(jù)《貸款通則》第二十五條的規(guī)定,，借款人需要提供下列材料：1.借款人及保證人基本情況；2.財政部門或會計（審計）事務所核準的上年度財務報告,，以及申請借款前一期的財務報告,；3.原有不合理占用的貸款的糾正情況；4.抵押物,、質物清單和有處分權人的同意抵押,、質押的證明及保證人擬同意保證的有關證明文件；5.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報告,；6.貸款人認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關資料,。

但是，是否只要行為人提供虛假的貸款申請材料,，就必然認定行為人實施了騙取貸款罪中的“欺騙手段”,？張明楷教授認為，“并不是任何虛假手段都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8]

本文也贊同并非所有行為人提供的虛假材料都可以認定為“欺騙手段”,，需要對“欺騙手段”的范圍進行有效限縮。例如,，行為人僅虛構貸款用途就有存在不被認定為“欺騙手段”的可能性。如果行為人在申請貸款時虛構了某個生產(chǎn)經(jīng)營項目,，但將獲取的貸款用于其他真實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項目之上,，并沒有使貸款陷入無法回收的風險之中，那么虛構貸款用途的行為便不應當認定為“欺騙手段”,。

那么,，“欺騙手段”的范圍究竟包括哪些,？有的學者指出，騙取貸款罪中的騙取行為應該以法益為導向,，以對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安全具有侵害或威脅為標準進行限縮性的分析,。^[9]

本文認為，應當結合行為人提供的申請材料對取得貸款的重要性以及虛構的材料是否會影響到貸款資金的安全來界定“欺騙手段”,?！捌垓_手段”應當限于虛構借款人的經(jīng)濟能力（或者還款能力）、提供虛假的擔保,、虛構特定的貸款用途等等,。

換言之，行為人虛構借款人身份或者貸款用途在一定情形下可能不被認定為“欺騙手段”,。如果借款人擁有足夠的經(jīng)濟能力或者還款能力,，亦或者提供了真實有效的擔保的情況下，保證貸款資金不會陷入無法回收的風險之中,，即使借款人虛構了自身的身份或者借用了他人的身份申請并取得貸款,，也不能認定借款人虛構身份的行為影響到貸款資金的安全，進而認定上述行為屬于“欺騙手段”,。同樣地,，本文也認為不是所有的虛構貸款用途行為均認定為“欺騙手段”。

如果行為人虛構貸款用途,，并將貸款用于申請貸款約定用途以外的其他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那么也不能認為上述行為影響到貸款資金的安全。

（二）“欺騙手段”與“取得貸款”之間的因果關系

司法實務經(jīng)常忽視了證明“欺騙手段”與“取得貸款”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重要性,，導致無論貸款的發(fā)放與取得是否基于欺騙手段,，均認定上述行為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其實,，貸款的發(fā)放與取得也應當結合銀行等金融機構主觀上是否明知,。我們應當看到，通常是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對外代表銀行等金融機構辦理貸款業(yè)務,，所以判斷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于行為人的欺騙手段是否明知可以結合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的實際情況,。而且，金融機構工作人員應當具有相應的貸款審批權,，例如在貸款申請表上落款簽字的信貸管理部經(jīng)理,、貸款業(yè)務部經(jīng)理以及銀行行長等等。如果某些工作人員不能代表銀行或者金融機構單位意志,，那么不應當納入“被騙對象”的范疇之內,。

如喻某騙取貸款案，被告人所在的東南公司向平安銀行申請貸款，系政府協(xié)調后的經(jīng)濟支持,，不需要通過欺騙手段獲取銀行貸款,，貸款后用于廢紙交易，平安銀行杭州黃龍支行也書面證明未受欺騙,，貸款已如期歸還,，不應定罪。^[10]

本文認為,，當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明知行為人提供了虛假的貸款材料,，行為人實施的欺騙手段沒有引起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的錯誤認識，金融機構發(fā)放貸款與欺騙手段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不應當認定行為人構成騙取貸款罪,。

（三）對“造成重大損失”、“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準確理解

根據(jù)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guī)定（二）》（以下簡稱《立案追訴標準（二）》）第二十七條規(guī)定,，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

“（一）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數(shù)額在一百萬元以上的；（二）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直接經(jīng)濟損失數(shù)額在二十萬元以上的,；（三）雖未達到上述數(shù)額標準，但多次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的,；（四）其他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情形,。”

盡管《刑法》未明確“造成重大損失”,、“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具體標準,，但是結合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與《立案追訴標準（二）》的規(guī)定可以推定出上述兩個要件的具體標準?！读缸吩V標準》中,，第（二）種情形應當理解為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第（一）,、（三）種情形應當理解為“其他嚴重情節(jié)”,，第（四）種情節(jié)屬于騙取貸款罪立案追訴標準的兜底條款。

1.對“造成重大損失”的理解

如前所述,，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是金融機構的貸款資金安全,。換言之，如果行為人能夠最終保證銀行貸款不受到實際損失的風險,，那么理論上就不應當認定行為人構成騙取貸款罪,。

例如,，行為人提供了真實有效的擔保或者具有真實的經(jīng)濟能力（還款能力）,，并能夠最終確保銀行貸款的償還，即便行為人在申請貸款時存在一定的瑕疵,，也不應當認定行為人構成騙取貸款罪,。

司法實務存在相當數(shù)量的案例支持了這一理解，如“鄧某騙取貸款案”,，雖然上訴人鄧某在向興業(yè)銀行東莞分行申請貸款的過程中提供虛假的貸款資料,，但該筆貸款最終由擔保人遠大擔保公司代為償還，并未給興業(yè)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實際損失,，不屬于“造成重大損失”,，亦未利用貸款進行任何非法活動，未給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實際危害,，不屬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規(guī)定的“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11]

因此，在實務中,，需要關注行為人在申請貸款時是否存在造成銀行貸款資金陷入無法回收的情況,，在此基礎上來判斷其行為是否屬于“造成重大損失”。

2.對“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理解

《立案追訴標準（二）》中第（一）種情形以及第（三）種情形提到,，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數(shù)額在一百萬元以上的或者雖未達到上述數(shù)額標準，但多次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的,，應予立案追訴,。

但是，本文認為,，認定騙取貸款罪中的“其他嚴重情節(jié)”不應隨意,，不能僅憑貸款數(shù)額達到一百萬元以上或者實施騙取行為的次數(shù)就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騙取貸款罪，應當結合具體情形準確判斷分析行為人實施的騙取貸款行為在滿足上述條件時是否實在危害到金融機構的貸款資金安全,。

如果只是機械化理解法條的表面含義并套用《立案追訴標準（二）》所規(guī)定的貸款數(shù)額及次數(shù)標準即認定行為符合“其他嚴重情節(jié)”,，那么會將行為直接等同于結果，忽視了實質危害性,，進而騙取貸款罪也被當作“抽象危險犯”,，甚至是“形式犯”。如此一來也模糊了民事貸款糾紛與騙取貸款刑事犯罪之間的界限,，擴大了騙取貸款罪的規(guī)制范圍,。因此，在理解,、適用“其他嚴重情節(jié)”時,，也應當結合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金融機構的貸款資金安全”對其加以限縮,。

正如王新教授所言：退一步講,在目前難以直接廢除該標準的情形下,比較現(xiàn)實的途徑是將騙取貸款罪修改為“具體危險犯”的模式，即在保持“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數(shù)額在100萬元以上”的基礎上,，加入限定因素“足以危及到貸款的安全回收”,要求司法人員必須判斷該危險是否已經(jīng)出現(xiàn),，以抬高該項標準適用的門檻條件。如果行為人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的行為,，并不會引發(fā)貸款安全回收的危險狀態(tài),，即使行為人實施了欺騙手段,而且實際取得100萬元以上的貸款,也不能以該項追訴標準來認定該罪的成立。^[12]

在我國營商環(huán)境逐步實現(xiàn)優(yōu)化的情況下,，我國民營企業(y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也正在逐步解決,。司法實務正視騙取貸款罪司法適用擴張化的問題也能有助于上述難題的進一步解決,。而如何準確適用騙取貸款罪則離不開對保護法益的準確解讀以及對構成要件的有效解構。

總結來說,，將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限定為金融機構的貸款資金安全,，限縮“欺騙手段”的范圍，重視“欺騙手段”與“取得貸款”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準確理解“造成重大損失”,、“其他嚴重情節(jié)”等要件能夠幫助準確適用騙取貸款罪,，避免騙取貸款罪司法適用的不當擴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