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召開的美國政治學會宣布了新一屆的負責人名單,，麻省理工學院(MIT)政治學系教授凱瑟琳·西倫（Kathleen Thelen）當選新一屆主席。即便在美國,，學術共同體成員中男性同樣占據了壓倒性優(yōu)勢,。在西倫之前，擔任過美國政治學會主席的女性僅有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瑪格麗特·利瓦伊（Margart Levi）,、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寥寥數人。

凱瑟琳·西倫畢業(yè)于美國政治學研究重鎮(zhèn)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師從John Zsyman研習發(fā)達國家的比較政治經濟學,。畢業(yè)之后在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短暫停留不到一年，西倫來到了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任教,。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茅廬的西倫便開始懷疑流行的理性選擇理論。她強調,，歷史制度主義強調群體的行為和權力并考察時間過程,，許多關于政治制度的宏大問題需要一個動態(tài)的、長時段的因果分析——正如她日后與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等人呼吁的：“少關注些個體投票者,，多把精力放在組織化的利益”,。作為思考的結晶，她與斯文·斯坦莫（Sven Steinmo）以及弗蘭克·朗斯特雷（Frank Longstreth）編著了論文集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Structuring Politics這本論文集在歷史制度主義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關于“歷史制度主義”這個詞是由哪位學者首先提出比較模糊——彼得·霍爾與西達·斯考切波均認為是對方首先提出的這個概念。然而Structuring Politics卻為該學科廓清了理論邊界,，包括獨立性的特征以及與其他制度主義的差異,。該書不僅僅是一本論文集，同樣展現了歷史制度主義如何推動了比叫政治學的發(fā)展,。作者們通過多元的視角與豐富的議題,，不僅僅表明了“制度很重要”，同時描述出制度在時間過程中是如何塑造與被塑造的,。其中,，第一章正是由西倫撰寫的《比較政治中的歷史制度主義》，該文章至今依舊占據著《政治科學年度評論》（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引用率和下載量的榜首,。

在普林斯頓大學期間,，西倫與其他機構的同事如彼得·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人建立了良好的關系，與政治學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廣泛交流。直到今天,，她所承擔的許多課程都是與跨校名流合開，如與斯考切波合開的《比較視野下的美國政治經濟》,，與彼得·豪爾合開的《資本主義的種類與社會不平等》等等,。南希·貝爾莫（Nancy Bermeo）在回憶中極其稱贊西倫超凡的智慧,、包容性與溝通能力,，認為青年時代的西倫就已經展現出了日后成為美國政治學會領導人的出色才華。

1994年西倫加盟西北大學,。在密歇根湖畔的日子,，西倫儼然成為了一個冉冉升起的學術明星。任教的十余年間,，西倫為西北大學政治學系在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歷史分析的學界地位做出了突出貢獻,。她與社會學的同行一道建立起了比較歷史研究的跨學科工作坊，這個富有激情與創(chuàng)造力的工作坊一直持續(xù)至今,。隨著詹姆斯·馬洪尼2005年來到西北大學,，兩位專注比較歷史的研究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馬洪尼感恩西倫在其學術道路上發(fā)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而西倫則稱贊馬洪尼樹立了一個優(yōu)秀學者的典范,。

2005年,，西倫與沃爾夫岡·斯崔克（Wolfgang Streeck）主編的Beyond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出版。本書英文版的封面是薩爾瓦多·達利的經典作品《記憶的永恒》,，通過超現實主義的方法體現出了這本論文集中關注“時間”的隱喻,。西倫等人以發(fā)達工業(yè)體為案例基礎——如法國的自由主義政策、德國和意大利的財政制度,、美國的福利體系,，等等——確立了五種制度變遷模式，分析了諸如持續(xù)的制度轉型,、作為制度的政體,、自由化變革、制度變遷的原因,、過程與結果等議題,，表達了制度變遷“漸進且積累”的觀點。

2009年,，西倫前往麻省理工學院,，在此之后，彼得·豪爾成為其最親密的同事,，二人共同開設課程,、組織研討會、教授弟子。2010年,，西倫和馬洪尼合編的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出版,。時至此時，漸進制度變遷理論得到了更加豐富的發(fā)展,，概念化與類型化的工作進一步推進,，方法論的自覺性進一步凸顯。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制度變遷的四種理想類型：替代（displacement）,、層疊（layering）、漂移（drift）,、轉換（conversion）,。不同于上一本論文集主要聚焦于當今發(fā)達國家，本書將更多的視野放到了發(fā)展中國家的歷史與變遷,，例如巴西醫(yī)療制度,、肯尼亞土地制度、印尼的“新秩序”等等,，這也體現出了當代比較政治學的在關注議題上的轉變,。

通過以上的學術經歷不難看出，西倫對歷史制度主義在政治科學中的發(fā)展尤其是漸進制度變遷領域貢獻尤豐,。在制度變遷的研究中,，路徑依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它首先源于經濟史研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逐漸為政治科學與歷史社會學所吸納,。然而，基于“斷續(xù)均衡”邏輯的路徑依賴范式更多關注變革而非穩(wěn)定,，同時,，嚴格上的路徑依賴并不多見。因此,，西倫將目光放到“穩(wěn)定”,。這不僅體現在她對方法論的總結與創(chuàng)新，更體現在研究方法在歷史分析上的應用——西倫兩本有關制度變遷的著作都獲得了美國社會學會歷史與社會學分會的巴林頓·摩爾最佳著作獎,，十多年來只有三位學者兩次獲獎,，其他兩位是邁克爾·曼（Michael Mann）與莫妮卡·普拉薩德（Monica Prasad）。西倫的研究,，細致而深刻,，從案例中汲取極具穿透力的理論，無論是技能形成體系（1999）還是勞動力市場制度（2010）,，均體現出了權力分配,、階級聯(lián)盟和以利益為基礎的制度起源和演化理論,，環(huán)境、偏好的變換以及制度的覆蓋,、互動與再生成在時間中不斷推進演化,。其中，《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已經被翻譯出版,。然而,，由于西倫關注于歷史細節(jié)，因此少了些宏大歷史社會學那般激情的筆觸,，加之過多的專業(yè)名詞和英文簡稱，故而使得不少國內學者讀起來頗為吃力,。

回到西倫與她的歷史制度主義研究,。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歷史制度主義代表了這樣一種企圖：即闡明政治斗爭是“如何受到它所得以在其中展開的制度背景的調節(jié)和塑造的”——歷史制度主義的乃至新制度主義的興起,，都源于對行為主義浪潮在政治科學研究中泛濫的反思,。因此，早期歷史制度主義依舊是強調“制度”重于“歷史”,。但隨著與歷史社會學的不斷交流與互動,，一種橫跨政治學與社會學的宏大抱負逐漸付出水平，即比較歷史分析的出現,，其正式標志是2003年出版的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Social Science,。作為對CHA十余年發(fā)展的補充，2015年西倫與馬洪尼合編了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從2003年到2015年,，比較歷史分析試除了堅守自己的理論陣地、以“大雜燴”的方式構建共同體外,，其需要辯論的對手除了占據絕對優(yōu)勢的量化陣營,，又加入了形式模型與大數據社會科學。面對滾滾而來的科學化（很大程度上狹隘為數學化）浪潮,，“主流”的比較歷史分析學者雖然一直聲稱自己的研究同樣是“科學”的,，但他們依舊無法避免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即便是將分析工具加以抽象總結,，其精巧與復雜程度遠遠無法與定量研究和形式模型媲美,；另一方面，如果缺少了歷史僅僅說方法,，那么比較歷史分析則失去了應有意義,。這其實是美國社會科學大環(huán)境造成的。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通過對Studies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中的發(fā)展研究總結發(fā)現,，該刊物論文發(fā)表的主體,，已經由幾十年前的社會學轉到了如今的政治學,。這不僅是由于社會學研究的視野不斷縮小（或曰“狹隘”）,，同樣因為歷史制度主義等質性研究的學者幾乎無法在其學科的主流刊物（如APSR,、AJPS等）發(fā)表論文，而不得不轉戰(zhàn)交叉學科的學術期刊——相較于KKV,1994成書的年代,，如今的質性研究的政治學學者被擠到了更加邊緣的位置,。

然而，事情正在起變化：2015年,，西倫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2016年，牛津歷史制度主義手冊出版（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lism）,，這一年美國政治學年會將關注的焦點再次回到時代的“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2017年，西倫當選美國政治學會主席,。

這就是凱瑟琳·西倫,，優(yōu)雅不失堅毅，智慧不失勤勉,，幾十年如一日對學術的執(zhí)著,，使她贏得了整個學術共同體的認可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