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地理學家胡煥庸在《地理學報》第二期上發(fā)表《中國人口之分布》一文,，根據收集和估算的全國各縣人口數據，繪制了中國第一張人口等值線密度圖,，全面系統(tǒng)地反映了中國人口“西疏東密”的不均衡狀況,。為直觀呈現(xiàn)這一研究成果，胡煥庸提出一條璦琿（今黑河）—騰沖人口分界線：

今試自黑龍江之璦琿,，向西南作一直線,，至云南之騰沖為止，分全國為東南與西北兩部,，則此東南部之面積,，計四百萬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則東南部計四萬四千萬，約占總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僅一千八百萬，約占全國總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懸殊,，有如此者。

胡文不久即引起國際地理學界的關注，被美國《地理學評論》（Geographical Review）雜志全文翻譯介紹,，英,、德等地理刊物亦相繼轉載。因其在描述中國人口分布上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田心源教授稱為“胡煥庸線”,。

諸多研究揭示，“胡線”是描述中國人口“東密西疏”分布格局的基本分界線,，也是一條反映我國自然環(huán)境,、經濟發(fā)展水平、社會歷史條件差異,、民族分布,、城鎮(zhèn)化水平的重要參考線，且具有異乎尋常的頑固性和穩(wěn)定性,。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毋庸多言。我在此并不關注“胡線”因“地理本性”而造就的頑固性問題,，也不希圖回答胡煥庸線“能否破”“怎么破”的世紀難題,，我關注的是，從知識生產的視角出發(fā),，胡煥庸是在什么樣的歷史情境下提出“胡線”的,？此線之提出反映了什么樣的思想傳襲？

近代中國人口論的勃興,，是以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引入中國為前提的,，部分學者認為，近代中國衰落的病癥在于人口過剩導致的社會危機和各類災害,，因此提出通過移民實邊、節(jié)制人口增長,、改良人種等舉措,，以擺脫中國人口過剩的沉重包袱。然而,，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始,，中國人口問題討論出現(xiàn)了一次轉向。一九二四年,，孫中山發(fā)表民族主義講話表示：“從前有一位美國公使叫做樂克里耳（柔克義,，W. W. Rockhill），到中國各處調查,，說中國的人口最多不過三萬萬,。我們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時候已經有了四萬萬，若照美國公使的調查,，則已減少四分之一,。”受此刺激,，孫中山表示：“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英美等列強）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并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并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受國父遺教的影響,，當時知識界為民族主義情緒和愛國話語所激發(fā),，泛起一股中國人口不增就要亡國滅種的論調，認為中國地大物博,，平均人口密度并不高,，不存在人口過剩問題。出于興國保種之需要,，中國應該增加人口而非節(jié)制,。

隨著討論的深入，學界逐漸達成的共識是,，中國人口是否過剩,，并不單純取決于人口總數和平均人口密度，只有從人口分布層面上談人口是否過剩才有意義,。于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揭示中國人口分布不均并探討人口均衡之道成為中國人口問題研究的主要方向,。在胡煥庸發(fā)表《中國人口之分布》一文之前,，陳長蘅、諶亞達,、許仕廉,、楊效春、牟永錫,、華企云,、翁文灝,、張印堂、涂長望,，以及葛德石（G. B. Gressey）,、洛克斯佩（P. M. Roxby）等中外學者均曾撰文詳細探討過中國人口分布狀況，洛克斯佩,、許仕廉等人甚至繪制了中國人口分布圖,。陳長蘅《中國人口論》指出：“本部十八省人口最密，平均每英方里有二百六十八人,；東三省次之,，平均六十一人；新疆又次之,，平均五人,；蒙藏又次之，平均二點七人,。二十一行省之平均密度為二百二十九人,，二十二行省之平均密度為一百七十八人。全國平均密度為一百零三人,?！边M而認為：我國人民“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皆居于十八省”，“非積極移民無以厚內陸人民之生計,，亦無以保滿蒙回藏廣大之領土”,。署名子明的《中國人口問題與移民實邊》（《銀行周報》一九二八年第三十九期）一文也指出：“吾國人口，其癥結并不在于過多,，而在于分配之不均,。試披閱吾國地圖，本部十八省不過占全國面積三分之一,，而人口占全國七分之六,。此外如滿、蒙,、新疆,、西藏等邊陲，類皆地曠人稀,，面積占國權三分之二，人口僅七分之一,?！倍泼駥嵾叀皩崬槲釃袢兆钜摺薄?/span>

盡管當時研究依據的人口數據差異極大,，精度和尺度也各有不同，但其結論是高度一致的，即中國“本部”地狹人稠,，“人無地耕”,；邊疆則土曠人稀，“地無人耕”,。既如此,，移民殖邊可緩解內陸人口過剩之壓力，可開發(fā)邊疆空曠之荒地,，可鞏固邊防以滅列強覬覦之心,，可謂一舉而三善備。移民殖邊成為當時社會各界的普遍呼聲,。正如劉寶珺《中國之人口問題》（《馮庸大學月刊》,，一九三一年第一期）一文熱情洋溢地呼吁：

內陸有過剩的人口么？請到邊疆去,！有糧食不足為患嗎,？請到邊疆去！有無業(yè)的游民,、失業(yè)的勞工嗎,？請到邊疆去！退伍的兵士,，挑得動,，任得勞，何必去作土匪,，可到邊疆去,！學校的畢業(yè)生，有智有謀,，為了謀生,，何必逢迎軍閥，可到邊疆去,！邊疆的土曠人稀,，物產既美，邊疆可耕可牧,，亦多礦多林,，本求食之佳處，亦人民之樂境,。

胡煥庸正是在這樣的情景下參與討論的,。胡文根據全國分縣人口統(tǒng)計數據，將中國人口密度分為八個等級,，并以每點代表二萬人的“點子法”,，繪制了代表當時最高精度的中國第一幅等值線人口密度分布圖,，這表明了胡文在研究精度和尺度上較前已有大的突破。然若從學術創(chuàng)新意義上審視,，胡煥庸的中國人口地理分布研究及《中國人口密度分布圖》并不“新鮮”,，胡文觀點也未超越前人，這或許也是胡文在當時國內學界并未引起充分重視的主要原因,。然而,，作為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的“胡線”之提出，卻是一次重要的學術貢獻,。當時學界關于中國人口分布的“空間性”差異,，早已形成了一種共通的表達方式，即“本部十八省”和邊疆地區(qū)的空間分異（“本部—邊疆”二分法）,。那么,，胡煥庸為何突發(fā)奇想，突破這一傳統(tǒng)思維和既有路徑,，創(chuàng)造性地畫出一條自東北璦琿以迄西南騰沖的人口地理分界線,？又是什么樣的歷史情境，啟發(fā)了胡氏以此線為界,，將中國分為“東南”和“西北”兩個半壁,？

2015年地理遙感人口密度分布圖（來源：douban.com）

一九三二年，著名地理學家,、地質學家翁文灝發(fā)表了《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獨立評論》第三期）一文,。這篇論文也是參與中國人口問題討論的重要成果。翁文盡管是在資料不完備的情況下完成的,，但它創(chuàng)新性地探討了中國人口分布和土地利用的空間差異情形,，尤其注重以自然區(qū)域作為認識中國區(qū)域不平衡發(fā)展的科學方法。翁文將中國人口稠密區(qū)域分為中原區(qū)（白河黃河及淮河平原）,、揚子區(qū)（揚子江中下游平原）,、丘陵區(qū)（以上平原附近之低山寬谷區(qū)域）、東南沿海區(qū)（浙閩粵等東南沿海區(qū)域）,、四川盆地五大自然區(qū),，測算出各區(qū)域的人口總數和人口密度數據，據此指出：

以上五個區(qū)域總算起來約計面積七十萬方里,，占全國百分之十七弱,，他的人口則有三萬五千數百萬人，占全國百分之八十三強,，密度總平均每方里多至五百人,。其余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乃分布于其他百分之八十三的面積，平均密度每方里只有三十五人,?？梢娭袊丝诜植际菢O端的不平均。

同時翁文表示,，移民殖邊是“應該走的大路”,，但西北地利不足，幾無移殖之希望,，而主張對東北移民開發(fā),。他曾形象地說：“中國人向來好以地大物博自豪。大多數的人往往默認一切土地皆可同等利用,，只要有人去開發(fā),。其實地的好壞大有分別，好的地方一方里養(yǎng)一千人綽有余裕,，壞的地方一方里養(yǎng)五十人還甚困難,。”翁文一經發(fā)表,，獲得學界的廣泛關注和征引,，影響極大。

胡文的研究思路和結論,，顯然從翁文中得到不少啟發(fā),。胡文的落腳點是討論移民殖邊的可行性問題,強調地理環(huán)境的人口承載力思想，應該是對翁文觀點的申說,。

翁文對胡煥庸的啟發(fā)不唯如此,，還直接表現(xiàn)在以分界線手段呈現(xiàn)人口分布空間差異上。翁文指出：

假如我們在中國地圖上從北平起,，沿太行山脈向南,，經過鄭州、宜昌,、常德,、寶慶、梧州到欽州畫一條線,，上述四個人口最多的區(qū)域（中原區(qū),、揚子區(qū)、丘陵區(qū),、東南沿海區(qū)）皆在此線以東,。四個區(qū)域合計面積約六十四萬方里，占全國百分之十五,，人口合計則有三萬一千萬人,，占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

翁氏畫出的這條人口地理分界線,，北起北平,，南達欽州,，呈現(xiàn)出與我國第二地理階梯線大致吻合的態(tài)勢。若套用“胡線”命名法,，可稱之為“翁文灝線”或“北平—欽州線”,。“翁線”之提出,，可能給了胡煥庸直接的“提醒”,。

中國地理一、二,、三階梯線（來源：zhidao.baidu.com）

如何看待“翁線”和“胡線”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呢,？毋庸置疑，“翁線”和“胡線”與其說是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毋寧說是地理學家為了更直觀描述人口分布的空間分異性而采取的一種可視化方法和參考性基線,。很多學者總愛強調“胡線”的客觀存在性，認為它是我國地理環(huán)境,、經濟,、社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歷史產物。然則,，這樣的理解事實上忽略了“胡線”是地理學家發(fā)揮主觀意識作用的舉動,，其本身有科學性，但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客觀存在,?！拔叹€”因資料殘闕和研究模糊性，科學典范性明顯不足,。與之相比,，“胡線”依據的數據精度更高，兩個端點的選擇更科學合理,，實現(xiàn)了中國人口分布空間差異性的最大化,。一九八二年，孫敬之曾提議將“胡線”改畫為“漠河—騰沖線”,，胡煥庸則認為,，這樣的畫法將大興安嶺、呼倫貝爾高原,、內蒙古高原以及岷山,、邛崍山等人口稀少之高原山地都包括在東南半壁之中，不如原界線“更加貼切和能說明問題”,?？梢姡鸁ㄓ龟P于“璦琿—騰沖”兩個端點的選擇確實是做過精心測算的。

總而言之,，不論是“胡線”還是“翁線”“孫線”,，盡管都能反映中國人口“東密西疏”的空間大勢，但我們并不能據此認為這些分界線都是必然存在或客觀形成的,。人口地理分界線的“畫法”,，確有一種遵循科學邏輯的主觀性，其只有是否更科學,、更合理之說，而無客觀必然存在之理,。人口地理分界線是社會經濟發(fā)展和人類改造地理環(huán)境的一項重要指標,，“胡線”對“翁線”的改造，就是這樣一次不斷提升研究精度以及典范性,、標準化的科學舉動,。從這個意義上說，隨著中國經濟深化發(fā)展和人口分布變化,，在未來地理學家的眼中,，中國人口“東密西疏”的空間大勢或許不會改變，但“胡線”的兩個端點（璦琿和騰沖）并非完全不能變更,。

如果說，“胡線”對“翁線”分界線思維的繼承是一次科學表達方式的傳襲,，那么我們更應該關注“胡線”得以提出的思想傳襲,。胡煥庸以“胡線”為分界，將中國劃分為“東南”和“西北”兩個半壁,，事實上源于“東南”和“西北”地理分異的傳統(tǒng)認知,，更具體一點說，是根植于古代中國“東南人滿,，西北土滿”的歷史情境之中的,。

“東南”與“西北”是古代中國頻繁對舉的兩個方位概念。司馬遷說：“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這句話凝聚了古人豐富的地理經驗,。很多歷史文獻也描述中國的地理大勢為“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不惟地形,，“東南”與“西北”在經濟,、文化上也呈現(xiàn)出較大的地理差異。西晉張華《博物志》記：“東南之人,，食水之產,；西北之人,，食六畜產?！睔W陽修《論逐路取人札子》云：“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兩宋時期,，在經濟文化重心轉移的大背景下,，中國人口“東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在南宋即已形成。宋人將這一人口比重變化稱為“天運”之轉移,，“三代以前,，天運主于西北，故戶口之盛莫盛于西北,；三代以后天運主于東南,，故戶口之盛莫過于東南”。這說明宋代伊始,，人們對“東南”“西北”的人口分布格局也有了一定的認識,。到了明代，郭之奇已使用“東南人滿,，西北土滿”來形容這樣的人口分布格局變化,。至清康熙時，移民殖邊以均人口的思想也被人提出來,，朱奇齡明確主張“以東南有余之民,，任西北有余之地”。進入近代,，西北移民殖邊之論成為潮流,，“東南人滿，西北土滿”一語,，與清末以來中國人口“四萬萬”的數字神話類似,，且相互映照，為近代中國社會各界人士耳熟能詳,，這是近代中國移民殖邊思潮興起的思想基點,。

需要進一步揭示的是，在模糊的傳統(tǒng)語境里,，我們很難理解“東南”和“西北”兩個概念的性質和區(qū)域范圍,。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歷史情境、文化語境之下,，“東南”“西北”所指稱的區(qū)域范圍自然也有較大差異,，諸家對此多有不同的認識。僅就近代中國而言,，“西北”與“東南”在區(qū)域空間上大致可以視為“邊疆”與“本部十八省”之間的對舉關系,。然而，在探討歷史區(qū)域變化之外,，絕不能忽視對傳統(tǒng)語境的探討,。在歷史語境里，“東南”和“西北”往往包含偏正解構式的復合詞和并列結構式的連接詞兩種形式,，也就是說,，“西北”可能是指正西和正北兩個方位之間的“西北一隅”，也可能是指包含正西和正北兩個方位的“半壁”區(qū)域,。正如近人曾養(yǎng)甫《建設西北為今后重要問題》所云：“西北區(qū)域，從廣義言之,，則西,、北二部悉在其內。從狹義言之,，則僅指西北一隅,。”

回頭再看“胡煥庸線”,。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人口“東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已為人廣泛研究和揭示，“東南人滿,，西北土滿”也早已是知識界表述中國人口分布的口頭禪,。而“翁線”的出現(xiàn)，為胡煥庸提供了具體的分界線思路,。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胡煥庸將這一半壁區(qū)劃法具體落實在中國人口地理研究之中，于是“胡線”應運而生,?？傃灾昂€”是依靠較高精度的人口數據,，運用分界線思維和標準化手段,，在現(xiàn)代科學研究過程中化約和展現(xiàn)“東南人滿，西北土滿”傳統(tǒng)認識的產物,?？梢哉f，學理上的“胡線”提出不足百年，但事實上的“胡線”已存在了千余年,。

不能忽視的另外一個事實是,，“胡線”是建立在一個“整體的中國領土空間”基礎上畫出的人口地理分界。近代中國的領土空間是隨著清代疆域觀念變化和國際條約體系的介入,，以清代疆域為主體逐步確立下來的,。然而，身處其中的相當一部分知識精英尚未建立起現(xiàn)代中國疆域的意識,，或者執(zhí)拗于傳統(tǒng)天下觀主導下的華夷秩序,，或者不自覺地受日本輿論話語影響，接受了中國“本部—邊疆”截然二分的對立論,，個別人甚而因西方殖民話語的刺激,，沾沾自喜地將中國“本部”之外的邊疆之域也視為中國的“殖民地”。正是囿于這樣的思想局限,，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人口問題大討論中,，多數知識精英堅持以“本部”和“邊疆”截然分為二區(qū)的慣性思維和刻板邏輯。

翁文灝,、胡煥庸等地理學家則成為破除“本部”話語的踐行者,，他們與歷史學家、政治學家關注邊疆問題的角度向來不同,，并不糾結于“本部—邊疆”二元對立話語,，也不像顧頡剛那樣大聲疾呼“‘中國本部’一詞亟待廢除”，而是另辟蹊徑,，特別注重從“整體的中國領土空間”這樣一個地理實體中陳述地理問題,，立足于這個地理實體內部的自然區(qū)域進行科學分析，這使得過去被誤讀的國家版圖,，以一個清晰的“秋海棠狀”中國疆域輪廓呈現(xiàn)出來,。一定程度上，這使得他們能夠擺脫政治疆域史的糾纏,，超然于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將具有強烈的政治—歷史屬性的中國疆域輕描淡寫地自然化了。這種通過強化“地理中國”意識的科學建構,，可謂潤物細無聲,，結果是反而增強了蒙、新,、藏,、青等邊疆之域的領土屬性，成功消解了中國疆域描述中“本部—邊疆”二元論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