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 勇

內(nèi)容提要：中國音樂史學史的寫作可有各種形式和方法。文章提出一種可供嘗試的寫作方法：“以人物為主線”的方法,。采用這種方法,，有利于做到“人學互見”，增加史學著作的親切感,；有利于從人物內(nèi)心了解人物及其學術,；有利于觀察學統(tǒng)、學脈,、學術之形成和發(fā)展,。并呼吁從事音樂史教學的同行們積極準備相應資料，以備寫作之用,。

關鍵詞：史學史,；社會背景；史學思想,；學脈

原載于《音樂藝術》2018年第3期

學科史的寫作,，意義在于回顧、反思與總結,，述往以為來者師,。中國近代的音樂史學，自出現(xiàn)至今已近百年,，大有回顧,、反思、總結之必要,。歷史是要書寫的,，音樂史學史當然也是要書寫的，而書寫的內(nèi)容,、形式與方法又可以各有不同,。

約30年前，那時在福建師大工作的鄭錦揚寫過一部《中國音樂史學史》,。我在馮文慈老師那里粗粗翻了幾頁,，記得那部著作的寫法好像是綜述了一下當時的已有的研究成果,。我想，即便還算不上一部成熟的音樂史學史,，起碼作者已經(jīng)把當時的成果爛熟于心,，這已經(jīng)很了不起了。我在這里想談的是,，史學史的另外一種寫法,，即以人物為主線的史學史。

這種想法,，是受到《民族音樂學的先驅者們》（Pioneers of Ethnomusicology）這本書的啟發(fā),。這本書的作者是澳大利亞學者Mervyn McLean，書的名字不是民族音樂學史,，但實際上就是,。作者將民族音樂學的早期的人物，放到學科的每一個發(fā)展階段中作詳細介紹,，包括個人經(jīng)歷及其學術貢獻,。讀完以后，我們可以對民族音樂學的歷史有一個清楚的了解,。

這種以人物為主線的寫法,，適合于發(fā)展時間不長的學科。民族音樂學的正式命名是1959年,，就算從艾利斯開始,，也就一百年多點。民族音樂學是一個世界性的學科,，雖然20世紀下半葉以來進入這一隊伍的人非常多,，真正對學科作出重大貢獻的人，也不是很多,。以人物為主線,，當然不是人人俱到。近代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從葉伯和（1922）算起,，不到100年。其間的重要人物,，我們現(xiàn)在掰著手指頭算算,，也是能算出來的。所以,，總的篇幅是可以預見的,。

以下,，我來談一談以人物為主線的史學史著作的幾點優(yōu)勢,。

01

人學互見,，生動親切

史學著作是人寫出來的，以人物為主線,，有利于展開歷史的文化的敘事,，使讀者能夠在歷史文化脈絡中認識作者，感受他的寫作,，進而更加準確地了解他的成果,。真人真事總是能吸引人的。在這里,，史學著作的作者不再是一個冰冷陌生的名字,，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最近,，我讀陳荃有編著的《音樂學人馮文慈訪談錄》,，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我是馮先生的入室弟子,，對他是非常熟悉的,，書中絕大多數(shù)事情，我都聽馮先生講過,，有的還不止一遍,。盡管如此，我仍然感到這部書很生動,。他全面地反映出馮先生的一生,，包括家庭背景，受教育的情況,，所經(jīng)歷的社會階段,，世界觀的形成及變化，學術經(jīng)歷,，學術思想等等,。有了這一些信息，我們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學術和心路歷程,，理解他的學術成果的來歷,。例如，大家都知道,，馮先生在朱載堉律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這項工作的難度很高，是一般音樂專業(yè)出身的人難以勝任的,，何以馮先生能夠在極困難條件下出色地完成這項工作呢,。讀其自述可知，他的中學國文和數(shù)學老師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國文老師王蔭濃是北大國文系畢業(yè)生，知識廣博,，授課生動,；另一個國文老師裴匯川是清華研究院國學門畢業(yè)生，長于訓詁考據(jù),；數(shù)學老師楊學涵出自北洋大學,，知識水平自不待言，且授課技巧高超,，能夠吸引學生,。也就是說，他在中學就掌握的東西,，我在念研究生時才開始學習,，這一下子就拉下幾十年，還沒等補上空白,，自己就已經(jīng)老了,，所以在學術的路上只能望其項背。當然,，馮先生之所以敢接朱載堉這個活,，不能光憑基礎，這與他自己日后的刻苦鉆研是分不開的,。如此之類的信息,，史學史里不可能寫得這么詳細，但濃縮一下,，對于讀者認識作者也是有益的,。

在以往的音樂史寫作中，以人物為主線做法也是有的,。例如汪毓和老師的近現(xiàn)代音樂史,，就是在不同的時期里以人物為主線進行寫作的，我覺得效果很好,。但是由于史學本身的嚴肅性,，使得那些人物還不夠生動。我們常見的西方音樂史著作情況也差不多,，人物介紹占了很大篇幅,，當然包括他們的作品等等。但是一旦和西方人寫的他們的傳記作品比較閱讀,，就會發(fā)現(xiàn)人物不夠生動,。我們喜歡拔高，拔得越高越不生動,，不接地氣,，可讀性就差。有時，人物的脾氣秉性,、業(yè)余愛好等等,，也可以幫助讀者理解作者及其作品。音樂史學史著作也是人物的作品,，所以了解人物具有重要意義。

02

有利于剖析人物的史學思想,，凸顯闡釋特色

意識支配行為,，行為產(chǎn)生結果，這個過程應該是可以認同的,。當然,，在意識形成之前，還要有一些實踐,，這是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意識一旦形成，就可以支配行為,。在史學研究中,，意識就是史學思想，而史學思想,，筆者認為,，應該包括治史目的及歷史觀兩個部分。

以人物為主線,，更加有利于剖析人物的史學思想,，特別是社會文化環(huán)境和思潮對學者思想的形成產(chǎn)生的影響。當然這并不是說,，從問題入手或者從其他角度入手就無法涉及思想,。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中，出現(xiàn)了很多杰出人物,，他們?nèi)〉昧撕芏嘀匾晒?。但顯然，這些成果的內(nèi)容,、風格,、水平都不相同。除了一些歷史局限外,，史學思想的不同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而不同的史學思想又是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或思潮中形成的。以下我們首先以王光祈為例來談一下人物的史學思想,。

王光祈曾經(jīng)是個熱血青年,，后來轉向音樂研究，其理想也還是以音樂來改造中華民族的精神，這是他的思想基調,。他在《中國音樂史》自序中說：“國人飽受物質主義影響,，以為自然科學為現(xiàn)在中國唯一需要之品，而不知自然科學只能于吾人理智方面有所裨益,；只能于吾國生產(chǎn)方面有所促進,；而不能使吾民族精神為之團結。因民族精神一事,，非片面的理智發(fā)達,，或片面的物質美滿所能相助者；必須基于民族感情之文學藝術,，或基于情智各半之哲學思想,，為之先導方可。尤其是先民文化遺產(chǎn),，最足引起‘民族自覺’之心,。音樂史，亦先民文化遺產(chǎn)之一也,。其于陶鑄‘民族獨立思想’之功,，固勝于一般痛哭流涕，狂呼救國之‘快郵代電’也,?！盵i]他的“吾將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重新沸騰。吾將使吾日夜夢想之‘少年中國’燦然涌現(xiàn)于吾人之前”[ii]的豪言壯語,，是大家都熟悉的,。這些話加起來，就是王光祈研究中國音樂包括中國音樂史的初衷,，也即治史目的,。

對于什么樣的人算史學家，什么樣的書算是史學著作,，他是這樣說的：“又吾國歷史一學,，向來比較其他各學發(fā)達。但在事實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學家’（如司馬遷之流，乃系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掛賬式’的史書,，而無‘談進化’的著述?！笨偨Y起來就是,，只有寫出談進化的著作的人，才是史學家,，而司馬遷即為其中之一,。這里談了史學、史家的標準,，也透露出他的進化論的歷史觀,。如何談進化呢？他又說：“從前《紀事本末》一類書籍,，近于言‘進化’矣；但亦只限于該‘事’之本末,，而于當時社會環(huán)境情勢,，卻多不作深刻探討。此與近代西洋治‘歷史學’者大異,。譬如吾輩治西洋樂史,，凡研究某人作品，必須先研究當時政治,、宗教,、風俗情形、哲學美學思潮,、社會經(jīng)濟組織等等,，然后始能看出該氏此項作品所以發(fā)生之原因?！边@是他所主張的談進化的方法,，多么像是民族音樂學家說的話。此可以看出,，把音樂放到文化中去理解的做法,，在比較音樂學時期就已蔚然成風，只不過就研究對象而言,，還不似后來的民族音樂學專事對異文化音樂的研究,。

通過王光祈的這些話，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把握他的史學思想,，包括治史目的,、歷史觀及工作方法。但是很遺憾,，我們從王光祈的著作中,，看不到那種在社會文化中談音樂進化的篇章,。他的談進化，卻有點像他所批評的那樣,，就事論事,。雖然其中也充滿了科學精神，但是畢竟與他的治史理想和所推崇的方法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如果真能做到在社會文化中談音樂進化,，那么就真的有點接近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了。這些遺憾,，我們只能歸結于王光祈當時的處境和條件,。他對治史思想的論述，反映出那個時代身處德國的他,，是如何受到西方史學思想的影響,，而形成了自己的史學思想的?！斑M化”一詞,，見于他的《中國音樂史》的始終，又見于《歐洲音樂進化論》等著作,。在《中國音樂史》自序中,，他談了很多關于史學思想的話，但沒有講到進化論思想的來源,。憑借我們對文化人類學的了解可知,，這種思想顯然是來自文化人類學的進化論學派。王光祈在德國學習的時候,，正是比較音樂學發(fā)展的時期,，他的老師霍恩波斯特就是比較音樂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此時,，進化論學說在人類學領域已經(jīng)不太流行,，并且受到較多的批判，但在比較音樂學界,，這種理論還很有市場,。比較音樂學家們將全世界的音樂按照“簡單”和“復雜”程度進行排列，以確定其先進與落后,，并將自己的音樂視為最高級的音樂,。王光祈身處其中，受到影響自然難免,。在《自序》中,，他認為中國音樂除了律呂一項，其他都比歐洲落后,，但好處是他不甘落后,。從其通篇寫作中亦可看出,，從五律到七律再到十二律，然后六十律等等,，都體現(xiàn)了進化論史學思想,。此例也鮮明地昭示出史學寫作與當時學術思潮的關系。

注釋：

[i] 《中國音樂史》自序,，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第246頁,。

[ii] 《東西樂制之研究》,，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第485頁,。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