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外部史料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料,，大體來講,，可以分為佛教內(nèi)部史料與佛教外部史料。佛教外部史料為正史,、時人文集,、志書、類書,、金石等,，除了道教文獻的應(yīng)用外，與一般史學研究的情況近似,。下面就時人文集和新出墓志銘資料略加說明?，F(xiàn)存時人文集以南朝為主，而墓志銘則以北朝出土為多,，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研究中,，這兩類史料一南一北，正好配合使用,。

唐前文獻,，最著名者當屬清人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十五集中《全晉文》、《全宋文》,、《全齊文》,、《全梁文》、《全陳文》,、《全后魏文》,、《全北齊文》、《全后周文》,、《全隋文》等多有佛教史料內(nèi)容,，《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每集常有外國、釋氏,、仙道,、鬼神等科目，便于檢索,。此外,，明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也應(yīng)引起高度重視，《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是在張燮《七十二家集》基礎(chǔ)上進一步擴編而成,，其中不乏六朝佛教史料,。就筆者所閱，其中《孫廷尉集》,、《何衡陽集》,、《謝康樂集》、《顏光祿集》,、《蕭竟陵集》,、《王寧朔集》、《張長史集》,、《孔詹事集》,、《梁武帝集》、《梁昭明集》,、《梁元帝集》,、《沈隱侯集》、《王左丞集》,、《劉曹戶集》,、《庾度支集》、《徐仆射集》,、《江令君集》,、《溫侍讀集》等，多有涉及佛教的內(nèi)容,。如南朝佛教史中評價頗高的周颙,，亦被許多文學史家認定為“四聲”的發(fā)明人,，但在時人文集中卻是另一種形象，孔稚珪《北山移文》：“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云壑,。雖假容于江皋，乃纓情于好爵,?！薄侗鄙揭莆摹肥侨脒x《古文觀止》的名篇，而部分周颙研究者似未寓目,。應(yīng)該說是“文,、史、哲”學科分家的后果,，今后六朝佛教研究者應(yīng)盡量避免對六朝文史資料的忽視,。殷孟倫先生著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可方便讀者按圖索驥,。

墓志銘近年來引起了中古史學界的高度重視,，部分佛教研究者對此也有關(guān)注。特別是日本東洋大學伊吹敦教授《墓志銘所見之初期禪宗》,，發(fā)現(xiàn)唐人墓志銘對佛教,、南宗禪記載頗少，與以往我們對唐代佛教鼎盛的印象有較大差距,。前文提到的蕭邦利用金石資料對印度佛教史的研究,，也得出了許多與以往不同的結(jié)論。這一方面可以提醒我們從新的視角來考察佛教歷史,，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墓志銘等這類金石史料本身可能帶有一定的特殊性?，F(xiàn)存大量六朝墓志銘涉及佛教的內(nèi)容甚少，與以往我們從傳世文獻中得出的對六朝佛教社會影響力巨大的結(jié)論有較大差距,。墓志銘這類史料的特點,，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漢魏以來,，屢有禁碑令（參見《宋書·禮志二》）,，不得私自立碑,，這不僅限制了碑刻的數(shù)量，可能對碑文涉及的內(nèi)容,，亦有較大的影響,。

梁元帝蕭繹曾經(jīng)編輯《內(nèi)典碑銘集林序》收錄佛教碑銘，合三十卷,，但早已亡佚,，僅在《廣弘明集》中存有序言一篇。魏晉南北朝墓志銘主要收錄在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志銘集釋》,，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之中,，特別是后兩種書為近年來新出,，錄文清楚，特別是《疏證》考證頗詳,，兩者配合使用,，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朝墓志銘中不乏高僧,、男女居士傳記,、修寺塔記錄等傳統(tǒng)史料，如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中的《孫遼浮屠之銘記（正光五年七月廿五日）》,、《魏故昭玄沙門大統(tǒng)僧令法師墓志銘（永熙三年二月三日）》,、《大魏比丘凈智圓寂塔銘（元象元年四月十一日）》、《居士諱道明墓志（天保三年正月十五日）》,、《云門寺法懃禪師墓志（大寧二年正月五日）》,、《魏故□玄沙門都維那法師惠猛之墓志銘》，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中的《劉賓及妻王氏墓志》,、《志修塔記》等。此外,，六朝墓志銘中有一類比丘尼的墓志銘,，尤其值得關(guān)注。這類比丘尼或原為貴族女性幼小出家,，或為皇帝或貴胄嬪妃妻妾在丈夫死后出家為尼,，如《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中的《魏瑤光寺尼慈義墓志銘（神龜元年十月十五日）》、《魏故比丘尼慈慶墓志銘（正光五年五月七日）》,、《魏故車騎大將軍平舒文定邢公繼夫人大覺寺比丘尼墓志銘（永安二年十一月七日）》,，《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中的《高殷妻李難勝墓志》、《陳宣帝夫人施氏墓志》,、《李靜訓墓志》,、《丁那提墓志》等,。

趙和平教授在《武則天出家寺院考》指出，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北周形成了皇帝去世后立別廟,，其旁建尼寺以處先帝嬪妃的制度,。此實際在儒家的太廟體制（每年冬至等六次祭祀）外，另立了佛道教的家廟（生日忌日,、七七等祭祀）,，影響到唐宋，是皇帝中央集權(quán),、政權(quán)關(guān)系,、三教關(guān)系史上的大課題。北朝后宮出家甚多,，后形成定制；而南朝從東晉司馬道子與比丘尼支妙音到梁元帝后宮“徐娘半老”的典故,，都與尼僧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出家為僧尼或暫居佛門不僅為皇室嬪妃的一種出路選擇，也是官僚妻子救貧或避禍的方法之一,。墓志銘中貴婦出家的記錄不少,，輔之傳世文獻，對于揭示南北朝中后期佛教史不為后人熟知的一面,，當大有禆益,。

二、佛教內(nèi)部史料

佛教內(nèi)部的史料可以分為兩大部分：

1．傳世史料,。佛教傳世史料,，大體可以分為：（1）佛教史書；（2）經(jīng)錄,；（3）文集等著述,；（4）經(jīng)典注疏；（5）類書等佛教百科,；（6）應(yīng)驗記等“釋氏輔教之書”,。

2．近代以來的出土史料：（1）造像記、陀羅尼等各地經(jīng)幢,、石窟碑刻,；（2）敦煌遺書。此外佛教圖像等非文字材料亦應(yīng)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近幾十年來,，佛教出土文獻的研究是一個熱點。以往魏碑,、陀羅尼的研究是海外學者的強項,，近年來華語學者劉淑芬,、侯旭東等人的研究也趕超了國際一流水平，在下一節(jié)我們將對此略有敘述,。而近十余年,，敦煌遺書研究將北朝佛教學派研究引入了新階段。特別是2009年8月韓國金剛大校佛教文化研究所召開了“地論思想的形成與嬗變”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2010年編輯出版了研究論文集《地論思想的形成與嬗變》的日文版和韓文版,，是漢魏兩晉南北朝佛學研究的重要突破。2012年,，該研究所又出版了《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利用敦煌遺書研究南北朝佛教學派問題，在今后若干年內(nèi)都將是一個重要的學術(shù)增長點,。

在佛教傳世文獻中,，佛教史書是最為重要的一類，為后世佛教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史料乃至于研究的框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書,，以紀傳體為主，梁慧皎的《高僧傳》,、唐道宣的《續(xù)高僧傳》最為重要,，此外存世的還有寶唱的《比丘尼傳》、《名僧傳抄》等,，以及今人的補遺,。編年體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籍中雖不發(fā)達，但亦存在,，最典型的代表是隋代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一至卷三的“帝年”,，自周秦至隋，按照帝王世系年號編寫佛,、法,、僧“三寶”大事記?！稓v代三寶紀》屬經(jīng)錄,，歷代學者對其頗多訾議、穢評,，然畢竟保存許多史實,、“傳說”以及當時人們對佛教的理解，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相比《歷代三寶紀》,，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是更為嚴謹?shù)闹鳌＝?jīng)錄除了提供佛教傳譯方面的重要史料,，其收錄的譯經(jīng)僧侶傳記,、佛經(jīng)序跋,，亦是研究當時佛教歷史與思想的重要依據(jù)，而疑偽經(jīng)的記錄也為民間佛教的研究提示了重要的線索,，例如《出三藏記集》中記有“《慧達經(jīng)》一卷”,，慧達即是六朝時著名的神異僧，俗名劉薩訶,，被信徒尊稱劉師佛,。僧祐說：“《大涅槃經(jīng)》云：‘我滅度后，諸比丘輩抄造經(jīng)典,，令法淡薄,。’種智所照,，驗于今矣,。自像運澆季，浮競者多,，或憑真以構(gòu)偽,，或飾虛以亂實。昔安法師,，摘出偽經(jīng)二十六部，又指慧達道人以為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被圻_出家前曾假死而游地府,，《慧達經(jīng)》應(yīng)是出自這段神秘的宗教體驗。

魏晉南北朝佛教文集,，可以分為合集和個人專集,。合集是為某一主題而編輯的諸多佛教僧侶、居士乃至與教外人士的論辯文章,，現(xiàn)存合集大都與護教有關(guān),，如梁僧祐編輯的《弘明集》，唐初道宣編輯的《廣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論衡》,，智昇《續(xù)集古今佛道論衡》等；也有圍繞某一佛教領(lǐng)袖人物或某一學派教團的合集,，如隋灌頂編輯的《國清百錄》,。個人專集、僧傳等史籍中常稱某僧人有文集若干卷,，如《出三藏記集》記載,，廬山慧遠“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余篇，并見重于世”,。蔣山靈暇寺的余姚人道慧（451—481年）在十四歲時讀到《廬山慧遠集》,，“說明慧遠歿后五十年左右，江南已有《慧遠文集》流傳”,。但這類專集現(xiàn)今大都散佚,；魏晉南北朝現(xiàn)存僧人文集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僧肇的《肇論》等?！洞蟪舜罅x章》是東晉名僧廬山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的問答集,，是比較特殊的一類文集。此外,，篇幅較長的佛教論文亦有獨立成書而流傳的,，比較重要的如吉藏的《二諦論》等。一般來講,，佛教文集等著述是相比佛教史籍更為第一手的資料,，但文集常常晚出，而且許多編撰者的目的在于護教弘法,，難免有偽托之作,，故反倒常須依僧傳等史籍進行考辨。

經(jīng)典注疏是題材比較特殊的著述,，且數(shù)量龐大,，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料中是篇幅最大的，故單列一類,。經(jīng)典注疏也可以分為集注和個人獨立注疏,。集注中比較著名的是鳩摩羅什、僧肇,、道生的《維摩詰經(jīng)》“三家注”,，梁代寶亮編的《大涅槃經(jīng)集解》亦是研究南朝佛教思想的寶庫。個人獨立注疏按內(nèi)容可以分為“玄義”（義疏）與“文句”兩類,?！靶x”主要是發(fā)揮經(jīng)文大意，如智顗的《法華玄義》,、吉藏的《三論玄義》,；“文句”是逐句解釋經(jīng)文，最典型的代表是智顗的《法華文句》,。存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經(jīng)典注疏,，保留了注釋者諸多重要的思想創(chuàng)新，但亦有不少注疏是沿襲成說，乃至于假后世弟子之手完成,。這就為我們辨別佛教人物思想,、觀點主張出現(xiàn)年代造成了一定的困難。自20世紀70年代,，日本著名學者平井俊榮指出傳統(tǒng)上認為出自智顗筆下的許多注疏,，是沿襲自吉藏，引起了天臺學人與三論學人持久的論辯,，但這也為我們重新認識佛教典籍注疏這一題材的史料性質(zhì),，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

早期的佛經(jīng)常出自經(jīng)抄,，即有佛教類書,、佛教百科全書的性質(zhì)，如《四十二章經(jīng)》,、《六度集經(jīng)》等,；《大智度論》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看做是鳩摩羅什編譯的大乘佛教百科全書。南朝時,，在政府的支持下,，佛教徒編輯了許多大型類書，如《眾經(jīng)要抄》,、《經(jīng)律異相》,、《法寶聯(lián)璧》、《內(nèi)典博要》等,，但大都散佚,，現(xiàn)存最為完好的是《經(jīng)律異相》。唐初《法苑珠林》等后世佛教類書,，亦對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有重要參考價值。此外,，漢魏兩晉南北朝僧人的獨立撰述,，也有類似佛教百科性質(zhì)的作品，如凈影寺慧遠的《大乘義章》,。

應(yīng)驗記等“釋氏輔教之書”,，有些出自僧侶之手，如唐初道宣編纂的《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等,，但絕大部分是出自居士俗人之手,，甚至帶有筆記小說性質(zhì)。由于六朝筆記小說很多都已散佚,，現(xiàn)存筆記資料大都是從后世佛教應(yīng)驗記或《法苑珠林》等佛教類書中輯佚出來,，故筆者將“釋氏輔教之書”納入佛教內(nèi)部史料加以探討。

六朝志怪小說輯本，魯迅《古小說鉤沉》是最為重要的基本參考資料,。另外,，當代大陸學者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的相關(guān)研究也值得重視，臺灣學者王國良的許多輯本也比較全面,，再有就是近年來中華書局陸續(xù)出版的“古小說叢刊”今人校注本值得重視,。就筆者所見，現(xiàn)將東晉六朝釋氏輔教之書列于下：

（1）晉·王延秀《感應(yīng)傳》,，今存《太平廣記》二條（卷一一一“齊建安王條”和卷一一四“張逸”條）,，《辨正論》卷六卷七陳子良注引《感應(yīng)傳》四事（《廣記》所存兩條也在其中），《續(xù)高僧傳》卷一一“慧海傳”有“見《感應(yīng)傳》”,。然所記事件與作者年代有不相符的情況,，李劍國認為以上五條可能出自隋釋凈辯《感應(yīng)傳》。不過所記依舊為六朝事,，保留,。計五條。

晉·謝敷《光世音應(yīng)驗記》,，董志翹《〈觀世音應(yīng)驗記三種〉譯注》七條,。

宋·劉義慶《宣驗記》，《古小說鉤沉》三十五條,。

宋·張演《續(xù)光世音應(yīng)驗記》,，《〈觀世音應(yīng)驗記三種〉譯注》十條。

齊·陸杲《系觀世音應(yīng)驗記》,，《〈觀世音應(yīng)驗記三種〉譯注》六十九條,。

梁·王琰《冥祥記》，《古小說鉤沉》序一條,，一百三十一條,，其中有兩條“竺長舒”內(nèi)容雷同，實得一百三十條,?！斗ㄔ分榱帧份d《冥祥記》一百四十一條，十九條魯迅未錄,，此十九條王國良斷為《冤魂志》,，今從其說。另據(jù)《釋門自鏡錄》中可補入一條“宋龍華寺法宗不勤修造得?。ㄊ鲁觥囤は橛洝罚?，該條《法苑珠林》誤記為出自《唐高僧傳》（即《續(xù)高僧傳》），今據(jù)《佛祖統(tǒng)紀》卷三十三等資料,，知其出自《冥祥記》無疑,。故《冥祥記》仍共計一百三十一條,。

隋·侯白《旌異記》，《古小說鉤沉》十條,。

（2）至于第二類六朝佛教志怪,，或說六朝志怪小說中所見佛教內(nèi)容者，據(jù)筆者統(tǒng)計：

魯迅《古小說鉤沉》：《裴子語林》與佛教有關(guān)者七條,；《郭子》二條,；《俗說》四條；《小說》二條,；《述異記》二條,；《荀氏靈鬼志》六條；《曹毗志怪》一條,；《雜鬼神志怪》二條,；《幽明錄》十九條，《唐前志怪小說輯釋》所補與佛教相關(guān)的有二條,，總計二十一條,。在第二類中《幽明錄》條目最多，內(nèi)容也最長,，須充分重視,。

《拾遺記》，齊治平校注本,，與佛教相關(guān)一條,。

《續(xù)齊諧記》，王國良《續(xù)齊諧記研究》所輯最多,，收二十二條,，《續(xù)齊諧記》與佛教關(guān)系并不明確，但含有因果報應(yīng)等外來佛教思想影響,。

《異苑》,，范寧校點本，與佛教相關(guān)的有十八條,。

《搜神后記》,，汪紹楹校注《搜神后記》和王國良《搜神后記研究》兩本可參看，與佛教相關(guān)的有十條,。

北魏·曇永《搜神論》。范寧先生認為,，在明萬歷年間出現(xiàn)在商濬《稗?！返陌司肀靖蓪殹端焉窈笥洝罚赡苁勤w宋以后人據(jù)北魏曇永《搜神論》殘卷增補而成的,，今從其說,。《稗海》八卷本《搜神后記》,，汪紹楹校注《搜神后記》有收錄,，其中卷七“僧志亥”一條與佛教有關(guān)。

北齊·陽松玠《談藪》,，程毅中,、程有慶輯校本，與佛教相關(guān)九條,。

隋·顏之推《冤魂志》,，王國良《顏之推冤魂志研究》六十五條。羅國威《〈冤魂志〉校注》六十條,。經(jīng)筆者核對,，兩書相重者五十九條，唯羅書“庚申”條（出《太平廣記》卷三八三）為王書所無,。羅書附錄一認為,，《法苑珠林》卷73引《弘明雜傳》六條，當出《冤魂志》,，現(xiàn)從其說,。以上共七十二條。

（3）另外：

隋·王劭《舍利感應(yīng)記》,，《廣弘明集》卷十七全文有錄,，然其體例與志怪小說“叢殘小語”不類，從略,。

齊·蕭子良《冥驗記》,，亡?！氨彼螀鞘纭妒骂愘x》卷一九《燕賦》注,、卷二三《鹿賦》注引有《冥驗記》二事?！硕隆短接[》卷九二二,、卷九零六引作《宣驗記》?！?、‘冥’形似，必有一訛,，但無法判定屬于《宣驗記》還是《冥驗記》,。魯迅輯為《宣驗記》佚文?！薄堆噘x》注為“沛國周氏”條,，亦見于宋《碧巖錄》卷十,，引為“冥驗記”筆者以為屬《冥驗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已難詳考,。

《陰德傳》,，《太平廣記》卷117“唐彭城劉弘敬”條注出《陰德傳》，但為唐朝事,，“唐”字或誤題,，存疑。

晉·朱君臺《征應(yīng)傳》,，亡,。《高僧傳》或有采用,，但已不可辨,。

梁·王曼穎《補續(xù)冥祥記》，亡,。

六朝“釋氏輔教之書”內(nèi)容非常豐富,，對于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十分重要，但以往佛教史研究對此重視不足,，迄今雖有不少專門性研究,，但大都是文學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說“釋氏輔教之書”對于佛教史研究者還是尚待開發(fā)的“新”材料,。

不重視筆記小說,，認為筆記小說不過是稗官野史、不足為憑的看法,，已經(jīng)被學界普遍拋棄,。康儒博（Robert Company）對中古早期志怪小說史料,，有過精辟的論述,，已為國際學界所公認，韓森（Valerie Hansen）利用宋代筆記小說《夷堅志》所寫的《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為宋代民間信仰研究開拓了一片新天地,。在很多學者看來，《夷堅志》這類筆記小說,，并非是虛構(gòu)的故事,，而是一種“與傳記、墓表和墓志銘等公開文件相反的主觀經(jīng)驗記錄,、私人生活文件”,。

筆者認為，上面這段對宋代筆記小說《夷堅志》的評價,，也是適用于《冥祥記》等六朝釋氏輔教之書的,。兩漢時代，史學只附于經(jīng)學“春秋”之下,；魏晉時期,，史學勃興，開始成為經(jīng)學之外的一個獨立科目,。在史學這個獨立科目之下,，《史記》、《漢書》等紀傳體為“正史”第一,，而原本是春秋經(jīng)學正宗的編年體,，則降為“古史”第二。在正史,、古史之外,，第三類則是“雜史”，逯耀東先生“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的《史部·雜傳》類與劉知幾《史通·雜述》的分類方法,，并核以《隋志·史部·雜傳》所著錄傳記的性質(zhì),，稍予調(diào)整，可劃分為：一,、郡書,；二、家史,；三,、類傳；四,、別傳,；五、佛道,；六,、志異”。

“釋氏輔教之書”面世之初,，與《高僧傳》等,，實為雜史中的一類，并非演繹虛構(gòu),，而是當時采訪見聞所錄,。故魯迅先生嘗言：“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無誠妄之別矣?！?/span>

言筆記小說,，“釋氏輔教之書”可信，并非說其內(nèi)容真實不虛,，而是說這些故事確實在當時社會中流傳,，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普遍心態(tài)和信仰心理、習俗,，故可作當時佛教信仰研究之用,。

除部分“釋氏輔教之書”作為文學史資料被標點整理之外，上述佛教內(nèi)部史料大都未經(jīng)系統(tǒng)整理,。僅梁《高僧傳》（湯用彤點校本）,、《出三藏記集》（蘇晉仁等點校本）、《牟子理惑論》（周叔迦注釋本）,、《經(jīng)律異相》（董志翹點校本）,、《法苑珠林》（周叔迦等校注本）等少數(shù)經(jīng)典文獻有現(xiàn)代校注本；另外魏晉南北朝一些重要僧人的作品,，日本學者多有集體性研究著作,，如塚本善隆主編的《肇論研究》（法藏館，1955年）,、木村英一主編的《慧遠研究》“遺文篇”與“研究篇”（創(chuàng)文社,，1962年）、牧田諦亮主編的《弘明集研究》上中下三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4年,、1975年）等,。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料文獻，大都可以在《大正藏》與《續(xù)藏經(jīng)》中找到,，這為研究者帶來極大便利,。但須注意的是，有時《大正藏》與《續(xù)藏經(jīng)》所收并非最好版本,，如《大正藏》所收《續(xù)高僧傳》為三十卷本，比明清教內(nèi)通行的四十卷本內(nèi)容要少,?！敖鹆昕探?jīng)處”本、“四部叢刊”本,，常優(yōu)于《大正藏》本,；另外近年出版的《中華大藏經(jīng)》，校對甚為精良,，亦足參考,。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具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思想史史料的綱要性質(zhì),，應(yīng)引起足夠重視,。

（節(jié)選自季羨林、湯一介主編,；張雪松著《中華佛教史·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3月,，14-24頁,。）

（來源：佛學研究指南訂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