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翀博士在《青銅識小》一書的《后記》中說，自打二十年前進入大學后,，就一直“在逃”,。先是學考古學，待考古學形勢大好,，又逃往藝術史,。近年來，藝術史又一片大熱,，他又準備逃離,，去做古物、小學研究,。

其實,，不光是張翀在逃,，我們都在逃,。無論古今中外，在人生的旅途中,，每個人都要面臨一個無法逃避的重大問題：什么樣的工作最適合自己,，換言之，自己做什么工作最好。遺憾的是,，這往往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因為誰也不可能去嘗試每一種工作，確定哪一種工作最契合自己的特性,，從而將才情發(fā)揮到極致,。于是，“逃離”的事件經(jīng)常發(fā)生,。

“逃離”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主動逃離，諸如魯迅,、郭沫若早先都是學醫(yī)的,，后來棄醫(yī)從文，成為中國現(xiàn)代的大文豪,，他們的“逃離”顯然是成功的,。還有一種是被迫逃離，大多數(shù)人是為生計而被迫逃離的,。當然也有人不逃離,，一輩子守住一塊陣地，也能成就輝煌,，如陜西作家路遙,、陳忠實，他們的作品《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已成為時代的經(jīng)典,。張翀博士則屬于主動“逃離”,。主動“逃離”說明逃離與否的主動權在自己手里，主動逃離的人通常境況比較好,。張翀自言大部分時間在臨池習字,，可見生活之悠閑。

如今逃離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了,。一方面,，學科越分越細，為了拿項目,、評職稱,，早出成果，人們只能將全部精力集中在某一點上,，很難有暇顧及其他,。快要退休或者退休之后,，才發(fā)現(xiàn)還有別的路可走,，抱怨自己為什么沒有早一點“逃離”,。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大,，人們對工作選擇的自由度也越來越大，“跳槽”已經(jīng)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了,。

張懋镕為《青銅識小》題字

所以張翀的每一次“逃離”,，我都表示理解，甚至有點贊賞,。其實張翀的每一次“逃離”,，無論是從考古學到藝術史，還是回到古物,、小學的研究,，相距都不遙遠，還是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近代考古學興起于歐洲,，當時的考古學一般是指對含有美術價值的古物和古跡的研究。

有“考古學之父”稱號的德國學者溫克爾曼,，他的名著就是《古代美術史》,。在中國，作為考古學前身的金石學,，興起于北宋時期,。當時所謂的“考古”就是指對文物的研究，側重于從美術角度鑒賞文物,。

近代以來,，隨著學科的發(fā)展，考古學與美術學的分界愈趨明顯,，考古工作者不一定懂藝術,，面對多姿的造型，精美的圖案,，無法從美術學的角度深入探討,；而美術工作者往往不清楚中國古代的文物中蘊含有那么多的美的元素。

而如今,，張翀博士在“逃離”的過程中,，無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就是將考古與美術溝通起來,。

試看他的第一部著作,，從青銅豆的類型學分析講到分期斷代，顯然屬于考古學范疇,，以嚴謹為要旨,。

第二部著作則不同，從所收文章篇目《鏡凝菁華》《如許青花》可知,，同樣談青銅器,、瓷器，卻是從美術的角度審視文物,，以文筆活潑為要旨,。

第三部著作《青銅小識》又不一樣了。它是由十二篇較長的論文組成,，比第一部內涵要開闊,，比第二部思考要深沉一些。譬如《伯懋父簋墨書與商周書法》對于金文書藝的討論,，很有理論深度,；《園林中的金石》是從金、石的角度來看園林藝術,，可謂別開生面,。可以說,，第三部著作的出版,，標志著張翀博士已經(jīng)能較好地將考古學與美術學結合在一起了。當然這種結合也是分層次的,。第二部是寫給較廣大的讀者,，第一、三部則更適宜于專業(yè)人員,。

張翀是幸運的,。對于張翀來說，似乎不用太擔心“逃離”的成本,。因為他的每一次逃離總有收獲,，總能寫成一部書。而且每一部書的風格都不同,，后一部書往往超出前一部書,。所以說張翀的“逃離”應該是一種成功的逃離，每一次“逃離”都可以看做是一次華麗轉身,。

張翀還很年輕,，今后的路還很長，怎么走,？正如他自己所說,，還想繼續(xù)“逃離”。鑒于他如今已經(jīng)“逃離”有術,，我沒有任何可擔心的,，只期待著再看他下一次“逃離”后的新集子,。

張懋镕

戊戌清明于古城西安

《青銅識小》序摘選

提到羊形青銅器,，大家最為熟知的莫過于四羊方尊了。

這件銅器自上世紀三十年代出土于湖南寧鄉(xiāng)之后,，就聞名遐邇,。1938年，湖南寧鄉(xiāng)月牙鋪村民姜景舒在附近山上種地,，意外挖出這件四羊方尊,。

出土及運輸?shù)倪^程中，器物的口沿及其他部位均有不同程度的損傷,。后來,，很快被販賣到長沙的古董市場，因參與人員的分利不均,，被其中一位姓楊的人告發(fā),。長沙縣政府將這件銅器沒收后，暫由湖南省銀行保存,。在移交銀行庫房前,，曾在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張治中的辦公室待了一段時間。

不料,，1939年下半年,，日軍進犯長沙，湖南省銀行轉移到沅陵縣,，但后遭日機轟炸庫房,，這件國寶碎成二十余塊。1950年,，周恩來責成文化部追查方尊下落,，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專家蔡季襄的多方奔走查詢后，才在中國銀行湖南省分行的庫房中找到碎片,，經(jīng)文物修復名手張欣如修復,，這件重器重獲新生。現(xiàn)在,，人們也還能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展廳中安靜地端詳它,。

摘自《羊形銅器的隱喻》，第44頁

《園林中的金石》

當書畫碑石從書房移出,，曝露在園林之中,，人們在天光中停留的時間變多,，使用必要的家具變成一種適當?shù)男枰?/span>……室內慣用的木質家具在室外的園林中容易遭受日曬雨淋，變得不實用起來,，石質家具就順勢出現(xiàn)在園林中,。……

謝環(huán)《香山九老圖》局部

《香山九老圖》中在一株老梅下,，設置了一座石桌,，旁設四個石凳，另與旁邊的丹鶴仙禽,、遠端的碎石小路搭配,，十分和諧。

而在另一端的茅亭中,，一小童在搬兩件內翻馬蹄木凳,，顯然是從室內搬出，在茅亭中暫時停坐休憩,，童仆微露疲累甚至不耐煩的神情,。

人類的偉大之處就在于能夠創(chuàng)作出一切可以偷懶的機會，園林中的石質家具即是此例,。

宋徽宗《聽琴圖》（傳）

……石質家具較為早期的形態(tài)可以在《聽琴圖》中看到,，用以放置香爐的那尊石座。但因只是放置香爐,，并非是與人們起居坐臥有關的家具,，似乎也可以認為只是隨手放置，不是專用之具,。

但考慮到石座的造型顯然是經(jīng)過刻意雕塑,，又居于畫面的居中偏下的地方，似乎也存在是類似室內木質香爐案幾的室外形態(tài)的一種可能,。

周文矩《文苑圖》局部 

在更早的《文苑圖》中松下有一文士憑靠用片石疊成的座石中,，手持筆紙，稍低位置的石上放置兩方石硯,，一小童附身在抄手硯上研墨,，另一方風字硯暫時閑置?！瓐@林中的石質家具更多的是呈現(xiàn)世俗的實用功能,，并要能與周圍花卉、湖石融為一體,。石質家具作為園林中的常設之物,，既是有實用功能的器具，也是有在景觀中點景的妙用。

摘自《園林中的金石》,，第237-240頁

《“九鼎”及鼎文化》

政和鼎（采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

徽宗監(jiān)制鑄造的政和鼎現(xiàn)在藏在臺北,，器名雖有“政通人和”的政治寓意，但其氣質直追三代,，鼎腹獸面卻有幾分的溫麗,，如趙佶筆下的錦雞。

這不是簡單的開爐造鼎,，背后具有敦厚扎實的學術文化背景,，比如呂大臨《考古圖》，比如徽宗定《五禮新儀》,，比如新修聶崇義《三禮圖》,，比如趙佶自身的文化修養(yǎng)。

臺灣學者陳芳妹說,，“徽宗的‘隆禮制樂’與前朝相比,，因此有其更明確而綿遠的目標及落實的方法……在大晟新樂樂成的同年,，徽宗朝更實行九鼎制,，鑄九鼎，奉安九成宮,，徽宗儼然更具備了周天子鑄九鼎以掌握天下,，君臨天下的氣勢”[2]。

宋人的好古并不是停留在口頭上,，也并不淺薄,，像《考古圖》的作者呂大臨。

《考古圖》 書影

前幾年在陜西臨潼境內發(fā)現(xiàn)呂氏家族墓地中,，一座被認為是呂大臨族兄墓中發(fā)現(xiàn)一只西周時期的銅鼎,。而有“四奸”惡名之一的蔡京則被徽宗定為鼎禮儀使，并修成《鼎書》十七卷,，《祭鼎儀范》六卷,，且以每歲祀鼎為常典。

徽宗及其官吏,、文人名流,，在禮樂學術背景下將九鼎之風制度化、規(guī)范化,，可謂是集前世之功,，萃當時之力，流后世之風,。后來在清代乾隆時,，也有類似之舉。

乾隆也某些方面過于附庸風雅，少年得志的君王在氣魄胸襟上難于超邁紫禁城的宮墻,。所以也不開爐了,，僅用和田玉仿作周文王鼎、周友史鬲鼎,，變成了三希堂中的文玩而已,。

摘自《“九鼎”及鼎文化》，第14-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