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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封建”本意為“封土建國”,、“封爵建藩”，基本內(nèi)涵是世襲,、分權(quán)的領主經(jīng)濟,、貴族政治。歐洲中世紀的feudalism與中國殷周封建制相近又不同,，本文是對二者異同的比較,。本文摘自馮天瑜《封建考論》第160-166頁,。Feudalism封建制度究竟是一種西歐的特殊現(xiàn)象，還是普世性現(xiàn)象,？歐洲人對此有兩種相反的看法：18世紀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將其認定為惟獨發(fā)生在中世紀西歐的制度,；另一位啟蒙大師伏爾泰（1694-1778）則持反論，認為封建主義以多種形態(tài)存在于“我們這個半球四分之三的地區(qū)”,。兩說各揭示了部分真理,，筆者更認同伏爾泰說，但須強調(diào)：封建主義是以多種形式存在于世的,，而且各地封建制在時段上也并不對應,。 如前所述：feudalism在西方語境中有一個從狹義到廣義的發(fā)展過程。狹義封建本指西歐中世紀某些地區(qū),、某些時段出現(xiàn)的采邑制及其派生物，主要是指上級領主與下級領主間的封君——封臣契約關系,，尚不包含領主與農(nóng)奴間的關系,。后來，feudalism的內(nèi)涵與外延逐漸擴大,，指11-15世紀整個西歐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進而更拓展為一種普世性的制度與社會形態(tài)，從而形成廣義封建概念,。廣義封建的覆蓋范圍逾出西歐一隅,，而廣被世界多數(shù)地區(qū)，于是有“波斯的封建制”,、“印度的封建制”,、“中國的封建制”、“日本的封建制”等提法,。就總體言之,，歐美史學界多從feudalism的含義（封土封臣、領主莊園,、農(nóng)奴制,、政權(quán)分散等）出發(fā)，考察世界各地的封建制,，包括中國的封建制,。西方（歐美日本）史學界的主流認識是，在“封土建國”,、“主權(quán)分散”含義上,，中國殷周的封建制度，以及一定意義上的兩晉南北朝的門閥貴族制,，與西歐中世紀的feudalism有形貌上的類似之處：土地,、人民和權(quán)力被層層分封,；領有家邑、采地的世襲貴族,，對上面的王者,，是承擔軍事及財賦義務的封臣，又具備政權(quán)獨立性,；對下面的采邑內(nèi)的附庸及庶眾,，則是政治上、經(jīng)濟上的主宰者,。這些特征是東西方封建制度所共有的,，但二者的內(nèi)里結(jié)構(gòu)和宗旨又存在明顯差別。關于西歐中世紀的feudalism與中國周代的封建制的異同,，日本史學家牧健二所作的概述較簡明,。他綜合歐洲封建制度的特點為三：第一，領主,、從者,、農(nóng)奴以土地為緣，形成封建團體,；第二,，從者有服軍役、做騎士的義務,，以效忠領主為特征的騎士制發(fā)達,；第三，在領主權(quán)基礎上形成采邑,。以此三點衡量中國周代的封建制,，第一點，相一致,；第二點,，在以軍役奉公上相一致，但周制實行文教主義,，與歐洲的騎士制相異,；第三點，周代未見莊園,，領主采邑不明顯,。此外，西歐封建社會同時并存莊園與城市兩個經(jīng)濟中心,，是二元性的,；而中國封建杜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是城鄉(xiāng)一元性的，商周封建是建立在村杜基礎上的村社封建社會，不存在獨立于村杜的自由城市,。西學東漸以降,，近代中國學者也作中西封建制之比較。粱啟超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講稿《中國文化史》之《社會組織篇》“第五章 階級”,，論及中國與西歐封建時代均行貴族政治,，但中國貴族政治不同于西歐的有三：第一，無貴族合議機關,，如羅馬元老院,；第二，貴族平民之身份,，乃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第三，貴旗平民享有政治權(quán)之分限,，亦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何以中國封建階級其自身這樣松散，其對人這樣緩和,？此無他,，理性早啟而宗教不足；宗教不足,，則集團不足也。封建所依靠者,，厥為武力和宗教,；而理性恰與此二者不相容，理性啟,，則封建自身軟化融解,，而無待外力之相加。 這就把經(jīng)驗理性的較早確立視作中國先秦時封建制度的等級性較松弛的原因,，這不失為一種文化學詮解,。 
周代封建制是周人征服東方,，為管轄廣土眾民而利用宗法系統(tǒng)建立起來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周代的主從關系（君臣關系）較具血緣紐帶性和倫理色彩（德治）。而西歐中世紀的feudalism是在羅馬帝國的中央集權(quán)崩解后出現(xiàn)的,，其時戰(zhàn)亂頻仍,，匪盔橫行，民眾需要地方上握有強權(quán)的貴族出面保護,，強權(quán)者則通過提供保護以贏得對民眾和土地的控制,，于是彼此建立一種互惠性契約關系（reciprocity contract）：封邑領主對附庸提供治安，而附庸則把土地及種種權(quán)利交付給封邑領主,，以贏得庇蔭,，故西歐中世紀的feudalism較具契約性,。這種契約形式，開始頗粗放,，以后逐漸法定化,，而在國王-貴族-騎士間確立封建關系時顯得尤其正規(guī)：在教會主持下，封臣向封主作效忠宣誓,，以確定主君對封臣的支配權(quán),，以及主君與封臣相互間的義務。如果沒有履行這種法律程序,，便不存在主君-封臣間的契約關系,，歐洲諺語日：“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保硪环g為：“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保┰蚴欠獬迹ㄓ肿g陪臣、附庸）只對他宣誓過的主君效忠,，無需對主君的主君稱臣,。西歐的feudalism，本為一個契約形態(tài)的法律術(shù)語,，含義包括強權(quán)者對弱者的“保護”和弱者為強權(quán)者“服役”這兩個側(cè)面,，所以，西歐的feudalism可稱之“契約封建制”,。與之相比照,，中國西周的封建制，是作為軍事征服者的周天子將土地與人民封賜給子弟及功臣,，臣屬繼續(xù)往下作“次分封”,，領主與附庸間沒有契約可言，而是由宗法關系相維系,，通過血緣紐帶及血親倫理實現(xiàn)領主對附庸的控制（當然又以武力征服,、軍事鎮(zhèn)懾為實行控制的基礎），故可稱之“宗法封建制”,。如果抽去東兩方封建制的差異性,，以“封建”的一般意義（封土封臣、政權(quán)分割,、人身依附）作為衡量標準,，中國歷史上的“封建時代”應當定位何處呢？美國史學家德克·布迪（Derk Bodde）1956年在一篇題為《中國的封建制度》的論文中指出，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是“封建的”和“準封建的”,，前者為周代（前1122-前256）,，后者為魏晉南北朝（221-589），秦以后的主要時段則是“非封建的”,。德克·布迪提出封建社會的“靜態(tài)標準”（主從關系,、私人地方政府、世襲,、以分封換取服役的土地制度,、主人對農(nóng)奴的法定權(quán)利、私家武裝）,，以及“動態(tài)標準”（前一個帝國瓦解,、蠻族入侵、政治統(tǒng)一超過經(jīng)濟統(tǒng)一,、中央權(quán)威衰落,、軍事技術(shù)被特別集團——騎士或武士——壟斷、一個普遍宗教的存在導致宗教信仰時代）,，認為周代符合封建制的“靜態(tài)標準”,。魏晉南北朝符合封建制的“動態(tài)標準”。兼通中西歷史的齊思和先生認為,，中國西周時代的“封建制度”與西洋中古社會具有根本相同之點,。其不同者，僅枝葉問題”,。若以封建社會的“靜態(tài)標準”和“動態(tài)標準”來衡量,，秦漢以后的大多數(shù)朝代都與之相去甚遠，不宜稱之封建社會,。如果說，對于西歐中世紀而言,，“封建制度”（feudalism）是一種必然實行的制度,，那么，對于中國的中古及近古時代（秦漢至明清）而言,，非封建的君主集權(quán)制也是一種必然的歷史選擇,，是此間中國整合社會資源以應對內(nèi)外挑戰(zhàn)的首選制度。這正是中西前近代歷史的基本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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