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館文書”流傳及早期研究史

朱玉麒

編者按：本文原刊《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1—16頁,。

內(nèi)容提要：北館文書是指吐魯番出土的一批唐高宗儀鳳年間西州都督府管轄下的北館廚在市場上購買柴、醬等物的酬值案卷，這些文書殘片最終都流散到了日本,。文章揭示了這些文書是在第二次大谷探險隊前來新疆的1908年前后出土于吐魯番三堡的事實,，對此后百年以來這些文書曲折的流傳過程以及目前的收藏情況進行了論證。文章還考察了以王樹枬,、金祖同等人為代表的題跋所顯示的早期研究情況,，指出這些成果在北館文書的當(dāng)代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借鑒作用,。

關(guān)鍵詞：吐魯番文書  北館文書  西州都督府  《新疆訪古錄》

1902—1914年間,，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組織了三次被后世稱為“大谷探險隊”的西域探險活動。后來的兩次探險活動,，在吐魯番地區(qū)挖掘遺址墓葬,、收購文書古物，所獲甚多,。龍谷大學(xué)圖書館和旅順博物館收藏的吐魯番文書,，即以這后兩次探險所得為主[1]。1953年,，龍谷大學(xué)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會”,，集合日本國內(nèi)相關(guān)專家，對所收藏的西域文物進行綜合性研究,。1958—1963年,，研究會陸續(xù)刊行《西域文化研究》共6卷7冊，作為上報資助這項研究的文部省的報告書,。1959,、1960年，在《西域文化研究》2,、3卷上先后發(fā)表的大庭脩《吐魯番出土的北館文書—中國驛傳制度史上の一資料—》[2],、內(nèi)藤乾吉《西域發(fā)見唐代官文書の研究》[3]，揭開了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界對于吐魯番出土的一批唐高宗儀鳳二年至三年間（677—678）西州都督府管內(nèi)北館廚于市購買莿柴,、醬料等物酬值案卷的關(guān)注,。這些文書的殘片不僅涉及到龍谷大學(xué)圖書館的藏品，也關(guān)聯(lián)到了其他藏家的收藏品,。在流傳的過程中,，它們有過不同的名稱[4]；“北館文書”這一概括,，經(jīng)由大庭脩,、內(nèi)藤乾吉的論文之后，成為比較通行的說法,，學(xué)者們就此從唐代交通館驛,、文書處理,、戶稅柴等等制度層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5]。本文僅就這一批文書的流傳,、出土情況，以及早期題跋體現(xiàn)的研究前史做出鉤稽,，為將來這批文書學(xué)術(shù)研究的進一步展開,，提供一個背景資料。

一  “北館文書”的流傳與出土

（一）流傳情況

20世紀(jì)初,，北館文書的殘片在吐魯番出土之后,，最終都流傳到了日本。目前所知的這些殘片,，主要分布在三個地方：

1,、京都市龍谷大學(xué)大宮圖書館

如上所述，對于“北館文書”的研究,，是從對于龍谷大學(xué)大宮圖書館藏大谷文書開始的,。

大庭脩的《吐魯番出土的北館文書—中國驛傳制度史上の一資料—》是北館文書當(dāng)代研究的最早成果，他第一次辨認出了今天編號為大谷3495,、4930,、2841、4905,、4921,、2842、1032,、1422,、2843、2827為“北館文書”的殘片,。

此后內(nèi)藤乾吉發(fā)表《西域發(fā)見唐代官文書の研究》,，又辨認出大谷2844、1421,、1003,、1259、4895,、3162,、1423、4896,、3163也是“北館文書”的殘片,；這個時候，收藏在大谷探險隊成員橘瑞超（1890—1968）個人名下的一件北館文書,，也經(jīng)由藤枝晃先生提供照片收入其中（橘瑞超的文書后來捐贈給龍谷大學(xué),，編號11035）（圖1）。 

圖1、龍谷大學(xué)大宮圖書館藏“北館文書”之一（編號大谷11035）

大津透是北館文書研究的后來居上者,，他的研究中,，又分辨出大谷1699、1700,、4924作為北館文書的殘片,，并因此而對殘片的綴合和排序做了重新的復(fù)原[6]。

2004年以來,，榮新江教授主持“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的整理工作,，在北館文書中，大谷3713被補入,，拼接的順序也做了重新調(diào)整[7],。至此，大谷文書編號中有24個殘片被確認為是北館文書的組成部分,。

2,、東京都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

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的前身是日本書畫家和書法史研究家中村不折（1868－1943）于1936年以自宅創(chuàng)建的私家博物館。中村不折從1895年開始收集中國書畫文物,，而敦煌西域的出土文獻,，作為古代書法的遺品，也是他大力收集的對象,。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他陸續(xù)獲得了晚清任職新疆的官員王樹枬、梁玉書所藏,，以及日本收藏者田中慶太郎,、江藤濤雄等人的收藏品，使得書道博物館高居日本私家收藏敦煌西域文獻之首,。

長期以來,，這些書道博物館的文物、文獻,，只在一些圖錄和展覽中零散地公布,、發(fā)表,，學(xué)者無法了解到它的完整面目,。大庭脩發(fā)表《吐魯番出土的北館文書——中國驛傳制度史上の一資料》時，只是通過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中的錄文[8],，過錄了3件“北館文書”殘片,。

大庭脩先生的文章發(fā)表之后，他就發(fā)現(xiàn)中村不折所藏吐魯番文書在金祖同（1914—1955）輯錄的《流沙遺珍》之中,，不僅收錄有《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中3件文書的照片影印件,，同時還有另外幾件“北館文書”,。內(nèi)藤乾吉撰寫《西域發(fā)見唐代官文書の研究》的時候,，就是根據(jù)大庭脩的指引[9]，辨認出了《流沙遺珍》中的另外6件北館文書殘片,。

前揭大津透的文章在大庭脩和內(nèi)藤乾吉的基礎(chǔ)上重新復(fù)原北館文書時，不僅重新對中村文書與大谷文書之間的位置做了重新綴合,，同時他也在《流沙遺珍》中首次分辨出第13號圖版是可以與大谷4905直接綴合的“北館文書”[10],。

榮新江教授主持“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的整理工作，在北館文書中,，也補入了《流沙遺珍》中的第24號圖版。至此,，中村不折舊藏文書編號中有11個殘片被確認為是北館文書的組成部分,。

對于書道博物館文書利用的福音，一直要到1995年書道博物館捐贈給了臺東區(qū),、得到政府的資助,、成為公立博物館之后。2000年,，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重新開館,。2005年，中村不折收藏的全部寫本文書,，由磯部彰教授編集為《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以下簡稱“《中村集成》”）,，以大型圖錄的形式，在東京作為非賣品出版[11],，研究者因此得以看到全部的中村不折舊藏敦煌西域文書,。對于其中177個編號的吐魯番文書的編目、定名,，最近也由包曉悅完成了《日本書道博物館藏吐魯番文獻目錄》（以下簡稱“《目錄》”）[12],。因為之前的研究者使用中村不折舊藏文書，都無法像大谷文書那樣,，一開始就有系統(tǒng)的編號,，因此為了理解的方便，茲將大庭脩,、金祖同,、內(nèi)藤乾吉利用的“北館文書”編號制作對照表如下： 

表1,、中村不折舊藏“北館文書”引用編號對照表

與龍谷大學(xué)圖書館藏吐魯番文書多來自大谷探險隊兩次收獲的單一來源不同，書道博物館的吐魯番文書,，是中村不折以一人之力,，多方搜羅，多歷年所,，因此來源不一,。編號為SH.124的3件文書（圖2），前后裝裱為一卷,，在尾部第三件文書的上部殘缺處,，有王樹枬的題跋（詳下），而這個題跋,，在王樹枬的《新疆訪古錄》中,，也全文抄錄[13]，可知這是王樹枬在任新疆布政使時（1906—1911）所收藏的文書,。

圖2,、書道博物館藏“北館文書”之一（編號SH.124）

中村不折收購?fù)鯓鋿澟f藏品，在其《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的緒言里就有敘述：

余昔志于古代墨跡的鉆研,，有十余年,。然而，身體柔弱,，資力匱乏,，親臨其地從事搜訪，是無論如何也不敢想的,。幸而滯留其地方的中國官吏,，多將其視為古董來搜集，卻不知是可進行深入研究的資料中的奇貨,。每得機會,，便迫其割愛，以至所獲數(shù)量漸多,。其主要有新疆布政使王樹枬氏,，在駐扎迪化府（烏魯木齊）十年間，于吐魯番,、鄯善等地收集的出土經(jīng)卷文書的全部[14],。

此外，中村不折在大正十一年（1922）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次性從文求堂購取文物的收據(jù)上,，就記有“王樹枬氏古寫經(jīng)二十八卷及八帖價款”,，總額為二萬日元[15]。由此可見歷年獲得王樹枬舊藏,，要遠遠超出這個數(shù)字,。而根據(jù)其“二十八卷及八帖”的目錄[16],，這卷“唐儀鳳二年北館廚牒”確實還不在其中，可能是在后來的歲月中,，通過別的途徑獲得的,。

編號為SH.177的8件文書，分上,、下二冊,，每冊10件，共20件,。這些殘片文書無疑也多是從吐魯番同一個地區(qū)出土的,，因為殘碎嚴重，所以被裝裱成冊,。王樹枬舊藏文書一般都會以卷軸或者冊子裝的形式裝裱完成,，并多有其本人的題簽，當(dāng)然也有例外,，如前及“王樹枬氏古寫經(jīng)二十八卷及八帖”中的四帖，就是由中村不折書寫了簽題的,。王樹枬舊藏的這件“唐儀鳳二年北館廚牒”的題簽也是出自中村不折手筆,，這與“柳中遺文”的冊子題簽一樣[17]。因此“柳中遺文”二冊雖然沒有任何中國舊藏家的手跡,，但也可能是與大幅的SH.124一起,，從王樹枬那里獲得的。

3,、千葉縣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設(shè)立在千葉縣佐倉市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是日本唯一一家收藏和研究日本歷史,、考古和民俗文物、資料的國立博物館,。該館自1983年起陸續(xù)開放,，收藏的文物、文獻以日本本土文化為主,，但也時有其他文物入藏該館,，編號為H-1315-20的“唐儀鳳北館廚殘牒”即是其中之一（圖3）。

圖3,、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唐儀鳳二年北館廚殘牒》及前后題跋局部（羽田亨舊照）

這件文書最早出現(xiàn)于公開場合,，是在1990年11月東京古典會的“古典籍下見展觀大入札會”上，《古典籍下見展觀大入札會目錄》（1990年11月）第1924號標(biāo)題作“西域都督府北館牒”,，41頁刊載了文書的彩圖,。很快，大津透發(fā)表于1993年的《唐日律令地方財政管見—館駅·駅伝制を手がかりに—》以“新出文書の檢討と配列”一節(jié),，專門討論了這一新公布文書的情況,，并將其綴合到了大谷11035號文書之后,。同時，也對之前在《大谷,、吐魯番文書復(fù)原二題》中繪制的“北館文書”的復(fù)原圖進行了修正（圖4）,。

大津透的文章在綴合文書的同時，也記錄了這一卷軸有“長尾雨山箱書”及長尾甲（1864－1942）題識,，以及文書為中式卷軸裝裱,，前后有羅惇曧（1872－1924）、段永恩（1875－1947）,、羅惇?（1874－1954）等題跋的信息,。根據(jù)同樣有“長尾雨山箱書”的三件文書都來自京都私家博物館藤井有鄰館的特點，大津透推測這件從未刊布過的“北館牒”也是有鄰館藏品,。

稍后,，榮新江先生也通過饒宗頤1954年參觀有鄰館的記錄，認定此“北館牒”與其他三件藏卷同為有鄰館舊藏品的歸屬[18],。饒文篇首即云“是日藤井君出示唐儀鳳二年廚單”,，更是確鑿無疑地說明了這一文書屬于藤井有鄰館的歷史。

圖4,、大津透綴合“北館文書”示意圖（上,，1990年；下,，1993年）

榮新江的研究同時還根據(jù)段永恩跋文最后稱“素文先生以為是否”,，確定在此文書入藏有鄰館之前，出自梁素文舊藏的來歷[19],。梁玉書字素文,，奉天（今遼寧沈陽）人，曾任戶部主事,，宣統(tǒng)元年（1909）至新疆,，任監(jiān)理財政官。與王樹枬同好收藏敦煌,、吐魯番文書,。辛亥革命后，寓居北平,，曾任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會委員,。其后文物流散，多有傳入日本者[20],。

根據(jù)以上的研究,，在這件“唐儀鳳北館廚殘牒”于1990年亮相“古典籍下見展觀大入札會”之前的流傳，可以標(biāo)記為梁玉書——京都有鄰館——東京古典會這樣的遞藏過程,。但是,，之后這一文書又流傳何處,，并不為學(xué)界所周知[21]。

因為從事清末民初履新官員段永恩及其與吐魯番文書關(guān)系的研究,，筆者也一直希望能夠抄錄到古典會上展出的這件文書之后段永恩的題跋[22],，了解這件文書的下落，成為筆者2013—2014年間在日本訪學(xué)的一項工作,。2014年4月,，由榮新江教授引介，筆者終于在請教大津透先生這一問題的時候,，得到了圓滿的答復(fù)：該件已經(jīng)收藏于日本千葉縣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5月，復(fù)承大津透教授聯(lián)系該館小倉慈司先生安排,，得以拜觀原件,，并且了解到這一文書于1996年2月從反町茂雄（1901—1991）舊藏購入的細節(jié)。

反町茂雄是日本著名的藏書家,、古舊書店弘文莊的創(chuàng)始人,，他去世之后，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根據(jù)其家人的愿望,，將其珍貴文書一總購入,，H-1315編號就是原屬他名下的收藏品，包括北館牒在內(nèi)的1—31號文書,，就是1996年購入的[23]。因此,，北館牒（H-1315-20）的數(shù)據(jù)卡片在名稱“唐儀鳳北館廚牒”下,，括注了“反町茂雄氏舊藏典籍古文書”的來歷。現(xiàn)在可以推想的是：有鄰館將北館牒通過東京古典會拍賣時,，由反町茂雄先生獲得,，但是不久他去世，收藏的重要文書被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所購藏[24],。如前所揭,，由于這個博物館主要收藏日本本土方面的文物，所以很少有人會關(guān)注到這件吐魯番文書最終收藏到了這里,。

（二）出土情況

以上回顧了已經(jīng)被辨認出來的“北館文書”36個殘片流傳和最終收藏的情況?，F(xiàn)在來看分別收藏在龍谷大學(xué)、書道博物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的這些殘片,，除了內(nèi)容上的一致性外，在形制上也有一些共同特點,，如：從被洇漬的痕跡來看,，似乎都是從墓葬中出土者,；而根據(jù)這些廢棄的文書原紙的高度沒有被破壞、沒有人為的剪絞,、甚至有兩紙上下粘貼的痕跡來看,，它們可能都是被用來制作在同一個大型葬具（如紙棺）上的，因此即使其中也有因為年代久遠,、挖掘破壞等因素帶來的殘破,、零碎，總體上,，還是有出土于同一個墓葬的可能性,。

由于并非科學(xué)考古的結(jié)果，“北館文書”的出土地,，目前還無法確切指認來自具體哪個墓葬[25],。不過，在20世紀(jì)初吐魯番墓葬被挖掘的多個地點,，如三堡鄉(xiāng)的阿斯塔那和二堡鄉(xiāng)的哈拉和卓墓葬群,，王樹枬與梁素文舊藏的“北館文書”上，王樹枬與段永恩的題跋都一致表達了出自三堡即阿斯塔那墓葬群的確切性[26],，他們獲得吐魯番文書的主要途徑,，通過當(dāng)?shù)毓賳T向當(dāng)?shù)剞r(nóng)民收購所得[27]，出土地的信息,，無疑也得自地方官員從當(dāng)?shù)剞r(nóng)民收購所聽聞,。

龍谷大學(xué)的這批北館文書的來歷，大庭脩的論文比較肯定地說：“這是第二次大谷探險隊在吐魯番三堡地區(qū)發(fā)現(xiàn)并帶回來的文物,?！?/span>[28]這個說法，可能與第二次大谷探險隊隊員野村榮三郎記載當(dāng)時在吐魯番地區(qū)收購文書的地點多在三堡有關(guān)[29],。雖然大谷探險隊也并沒有留下關(guān)于“北館文書”殘片確切的記載,，但現(xiàn)在有了王樹枬、段永恩的旁證,，對于這個地點應(yīng)該沒有太多的爭議,。

不過，關(guān)于大谷文書中的這些“北館文書”帶來的時間,，小笠原宣秀表示了“這些文書很難斷定是第二次探險隊員帶來的東西”的懷疑[30],。因為在1910—1914年間，由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組成的第三次大谷探險隊,，同樣也在吐魯番的三堡進行挖掘,；根據(jù)吉川小一郎的日記，1912年3、4月間,，他和橘瑞超在吐魯番地區(qū)共同工作,，除了收購之外，他們雇用的民工在二堡,、三堡挖掘了多處遺址和墓葬,。此后橘瑞超被召回國，吉川小一郎又連續(xù)兩次在吐魯番獨立承擔(dān)了雇工挖掘工作[31],。

橘瑞超的西域探險日記毀于火災(zāi),，記載其參加第三次大谷探險隊活動的部分文字，保留在《中亞探險》,、《新疆探險記》和《新疆通信抄》中[32],；在《新疆通信抄》里，提到了在吐魯番獲得文書的關(guān)鍵性內(nèi)容： 

五周時間,，在吐魯番附近的河谷中尋找發(fā)掘古遺址,。……在這一地區(qū)進行發(fā)掘獲得成功者,，有德國的勒柯克等人,。我也從事搜索月余，雖然沒有可向世人特別炫耀的東西,，但經(jīng)過研究,，不乏有重要價值之物?！€有幾十套隨葬品,，比之前人也是很幸運的。其中具有美術(shù)價值的文物,，提供了表現(xiàn)時代風(fēng)格的好數(shù)據(jù),，臉面的妝飾、女子的結(jié)發(fā),、容貌,、服裝,、馬具,、騎馬俑等，難以一一列舉,；還有絹畫,、刺繡的殘片等，帶開元天寶,、儀鳳等年號的文書,。還有好像是寺院的收納帳，也頗新奇[33]。 

大谷文書的收集品,，從目前公布的材料來看[34],，其實只有“北館文書”、“蘆席文書”是帶有“儀鳳”年號的文書,。因此,，“北館文書”作為第三次大谷探險隊在1912年從吐魯番三堡所得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么,，它們是否就是1912年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三堡雇人挖掘墓葬所得呢,？從理論上來說，是有這種可能的,。小笠原宣秀提到： 

據(jù)吉川氏談發(fā)掘古墓,，在戈壁上有沙丘般的封土，墓道口靠近封土的一端如果有已被流沙填滿的盜洞,，那是被挖擾過的痕跡,。特別是挖掘保存完好的古墓時，會獲得千年古物,，不能讓其落入他人之手,。與其他國家有相似的情況，偶然發(fā)掘附近的古墓,，當(dāng)?shù)厝俗髅窆?，發(fā)掘過程中將文物竊為己有，然后又高價賣給探險隊員[35],。 

從以上的描述看,，橘瑞超等雇用的民工因為利益的驅(qū)使，將墓中挖掘到的北館文書留下一些高價賣給其他的外國探險隊,，或者賣給中國的地方官員最后進獻到王樹枬,、梁素文手中，也不是沒有可能,。大谷探險隊第二次探險隊員野村榮三郎就描寫他與橘瑞超1908年底在吐魯番的古城挖掘時,，城北某家就貼著德國博物館館長“高價收購于城內(nèi)所得之古物”的廣告[36]。

不過,，如果考慮到王樹枬和梁素文獲得的北館文書是在他們?nèi)温毿陆H[37],，而在宣統(tǒng)三年（1911）辛亥革命之前王樹枬早已離開了新疆的話[38]，那么這些北館文書的出土也一定不是在第三次探險的1912年由橘瑞超等挖掘所得,。同樣,，大谷探險隊的北館文書也不會是在1912年才從農(nóng)民手中購得，因為同批文書既然已經(jīng)在王樹枬1911年初離開新疆之前就曾面世,，吐魯番民工即使囤積居奇,，也不可能將所得文書在手里留存太多的時間,，而等候他們并不知道的第三次大谷探險隊1912年底的收購。所以,，大谷探險隊獲得的北館文書,，應(yīng)該是在第二次探險的1908年底，從之前就被當(dāng)?shù)孛窆ね诰蚰乖岫诜e的文書里高價購得者,。這樣,，因為大谷探險隊在吐魯番的兩次活動時間的確定，也反過來幫我們判斷沒有留下題跋年月的王樹枬所獲北館文書的時間應(yīng)該在1908年前后,。所以,，當(dāng)吉川小一郎在第三次探險的時候擔(dān)心民工將挖掘文物倒賣給別的探險隊的時候，中國的收藏家反倒比他們更早,、也更憤恨于外國探險隊到來之后高價收購?fù)卖敺臅男袕?，如王樹枬?/span> 

高昌佛經(jīng)得長卷者甚稀，大抵多出古墓中,。六朝人率以佛經(jīng)殉葬,。土人掘得者，往往剪碎,，零售東西洋游歷之士,，希得重價。素文此卷雖不完備,，殊可貴也,。晉卿。庚戌（1910）十二月十二日[39],。 

這樣的消息似乎非常普遍,，因此也很快傳到內(nèi)陸,，蔣芷儕《都門識小錄》（1911年）記載： 

有友自新疆來,，為言吐魯蕃一帶,，近日發(fā)現(xiàn)唐時雷音寺古跡及唐人寫經(jīng)本甚多，開缺藩司王樹楠,、監(jiān)理財政官梁玉書等提倡收買,，而纏回愚頑，寧售之日本人,，不愿售與王,、梁，殊可恨也[40],。 

蔣芷儕記錄的古文書之爭,，就完全變成了第二次大谷探險隊與王,、梁之間的爭奪戰(zhàn),，這其中必定也包含了北館文書收購的是是非非。而大谷探險隊和王、梁所獲的這些文書最終都流傳到了日本,，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文物外流的滄海一粟,，“北館文書”的流傳確實也是一段值得深思的歷史。

二  “北館文書”的早期研究

北館文書在其被收藏,、流傳的過程中,，就已經(jīng)開始了它們被研究的歷史。這個早期的研究,，就是在1959年大庭脩之前的一些以題跋形式來展開的探索,。如今，它們也與北館文書一起,，成為了歷史的文物,。這些題跋，主要集中在書道博物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的北館文書上,。以下的篇幅，即對這些題跋做出錄文,、箋注和分析,。

（一）王樹枬、段永恩的題跋

王樹枬與段永恩的北館文書題跋,，應(yīng)該都是在新疆任職期間所作,，雖然不是題寫在同一份文書之上，但期間的繼承性也非常明顯,，因作一并分析,。

1、王樹枬

王樹枬字晉卿,，晚號陶廬老人,。河北新城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tǒng)三年（1906－1911）任新疆布政使,。在任期間，正是外國探險家在新疆從事考察,、盜掘方興未艾的時期,，由此導(dǎo)致了庫車、吐魯番,、敦煌等地大量文物的出土,。王樹楠在這一期間也經(jīng)眼和收藏了許多文書，他以題跋的形式,，開啟了早期西域,、敦煌文書的研究,，成為履新文士中最優(yōu)秀的寫本文書研究者[41]。

王樹枬的北館文書題跋,，題寫在書道博物館藏SH.124文書尾部殘缺處,。該文書卷軸裝，有中村不折題簽作“唐儀鳳北館廚牒”,。王樹枬題跋,，錄文如下： 

右牒二紙，寬慮傂尺一尺二寸二分,，出土魯番三堡,，皆草書。三堡為唐西州故址,。柳中縣,，據(jù)《元和郡縣志》：“西至州三十里?！薄短藉居钣洝罚骸爸輺|四十四里,，《漢書》舊縣?！鄙w在今鄯善境內(nèi),。貞觀滅高昌麹氏，置西州,，升安西都護府,。二十二年，徙都護府于龜茲,。高宗永徽初,，還治高昌。顯慶三年,，復(fù)移置龜茲,，改置西州都督府。此牒當(dāng)系都督府廚中所需柴醬諸物,，下柳中縣采供者,。都督府官屬有錄事參軍、錄事史,、市令諸職,。牒中府史即史，市司即市令也,。所供物件皆具諸主姓名,、官屬手押，井井有條,，可以考見當(dāng)時之制,。

新城王樹枬識,。（末鈐“樹枏”朱方印、“新城王氏”白方?。?/span>

圖5、《新疆訪古錄》中的王樹枬題跋

這一題跋,，也被王樹枬收錄到其《新疆訪古錄》卷二中（詳前注13,，圖5），題作“唐儀鳳二年北館廚牒”（“儀”字避溥儀諱缺末筆）,；其中文字,，“《漢書》舊縣”作“漢舊縣”，“貞觀”作“貞觀時”,，“都督府官屬有……諸職”作“都督府有諸官屬”,，可見重新抄錄時更加精審凝練的文筆追求。這卷文書目前已經(jīng)分離為并不相連的三個殘片,，而在王樹枬得到文書的時候,，后兩個殘片因為制作葬具的需要被粘連在一起，所以其題跋有“右牒二紙”的說法,。題跋的內(nèi)容,，主要提示了文書的尺寸、出土地,、書法形態(tài),，以及文書提及的“府”（西州都督府）的沿革、柳中縣的歸屬,、都督府官屬名稱的對應(yīng),，以及文牒反映的事項，肯定了作為唐代文書實際行用考察的重要價值,。所以,，王樹枬的題跋主要在于對文書所反映的史實及其書寫制度給予的重視，體現(xiàn)了作者在文書研究中以出土文獻補訂傳統(tǒng)史籍的治學(xué)方法,。

2,、段永恩

段永恩字季承，一作積丞等,。甘肅武威人,。光緒三十三年以“舉貢考職”中式，分發(fā)新疆即用知縣,，參與《新疆圖志》的分纂,，入民國后，曾任溫宿,、昌吉等地方知縣,。作為舊式文人,，他也參與了這一時期新疆官員收藏、題跋西域文書的活動,，今存梁素文舊藏吐魯番文書,，多有其題跋文字[42]。

段永恩的北館文書題跋接裱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的梁素文舊藏北館文書H-1315-20之后,。卷軸的題簽作“唐儀鳳二年北館廚殘牒,，吐魯番出土，素文珍藏”,，“儀”字缺末撇筆,，對勘筆跡，也是段永恩所題署,。這個題名,，顯然也是受了王樹枬命名的影響。茲將題跋全文錄出如下：

右唐高宗儀鳳二年北館廚殘牒,，出吐魯番三堡,。與余前觀晉卿方伯所藏為弌紙，惜土人割裂,，多售價耳,。其中亦有“儀鳳二年”字及“牒市司為勘醬估報事下柳中縣為供客柴用門夫采供事”等語。案,，三堡為唐西州故址,，據(jù)《元和郡縣志》：“西至州三十里?！薄短藉居钣洝罚骸爸輺|四十里,。漢舊縣?！鄙w在今鄯善境內(nèi),。貞觀初，滅高昌麹氏,，置西州,，升安西都護府。二十二年,，徙都護于龜茲,。高宗永徽初，還治高昌,。顯慶三年,，復(fù)移治龜茲，改置西州都督府。其牒當(dāng)為都督府廚中所用柴醬諸物,，下柳中縣采供者,。牒內(nèi)有錄事參軍、錄事府史,、市司諸官,，與《新書·官志》都督府下官同，府史即史,，市司即市令也,。此牒中參軍、錄事各官,，悉與志合,?！案端举E分”,，以此醬柴分付府市司也；“典周建智”,，典守之官也,。彼系十一月二十三日，此系十月十八日,，先后不同,，其事則一。所供對象,，皆具諸主姓名,、官屬手押，有條不紊,，可以考見當(dāng)時之制,。，《龍龕》：音兜,，出釋典,。古文“斗”作“斤”，大升也,?！稘h書·平帝紀(jì)》：民捕蝗，吏以石?受錢,?！队衿吩疲核住岸贰弊帧４?/span>字,，左從豆,，右從斤，當(dāng)即作古“斤”字,。勝,，《唐韻》,、《集韻》、《韻會》并“詩證切,。升”,，余見晉老所得唐人食物單，其中斗,、升字皆作,、勝，應(yīng)亦古人通用也,。

素文先生以為是否,？姑臧段永恩敬跋。（鈐“季”,、“承”白朱合璧分體小?。?nbsp;

過去這一題跋一直沒有完整的公布[43]，這次根據(jù)筆者經(jīng)眼錄文,，始成全篇,。

段永恩的題跋，也多著重與傳世典籍的相互印證,，在揭示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歷史價值方面多所探索,。這一段文字，可分兩部分看,。前半部分,，在提示該文書與王樹枬所收北館文書的一致性后，主要是撮抄王樹枬的考證而論述文中地名,、官稱,，這一點在段永恩的其他大量題跋中也多有表現(xiàn)，這與他長期受知于王樹枬有關(guān),，筆者有“祖述陶盧,，新知未廣”的評論[44]。在北館文書的這個部分,，提及柳中縣在唐代的地理位置,，段永恩的抄錄還遺漏了主語柳中縣，使得整個解釋仿佛是在考證當(dāng)時的地名“三堡”,；抄錄《太平寰宇記》：“州東四十四里”,，也奪漏為“四十里”，可見其粗疏,。題跋的后半部分,，作者考證了文書中的計量單位、勝即今作斗、升之意,，略有創(chuàng)造,。

（二）羅惇曧、胡璧成,、羅惇?的題跋

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的梁素文舊藏北館文書H-1315-20前后,，還有羅惇曧、胡璧城（1885－1925）,、羅惇?三人的題跋,，屬于同一時期在梁素文內(nèi)陸寓所瀏覽而作。因文字簡略,，一并抄錄如下,，再作分析。

唐儀鳳二年北館廚殘牒,，文字簡古,，當(dāng)時庭人固自不凡也。甲寅（1914）五月順德羅惇曧,。

館廚文字古簡如此,，真是賣菜傭皆有六朝煙水氣也,。寫此以志眼福,。安吳胡璧城記。

右廚牒文字可誦,。當(dāng)時風(fēng)雅,，于此令人神往。惇?,。

1,、羅惇曧

羅惇曧，字孝遹,，晚號癭公,。廣東順德人。光緒癸卯鄉(xiāng)試副榜,，授郵傳部司官,。辛亥革命后，歷任民國總統(tǒng)府秘書,、參議,、顧問。后棄政從文,。擅長詩詞書法,，其在京師與晚清遺老相過從，于敦煌吐魯番文書也多有收藏和題跋。以上“甲寅五月”為梁素文北館文書題跋,，應(yīng)該是后者回到內(nèi)陸之后,，邀請學(xué)者雅集齋中時所作。這個時間羅惇曧為梁素文舊藏題跋,，不止一幅,，如今藏書道博物館的SH.071《天請問經(jīng)》：“甲寅五月，伊通齊耀珊,、興城吳景濂,、遼陽陳思、錢唐鐘廣生,、新會唐恩溥,、順德羅惇曧同集素文先生齋中。惇曧題記,?！?/span>[45]今藏大阪杏雨書屋羽561《唐西州交河郡都督府物價表》：“右唐人物價表，有交河郡都督府印,，當(dāng)時物直猶可考見,，殊可寶也。甲寅五月惇曧,?！?/span>[46]京都臨川書店《洋古書總合目錄》No.865《回鶻寫經(jīng)殘卷》：“右回鶻文殘經(jīng)，出吐蕃（番）,，為素文先生獲于新疆者,。囊見法國人柏希和所得敦煌石室回文經(jīng)卷如巨篋云。當(dāng)時購于新疆,，論斤計直,，柏君乃麇載歸于巴黎，至可憫惜,。今素文猶得寶此殘經(jīng),，不至同歸域外，亦大幸事也,。甲寅五月,，惇曧并志?！?/span>[47]從《天請問經(jīng)》題跋,，可知是在梁素文家中雅集；從《回鶻寫經(jīng)殘卷》題跋“為素文先生獲于新疆者”的口吻,，可知是已經(jīng)回到內(nèi)陸的家中,。正因為在一日的雅集中瀏覽并作題跋,，因此這些文字都比較簡略。關(guān)于“北館文書”,，羅惇曧的題跋也主要是稱道了其文字的古樸,，其他沒有太多的貢獻。

2,、胡璧成

胡璧城,，字夔文，號藕冰,，安徽涇縣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舉人。畢業(yè)于京師大學(xué)堂師范館,。清末任安徽咨議局秘書長,。辛亥革命后當(dāng)選為參議院議員。擅書法,，富收藏,。這段文字題跋在段永恩舊跋之后，表述的意思與羅惇曧相同,，只是用了當(dāng)時習(xí)用的俗語“賣菜傭皆有六朝煙水氣”來做比喻[48],，顯得比較風(fēng)雅。當(dāng)然,，他的這個評價不能理解唐代官府文書的體制要求,，而將負責(zé)館廚賬目的官吏等同于賣菜傭這樣的販夫走卒，聯(lián)想與史實還是有所隔閡,。

題跋中的安吳,，是東漢時的舊縣名,，唐時并入涇縣,。

3、羅惇?

羅惇?,，字照巖,、季孺，號復(fù)堪等,。廣東順德人,。羅惇曧之堂弟。肄業(yè)于京師譯學(xué)館,，曾任郵傳部郎中,、禮制館第一類編纂。民國后歷任教育部,、財政部,、司法部參事,，國民政府內(nèi)政部秘書等。新中國成立后為中央文史館館員,。好詩文,，擅書畫，尤精章草,。此則題跋也可看作是與羅惇曧,、胡璧成同時瀏覽梁素文齋中，信手題寫,。

要之,，三人的題寫因為沒有像王樹枬、段永恩那樣對于吐魯番文書的不時摩挲和對照歷史文獻的比較研究,，因此也只是做了淺顯的評價,，類似于題跋中簡約的觀款而已。

圖6,、《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中的“北館文書”圖版

（三）中村不折與長尾甲

1,、中村不折

中村不折在獲得了北館文書的殘片后，也一定是朝夕觀摩,。其形成的研究文字,，主要發(fā)表在《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中（圖6）：

北館牒。

高宗儀鳳二年書,。長二尺五寸五分,，二紙。行,、草雜署,。草書絕妙，足以令人想見王右軍之真跡,。吐魯番三堡出土,。以下二牒同出此地。

……

此牒書體為連綿草,。連綿草雖說始于王獻之,，但不能斷言獻之以前沒有。樓蘭遺簡中見過此體,，但謂獨草,，與晉代、六朝及隋唐的風(fēng)氣多少有些不同,。連綿草是盛唐以后漸漸逞其筆勢的,，二字、三字進而一行全都連續(xù)不斷,，號為狂草,。唐代狂草名家張旭及懷素最著名,，其后四百年至明，此書體亦大興,，祝允明,、黃道周、董其昌,、王鐸等名手,，都各自發(fā)揮其筆力[49]。

中村不折的《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是通過收集到的中國西北書法文物,，展示中國書法宋代以前的源流,，因此對于“北館文書”的展示，也主要是從書法的角度,，對于其中連綿草書的特點予以表彰,。無疑，他的這一書法價值的評述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2,、長尾甲

長尾甲，字子生,，號石隱,、雨山，日本贊歧高松人,。著名的漢學(xué)家,、書畫篆刻家。曾受聘商務(wù)印書館,，在中國生活12年,，與吳昌碩等中國書畫家過從。返回日本后,，在京都以講學(xué),、著述及書畫為生。收藏書畫多配制考究的木盒,，并在木盒上署名題識,，世稱“長尾雨山箱書”。京都有鄰館收藏中國書畫,，多有其題識木盒，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這件有鄰館舊藏品也不例外（圖7）,。因此,，在梁素文與有鄰館之間，可能還有長尾甲收藏的環(huán)節(jié)——如果“長尾雨山箱書”不是有鄰館特別請長尾甲定制的話,。

在木盒的正面（外面）,，是其楷書“唐儀鳳殘牒”楷書題名,，盒蓋的背面（里面），則是其題識：

圖7,、長尾雨山箱書題識（正,、背）

唐北館廚殘牒，出于吐魯番三堡,。有“儀鳳二年”字,，為高宗時。此雖斷簡,，千年遺墨,，而亦足征見當(dāng)時之制矣。長尾甲識,。（鈐?。?/span>

長尾甲的題識類似一個文物簡介，說明出土地,、文物年代,，并從歷史文獻的角度，提示了文書對于唐代制度史研究的價值,。

（四）金祖同的研究

金祖同對于北館文書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他獲得中村不折惠賜的文書照片而輯注出版的《流沙遺珍》中。

金祖同,，字壽孫,，筆名殷塵等。原籍浙江嘉興,，后寓居上海,。回族,。著名學(xué)者,、中國書店創(chuàng)始人金頌清四子。幼承家學(xué),，在甲骨學(xué),、歷史考古、伊斯蘭研究等方面均有涉足,。曾于1936年東渡日本,，師從郭沫若搜拓流失在日本的甲骨文。著有《殷契遺珠》,、《臺灣的高山族》,、《讀伊斯蘭書志》等著作[50]。

金祖同《流沙遺珍》刊布了中村不折舊藏吐魯番文書的25幅圖版,，其中12幅圖版屬于“北館文書”的內(nèi)容,，而從金祖同本人的解讀來看,，只有圖4的4幅、圖11,、圖23共6幅圖版被他辨認是與《北館文書》相關(guān)者,。雖然圖13、24的解讀作者并沒有把它當(dāng)作“北館文書”對待,，但提示為柴米帳,、兩件誤連的現(xiàn)象，還是對于文書的性質(zhì),、拼接有一定的價值,。金祖同的解讀內(nèi)容，主要體現(xiàn)在影印圖版之后他的錄文和題跋上,。關(guān)于“北館文書”的題跋,，有如下一些（圖8）：

圖8、《流沙遺珍》書影（上起：封面,、首頁,、北館文書圖版、北館文書解讀）

四（SH.124-1～3）

《輟耕錄》曰：“內(nèi)庖在酒房之北,?！贝朔Q北館廚，疑系都督府內(nèi)庖,。莿作,，《隋董美人墓志銘》，刺史作刾史,，隋唐俗書也,。《玉篇》：莿,，芒也,。草木針也。柴即棘柴,?！八潦鞍品帧保褚苑钟?，不知所據(jù),。

“醬貳”，字書無字,?！肚皾h書·平帝紀(jì)》：民捕蝗詣吏，以石?計受錢,。秦詔版,，斗作?，是即斤矣,?！翱?”，?亦不見字書,，疑供客食料也,。

《唐六典》“尚書左司郎中員外郎”下曰：“小事判句經(jīng)三人以下者給一日，四人以上給二日,，中事各經(jīng)一人給二日,，大事各加以日。內(nèi)外諸司咸率此,?！庇译悍卜秩?jié)，一,、廿八日即批訖,；二、十三日牒,，廿三日批訖,；三、十四日牒,，十八日批訖,。

《大日本古文書》卷二有大安寺資財帳云“糒玖拾玖碩柒?壹勝”，與上稱為斤合,。唐許嵩《建康實錄》云：“韋昭侍宴,，后主竟坐，率以酒七勝為限,?！庇衷疲骸罢阉仫嫴贿^三勝?！贝嗽觥秴侵尽?，皆作升。

此牒《新疆訪古錄》著錄,，有王樹枬跋,。茲引如下：

……

同又案，“付司裁分”,，裁為裁奪,，分為發(fā)分，公文習(xí)語也。

十一（SH.177上1）

右牒疑與北館牒銜接,。一曰十月廿八,，一曰十月三旬因被責(zé)重申者。

十三（SH.177下8）

右柴米帳,。

二三（SH.177上10）

案,，“大爽”，姓見北館廚片,。此名上著“檢”字,，檢吏也。與牒文向稱“檢案”字合,。

又,，本片為二件，誤合裱為一紙,。

二四（SH.177上6）

右為兩件,，裱工誤連在一起。應(yīng)分為：

    ……今未上謹牒,。

        （  月  日府史）藏牒

以上5個編號的圖版下的解讀文字,，作者的釋讀非常仔細，也非常廣泛,。他利用對于唐代典籍的嫻熟,，考證了文書中的各種詞匯如：北館廚、柴,、,、?、勝,、裁分,、檢等，從而對于唐代公文的理解提供了詮釋,。同樣,，作者也通過《唐六典》的規(guī)范，分析文書中并不完整的日期,，力圖了解唐代公事判勾的實際時間,。這些，無疑都體現(xiàn)了作者對于北館文書理解唐代制度史的價值重視,。

作者還注意到了王樹枬的研究,，在圖版4和不在討論范圍內(nèi)的圖版5《唐天寶解糧殘帳》的解讀中，均提及了《新疆訪古錄》著錄,。但是他抄錄的這些跋文,，均有日期、署名等內(nèi)容，并不為《新疆訪古錄》所有,；還有“北館文書”的題跋,，引文做“《漢書》舊縣”，而非“漢舊縣”,，均證明系直接從中村不折舊藏原件過錄者,。只是為了讀者閱讀,、引用的便利,，注明了《新疆訪古錄》的出處。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還利用了日本古文書的資料來印證唐代文書的用字,，是后來從事唐日典制比較研究的先河。

當(dāng)代吐魯番學(xué)的研究,，唐長孺（1911－1994）先生無疑是重要的代表人物,，而他早年的接觸吐魯番文書，就是在王樹枬《新疆訪古錄》,、金祖同的《流沙遺珍》等的影響下開始的[51],。這種影響，移諸北館文書今天的研究史,，也一樣深刻,。王樹枬、金祖同為代表的早期北館文書研究,，雖然在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研究的體制下,，已經(jīng)成為明日黃花，而從大庭脩之后的研究來看,，對于這些題跋式的文字,，在探索流傳、綴合叢殘,、考釋文字方面,，確曾有所借鑒。因此,，它們所具有的文獻與文物的雙重品質(zhì),，仍然與“北館文書”一道，成為吐魯番學(xué)研究中的不朽里程碑,。

[1]龍谷大學(xué)圖書館藏大谷探險隊收集品情況,，參小笠原宣秀《龍谷大學(xué)所藏大谷探險隊將來吐魯番出土古文書素描》，《西域文化研究》2,，京都：法藏館,，1959年，389—410頁；中譯本見柳洪亮譯《龍谷大學(xué)所藏大谷探險隊帶來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綜述》,，載橘瑞超著,、柳洪亮譯《橘瑞超西行記》附錄五，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192—228頁。又參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第六章第一節(jié)“日本收集品·龍谷大學(xué)圖書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54—166頁,。

[2]大庭脩《吐魯番出土的北館文書—中國驛傳制度史上の一資料—》,，《西域文化研究》2，367-380頁,；中譯本見姜鎮(zhèn)慶譯本《吐魯番出土的北館文書——中國驛傳制度史上的一份資料》,，載周藤吉之等著，姜鎮(zhèn)慶,、那向芹譯《敦煌學(xué)譯文集——敦煌吐魯番出土社會經(jīng)濟文書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784-817頁,。

[3]內(nèi)藤乾吉《西域發(fā)見唐代官文書の研究》，《西域文化研究》3,，京都：法藏館,，1960年，9-111頁,。其中第三部分“西州都督府の處理した文書”即“北館文書”之綴合與研究,，52—89頁。

[4]如“唐儀鳳二年北館廚牒”（王樹枬）,、“唐儀鳳二年北館廚殘牒”（段永恩）,、“北館牒”（金祖同、中村不折）,、“唐儀鳳北館廚牒”,、“柳中遺文”（以上二種，中村不折）,、“唐儀鳳殘牒”,、“唐北館廚殘牒”（以上二種，長尾甲）,、“唐儀鳳二年廚單”（饒宗頤）,、“西域都督府北館牒”（《古典籍下見展觀大入札會目錄》）,、“唐儀鳳北館廚殘牒”（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等，分見下文相關(guān)論述,。

[5]詳細的當(dāng)代研究情況,，參郭敏《吐魯番出土唐儀鳳年間北館文書研究》第一章《北館文書的研究綜述》，中國人民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5年,，1—4頁。

[6]大津透《大谷,、吐魯番文書復(fù)原二題》,，《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0年,，90-104頁。大津透《唐日律令地方財政管見—館駅·駅伝制を手がかりに—》,，笹山晴生先生還曆紀(jì)念會編《日本律令制論集》（上），東京：吉川宏文館,，1993年,，389-440頁；增訂本收入作者著《日唐律令制の財政構(gòu)造》,，東京：巖波書店,，2006年，243—296頁,。

[7]榮新江主編《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待版。

[8]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東京：東西書房,，1927年，下冊,，葉二十二正—二十三背,；李德范中譯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34—137頁。

[9]內(nèi)藤乾吉《西域發(fā)見唐代官文書の研究》,，53頁,。

[10]大津透《大谷、吐魯番文書復(fù)原二題》,，《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98—99頁,。

[11]磯部彰教授編集《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東京：文部科學(xué)省科學(xué)研究費特定領(lǐng)域研究〈東亞出版文化研究〉總括班,，2005年,。

[12]包曉悅《日本書道博物館藏吐魯番文獻目錄》，《吐魯番學(xué)研究》2015年第2期,，96-146頁,；2016年第1期，132-156頁,；2017年第1期,，125—153頁。

[13]王樹枬《唐儀鳳二年北館廚牒》,，作者著《新疆訪古錄》卷二,，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19年,，葉一一背至葉一二正,。

[14]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卷上，緒言葉二背,；李德范中譯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緒言2頁,。

[15]鍋島稻子《中村不折舊藏寫經(jīng)類收集品》，《中村集成》下,，358頁,。

[16]鍋島稻子《中村不折舊藏寫經(jīng)類收集品》，《中村集成》下,，358—360頁,。

[17]鍋島稻子《中村不折舊藏寫經(jīng)類收集品》，《中村集成》下,，367頁,。

[18]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第六章第五節(jié)“日本收集品·靜嘉堂文庫”，190頁,。所引饒文即饒宗頤《京都藤井氏有鄰館藏敦煌殘卷紀(jì)略》,，作者著《選堂集林·史林》下，香港：中華書局,，1982年,，998-1007頁。

[19]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第六章第五節(jié)“日本收集品·靜嘉堂文庫”,，190頁,。

[20]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第六章第五節(jié)“日本收集品·靜嘉堂文庫”,，189—191頁。

[21]如日本著名的西域?qū)W家羽田亨（1882—1955）在生前也曾經(jīng)獲得過這一件文書的照片,，關(guān)于其來歷的最新研究,，即止步于1990年古典會目錄圖片的對照。參張娜麗羽田亨博士收集西域出土文獻寫真とその原文書—文獻の流散とその遞傳·寫真攝影の軌跡—》,，《論叢現(xiàn)代語·現(xiàn)代文化》2010年第5號,，12-14頁。

[22]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大津透,、張娜麗二文公布的段永恩題跋，均不能全備,，大津透錄文至“案”字而止,，張娜麗錄文僅據(jù)羽田亨照片錄至“亦有”以上三行。

[23]《主要資料解說·反町茂雄舊藏典籍古文書》,，《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年報》4（1995年度）,，1997年發(fā)行，118—119頁,。這個解說專門提及了這一北館文書殘片可以與龍谷大學(xué)大宮圖書館“橘文書”（即大谷11035）綴合的價值,，可見是參考了大津透的研究成果。

[24]另外的可能性是：反町茂雄是從有鄰館獲得北館牒,，1990年經(jīng)古典會拍賣而流拍自藏，去世后為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所收藏,。反町茂雄是日本古書業(yè)中勤奮的作家,，但是在他的《一古書肆の思い出》五冊文集和系列的《弘文莊待賈古書目》等資料中，似乎都沒有出現(xiàn)這一文書的記載,。因此,，具體得到這一文書的過程，也就只好付諸闕如,。

[25]如大谷文書中發(fā)現(xiàn)的一百多片同樣是儀鳳年間的所謂“蘆席文書”,，是大谷探險隊1912年在三堡挖掘所得，原本也無法確定其具體出土的墓葬,。幸運的是,，由于1972年新疆考古工作者進行的科學(xué)挖掘，通過中日學(xué)者的共同努力,，比對出當(dāng)年的“蘆席文書”均為阿斯塔那230號墓葬的出土物,，最終定名為“儀鳳三年度支支配四年諸州庸調(diào)及折造雜彩色數(shù)處分事條”。參陳國燦《略論日本大谷文書與吐魯番新出墓葬之關(guān)聯(lián)》,，中國敦煌吐魯番學(xué)會編纂《敦煌吐魯番學(xué)研究論文集》,，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268—287頁,。

[26]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舊藏北館文書（SH.124）王樹枬題跋：“右牒二紙,，寬慮傂尺一尺二寸二分，出土魯番三堡,，皆草書,。”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北館文書（H-1315-20）段永恩題跋：“右唐高宗儀鳳二年北館廚殘牒,，出吐魯番三堡,。”

[27]參上引拙文《王樹枬與敦煌文獻的收藏和研究》,、《王樹枬吐魯番文書題跋箋釋》,。

[28]大庭脩《吐魯番出土的北館文書—中國驛傳制度史上の一資料—》，《西域文化研究》2,，375頁,；姜鎮(zhèn)慶中譯本見《敦煌學(xué)譯文集——敦煌吐魯番出土社會經(jīng)濟文書研究》，800頁,。

[29]小笠原宣秀《龍谷大學(xué)所藏大谷探險隊將來吐魯番出土古文書素描》,，《西域文化研究》2，391—394頁,；柳洪亮中譯本見《橘瑞超西行記》,，196—201頁。

[30]小笠原宣秀《龍谷大學(xué)所藏大谷探險隊將來吐魯番出土古文書素描》,，《西域文化研究》2,，402頁；柳洪亮中譯本見《橘瑞超西行記》,，214頁,。

[31]小笠原宣秀《龍谷大學(xué)所藏大谷探險隊將來吐魯番出土古文書素描》，《西域文化研究》2,，394—400頁,；柳洪亮中譯本見《橘瑞超西行記》，201—210頁,。小笠原宣秀的文章記錄“第三次探險隊第一次考察（橘,、吉川氏）發(fā)掘品”下：“三堡（古塔、古墓）古文書殘片,、壁畫,、古尸（木乃伊）、陶器,、絹片（唐畫）,、回鶻文殘片,。”《西域文化研究》2,，400頁,；中譯本見柳洪亮譯《橘瑞超西行記》，211頁,。

[32]橘瑞超《新疆通信抄》,、《中亞探險》、《新疆探險記》,，載上原芳太郎編《新西域記》,，東京：有光社，1937年,，723—818頁,；中譯本見柳洪亮譯《橘瑞超西行記》，1—148頁,。

[33]橘瑞超《新疆通信抄》“幾層（曾）蹴冰交河上”,，《新西域記》，728頁,；中譯本見柳洪亮譯《橘瑞超西行記》,，145—146頁。

[34]大谷文書主要收藏在龍谷大學(xué)和旅順博物館,。龍谷大學(xué)圖書館藏大谷文書,，參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壹～肆，京都：法藏館,，1984,、1990、2003,、2010年。旅順博物館藏大谷文書,，在目前由旅順博物館,、中國人民大學(xué)國學(xué)院、北京大學(xué)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合作從事的“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整理”項目中,，也尚未發(fā)現(xiàn)其他“儀鳳”年號的文書,。

[35]小笠原宣秀《龍谷大學(xué)所藏大谷探險隊將來吐魯番出土古文書素描》，《西域文化研究》2,，399頁,；柳洪亮中譯本見《橘瑞超西行記》，209頁,。

[36]野村榮三郎《蒙古新疆旅行日記》,，《新西域記》,，504頁；董炳月中譯本,，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19頁,。

[37]段永恩為梁素文舊藏北館文書題跋云：“右唐高宗儀鳳二年北館廚殘牒,，出吐魯番三堡。與余前觀晉卿方伯所藏為弌紙,?！笔侵鯓鋿潾@得北館文書在梁素文舊藏之前。而段永恩在辛亥革命后始終留在新疆任官,，直至終老武威,，再無機會與到達北京的王樹枬、梁素文見面,，因此王,、段對北館文書的題跋都是在1911年之前新疆所作。段永恩生平,，參拙文《段永恩生平考略》,，《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55-77頁。

[38]王樹枬《陶廬老人隨年錄》：“（宣統(tǒng)）三年辛亥,，六十一歲,。余由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回京，八月,，適逢國變,，遂避亂至山西?！北本褐腥A書局,，2007年，74頁,。

[39]王樹枬《〈大般涅槃經(jīng)〉卷第卅七題跋》,，轉(zhuǎn)引自居蜜《美國國會圖書館王樹枬書藏：古籍、善本,、珍品面面觀》,，《天祿論叢：北美華人東亞圖書館員文集·2010》，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24頁,。

[40]蔣芷儕《都門識小錄》，轉(zhuǎn)引自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189頁,。

[41]王樹枬收藏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情況，參拙文《王樹枬與敦煌文獻的收藏和研究》,，《敦煌文獻,、考古、藝術(shù)綜合研究：紀(jì)念向達先生誕辰110周年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574-590頁,；《王樹枬吐魯番文書題跋箋釋》,，《吐魯番學(xué)研究》2012年第2期，69-98頁,；《王樹枬與西域文書的收藏和研究》,，《國學(xué)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馮其庸先生從事教學(xué)與科研六十周年慶賀學(xué)術(shù)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075-1100頁。

[42]段永恩生平與吐魯番文書的研究情況,，參拙文《段永恩生平考略》,，《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55-77頁；《段永恩與吐魯番文獻的收藏和研究》,，王三慶,、鄭阿財合編《2013敦煌、吐魯番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xué)中國文學(xué)系,，2014年，35-58頁,。

[43]筆者撰《段永恩與吐魯番文獻的收藏和研究》，系2013年11月16-17日參加成功大學(xué)“敦煌吐魯番學(xué)術(shù)研討會”提交論文,，段永恩的《唐儀鳳二年北館廚殘牒》題跋,，當(dāng)時僅據(jù)荒川正晴先生提供其觀摩1990年古典集展覽會上抄錄稿錄文，因參觀時間倉促，荒川先生亦僅抄至“典新書識（與《新書·官志》）”而止,。2014年筆者觀摩原卷,，重新錄文提交，而抽換未果,。故該論文集正式出版時亦仍系舊稿,。

[44]朱玉麒《段永恩與吐魯番文獻的收藏和研究》，54—55頁,。

[45]《中村集成》中25,。

[46]吉川忠夫編集《敦煌秘籍：杏雨書屋蔵》影片冊七，大阪：杏雨書屋,，2012年,，286—288頁。

[47]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191—193頁,。

[48]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杜慎卿笑道：‘真乃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一點也不差,。’”徐珂《清稗類鈔》“農(nóng)商類·蘇女賣花”：“昔人謂金陵賣菜傭亦帶六朝煙水氣,，而吳中賣花女郎,，天趣古歡，風(fēng)姿別具,，亦當(dāng)求諸尋常脂粉之外,。”譚嗣同《江行感舊詩引》：“一童工書,，一仆善棋,，府史吏卒，傲脫不俗,，所謂賣菜傭皆有六朝煙水氣矣,。”

[49]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下冊,，葉二十二正、二十三背,；李德范中譯本,，134、137頁,。

[50]金祖同的生平與學(xué)術(shù),，可參郭成美《回族學(xué)者金祖同》,，《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138—144頁,。

[51]朱雷《唐長孺師與吐魯番文書》：“唐師對吐魯番文書的接觸,，據(jù)我所知，早年是通過王樹柟的《新疆訪古錄》,、金祖同的《流沙遺珍》等,。”《河北學(xué)刊》2005年第5期,，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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