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記載的上古歷史,，為何很多與《史記》記載的大相徑庭,？

公元279年，西晉咸寧年間,，盜墓賊在盜發(fā)戰(zhàn)國時期魏襄王的墓葬時，發(fā)現(xiàn)了數(shù)十車記滿古文的竹簡。

晉人將散亂的竹簡排定次序,，并用當時通用的文字考訂其中記載夏,、商、周年間的十三篇史書,，被命名為''紀年'',，后人稱之為《竹書紀年》。

這是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了從夏朝到魏襄王這段歷史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成書年限大概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由春秋時期晉國的史官和戰(zhàn)國時期魏國的史官合作而成,。

《竹書紀年》比司馬遷的《史記》要早了大約兩百年,，對于研究先秦歷史有著極大的幫助。

按理來說,，具有如此研究價值的《竹書紀年》應該在史學界有著極高地位才是,。但事實上，這部《竹書紀年》并不為傳統(tǒng)史學界所認同,，歷代史學家對其嗤之以鼻,，認為這是一本''異書''。

這是因為《竹書紀年》所載實在太過駭人,，其內(nèi)容與《史記》幾乎是背道而馳,，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歷史觀。

《竹書紀年》確實有不少迥異《史記》的記載,。然而,，這些話也并不是古人沒人說過。

例如：你以為堯舜篡位只有他說嗎,？《韓非子·說疑》就有：

《韓非子·說疑》：“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p>

再例如：你以為共伯和攝政只有他說嗎？《呂氏春秋》就有：

《呂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nèi)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p>

再例如：你以為二王并立只有他說嗎,？《左傳》就有：

《左傳》：“攜王干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

這些記載都出自戰(zhàn)國文獻,，司馬遷明顯都有接觸過,，但他沒有采信這些資料，而采信另一些資料,。比如：《墨子》：“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所以,，你問《竹書》是否能顛覆《史記》,，好比問《韓非子》是否能顛覆《墨子》?！俄n非子》除了自己喊的幾句口號,，又有什么能夠證明他說的對呢？

以堯,、舜,、舜的故事為例，我們接觸到的記載,，最早也就到春秋末年而已,。沒有當時的文字能夠佐證，那么堯,、舜,、禹是否存在，本身都是存在疑問的,。

我們從史料中只能判斷,，戰(zhàn)國人的觀念中堯舜禹存在。那么對于存在感都很薄弱的人,，還去討論所作事情的真實性,，誰敢說自己是正確答案？

《竹書紀年》作為法家淵源地三晉史書,，作者自然傾向于法家觀念,。但這僅僅是一種觀念,，不能說是還原了歷史,。

比如說伊尹篡位被殺,，而甲骨文中伊尹所受商王祭祀規(guī)格頗高，說明《竹書》記載可能存在錯誤,。

而如果舍棄堯舜的名字,，從民族學的案例去看，酋長之間的權力交接,，篡位或推選其實都存在,，那么上古的某兩位酋長，這兩種情況又都可能的,。

陰謀論是爽,，但證明不了有啥用？這只是堯舜故事的例子,，如果說信史的春秋戰(zhàn)國記載,，其實《竹書》同樣沒顛覆什么，只不過提供某個版本的記載而已,，正確的考證方式同樣是結合其他記載以及邏輯推斷,。

所以，有人拿著《竹書》嚷嚷說顛覆了先秦史,，或者拿著《山海經(jīng)》說解密了上古史,。這基本都是刷點擊的無腦民科，別當回事,。

其實就一句話：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另外，不同意把兩種觀點簡單劃分為儒家和法家,，戰(zhàn)國本身有諸子無百家的說法,，所謂的百家不過是漢人的劃分法。對于這個問題,，所謂的儒墨道法都有參與論辯,，觀點各異。

比如：《孟子·萬章上》：“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薄叭粍t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天與之,。

再比如：《荀子·正論》：“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胺蛟弧畧蛩瓷米尅翘撗砸?，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p>

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在《史記》中乃是美好和平的大同治世,，帝位繼承更是選賢舉能，三位遠古先賢相繼禪讓,，傳為一段佳話,。

但在《竹書紀年》中，這卻是一場場血腥的陰謀政變,。先是舜囚禁堯,，最后把堯殺死，奪取帝位,。后來禹又據(jù)夏地抗舜,，最終擊敗舜，將其流放到蒼梧,，舜遂死在蒼梧,。

再比如據(jù)《史記》記載，商朝的伊尹是一代賢臣,，他一心為國,，當國王太甲暴虐無道時，他將其囚禁,，代為治理國家,。而三年以后，太甲改過自新,，伊尹便將國家還給了他,。

但按照《竹書紀年》中的記載，伊尹卻是篡位,，他放逐太甲以后,，就自立為王，并沒有還政于太甲。后來是太甲自己潛回國都,，殺掉了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

還有大家所熟知的武王伐紂,，按照《史記》記載,，乃是商紂無道，武王姬發(fā)替天行道,，推翻暴政,。但在《竹書紀年》中的記載卻是,，商與周本就是敵對勢力,，雙方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周文王當初之所以被囚于朝歌,，并不是因為崇侯虎的讒言,，而是在其與商朝的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被俘。而后來的''武王伐紂''乃是紂王主力東征東夷,，都城空虛,。周武王姬發(fā)乘虛而入，滅亡了商朝,。遠沒有《史記》所記載的那般大義,！

以上種種記載，可以說是完全推翻了《史記》所言,，為世人呈現(xiàn)了一個充滿了血腥和陰謀的上古時代,。

然而多年以來，《史記》一直被認為是史家正朔,，乃''正史''之首,，在歷史學界地位極高。特別是其中所宣揚的治世理論,，道義思想,，更是代表了儒家學派一直以來所奉行的大道。與''《春秋》三傳''這樣的儒家歷史經(jīng)典可以說是一脈相承,。

換句話而言,，《竹書紀年》的出現(xiàn)，沖破了儒家的整個古代歷史體系,，自然是不會為當時已經(jīng)主導史學界的儒家學者們所認同,。

所以《竹書紀年》被定為''異書''，為傳統(tǒng)史學界所不容,，更不為大眾所知,。

但是，從人類文明發(fā)展的角度來看，《竹書紀年》似乎更加真實,，因為它比《史記》更加貼近人性,。

《史記》中記錄的先秦時代那段歷史，太過于的理想化,，似乎遠古的先民們,，比后世的人們更加的文明，這未免太不真實,。至少在我的認知中,，人類的發(fā)展，絕對不會是從文明走向野蠻,，由儒雅走向血腥,。歷史的車輪或許會有短時間的停止，或者些許的倒退,，但絕對不會逆向而行,。

所以在缺乏先進生產(chǎn)方式，缺乏足夠的食物以及足夠道德思想理論支撐的情況下,。上古先民們的時代,，應該是黑暗的，是血腥陰謀的殘酷斗爭,，是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這才符合人性。

當然,，這里更多的是對《史記》等儒家史籍的質(zhì)疑,，并不是就此斷定《竹書紀年》就一定真實。因為《竹書紀年》同樣有著主觀編撰的嫌疑,，其記載的內(nèi)容不排除為政治服務的可能性,。

前面提到，《竹書紀年》是由春秋時期晉國的史官和戰(zhàn)國時期魏國的史官編撰,，而在歷史上,，春秋戰(zhàn)國時期，禮樂崩壞,，諸侯之于天子,，早已經(jīng)不再是臣屬。而''三家分晉''更是以下克上,，完全背離禮制,，作為參與者的魏國，很可能會通過《竹書紀年》來宣揚自己的合法性,。

因為按照《竹書紀年》的記載,，上古就沒有禪讓，只有血腥的政變，以下克上,，自古有之,。如此一來，他們趙魏韓三家分晉甚至于自立為王,，就可以說是順天下大勢而為,，合理合法，無需受到道德的譴責,。

所以,，《竹書紀年》雖然比儒家史書更加貼近人性，但其真實性同樣值得懷疑,。

目前來說,，竹書紀年在戰(zhàn)國時代的記載可以說比《史記》還是靠譜一些。王國維,、錢穆,、楊寬等大師均用《紀年》來證《史記》戰(zhàn)國史料之誤,。從這以后,，《紀年》基本成了研究戰(zhàn)國史必須查閱的史料，可以說《紀年》的價值和史料性不需要懷疑,。

但必須指出的一點是,，關于上古堯、舜,、禹之事與《紀年》的時代也想距甚遠,，未必可以說絕對可信，但這種說法絕不會無端出現(xiàn),，我們可以從“三晉之學”的淵源中發(fā)現(xiàn)《紀年》如此記事的原因,。

《史記》就曾對戰(zhàn)國之世的三晉游士有個評價：“三晉多權變之士”。

錢穆也曾在其《秦漢史》中談到：“三晉之士多言功利法制”,。

可以說,，在三晉的學風中，受儒家影響較小,，其學術也會有著不同的“歷史觀”,，因為戰(zhàn)國的游士談說學術往往求證之于古，既然學術不同,，對歷史的認知與見解甚至可能是所見的流傳也有不同,。

《韓非子》可以說是明顯受到了《竹書紀年》這種對于遠古的史觀影響的三晉之士“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著也”,，可以說《韓非子》的記載可以與竹書紀年互證,，也就是說三晉中本流傳著這樣一種與儒家史觀并不同的對于所謂“圣王”的記載。

總之我們可以明確的是,，這是三晉學術思想上與他國不同之處,，其事的真實性我們并不能去詳細考證，但《竹書紀年》實錄三晉學說中的見聞談說是沒有錯的,。

對于堯,、舜、禹,、湯的記載,，問《史記》和《竹書紀年》哪一個的可信度更高，就像一些后世史書,，如《晉書》,、《宋史》引用春秋、戰(zhàn)國的故事與諸子,，與《紀年》,，與《史記》有矛盾，我們因之來問《晉書》,、《宋史》的可信度一樣,。

所距時代太遙遠了，我們只能從當時學人的“官方說法”來記述,，而這“官方”在戰(zhàn)國,，是有多個的，所以有矛盾很正常,，并不影響其書的史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