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個人,不能聽他說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 讀史,同樣如此,。 在《項羽“貴族”袍子下的跳蚤》一文中,,三解描述了項梁、項羽對“陳王”,、“義帝”的態(tài)度以及“張楚”秩序的表皮,,本文則要談一談劉邦和他親身經(jīng)歷的這段“歷史”與“遺忘”。 一 據(jù)《史記·高祖本紀》記載:
這里有一位與“秦始皇帝”并列的“秦皇帝”,,因為“子嬰”被趙高擁立時只是秦王之位,,自然不可能是他,只能是“秦二世”,,他的守墓人二十家,,比秦始皇和陳勝(另:《陳涉世家》記守冢人為三十家)都多,說明至少在生命即將終結(jié)的劉邦心中,,秦二世與信陵君(他仰慕信陵君,,史有名載)都是重要的歷史人物,當然,,陳勝能和秦始皇以及六國著名君主同列,,也說明了他的地位比擬帝王。 吊詭的是,,這里面沒有提及“義帝”楚懷王和“西楚霸王”項羽,,后者是劉邦的敵人,以魯公之禮安葬,,沒有計較也說得過去,。 那么,,“義帝”楚懷王這個“舊主”,為什么也不在其中呢,? 已故史學大師田余慶先生在《說張楚》一文中提出,,在秦漢之交的短短數(shù)年之間,雖然如流星一般短暫,,“張楚”政權(quán)仍是當時的“六國人”認可的“正統(tǒng)”所在,,一個顯例就是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其中《五星占》五星行度和另一種古佚書的干支表,,跨越秦,、漢紀年,夾處其間的是“張楚”紀年,,而無“秦二世”年號,。 《五星占》的擱筆下限為漢文帝時代,足以說明,,在西漢初年的貴族,、平民的普遍認知中,“張楚”是一個代表時代的“正統(tǒng)王朝”,。 要理解田余慶先生的結(jié)論,,需要普及一點歷史常識,那就是“奉正統(tǒng)”的標志之一,,就“奉正朔”,“正”即正月,,“朔”即元日,,代指的就是“紀年歷法”,所以,,在秦始皇一統(tǒng)天下之后,,即令天下以“十月”為歲首,用“顓頊歷”,,后世漢武帝更制之后,,則以“正月”為歲首,頒行“太初歷”,。 所以,,“紀年”、“正朔”,,就是最重要的政治標志,,而在民間傳播的書中,以“張楚”紀年,,無疑說明當時的大眾觀念中,,秦始皇駕崩前的秦朝仍是“天下正統(tǒng)”,而秦始皇駕崩之后,已經(jīng)進入“張楚”為天下正統(tǒng)的新時代,,“秦二世”雖名為皇帝,,不過是與“張楚”對峙的一國罷了。 田余慶先生在《說張楚》中還提及:
田余慶先生認為這是《史記》的瑕疵,“書法于此確有缺陷,,不愜人意而已”,。 不過,辛德勇教授對此卻有不同意見,,他在《馬王堆帛書“張楚”注記與《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之尊漢,、尊楚問題》(《出土文獻》第六輯,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李學勤編,,中西書局,,2015年4月出版)一文中指出,《五星占》等帛書干支表中的“張楚”字樣,,實為當時的作者添加的“注記”,,也就是這一年出現(xiàn)重要事件的“注釋”,沒有秦二世紀年而由秦始皇紀年代之,,也是作者為了便于編年,,而非政治立場,不存在什么“尊楚”,、“尊漢”的初衷,,至于司馬遷在《史記》中的“矛盾”則不能稱其為矛盾。 尤其是指出《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的“太史公曰”另有深意:
翻譯過來就是,,太史公個人意見:發(fā)難于陳勝;滅秦依賴于項氏,,不只是項羽,還包括之前的項梁,;最后是“漢家”平定海內(nèi),。五年之間,號令三嬗,,也就是三次“轉(zhuǎn)移”,,自古以來,沒有受命立朝如此迅速的,。 另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與“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也是辛德勇教授著重討論的問題,他指出: “三嬗”實為“變化三次”,,也就由秦至義帝之楚,,義帝之楚至項氏之楚,項氏之楚再至劉氏之漢,,四家更替三次,,是為“三嬗”。 這個解釋,,如果僅就《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的紀年來看,,完全正確,也應該符合太史公的初衷,,屬于其經(jīng)過深思熟慮之后對紀年的“嚴謹”編排,。 問題是,司馬遷在漢武帝時代的“嚴謹解釋”不等于在西漢初年的“解釋”,,文本的自圓其說,,并不代表事實的“真實”。 甚至可以說,,恰恰相反,,因為西漢初年由于政權(quán)草創(chuàng),利益牽扯極多,,對諸多王朝“合法性議題”的定論,,往往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比如漢初的“水德”推定,,乃至于漢為“水德”服色卻定為“外黑內(nèi)赤”,,而旗幟仍舊如舊的“尚赤”,到了漢文帝時代又爭論漢實為“土德”,,直到漢武帝時代才正式改服色,、正朔,算是塵埃落定,,至于漢景帝時代轅固生與黃生對于漢高祖是“湯武革命”還是“篡逆”的爭論,,更是直接被皇帝親自叫停。 恰恰是歷史遺留問題太多,,才給后人提供了那么多“自圓其說”的機會,。 二 至于“自圓其說”的《史記》,,與帛書《五星占》中將“張楚”視為特殊時間點的類似說法,在《史記·天官書》也有:
此處,,秦始皇之后即接“張楚并起”,,進而為項羽合縱諸侯滅秦,然后是漢之興,,也可以說是“三嬗”,。 結(jié)合上文中為先代帝王設守陵戶的記載可知,這種認知矛盾,,可能自劉邦開始就已經(jīng)埋下了,,司馬遷只是面對矛盾百出的官方記錄進行了挑戰(zhàn)和記錄罷了。 讀史至此,,必須注意視角的區(qū)別,總計有五個: (1)《史記·高祖本紀》紀年,,這是漢初視角,,正統(tǒng)為秦始皇帝——二世皇帝——劉邦,但是承認陳勝為“楚隱王”,,不提“義帝”,、“項梁”,、“項羽”紀年; (2)《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紀年,,正統(tǒng)為秦二世——義帝,,陳勝為“義帝”之楚的前身; (3)《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敘述的三家為陳勝——項氏——劉邦,; (4)《史記·太史公自序》,敘述的三家為楚人——項氏——漢,; (5)《史記·天官書》,,敘述的三家為張楚——項羽——漢。 五者對照后可知,,就是兩個大類: (1)秦——楚(張楚,、陳勝、義帝)——項氏——漢(包含上述2,、3,、4、5),; (2)秦始皇帝——二世皇帝——陳勝——劉邦(包含上述1),。 區(qū)別其實一目了然,就是對“項氏”的地位認知的區(qū)別,。 漢初劉邦的認知中,,“義帝”和項氏,屬于被遮蔽的部分,,并不希望將其視為“正統(tǒng)”,,但這就存在一個邏輯漏洞,那就是,,“時間溜走了”,,陳勝的“張楚”只有1年,到“漢元年”還有1年多的空檔,,對于西漢的官方敘事而言,,這種“小問題”無所謂,但是到了“修史”的時候,,“時間”就成了大問題,。 所以,司馬遷必須明確“三嬗”,,才能補上這中間的時間空缺,,而《史記》有《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卻無“秦二世本紀”,、“陳涉本紀”和“義帝本紀”,已經(jīng)表明了基本態(tài)度,。 “秦二世”事跡附麗于《秦始皇本紀》之后,,“陳涉”事跡單列于《陳涉世家》,就是將陳勝起義建立“張楚”秩序之后與“秦國”的對峙,,視為“有土諸侯”與“非正統(tǒng)皇帝”的對峙,,即無“秦朝”、無“楚朝”,,而是“秦楚之際”,。 “義帝”無本紀而項羽有本紀的原因,則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明言:
也就是說,,西楚為“主伯”,,也就是諸侯中的“家長”、“長子”,,且項羽自此開始為“天下主命”,,也就是主宰,為十八位諸侯王之主,。 三 那么,,項羽與“義帝”的關系是什么?見《史記·項羽本紀》:
項羽的解釋非常直白,為了反秦的大目標,所以才“假立諸侯后”,,“假”就是“權(quán)宜”、“代理”的意思,。 不過下面“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以王之”這句話就有不同解釋了: 可以解釋為,義帝沒有功勞,,所以,,諸有功將相,應該分裂其名義所有的天下土地而為王,。 也可以解釋為,,盡管“義帝”沒有功勞,但仍舊應該分給他土地,,立他為王,。 依照《史記》的表述,項羽率領入關滅秦的諸將,,立楚懷王為“義帝”,,然后宰割天下,實質(zhì)上已經(jīng)廢止了諸將出身的各諸侯國的王權(quán),,這是以“楚”之君奪“五國”之君的土地,,也就是最后一次利用“義帝”的牌位,“先奪”,。 “奪地”之后,,再換一個標準來“分”,就是“功勞”,,并明確點出“義帝雖無功”,,“雖”如果不是衍字,則代表著項羽的本心,,仍是要給“義帝”留一國諸侯的血脈的,。 也就是說,項羽以“滅秦功勞”分封十八路諸侯之后,,已經(jīng)成為新的“天下主命”,,而非取自“義帝”,“義帝”已經(jīng)成了“戰(zhàn)國秩序”下的“周天子”,,而非“西周秩序”下的周天子,,原則上,項羽自此已經(jīng)開創(chuàng)了新朝,,劉邦是十八王之一,,自然在他的“主”下,所以,司馬遷將項羽列入本紀,。 正因為如此,,“義帝”不但沒有帝王“本紀”,連諸侯“世家”和名人“列傳”都沒能進入,,而之所以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以“義帝”紀年,,并非“尊義帝”,是為了與“先入關中者為王”的正統(tǒng)故事配合,,含糊解釋漢王劉邦的“以下犯上”的悖逆行為,,正如劉邦在當時采取“為義帝發(fā)喪”的政治號召一樣,所為是“定暴止亂”,,也即“以臣伐臣”,,“義帝”之下,楚漢平等,。 這種口徑可見《史記·項羽本紀》的太史公曰:
背關懷楚,,即背棄“先入關中者為王”的約定,又放逐義帝自立,,總結(jié)即為“暴”字,,再看上文中提及項氏,“虐戾滅秦”,、“項氏遂亂”,,而漢室則是“撥亂誅暴”,這也是漢武帝時代司馬遷統(tǒng)合全書的“楚漢之爭”的歷史解釋,。 所以,,所謂“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和“八年之間,,天下三嬗”的主體,,根本就不包括“義帝”,,而是秦——陳勝——項氏——漢,這也和前后文呼應,,因為: “號令三嬗”配套的是陳勝,、項氏、漢家,,“天下三嬗”配套的是“秦”,、“楚人”、項氏,、漢,而之所以前人學者困于“義帝”,,歸根結(jié)底則在于“秦亡”與否,,秦未亡則正統(tǒng)無從嬗代,其實太史公用字已經(jīng)區(qū)分開來: “號令”,,實為天下人認可,,而非“正統(tǒng)”接續(xù),說的是“秦”與“反秦”的“陣營”權(quán)力交接,,由秦一統(tǒng)至陳勝起兵,,陳勝身死由項氏滅秦,漢家滅項氏止暴,。 “天下”,,則為正統(tǒng)變革,說的是“天下”的執(zhí)掌,,“秦朝”至“張楚,、景駒之楚、義帝之楚,,都是一貫的楚”,,再到“項氏之西楚”,最后到“漢家”,。 可以說,,太史公的說法毫無矛盾,正好解釋圓融,,原因就在于他從歷史的角落里尋訪回了真實歷史上舉足輕重的“項氏”,,補上了這塊歷史空白。 反觀劉邦時代的官方口徑則是忽略“義帝”,、“項氏”,,直接接續(xù)秦末、陳勝,,正如漢初“占星家”們的“無政治責任”寫法,,秦始皇直至漢高祖,,紀年一桿子到底,才是漢初的“政治正確”,,隨手加個“張楚”的備注也不算錯誤,,這種表述,在《史記·天官書》中類似,。 可你要是補上“西楚”,、“項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只不過作為立國80年后的“史官”,,司馬遷就不能像“占星家”這樣大而化之,,統(tǒng)緒必須分明,他要補上這一年之缺,,就得重提項羽,,要重提項羽就不得不提“義帝”以分“高祖”之謗,這是一環(huán)套一環(huán)的解釋,,而且他筆下的項羽之亡也完全是“貪暴”所致,,也就是說,《史記》相關編撰非但不是“錯謬”,,而恰是司馬遷在所處歷史環(huán)境下“鉤沉遺事”的“秉筆直書”,。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劉邦對陳勝如此推崇,? 難道只是對這個素未謀面的“首事者”致敬,?在天下異姓諸侯紛紛平定的時刻,難道他不應該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更加警惕嗎,? 答案,,將在下文揭曉。 -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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