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為當代西方文論界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化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1943-)一向以理論的前瞻性,、批判性和先鋒性而著稱,。在其引起學界軒然大波的重要著作《理論之后》（After Theory，2003)一書中,，伊格爾頓重新檢視了理論的黃金時代,，并宣布了理論的終結(jié)。通過對文化批評的價值反思,，他提出了文學研究面臨的新挑戰(zhàn)和新路徑,，回答了文學研究的未來趨勢，進而表明其本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文學理論的新姿態(tài),。事實上,，《理論之后》帶給我們更多的啟發(fā)在于：文學研究應該回歸到文本本身，不該對文本和作者進行過度的理論闡釋和讀解,。

關(guān)鍵詞: 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后》；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文本細讀

      西方思想界和學術(shù)界曾于1965年至1980年共十五年間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理論流派和思想家，算得上是“理論的黃金時代”和“理論高峰”期,。但與此同時,，也出現(xiàn)了不少反理論的思想大家，如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就曾宣布上帝死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則宣布作者死了,，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甚至宣布連讀者也死亡了。到了21世紀,，伊格爾頓毅然決然秉承其先輩的反思精神,，一改其往昔的理論家標簽和風格,，干脆宣布“理論終結(jié)”。

      《理論之后》便是他重新反思理論的又一力作,。全書共有八章,，分為兩大部分。前四章的第一部分主要通過對比不同時代的文學發(fā)展情況,，表現(xiàn)了伊格爾頓對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趨勢的悲觀態(tài)度,，因為人們越來越只關(guān)注即時的快樂，把樂趣當做自己唯一的行為準則,。在此基礎上,，他重點討論了“理論的興衰”。伊格爾頓以柏拉圖的理式 (eidos)①范疇作為文藝理論的起源,，對二戰(zhàn)后涌出的一些新的文化思潮，如民權(quán)運動,、學生運動,、女權(quán)運動等作了探討。到了20世紀90年代,，抽象的結(jié)構(gòu)主義,、解釋學等逐漸讓位于更加具體、更可感知的后現(xiàn)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而這些回歸并非都是正面的,，讀者在文化創(chuàng)作中也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由于文化及文化理論是發(fā)展的概念,，所以就很難對文化加以界定,。事實上，文化理論本身具有自相矛盾性,。在伊格爾頓看來,，由于小說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讀者與作品之間的距離就不應該一成不變,，有時需要站在作者的角度去細讀作品，有時需要“遠觀”而不可“褻玩”,。在評價一部作品時,，不能加入個人的色彩，也不能完全扭曲作者在作品中想要表達的主旨,，必須找出作品的特征,，它們會支持你對作品的詮釋。

《理論之后》（英）特里·伊格爾頓著,，2009年,，商務印書館

      全書的后四章即第二部分,，通過討論真理問題、道德問題,、無神論者,、基要主義者教條等四大問題，伊格爾頓向我們展現(xiàn)了他本人的政治立場,、實踐取向和理論反思,。                                

      伊格爾頓指出，道德和道德主義并非同一個概念,，而馬克思主義所犯的錯誤在于將道德界定為道德主義,。事實上，愛需要法律去維護,，而法律必須精準,，必須平等待人，平等待人不是將每一個個體視作同一,，而是尊重差異,，以同樣的特殊性來對待每個人。文化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基礎,，愛的典范不是愛朋友,，而是愛陌生人，特蕾莎(Mother Teresa,，1910-1997)② 修女就是典型的代表,，她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而平等是愛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由于無神論是宗教的變體,，他們往往會偏激的看待外物，物質(zhì)資源如此豐富的現(xiàn)代社會,，窮人依舊存在,，這是讓人憤恨的原因。在伊格爾頓眼里,，上帝根據(jù)自己的意志創(chuàng)造了人類,，于是人類成了世界的中心，人類被推到了上帝的位置,，也就注定了它必然會跌入深谷,，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宣告上帝死了,，也就表明人類的死亡,。基要主義者（fundamentalist)從文字的表面去理解經(jīng)文,，試圖將神圣的經(jīng)文解釋為世界的基礎,，但是有時難免造成牽強附會,，基要主義者的教條填補了人們的虛無，他們試圖定義人的意識,，但意識本身其實就是虛無的,，人們永遠無法活在當下，所以,，自古以來,，一直有人宣稱“只爭朝夕”(seize the day)。在伊格爾頓看來,，雖然人類害怕死亡,，但是，死神對于人類而言,，則成為亦敵亦友的關(guān)系,。如果我們可以把死亡隨時放在心上，那么,，我們的品行就必定會更加高尚,，社會關(guān)系也變得會更加和諧。

      眾所周知,，西方文藝理論的發(fā)展脈絡迄今差不多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按照其自身的“他律”和“自律”原則在運行著,。西方文藝理論大致可以分為古典文論（前8世紀-15世紀）,、近代文論（16世紀-19世紀末）、現(xiàn)代文論（20世紀60年代以前）,、當代文論（20世紀60年代至今）四個時期,。自古希臘、羅馬以來,，各類批評理論異彩紛呈,，從柏拉圖開始，西方文藝理論造就了很多杰出的理論明星,，如阿爾都賽（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拢∕ichel Foucault,，1926－1984）、吉爾·德勒茲(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1925-1995),、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等。伊格爾頓本人作為理論家自然也是這其中的佼佼者,。在他的批評理論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三個相互融合,、相互支撐的重要理論維度，即：西方馬克思主義,、英國本土的文化研究傳統(tǒng),、當代西方文論中的從精神分析到結(jié)構(gòu)主義，乃至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理論,。[3]當人們發(fā)現(xiàn)他在《理論之后》中宣稱理論的“終結(jié)”時,，可想而知，理論界是多么的震驚,。伊格爾頓在批判,、反思文藝理論時，也試圖找出“良藥”,，希望能夠使文藝理論“起死回生”,，而這劑良藥就是馬克思主義，[4]他于2011年出版的《為什么馬克思是對的》（Why Marx was right,，2011）通過大量實證,，反駁了世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認識，進一步闡明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運作市場經(jīng)濟體系的可行性,，為馬克思主義在全球化新語境下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觀找到了一個極佳的契合點,。作為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伊格爾頓始終相信,，既然馬克思主義是發(fā)展的學說,，那就決定了它能夠適應新的時代、新的社會,，伊格爾頓反對教條式馬克思主義,，例如，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使得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世界聲名狼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把文化當做權(quán)力斗爭的武器,，這些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曲解。用中國學者張江的話來說,，這其實就是一種所謂的“強制闡釋”（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亦即，闡釋者為了自身的目的,，離開文本進行闡釋,，這是對文本本意的曲解。[5]

      很顯然,，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應該加以過度解讀和闡釋,而應該結(jié)合時代背景和當下語境,，做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旨歸的原典解讀。對此，美國文藝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在其《反對闡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1966)一書中明確指出：所謂“林林總總的闡釋不過是以修補的方式保留那些被認為太珍貴以致不可否棄的古老文本的極端策略”。[6]過度的闡釋不但沒有創(chuàng)造,，反而使得原本就很貧瘠的世界變得更加的貧瘠,，闡釋中有誤解、有重復,，它是對作者本意的蒙蔽,。當然，馬克思主義自身其實也會面臨許多新的問題,，比如,，文化理論的商品化和資本化問題；又比如,，文化研究中的人體話題通常表現(xiàn)為色情的肉體之問題,，而不是饑餓的身體之問題，等等,。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上,，以阿多爾諾 (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1895-1973）,、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洛文塔爾（Leo Lowenthal,， 1900 – 1993）、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1929-）等人構(gòu)成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最具代表性,。他們敏銳而深刻地分析了以媒介組織及媒介產(chǎn)品為代表的大眾文化與社會的關(guān)系,，揭露了大眾文化所表現(xiàn)出來的技術(shù)性,、商品性、標準化,、批量化,、操縱性、娛樂化等種種弊端,。法蘭克福學派的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蘊含著一種深沉的人文主義精神和犀利的價值批判態(tài)度,，它對于我們重新反思全球資本主義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擴張問題，對于我們進一步思考現(xiàn)實文化問題和合理規(guī)范文化的價值取向問題,，無疑有著不可替代的理論貢獻,。就此意義而言，我們應該以新的視角，站在新的維度上去重新建構(gòu)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理論,。

左圖：《為什么馬克思是對的》,，（英）特里·伊格爾頓著，2011年,，新星出版社

中圖：《如何讀詩》,，（英）特里·伊格爾頓著，201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右圖：《文學事件》,，（英）特里·伊格爾頓著，2017年,，河南大學出版社

      在伊格爾頓看來,，雖然馬克思主義理論以科學和辯證的方法詮釋歷史，但著眼點仍是人類的未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顛覆的正是資本主義帶來的人與物質(zhì)異化的事實——而這正是資本主義越成功,、道德就越敗壞的原因。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當今社會的重大意義不僅在于其對資本主義制度全面徹底的揭露,，還在于其科學辯證的研究方法對當今社會同樣適用。

      既然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夠如此有新生命力,，那么,，“理論之后”的文學研究究竟應該何去何從呢？是運用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還是繼續(xù)專注于林林總總的理論流派,？抑或致力于理論創(chuàng)新？雖然新批評早已成為昨日黃花,，但究其文學批評的實踐來看,，依然不乏生命力。我們知道,，新批評強調(diào)對文本本身進行考察,，包括闡釋內(nèi)容、詩歌技法等,。伊格爾頓在其近作《如何讀詩》(How to Read a Poem,， 2007)一書中，指責那些認為文藝理論妨礙了對詩歌進行細讀的批評家,，強調(diào)細讀并非問題之所在,，關(guān)鍵是，一個人在細讀詩歌時要追尋什么,。[7]雖然他在《理論之后》這本書中宣告了理論的終結(jié),，但伊格爾頓本人其實并沒有徹底否定理論的指導作用,。伊格爾頓始終認為，文學理論是理解文學作品的基礎,。如果你要做一個關(guān)于“女性主義形象的研究”,，你可以細讀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小說,，也可以去研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或者兩者都讀,，所不同的是,，文學理論為我們闡釋文學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視角，能夠讓我們更加深入地去理解文學作品,。英國著名批評家戴維·洛奇(David Lodge,，1935-）對伊格爾頓有意拔高文藝理論的地位很是不以為然，他在《向一切說再見——評伊格爾頓<理論之后>》一文中指出,，“《理論之后》不僅是一部令人氣惱的著作,，而且是一部雄心勃勃和令人深思的著作，但是該書過高地估計了理論的重要性及其在學術(shù)界之外的影響,，同時沒有對其內(nèi)部的歷史做適當?shù)姆治?。”[8]

      不可否認的是,，文藝理論的指導作用固然不可或缺,，它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分析作品，但是正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過度依賴理論，反而有可能會限制我們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因此,，我們認為，在分析文學作品時,，不妨試著拋棄理論的“束縛”,，循著自己的內(nèi)心去判斷文學作品的好與壞。

      德國文學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曾經(jīng)說過,，“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這句話與伊格爾頓的《如何讀詩》一書中的批評實踐不謀而合。不同于那些嚴肅深奧的詩歌理論專著,，伊格爾頓在《如何讀詩》一書中力圖盡可能多方面地演繹詩歌的鑒賞方式,，借此以表明自己的研究路徑和批評立場,。伊格爾頓細致地討論了文本的意義和主觀性（meaning and subjectivity）、文本的語調(diào),、情調(diào),、音高（tone , mood and pitch）、文本的強度和速度（intensity and pace）,、文本的紋理（texture）,、文本的句法、語法和標點（syntax, grammar and punctuation）,、以及文本中的含混（ambiguity）,、韻律（rhyme）、節(jié)奏（ meter）和意象（imagery）等,。無獨有偶,，伊格爾頓一改過去長于理論思辨的研究路徑，在其另一部著作《文學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 2012)[9]中也強調(diào)細讀理解文學作品的重要性,。不難看出，對于伊格爾頓來說,，文學作品的優(yōu)劣與否,，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相反,，讀者能否根據(jù)自己對社會生活的觀察而對文學作品做出符合其自身規(guī)律的合理細讀和闡釋,，這才是至關(guān)重要的。

      所幸的是,，國內(nèi)外不少學者早就開始重新重視并嘗試運用新批評的文本細讀法,。比如，美國學者布萊斯勒（Charles E·Bressler,，1926-1996）在其《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1994）這本第5版的暢銷教材中，嘗試借用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短篇小說《好小伙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1835），舉例說明如何運用文學理論來闡釋細讀一個文本,。他把西方文藝理論中許多抽象且艱澀的理論概念,，深入淺出而又有機地融入到文本細讀的批評實踐中，呈現(xiàn)出了文學批評新的生命力和豐富潛能,。哈佛大學著名學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在其《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1992）一書中,，通過文本來講述文學思想,，僅以時間為線索,，將貌似互不相關(guān)的文本連貫起來。他從文本出發(fā),，根本改變了過去從文本“抽取”觀念,，以至排除大量與“觀念”不完全吻合的極其生動豐富的文本現(xiàn)實的錯漏，并使產(chǎn)生文本的語境,，長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內(nèi)容,，甚至作者試圖彌縫的某些裂隙都生動地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了。[10]宇文所安的文本細讀,，讓中國古典文論在西方學術(shù)界煥發(fā)了新的生命,。

左圖：《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第五版），（美）布萊斯勒著,，趙勇,、李莎、常培杰譯,，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中圖：《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美）宇文所安著,，王柏華,、陶慶梅譯，2003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右圖：The Great Gatsby,，F(xiàn)·Scott Fitzgerald，1925,，Charles Scribner's Sons

      再比如,，國內(nèi)學者趙毅衡在其《重返新批評》（2009）中，對各個流派形式與內(nèi)容的關(guān)系進行了歸類,，首先是有機整體論,，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其次是有機統(tǒng)一論,，以黑格爾為代表,；最后是唯形式論，以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為代表,。[11]  陳太勝在《新形式主義：后理論時代文學研究的一種可能》一文中用“新形式主義”肯定了伊格爾頓“炫技”式的文本細讀，并認為,，這是伊格爾頓文學批評發(fā)展的自然選擇,。[12] 申丹在其《敘事、文體與潛文本》（2009）一書中提出“整體-擴展細讀法”（over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這種方法“以文本為基礎,，以打破闡釋框架的束縛為前提”。申丹認為,，所謂的‘細讀’,，有兩個特點：一是既關(guān)注遣詞造句，又關(guān)注敘事策略,；二是細讀局部成分時,，仔細考察該成分在作品全局中的作用。所謂的“整體細讀”,，其實就是“宏觀閱讀與微觀閱讀的有機結(jié)合,，兩者相互關(guān)照，相互關(guān)聯(lián),，不可分離”,。 [13]而整體性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作品中各成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加以綜合考察；二是對作品和語境加以綜合考察,；三是對一個作品與相關(guān)作品的相似性和對照性加以互文考察,。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文藝理論的引進,，大大促進我國學術(shù)研究的繁榮與發(fā)展,，為讀者分析文學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視角，猶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比如,，在分析美國小說家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時,，我們可以用女性主義批評來分析作品中的新女性，讀者從中可以了解作者對待這些新女性的態(tài)度,，也可以用精神分析理論來闡釋小說文本中反復出現(xiàn)的“綠光”（green light）賦予的特定內(nèi)涵,。但是，一方面,，當讀者在使用某種理論闡釋文學作品時,，如果背離文本話語，就不免造成“牽強附會”,，這也就是張江提出的“強制闡釋”,。另一方面，如果過度依賴理論,，亦不免造成“過度闡釋”,。因此，在文學研究中,，“理論誠可貴,，實踐價更高”,，文學理論是文學實踐的基礎，但切不可被各種理論局限了文學研究的視角,，遮蔽了細讀文本的真諦,。

注釋

 ① 理式是柏拉圖的哲學和美學的核心概念，他認為文藝是對理式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理式是世界的本源,。

② 特蕾莎修女是世界敬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爾各答的窮人服務，于1979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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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蘇珊·桑塔格. 反對闡釋[M]. 程巍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7] 伊格爾頓. 如何讀詩[M]. 陳太勝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8] 戴維·洛奇. 向一切說再見——評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J].王曉群譯. 國外理論動態(tài),2006(11)52-56.

[9]伊格爾頓. 文學事件[M]. 陰志科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

[10] 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M],，王柏華、陶慶梅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 第3—10頁.

[11] 趙毅衡.重返新批評[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0—35頁.

[12] 陳太勝.新形式主義：后理論時代文學研究的一種可能[J] .文藝研究,，2013（05）14-24,。

[13]申丹. 敘事、文本與潛文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第12-13頁.

圖文編輯：魯亞萍（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語言文學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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