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編者鄭伯象與吳瑾先生在廣州懷冰室對比整紙與出版線裝本時攝影的現場。首先感謝廣州吳瑾先生慷慨將家藏精拓《好太王碑》同意影印嘉惠藝林,。我最初是經王翔兄告知有一套好太王碑的拓本的消息,，問我是否有興趣到廣州觀摩研究，我立即動身前往,，除了這套四冊線裝本,，同時還看到另一套梁氏收藏整紙全本，與吳瑾先生一同比對詳談,。而后吳老還親自將拓本帶到北京給我研究,，并允我負責掃描，策劃影印事宜,，此時吳老已年過古稀,，仍然精力充沛，對學術,、藝術抱有十足熱情,，并對后輩不舍賜教，古風依舊,。編輯完成后,，吳老親自作前言，并囑我寫一篇研究文章附于書內,，我自覺才疏學淺,，難以勝任，不敢談研究,，只能憑平日對金石學的喜好而積累下的信息作一個簡略說明,，好太王碑的早期研究參與者衆(zhòng)，且每個研究環(huán)節(jié)都與所得拓本之版本有關,，在此略談一下相關脈絡,，以助談資。好太王是高句麗王朝第十九代王,，全謚為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建于公元四一四年，碑身是角礫凝灰?guī)r,，風化嚴重,，常年剝落?！簢鴮稀粸槁裨岬攸c,，現在吉林省集安市九華里太王公社大碑街,，大型階壇積石墓，屬于高句麗國內城遺址,，當時的王都,。從公元三年，儒留王（琉璃王）遷都國內城起,，直到好太王之世,，這里一直是高句麗的政治中心。唐代賈耽的《道里記》記載這里曾是高句麗王都,，是當時渤海朝貢道上的一個重要經點,。王健群先生縂結：碑文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記述高句麗建國的由來傳說,，鄒牟王,、儒留王、大朱留王祖孫三代王位的承襲,，并簡述好太王的形狀,；第二部分，記好太王征碑麗,，伐百濟,，救新羅,，敗倭寇,，征東扶余等事實，以及戰(zhàn)勝所獲城池村落和生口,；第三部分,，是根據好太王『存時教言』，對好好太王墓守墓煙戶的來源,、家數作了詳細記載,。好太王為上祖先王墓上立碑，『銘其煙戶』,，并制定了對守墓煙戶『不得更相轉賣』的制度,。目前大多數學者沿用早期研究成果，認為守墓煙戶的身份是奴隸,，其實應為城民（國煙）和谷民（看煙）兩種的農奴,，概念不一樣的。晩清時任職奉天府軍糧署同知的王志修作有《高句麗永樂太王古碑歌》,，將此文作為范文向當時與試者宣讀,，其中有『稽古名不錄歐趙，訪碑近未逢孫黃,?！灰痪鋪硇稳莺锰醣膫髌娲嬖?，『歐、趙,、孫,、黃』都是著名金石學者，以稽古訪碑著稱,，分別著作有《集古錄》,、《金石録》、《寰宇訪碑錄》,、《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但這些著作中都沒有收錄好太王碑。原因是從金代開始,，高句麗故都失去記載,，逐漸被世人遺忘。清代康熙年間,，為了保護滿族祖先的發(fā)祥地,，將長白山一帶劃為封禁之地，任何人不得越邊到這里墾殖,，違者重罰,，使得這一帶更加荒僻。直到光緒初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前后,，才被中國少數金石學家所發(fā)現并討論研究，明確了這塊巨大石刻是高句麗廣開土王墓碑,。清末金石學家顧燮光的《夢碧簃石言》里記載了,，他朋友戴奎甫告訴他是光緒元年發(fā)現此碑，戴奎甫曾到集安查學,，在開荒東邊荒地時發(fā)現此碑,。《遼東文獻征略》里有一篇重要文獻——談國桓的札記,，談國桓曾任清末任奉天（沈陽）稅捐總局局長,，他說他得到一張好太王碑的拓本，這個拓本是怎么來的呢,？一個朋友送給他的,，這個人叫關月山，資料不多,，當時懷仁縣設治委員叫章樾,，關月山是章樾的幕僚，喜好金石,，可以自行拓碑,，公余之暇尋訪古跡,，便發(fā)現了好太王碑，不過『獲此碑于荒煙蔓草中』,，碑石上全是苔蘚,，僅手拓數字。談國桓說當時并沒看到全本拓本,，因為『以碑高二丈余,，寬六尺強，非筑層臺不能從事,，而風日之下,，更不易措手也?！贿@次記載非常珍貴,，不僅記錄了最早發(fā)現的時間，具體情況也很清晰,，第一次公布了石碑的尺寸,，記錄下了好太王碑最初的拓本版本，這也是數字拓本的面世,，轟動了金石界,。章樾從關月山處得知好太王碑的情況后，下令清除碑面上的苔蘚,，這時開始出現第一批拓碑的拓工,，王志修（令下屬傳拓）、李大龍（京師碑賈,，善拓,，也有記載名為李云從,。）,、初天富（職業(yè)拓工，后人繼承拓碑工作至一九四九年后,。）談國桓札記里還寫到談國桓的父親談廣慶,，受人所托，在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以后,，曾兩次派人到桓仁拓碑,，得拓本六本。談家藏有自拓光緒十三年精裝拓本,。這時拓本的完整度和尺寸開始擴大,，不過燒苔蘚時，因為火旺而使碑石出現裂隙,，并崩裂小塊碑石,。李大龍是碑賈,，遠途拓碑一定有利可圖，他的雇主就是京師最早得到碑拓的潘祖蔭,，據說帶著糧食在集安住了很長時間,，『歷盡艱險得五十本』（張延厚跋語，張祖翼之子 ）,。潘祖蔭親自研究以外,，還委托葉昌熾進行考釋，此時的拓本都是散頁,，拓工沒有辨識能力,，順序混亂，字跡模糊,，拓工還進行了描摹處理,，即雙勾添墨拓本。吳大澂收藏的拓本也是同類,，是從陳士蕓手中獲得（見《皇華紀程》）,。羅振玉的《俑廬日札》和《滿洲金石志》序中都有李大龍拓碑的記載。遺憾的是李大龍二度前往拓碑不久后,，潘祖蔭便逝世,，這位藏拓第一人并未成為第一位發(fā)表研究成果的學者。一九二八年好太碑碑亭建成,，一九七六年秋,，碑亭拆除。王志修除了之前提到的《高句麗永樂太王古碑歌》,，同時還寫了《高句麗永樂太王碑考》,，是一部實地考察的詳實著作。在王之前,，還有丁少山曾進行考證,，但未完成文章，所以王志修的這兩篇詳實的文章成為最早的研究成果,?？上陙y世，文章只在當地傳播,，又官屬末品,，故不為人所知。王志修將自己的文章給他的一位同族長輩王懿榮看過,，王懿榮是金石學家,，收藏有好太王碑墓磚，王懿榮又將這兩篇文章給鄭文焯看過，鄭文焯開始關注好太王碑便是這時開始的,。鄭文焯自述也得到好太王碑拓本,，我藏有一冊鄭文焯著《高麗國永樂太王碑釋文纂考》，光緒二十六年經注經齋刊行,，費資刊行可見當時對此作的重視,。雖然鄭氏考證的結論現在大都有新證，但因鄭文焯深通音韻詞章,，有他獨到的關注點,，他認為好太王碑文『銘詞無均（韻），文義簡絜疏宕,，敘事處有類范史之筆』,，從文學家角度作出了評價，推崇為遼東第一古碑,。我還見過鄭文焯題跋的好太王碑墓磚拓本,，不下五份，都是數次考釋題跋,，足見其對好太王的關注和喜愛,。 而對好太王碑帶來的史實價値，考證最有貢獻是陸心源和羅振玉,。陸心源并沒有專著刊行,，只有題跋文字流傳，跋文主要對比《后漢書·東夷傳》,、《三國志》注中所引《魏略》,、《魏書》、《隋書》,、《文獻通考》,、《東國通鑒》等書，考訂東明建國傳說,。又引《三國史記》,，高句麗談德謚號廣開土王，認為此碑應題為《高句麗廣開土王談德紀勛碑》,，這是重要的一次考證確認,，為同時人提供了更為準確的討論信息,。羅振玉關于好太王碑的考證主要收入在《俑廬日札》和《唐風樓碑錄》,。因羅振玉有非常活躍的收藏活動,，故而看到的拓本版本和機會都多于同輩,，不過他對碑文的考釋是以鄭文焯的研究為基礎，刊正鄭氏誤釋處八十多字（亦有誤刊正者）,，并且將好太王碑的建立年代定位東晉義熙十年（開始羅氏認可陸心源說,，后又推翻,。），雖然在此前有王志修,、榮禧等先持此說,，但就考證文字來看，羅振玉的考證最為詳實,，遠超前說,。在陸心源定名基礎上又認定好太王碑中『國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即是『廣開土王』，依據《長數》考其干支,，認定其在位二十二年,。除此之外，羅振玉不單局限于一碑一石的研究,，還用心收集集安出土的其他高句麗文獻,，對高句麗的歷史學有推動作用，這種整體研究的思想值得后輩學者人人繼承和發(fā)揚,，比如集安還出土了『晉高句麗率善仟長』和『晉句麗率善佰長』兩方古印,，可知高句麗基礎組織為什伍制度，帶有軍政合一的特色,。正是羅振玉對學術的態(tài)度和推廣熱情,，他的學生容庚也得真?zhèn)鳎庞羞@套拓本復印件的因緣,，其中原委可看吳瑾先生的前言,。權滕成卿偽造《南淵書》后出版的《訓譯<南淵書>》著作內頁我曾問過日本碑帖版本學家伊藤滋先生，他告訴我好太王碑的研究在日本十分火熱,，并分享了一些知識和信息,，我隨著其引導，對日本的研究情況做了大概了解,。最早是在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日本酒匂景信將雙勾添墨本帶至日本，引起轟動,，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組織青江秀,、橫井忠直等人進行解讀。五年后,，日本《會余錄》第五集首次刊登《高句麗古碑文》,、《高句麗碑出土記》，橫井忠直的《高句麗古碑考》和《高句麗碑釋文》,。之后日本菅政友在《史學會雜志》發(fā)表《高麗好太王碑銘考》,，三宅米吉在《考古學會雜志》發(fā)表《高句麗古碑考》。到過集安實地考察的有鳥居龍藏（法國漢學家沙畹應該從日本了解到消息，比鳥居龍藏晩三年也到達集安考察）,、關野貞,、今西龍、黑板勝美,、濱田耕作,、池內宏、藤田亮策,、梅原末治,、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而且部分日本漢學家在中國考察時帶有當時高級的攝影設備,，應該在日本還存有好太王碑優(yōu)質的歷史照片，可惜我未能目睹,。日本早期對好太王碑研究者都有明顯的『皇國史觀』,，把當時朝鮮半島南部諸國以及高句麗，都看作日本的臣民,，以致大部分學者都將精力放在日本侵征朝鮮半島這件事上,。嚴重后果是出現權滕成卿偽造《南淵書》，以學術方式企圖達到政治目的,。早期學者對好太王碑的研究情況大致如此,，希望更多人關注和參與研究，以學術為恒心,，留下更多的史實成果,。還有一部分對好太碑關注極高的群體，就是書法家,，在吳瑾先生的前言里大略提到一些書法家的評論,，因為其字體古樸，充滿意趣,。而至當代,，越來越多的書法從業(yè)人員關注好太王碑，如此盛景,，對于早期拓本的呈現,、傳承和對碑石的保護是如今的一個大問題。為了防止風雨侵蝕碑石,，一九二七年,，劉天成等人募捐修建碑亭,，于一九二八年建成,。一九六五年，國家文物部門派技術人員對碑體進行了化學封護,。一九七六年秋,，因碑亭長久失修,，為防止發(fā)生事故，將碑亭拆除,。一九七七年進行了第二次化學封護,。一九八二年，當地政府擴大了遺址保護區(qū),，重建大面積圍墻,，同時重修碑亭，便是現在看到的樣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