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法大壞思辨與唐人尚法溯源 元代鮮于樞書法
《論草書帖》有這樣一段描述,，張長史懷素高閑 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 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此伯幾真跡,。漁父詞,。雖然只是他對于唐宋以來草書的一家之言，但我們從中了解到,，他認為在唐代書家們是守法的,，越到后來黃山谷法度盡失。但值得我們思考的就是,，到底唐代書法崇尚的是一種什么法度,，而到了后來就被宋以后的書家寫壞了呢？
當然我們從書法史中了解到,，鮮于樞與趙孟頫同是元代復古的兩面大旗,。對宋人尚意的書法風尚是極端抵制的。所以就發(fā)出了古法大壞的感嘆,。趙孟頫的《松雪齋書論》中儼然對唐人尚法是極力推崇的,。他說：“臨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謹不得謹,，然與其肆也,，寧謹。非善書者莫能知也,?！庇终f：“凡作字戲?qū)懀嗳缬探鹗?。學書有二,，一曰筆法，二曰字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形弗妙,，雖熟猶生,。學書能解此，始可以語書也已,?！钡鹊葧摚己帽仁菍λ稳松幸鈺L的一種聲討。其實這樣也說明,，元代不再走前代文化書理尚意的老路,，不破不立的文化之路，本身就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甚至從清人梁巘《評書帖》我們也可以窺見元人復古也是很厭惡南宋后,，書風就象國風世運一樣萎靡不振，他說,，“晉書神韻瀟灑,，而流弊則輕散。唐賢矯之以法,，整齊嚴謹,，而流弊則拘苦。宋人思脫唐習,，造意運筆,，縱橫有馀，而韻不及晉,，法不逮唐,。元、明厭宋之放軼,，尚慕晉軌,。然世代既降,，風骨少弱,。”所以元人確立了書法尚態(tài)是有別于宋人的一種新的風尚,。這里要提到文化之道與藝術表現(xiàn)‘法與意’之間,，自書法史演變過程來看，道藝（意法）兩者都是在風雨飄零中不斷維持著它們緊張和平衡的關系,，和時代的興衰有著莫大的關系,。道與藝的追求和取舍，藝林優(yōu)游本就是歷代文人墨客向往和追求的,。
然而,，讓元代以降趨之若鶩的唐人古法是什么呢？宋人對于藝術適意的心態(tài),，從蘇軾為首的宋名家哪里我們都能看到,。蘇軾說：“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秉S庭堅亦說：“老夫之書，本無法也，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泵总勒f：“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倍溡嗾f：“書法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以唐經(jīng)所傳者爾,，其于古人極地不復到也?！倍汲浞直砻髁怂未鷷覀儾荒喙欧?，提倡適意的藝術主張。當然,，我們也看到,，宋人對于唐人尚法也是極力批判和貶低的。并非宋人不尚法,，然而也是一種復古的文化心態(tài)作祟,，向往魏晉風度罷了。意與韻的風尚,，其實都是追求藝術自然的理想和精神,。
總而言之，我們看到,，宋人是抑唐法而追晉韻和元代抑宋意,，揚唐法，追晉韻它們之間只是意與法藝術崇尚之間選擇的不同而已,。這是藝術發(fā)展史的必然過程,。從中我們也看到，不能截然割裂意韻與法度之間的關系,，才是歷代書法風尚偏重的本質(zhì)所在,。唐人尚法的確立，也同樣是經(jīng)歷了這樣一種時代變化的,。但我們也要看到,，唐人尚法不僅僅是‘尚’的問題，（當然，宋人認為唐人是尚古法輕意韻的）,，這里需要闡明的含義是,，唐人對于書法藝術‘法’的確立才是更重要的。我們也通過書法史可以了解到,，唐人更多的是確定了自二王以來新體書法的法度,。唐人尚法也集中在對于二王新體楷書、行書,、草書法度的構建之上,。
自隋以來，楷書在鐘繇古法二王新法的基礎上有了新的脫變,。隋代雖立朝時間很短,，但其書法上承南北朝碑刻，下啟唐楷諸家,，為唐代楷書法范式的確立奠定了基礎,。其書論也重在探討楷書的筆法與結體，當然,，其時代的草書也是蔚為大觀的,。我們從智永的《永字八法》和智果的《心成頌》就可以看到唐法確定的本質(zhì)和源頭?！缎某身灐芬晃钠婚L,，對字的結構的分析卻很有見地。它提到“回展右肩”,、“長舒右足”,、“潛虛半腹”、“間合間開”,、“隔仰隔覆”等十五種結字的規(guī)劃,。一文已經(jīng)正面地觸及到漢字造型的基本結構,，變化規(guī)律,，以及不同的藝術處理方式，從審美中法的角度探討了書法結字的“自由”,。這種自由是建立在漢字造型的基本結構和創(chuàng)造的“法度”的基礎上,，主張打破對稱、重復,、平板,、千篇一律的造型，在允許的范圍內(nèi)造成一種更大的活動空間,，從而使得書法中文字的張力得到充分的加強,。《心成頌》還講到，“覃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向背，仰覆,，垂縮,，回互不失也。統(tǒng)視連行,，妙在相承起復,，行行皆相映帶，聯(lián)屬而不背違也”,。正如語言現(xiàn)象中,，我們將單個語素結合成一個完整的句子一樣，其間包含了很多復雜的關系,，包括字與字的關系,，字與整體的關系等?？梢钥吹?，它對“形”這一概念的加強就更進一步反映了書法對于空間造型的一種審美需要的必然。然而就《心成頌》在魏晉南北朝與唐朝之間這一特定的時代產(chǎn)生,，其間必定有其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為驅(qū)導,。
我們翻開書法史都知道，魏晉南北朝的整個文化體系是建立在老莊和玄學的思想基礎上,，主張的是“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于無也”的觀點,，“唯其無形無名乃可成分有形有名之本”,，強調(diào)的是“自然為正”、“骨氣奇高”的境界,，于是書法也就無法擺脫這一思想的干擾,，而建立起“形”的大廈，而過多陶醉于“韻”這個神奇難測的氛圍之中,，導致南朝書法大多因“形”的基礎的薄弱,，而變得缺乏生機。隋朝新政權確立后儒家思想得到了復蘇,，逐漸地代替了一部分道家和玄學思想,，在保留其中精華的同時建立起規(guī)范,，有章可循的思想體系，于是書法理論的重心也由 “韻”逐漸向“法”轉(zhuǎn)變,，唐代“法”的確立也正是以隋代理論為契機,，基于儒道佛三家美學思想的不斷融合完善而形成的。
顏振東編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