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藝術門類,，每當說到“要有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特色的創(chuàng)新力作”,，往往強調(diào)“須加進有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特色的元素”，這當然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些“元素”是否為真“元素”,，是否真的能夠有機地融會成為有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特色之靈魂的力作，而并非只是拿一些貌似民族特色的“元素”,，做一些堆砌,、撮合或點綴。

其實在這方面,，前輩早有現(xiàn)成的好經(jīng)驗,，但由于近代的某些歷史原因，特別是時風之下往往令人心態(tài)浮躁,，不會留心去研究借鑒,。春暖之月開幕的《苦禪金石緣》展覽或許將會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示。

苦禪宗師的人品與藝品實乃他與他的藝術之所以形成的諸多元素的總和,。其元素固然很豐沛,，但有一方面的元素卻似乎已被歷史的原因所淡漠，甚而全然忽略,。這就是苦禪藝術的“金石元素”和與之不可分離的藝術靈魂,。

“金石學”原本萌于漢唐,，是國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初盛于宋,，著名女詞人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趙明誠即是當時此學的佼佼者,。還有呂大臨、歐陽修,、薛尚功,、王俅等著名學者成為了金石學的奠基人。然而到了元,、明兩朝,，金石學已趨衰微，不過,，到了清代乾隆直至民國初年,，卻成了金石學的極盛期，仿佛沉睡了千百載的金石文明,，突然變成了歷久彌新的“文明活化石”,，人們從不同的角度不斷地發(fā)掘出了太多的文化寶藏；聞所未聞的好東西再古,，也是一種“新”——極富生命力的新,！于是，參與者多了,，著述亦頗豐,，學者黃易、端方,、吳式芬,、陳介祺、李佐賢,、潘祖蔭,、孫詒讓、盛昱,、吳大澂,、葉昌熾、康有為,、羅振玉,、聞一多、魯迅,、郭沫若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涉足其中,，蔚為大觀。

金石學的興盛豐富了中華傳統(tǒng)的人文環(huán)境，而新的人文環(huán)境必定要陶冶出一些新的人才,，當然“金石學新元素”的空前豐厚也必定滋養(yǎng)了傳統(tǒng)畫壇,，出現(xiàn)了一些具有“金石魂魄”的新書畫家。如鄧石如,、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等等書畫大家作品中所明顯表現(xiàn)出的“金石美”,，以及諸多文人和“印人”所追求的“金石美”，為原已極其豐厚的中華審美寶庫又增添了更多的新元素,。

一些傳統(tǒng)的文人畫家逐漸開始自覺地在書畫作品中融入了金石美,。商周以降的鐘鼎銅器之類的銘文款識拓片與碑銘、摩崖,、佛窟石刻以及漢磚,、漢畫像石和秦璽、漢印的拓本,，即金石美的代表性載體,，都令書畫家從中汲取了可貴的“新元素”，令文人寫意畫由此而為之一變,！

趙之謙以《龍門造像記》的“魏碑”融于書畫,，吳昌碩以先秦《石鼓》的“大篆”融于書畫，齊白石以《白石神君碑》《天發(fā)神懺碑》等等金石風骨融于書畫,。尤其吳,、齊二家，皆以鐵筆篆刻藝術切入,，賦予大寫意畫史上前無古人的“金石魂”,，深刻影響于同時和后世的書畫。

齊白石大宗師曾三次提出,，要弟子李苦禪學習篆刻,，但是都被李苦禪婉言回避了。事后,，李苦禪說:“以鐵筆篆刻融金石之美入畫,，吳、齊兩位已達高峰,，再走這個路子是絕不會超過兩位老前輩的,，其實白石老師鼓勵弟子勿學其手，而要師其心(白石題畫句有‘人也學吾手,，英也奪吾心’,，英即李英——苦禪。)即要師其心，就可以從更廣闊的路子來體會金石美,，可以從廣羅各種金石拓本來融合金石美入于書畫,。”

因此,，在李苦禪一生中極重搜集金石拓本,，雖歷經(jīng)劫難，屢失屢覓,，卻矢志不移,，而且劫余之物，在學術開放的今朝仍可辦成一個可觀的展覽,，與觀眾見面,。人們可以從展出的先秦、兩漢,、魏,、晉、隋,、唐,、宋、明與清朝的金石藝術之拓本珍藏中,，從苦禪先生的題跋和論述中得到研習“金石美”的啟示,。

例如:他一方面認為金石美是人與自然“合作”形成的。金石文字歷經(jīng)風雨泐蝕,，反而更美,，常摹寫金石拓本細審其美，自可創(chuàng)造出有“金石韻味”的書畫,。甚至在他的題跋中寫道“后碑泐甚,，不可辨……如常讀之，加以體會,，一似敗壁陳紙,，久審觀之，山川峰巒,，來龍去脈,，幻變?nèi)缯妫愑谀壳靶卮我?！習此帖者何獨不然,？?跋《高靈廟碑》)“古碑，尤其摩崖,，年遠日久而字畫石痕豈無漏跡,？真珊瑚枝,、金剛畫矣！且石經(jīng)風雨蝕,，宛然山水畫,，可寶也！”(跋《漢鄐君開道記》)

同時,，他也從中探索中國書法發(fā)展的種種脈絡,。如跋《魯孔子廟之碑》:“此碑微兼篆隸，亦字體變通之特出者,。筆畫靈活,，構造自然，如天真小兒,，行止無定,。習此碑者宜與《曹子建碑》列為一門,?！庇职稀洱堥T二十品》:“六朝人能造新字，是其優(yōu)越處,。蓋字不新即乏藝術性,。如狂草變化萬端，風雷電掣,，蛇龍幻化者是也,。若下筆規(guī)正排比演算子，則八股文字及書生抄經(jīng)矣,！”

我經(jīng)常協(xié)助家父苦禪先生搜集金石資料,，1961年在丹桂舊書市我發(fā)現(xiàn)了一份民國初年石印的《高麗好大王碑》的縮小本，僅售價一角,，足見它在當年屬于“冷門書”,。苦禪老人頗為喜愛其資料性的同時,，極為焦慮其歷史誤判——當時出版方與不少人都將歷史上的“高麗”和“高句麗”混為一談,，因此誤將《高句麗好大王碑》(公元414年立)印成《高麗好大王碑》。

高句麗王族高氏,，據(jù)《晉書》載“朱蒙自以高辛氏之后,，姓高氏”，是我國東北地區(qū)的民族政權(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可當時中國學術界對高句麗研究薄弱,，將“高句麗”與建于公元918年建立的“高麗”王朝混淆。對這個歷史學的大錯誤苦禪老人曾叮囑相關單位,，一旦再版印制《好大王碑》,，務必要將“高麗”改成“高句麗”。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界意識到了國內(nèi)外對此碑歷史內(nèi)容嚴重判斷錯誤的現(xiàn)實后遺癥，為糾正這一錯誤,，中國史學界出版了大量有關高句麗的歷史專著,，而這些專著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好大王碑》早期拓本記述的內(nèi)容。

僅舉一例即可見,，金石學興盛的人文意義及其對近代書畫家的影響絕不止于金石美,，它在文字與書法藝術的演化、史學論證的正本清源等等多方面,，都具有很深廣的意義,。

將淡漠了數(shù)十年的“金石學”重新予以繼承弘揚，對國學普及教育,，尤其對書畫專業(yè)教學領域,，乃至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研究方面，都有不容忽視的現(xiàn)實意義,。

《苦禪金石緣》大展乃是一個既古又新的特殊展覽,，它不僅可以使人們了解到，做一位真正的中國書畫家需要具備太多方面的國學修養(yǎng)元素,，更要明確諸元素的有機融合絕不是表面的符號式的裝點,，更不是獵奇似的“裝置”，而是要展現(xiàn)中華民族獨特審美的靈魂,！即“要元素,，更要靈魂”。

當代“振興中華”的龐大工程正期待著我們從一點一滴的鉤沉補缺工作積聚而成,，此次展覽即是我們所做的一項具體工作,，希望能引起同仁同胞們的關注與支持。在此展開幕之際,，不禁想到了家母李慧文多年來對先父李苦禪事業(yè)的全力支持,，對金石藏品的精心保護。在籌辦此展覽期間,，她臥病在床,，還叮囑我們要選出最好的碑銘藏品，精心辦好展覽,。不久前,，她老人家與世長辭了！但我想,，二位老人的在天之靈會為《苦禪金石緣》大展的面世,，感到無限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