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中山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此為簡本,。

譜系,，即歷代系統,。經、子,、史在先秦時已建立起自己的學統,、譜系?！敖洝痹凇肚f子》中就有所謂“六經”之稱,，《禮記·經解》具體記載六經在“為人”之“教”：“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諸子的譜系雖不分明,，尚有跡可循,，如儒家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卿之列,，墨家后學分離為三派,，等。史學從“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到言事一體的《左傳》，再到司馬遷繼《春秋》而作《史記》,，等,。而集部文字的譜系則建立較晚，其建立之初,，就以述文體為綱,，故稱為文體譜系。

文體譜系,，首先是《漢書·藝文志》“詩賦”單獨立類所產生的影響,，其標志即以文體名來命名文本類別，《詩賦略》的建立是從經學譜系“六藝”中分化出來,；賦分為四,，其首列分別是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雜賦,，前三者即為賦的派別的創(chuàng)始人，突出的是以人為系,。文體建立獨立的譜系,，劉熙《釋名》亦功不可沒，他把文體與其他事物分化開來敘說,，其釋文體名者有三：“釋言語”類,，有諸如“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說，述也,，序述之也”等對文體的敘說,。“釋書契”者,，釋與“書”“契”這兩種動作有關的事物,、概念，所論及文體者如“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也,；簿,，言可以簿疏密也”等?！搬尩渌嚒敝?，有諸如“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儀,，宜也,，得事宜也,；傳，傳也,，以傳示后人也,；記，紀也,，紀識之也”等,，是有典范意義的文體。實際上,，他把文體分為“口出”（言語）,、“筆書”（書契）兩大系統，又列出具有典范意義者（典藝）統領此二者,，其對文體譜系的影響是大類區(qū)分以及文體名的闡釋,。文體建立獨立的譜系，最重要的是總集的出現,，摯虞《文章流別》為總集之祖,，其“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即說在總集中諸文體的排列是平行的、各自單列的,，現存最早的總集《文選》很好地繼承了如此體系,。《文章流別》在文體排列下又有文體論說,，并系掛作品及作家作品論,；且其文體論說又是分層級的，如詩,，“古詩率以四言為體”,，“后世演之，遂以為體”,，即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都是“四言為體”衍生而來，且各有《詩經》作品為源頭,。

文章建立起以文體為核心的譜系,，關鍵點有三，一是在于文章以篇為單位，《漢書·藝文志》的“詩賦”單獨立類走出第一步,；蕭統編《文選》,，把集合化的經、史,、子的文字排除出文體譜系,，他有專門論證，于是總集只錄單篇形成慣例,。二是以秦漢為時間節(jié)點,，如任昉《文章緣起》明確稱不論“六經素有歌詩書誄箴銘之類”，其所探討的是“自秦漢以來,，圣君賢士沿著為文之始”,。三是分層級，定源流,、述傳承,，《漢書·藝文志》列有諸多作家賦,，都是從“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衍生而來；《釋名》所述諸多文體,，都是“言語”“書契”“典藝”三大系統下的從屬,；《文章流別》“四言為體”下的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文選》所謂“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的作品排列，都有突出“為文之始”,，又闡述為文之流,。上述三者，都離不開系掛作家作品,、論述作家作品,。

文體譜系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對文體的描述。劉熙“釋言語”,、“釋書契”、“釋典藝”,，是通過“釋名”來描述文體的性質與功能,，摯虞《文章流別》專門有“論”來進行這項工作；李充《翰林論》所辨文體有詩、贊,、表,、駁、論,、奏,、盟、檄等,，在文體辨析的同時還注意某人某文的特點,，任昉敘說文體緣始，《文心雕龍》文體論則以“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為宗旨,。通過文體描述,，確定文體的身份，方才確定其進入文體譜系的合理性,。

唐代以后的文體學家對新生文體也要做這樣的工作,。如“記”，為唐代盛行撰寫嵌在墻上的碑記即“壁記”的擴伸,，《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鑒》等都有記體,，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記》云：“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敘事之后,，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把其一事一記一議的篇翰性質說得清清楚楚,。又如“傳”，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傳》稱：“厥后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為戒者,，因為立傳,，以垂于世?！标U述其與《史記》列傳的不同,。“記”與“傳”都本是史學文體,，吳訥可以對其進行描述,，世人即知其與正史所載不同,，即知其進入文體譜系的合理性。

文體譜系的主要功能之二,，揭示譜系內文體的因果關系,。其一，文體譜系通過排列型描述,，可以表達出諸文體的邏輯秩序及身份定位,，通過級次的劃分來解釋文體產生的因果關系。如《文章流別》述“文章”,，稱文體都在其范圍之內,，其下有詩、頌,、銘,、誄、祝,、箴,、七、碑,、誄,、哀辭、哀策,、圖讖等文體,，這是一個級次的；而詩“四言為體”下又分三,、五,、六、七,、九言詩的論述,，則是低一級次的文體類目?！段男牡颀垺肺捏w論,，篇名所述文體下，又有下一級次的,，如詩的四言,、五言、七言,、三六雜言等,；“雜文”統領下的“對問”“七體”“連珠”，以及“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并歸雜文之區(qū)”,；論體下“條流多品”，“命有四品”,，“漢定禮儀”的奏有四品,，還有“書記”統領下的諸體。文體的等級差別,，表現在排列順序上,，也表現在如此論述上。

后代在《文章流別》四言外其他詩體“非音之正”的影響下,，往往強調以“正變”分文體的“高下”級次,，如真德秀《文章正宗》不錄“變體”；如《文章辨體》,、《文體明辨》退“變體”為附編,、外編，明代人彭時稱《文章辨體》“使數千載文體之正變高下,，一覽可以具見”,。

蕭統《文選序》稱“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后世文章總集多如此以文體為綱,、以事類為目兩級次的編纂方式,，至宋代時還占據主流。甚或文體下的以事類為目,，也有級次,，如黃宗羲《汪扶晨詩序》論詩的類型兩級次：第一級次為“興、觀,、群,、怨”；“興,、觀,、群、怨”下又有第二級次：興者,，“后世詠懷,、游覽,、詠物之類是也”；觀者,，“后世吊古,、詠史、行旅,、祖德,、郊廟之類是也”；群者,，“后世公讌,、贈答、送別之類皆是也”,；怨者,，“后世哀傷、挽歌,、遣謫,、諷諭皆是也”。

其二,，文體譜系還有對文體崇尚的因果關系的解釋,，如對“文宗于經”、“文”“原出于五經”的辨析與解釋,?！段男牡颀垺芬浴暗馈⑹?、經,、緯、騷”為“文之樞紐”,，認定“文”與“六經”分署兩個譜系,。但《文心雕龍》又稱“宗經”，“經”對各類文體來說,，有“《易》統其首”者,，有“《書》發(fā)其源”者，有“《詩》立其本”者,，有“《禮》總其端”者,，有“《春秋》為根”者；《顏氏家訓·文章篇》也稱文章“原出《五經》”四庫館臣稱,，這是“特為明理致用而言”,。

其三，文體譜系又有對各文體內在因素及文體間因果關系的分析,?！段恼铝鲃e》解釋賦的古今不同,，稱“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故“言省而文有例矣”；而“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于是“言富而辭無?！薄Ｓ秩纭段男牡颀垺ぴ徺x》以“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來解釋賦的文采的產生,；稱“訛體”“謬體”的原因,，或在于“褒過而謬體”，或在于“弄文而失質”,，以及解釋曹子建,、陸士衡樂府作品“俗稱乖調”，是因其“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以上這些解釋，都是既敘說了現象,，又給出原因,。

吳承學稱“文章的分體與歸類是文體學的重要內容”，建立文體譜系的重要方法是“歸類”,，文體譜系既以單個文體為基本單位,，又以“類”為基本單位，“歸類”使文體譜系區(qū)化為數個或十數個相互并列的體系,。劉熙《釋名》就把文體歸類為“言語”,、“書契”、“典藝”三大集合體,；南北朝時有“文筆之辨”的文體歸類,；唐代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后序》稱“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這是從文體起始來歸類,。

不同的歸類方式,，文體譜系的意味也就不同；而文體譜系不同的意味,，最終導致文體譜系發(fā)生變革,。文體“歸類”或在于突出文體的體裁因素，如南北朝時期的“詩筆”之辨,，有所謂“沈詩任筆”,，有“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于筆”,，等,。在此基礎上，“筆”又歸為兩類：“今文”“今體”與其對立的散體古文,。于是,，文體歸類為詩、散,、駢三大類,，清王棻說：“文章之體三：散文也，駢文也,，有韻文也,。”這種突出文體的體裁因素的歸類方式,，促使詩,、散、駢分錄的總集或以某一歸類為獨立單位的總集的出現,。如錄詩的《玉臺新詠》,、《河岳英靈集》等；宋人姚鉉《唐文粹》則為“古體”總集,，《四庫全書總目》稱：“是編文賦惟取古體,，而四六之文不錄?！彼未€有特別標榜以散體為主的“古文”的總集,，如真德秀《文章正宗》、呂祖謙《古文關鍵》,、謝枋得《文章軌范》及樓昉《崇古文訣》,。又有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雖錄一百三十二類文體,，但不收詩賦,。清代又有特別標榜專錄“駢文”的總集，如陳維崧《四六金針》、李兆洛《駢體文鈔》等,。于是,，有詩或韻文的文體譜系，有散或古文的文體譜系,，有駢或四六的文體譜系等,。

“歸類”開創(chuàng)了文體譜系新局面，即“經,、子,、史”的入集。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以“歸類”進行總集編纂,，他以功能把文體歸類為辭令,、議論、敘事,、詩歌的四大類,，也就是說，無論是否集部的文字,，只要具有“辭命、議論,、敘事,、詩歌”功能的文字可以進入總集，這不能不說文體譜系的一大革命性行為,，其表現即《文章正宗》錄入史部的文字,，“辭命、議論”所錄的史部文字,，應該都是“成文”,，即原就是獨立的、已經寫成的文章,，本是作為檔案材料被史官保存著的,。而“敘事”者，是經過真德秀選摘,、拼湊而成的,，如所錄《史記》的《屈原傳》，其就刪略了《史記》所錄屈原的《懷沙之賦》以及篇末的“太史公曰”等,，使史書的“傳”更像文章的“傳”,。尤為顯著者，是真德秀破《左傳》以“年”為單位的記事而以“敘事”為單位,，如篇題為“敘某某本末”的第一篇《敘隱桓嫡庶本末》,，或“敘某某”如《敘晉文始霸》。這些“敘事”,，或為一年之中多種事的某一選錄,，或為一事跨兩年度的合一,。或破《史記》以“人”為單位的“記事”,，節(jié)錄為以“事”為單位者,，如篇題為“敘某某”的《敘項羽救鉅鹿》、《敘劉項會鴻門》等,。四庫館臣稱：“總集之選錄《左傳》,、《國語》，自是編始,，遂為后來坊刻古文之例,。”

于是,，文體譜系不再僅僅是對存世文體的歸納與整理,，而且可以在理性指導下尋求哪些文字以何種方式進入文體譜系?！段恼抡凇返淖鞣?，引發(fā)一連串影響，又有“子”的文字進入總集,，《文選》本有曹丕《典論》之《論文》入總集,，這是以子書以“篇”的身份入總集的例子。到宋時,，曾為真德秀賓客的湯漢《妙絕古今》,，其錄諸子之文，從《孫子》,、《列子》,、《莊子》、《荀子》,、《淮南子》選摘文章,，以“妙絕”為標準選摘一個個片段；以“妙絕”為文體的某一“歸類”,。明孫鑛（號月峰）有《孫月峰評經》十六卷,，其中有《詩經》四卷、《書經》六卷,、《禮記》六卷,，非評其整體而論其篇章，此為“經”以篇章的形式進入總集,。明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記體收錄《周禮·考工記》的文字,，就是因為有文體歸類的“記”。文體學家讓“經”的文字放下身段，進入文體譜系,。又有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之類的新型總集,，除集部文字外，還選錄,、摘編經,、史、子三類的文字,，約占全書四分之一的分量,；又如以人為單位的文章歸類，如《古文觀止》,，等,。

蕭統《文選序》稱不錄經、子,、史等,，其理由之一，就在技術操作上的所謂“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深層次的則是這些文字非“篇章”“篇什”“篇翰”。方苞《古文約選序》就稱史書中的“傳”本不作為文體獨立,，稱《左傳》,、《史記》之類，“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分剟”,，“雖有篇法可求”,，“學者必覽其全而后可取精焉”。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做法,，是從史的整體摘錄“成文”或選摘部分文字,，其所錄入者是經過技術處理的，可謂文章再造,，把“史”改造成為如“傳”“敘”之類的“篇翰”再進入文體譜系,；經、子的文字,，也都經過類似的改造而成為“篇翰”“篇章”“篇什”,，才能進入文體譜系。

追溯這種文章再造,，應該有這樣幾個淵源,。

其一，經、子,、史中本有獨立之“成文”,，如經、子中的歌,、謠,、諺等，史書本來就載錄“成文”,，如所錄傳主的文章,；抽出這些“成文”而以單篇的名義入集，本是順理成章的,。

其二,，古代文章最早的構成單位是篇、章,、卷,，它們本是可以獨立成“篇翰”的。先秦有所謂的“斷章取義”,，兩漢盛行的章句之學,，離章析句以闡釋經義，那么,，“篇”或“章”是可以獨立“取義”的,，那么，自然就應該先有結構上的“斷章”,。經,、子的入集，往往以篇,、章為名,，如《孟子》的《齊桓晉文之事章》、《莊子》的《逍遙游篇》,。

其三,，剪截方法的運用。史書紀事本末體的出現,，通過“剪截”使“敘事”成為獨立文體,，呂祖謙《左傳博議》“隨事立義”，為“剪截”《左傳》“紀事本末”的片段也提供了經驗,，如《文章正宗》“敘事”首列《敘隱桓嫡庶本末》即是某一“紀事本末”的片段,，其篇名則是編纂者所定。

其四,，類比方法的運用,?！段恼抡凇芬浴皵⑹隆弊鳛椤皻w類”的文體集合體之一，既然有碑,、墓志,、銘、行狀,、序等有“敘事”成分的文體入集,，那么，作為史書的文字亦可以“敘事”而入集,。又,，當總集錄韓愈《圬者王承福傳》、《何蕃傳》及柳宗元《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等入“傳”時，作為類比,，亦可以把史書的“傳”移植到已知的領域,，此即《文章正宗》錄《史記》的《伯夷傳》、《屈原傳》,、《孟子荀卿傳》等,。

其五，再造文章,，本是總集編纂的傳統,，如《文選》卷四十任昉《奏彈劉整》，李善注云：“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薄段倪x》卷四十二曹植《與吳季重書》,，據李善注，可知是兩封信合成的,。

其六，以“篇翰”,、“篇章”,、“篇什”的格式再造文章，是因為社會有這樣的需求,?？偧浳牡男再|，更利于模仿學習以用于科舉考試,。當吳訥稱：“古人文辭,，多有辭意重復或方言難曉,。晦翁《綱目》及迂齋,、疊山古文,，若賈生《政事書》之類，皆節(jié)取要語,。今亦從之,。”我們就知道其截取與合并以再造文章,，是有意識的,。

如果單獨的看經、史,、子入集,，會驚奇“集”的強大的吸納能力；但如果放在整個古代學術史上來看,，這只是“集”步經,、史、子的后塵而已,，經,、史、子早就有著籠罩或融通其他學術的愿望與實踐,?！敖洝币庵^常行的義理、準則,、法制,，指導一切、籠罩一切是理所當然的,?！笆贰保抉R遷就說過,，其“成一家之言”就在于“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就說統合經,、子二成,，王世貞則提出“天地間無非史而已”?！白印?，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稱“博明萬事為子，適辨一理為論”,，諸子之作的特點就是“論”,，《文心雕龍·論說》稱“論”在“陳政”,、“釋經”、“辨史”,、“銓文”都可以用的,，即“經、史,、集”都有“論”,。

“集”融通經、史,、子而成文體譜系,，或者說經、史,、子入“集”,、入文體譜系，是為了滿足社會對“作文之式”的需求,，此所謂文體譜系的實用性品格,。唐代古文運動韓愈稱“窮究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而“奮發(fā)乎文章”，單從文體學而言,，是說經,、子、史的文字是現今文章撰作的榜樣,。而“史”入總集,，是因為宋時學習《左傳》等古文以應課試成為時尚，如姚鉉稱《唐文粹》的編纂,，“蓋資新進后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呂祖謙自序《左氏博議》“為諸生課試之作”；真德秀《文章正宗》稱“以為作文之式”,。至此,，古代文體譜系更充分地顯示出其實用性的品格，文體譜系不僅僅重在思辨與理論闡述,，文體譜系愈向前發(fā)展,，其應用功能就愈發(fā)占據主體地位。此時的文體譜系展示其實用性品格,，讓人們獲得文體的基本知識并不是其最終目的,，其意義在于使人們獲得對實際應用的指引；而古代文體譜系以總集為主要形態(tài),，恰恰就是古代文體譜系重應用、重感性更甚于重知識,、重理論系統的特點所在,，也恰恰合乎了中國古代學術重應用,、重感性更甚于重知識、重理論系統的特點,。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下之“文”既分為經、史,、子,、集，但經,、史,、子、集又統一在文體譜系之中,，這就是“貫通”,。貫通，運用多種研究方法,，打破學科藩籬,、實現了學科融合；文體譜系的貫通,，使天下所有書寫文字都有文體,，都進入文體譜系；貫通,，使“經,、史、子,、集”各自吸納對方而成一體,；貫通使“經、史,、子,、集”還原為“文”，這是文體譜系貫通的最終方向,。貫通,，使“經、史,、子,、集”同源且同理，如此的文體譜系形成了新的穩(wěn)定的研究范式,，形成了持有如此共同研究范式的文學史家群體,。西方的學科分類傳入中國,，在現今“文學”觀念下，我們怎么認識,、建立古代文體譜系,，我們怎么認識、建立當代文體譜系,，這是當今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文體學家的一個重要課題。

編輯：余煜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