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大奇書”的版本史上,，《水滸傳》的版本之復(fù)雜，幾乎無可與之相比,。而不同版本的《水滸傳》,，于卷首又附有不同作者、不同形式的“水滸傳序”（或作“水滸傳敘”）,，其所述所言,，均具有不可低估的小說批評史價值。而且,，通過對這些“序”文的考察,，以窺探序作者的“水滸”認識觀，以及對有關(guān)《水滸傳》版本真?zhèn)蔚恼鐒e,，對托名批評本《水滸傳》真?zhèn)蔚谋嬲萚1],，也都是極具助益的。因之,，對現(xiàn)所存見之“水滸傳序”進行一番具體研究,，也就甚有必要。

據(jù)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所載,，現(xiàn)已知的“水滸傳序”，共有14篇之多,，其具體為：天都外臣《水滸傳序》,、張鳳翼《水滸傳序》、李贄《忠義水滸傳序》、五湖老人《忠義水滸全傳序》,、天海藏《題水滸傳敘》,、鐘惺《水滸序》、金圣嘆《水滸傳序一》,、《水滸傳序二》,、《水滸傳序三》、王仕云《第五才子水滸序》,、句曲外史《水滸傳序》,、陳枚《水滸傳序》、王韜《水滸傳序》,、燕南尚生《新評水滸傳敘》[2],。這14篇“水滸傳序”，由明而清,，歷經(jīng)數(shù)百年之久，不僅見證了《水滸傳》版本的發(fā)展與演變之況,，而且也構(gòu)成了《水滸傳》批評史上一道新的風景,，因而頗值重視。本文擬從分期的角度,，將其分為明代,、明末清初、清代三個階段,，以對這14篇“水滸傳序”作一具體述論,，并就其所凸顯之批評特點，略作歸納與論析,。

一,、朱明時期的“水滸傳序”

作為長篇章回體小說，《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等“閑書”一樣,，其“故事”雖然均經(jīng)歷了數(shù)百年的演繹過程,，但作為定本的“水滸”成書于明代初期，則是無可懷疑的,。因為在現(xiàn)所存見的明代6篇“水滸傳序”中,，為天都外臣撰寫于“萬歷己丑”的《水滸傳序》一文，即對此進行了記載：“故老傳聞：洪武初,，越人羅氏,，詼詭多智，為此書,，共一百回,，各以妖艷之語引于其首，以為之艷?！弊髡摺疤於纪獬肌逼淙?，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武定侯進公”條有載：“武定侯郭勛，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shù),。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盵3]汪太函,，即汪道昆（公元1525—1593年），初字玉卿,，后改字伯玉,，號高陽生、南溟,、天游子,、太函氏等，今安徽黃山人,。有《太函集》傳世,，并撰《高唐夢》等雜劇五種?！睹魇贰の脑穫鳌份d其生平,。“萬歷己丑”為萬歷十七年,，也即公元1589年,。《序》文中的“洪武”,，為朱元璋年號,，凡31年（公元1368—1399年），“洪武初”當指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前后,，其距萬歷十七年,，凡200年之隔。此則表明,，汪道昆的《水滸傳序》,，雖然為現(xiàn)存明清兩朝14篇“水滸傳序”中的第一篇，但其所序之《水滸傳》,，卻并非為“越人羅氏”于“洪武初”而“為此書”的原刻本,。對此,，《序》文中的“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又可為之佐證,?！凹尉浮睘槊魇雷谀晏枺?5年（公元1522—1566年）,；“郭武定”即郭勛,，《明史·郭英傳》略載其生平，為武定侯郭英六世孫,，嘉靖二十年因事下獄,，第二年（公元1542年）十月死于獄中。藉此而觀,，則“嘉靖時”所指當在嘉靖元年至十年（公元1522—1532年）前后,，其時距“洪武初”約150年，與“萬歷己丑”則僅70年之隔,。而武定侯郭勛既在“嘉靖時”“重刻其書”,，則其初刻就當在正德（明武宗年號）、弘治（明孝宗年號）,、成化（明憲宗年號）甚或永樂（明成祖年號）等朝,。而此，即是汪道昆《水滸傳序》所披露的《水滸傳》在萬歷十八年前曾有過三次刊刻的信息,。此后數(shù)年，余象斗在雙峰堂刻印《水滸傳》時,，增補田虎,、王慶故事，取書名為《京本增補校正全像水滸志傳評林》,，并請“天海藏”寫了一篇《題水滸傳敘》附于卷首,，此《序》之末落款為“萬歷甲午歲臘月吉旦”，“萬歷甲午”為萬歷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綜此二《序》之所載，《水滸傳》在萬歷中期前的刻印之況,，可知者乃為：“洪武初”成書―→永樂時初刻（,？）―→“嘉靖時”重刻―→“萬歷己丑”再刻―→“萬歷甲午”雙峰堂增刻。

汪道昆的《水滸傳序》,，還對《水滸傳》進行了多方面的稱道,，綜之為：（一）《水滸傳》“稱為行中第一”，“甚以為太史公演義”,，即可與《史記》比美,。（二）《水滸傳》所寫,，“其地則秦、晉,、燕,、趙、齊,、楚,、吳、越”等,，“無所不通”,；“其人則王侯將相，官師士農(nóng),，工賈方技,，吏胥廝養(yǎng)”等，“無所不有”,；“其事則天地時令,，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等,，“無所不解”,；“其情則上下同異，欣戚合離,，捭闔縱橫”等,，“無所不該”。（三）《水滸傳》的藝術(shù),，諸如“紀載有章”,、“發(fā)凡起例”等，既有如“良史善繪,，濃淡遠近,，點染盡工”，又有如“百尺之綿,，玄黃經(jīng)緯,，一絲不紕”。（四）《水滸傳》并非為“誨盜”之書,。此四者即為汪道昆《水滸》認識觀的核心所在,。與此認識觀大致相同或相近者，另有張鳳翼《水滸傳序》,、五湖老人《忠義水滸全傳序》,、鐘惺《水滸序》三文。如鐘惺《水滸序》有云：“漢家博一代奇絕文字,，當推《史記》,。一部《史記》中,，極奇絕者……只在貨殖、滑稽,、游俠,、刺客……今代無此人，何怪卓吾氏□《水滸》為絕世奇文也者,?！闭J為《水滸傳》可與《史記》并論。但署名為“鐘惺”的這篇《序》文,，其作者卻并非為鐘惺,，原因是現(xiàn)所存見之《鐘伯敬批評忠義水滸傳》一書，乃系無錫文人葉晝的托名之作,，對此,，拙著《四大奇書研究》第四編之《明代托名小說批評敘論》一文已有詳考，此茲罷論,。

張鳳翼《水滸傳序》之于《水滸傳》的評價,，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為《水滸傳》正名,，認為宋徽宗時“南衙北司,，非京即貫，非球即勔,，蓋無刃而戮,，不火而焚，盜莫大于斯矣”,，而《水滸傳》所寫諸事“令讀者快心”,，其非為“誨盜”之作。二是對增補王慶,、田虎故事的“水滸全本”表示不滿，認為“刻本唯郭武定為佳,，坊間雜以王慶,、田虎，便畫蛇添足”,。據(jù)“坊間雜以王慶,、田虎，便畫蛇添足”言,，可知張鳳翼此《序》的作年,，當在余象斗雙峰堂刻本（萬歷二十二年）之后，因為《水滸傳》有“王慶,、田虎”者,，乃系余象斗刻印《水滸志傳評林》時所擅增,。這樣看來，則《水滸資料匯編》將張鳳翼《水滸傳序》編排于汪道昆《水滸傳序》之后者,，實乃不的,。五湖老人的《忠義水滸全傳序》，其核心之點在于,，認為《水滸傳》是一部“真書”,、“真文章”，因而對書中的“梁山公明等,，不勝神往其血性”,，并認為“總血性發(fā)忠義事，而其人足不朽”,。正因此,，作者在“深賞其血性”的前提下，即對所得“《水滸》正本一集”,，于付梓前“佐以評語”,，以欲“洵名山久藏”，而“與宇宙共之”,?？梢姡髡邔τ凇端疂G傳》乃是相當稱許的,。

在“水滸傳序”中,，對“忠義”二字充分肯定并大加推崇者，為李贄《忠義水滸傳序》的一個鮮明特點,。首先,，作者以為司馬遷所稱頌的《說難》、《孤憤》（皆《韓非子》篇名）以比《水滸傳》,，認為二者皆為“發(fā)憤之所作也”,，并指出其所“憤”者，乃皆為“宋事”,，如“二帝之北狩”,，“南渡之茍安”等；繼而,，對“以忠義名其傳”進行了具體闡釋,，認為“水滸之眾，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他們“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原因是宋公明乃“忠義之烈也”,。最后則以一段議論收束全篇：“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于君側(cè)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茍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為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cè),，不在干城心腹,，烏乎在？在小滸,。此傳之所為發(fā)憤矣,。”這就是李贄著名的“忠義說”,。此《序》之末,，另有“庚戌仲夏日虎林孫樸書于三生石畔”的題署，其中“庚戌”所指為萬歷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其時李贄已死八年,，則“孫樸書于三生石畔”者，當是指李贄批評本《忠義水滸傳》在萬歷三十八年板梓時,，刻印者乃請孫樸重新書寫了此序,，以便刻工雕刻。其時,，距李贄在武昌批點《水滸傳》的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4]，已有近20年之隔,。

二,、明末清初的“水滸傳序”

現(xiàn)所存見的明末清初之“水滸傳序”，主要為金圣嘆的《水滸傳序一》,、《水滸傳序二》,、《水滸傳序三》三文,。這三篇《序》文，在巴蜀書社1997年版《金圣嘆文集》中,，分別被稱為《貫華堂批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序一》,、《貫華堂批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序二》、《貫華堂批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序三》,；而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金圣嘆全集》之《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則將其依序作《序一》、《序二》,、《序三》,。金圣嘆生于明神宗萬歷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死于清世祖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這三篇《水滸傳序》皆為其寫于33歲時的明思宗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金圣嘆一人而為所批《水滸傳》連寫三《序》，這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實屬絕無僅有之例,，則其對《水滸傳》的喜愛程度，藉此即可窺其大概,。

金圣嘆的這三篇《水滸傳序》,，就其所述寫的內(nèi)容而言，實際上為他批點《水滸傳》的一篇指導(dǎo)“大綱”,。正因此,，金批本《水滸傳》中數(shù)以十計之回評（連同“楔子”共71篇回評），即無不與此“大綱”的關(guān)系密切,。此則表明,，這三篇《水滸傳序》，實乃為金圣嘆精心結(jié)撰的產(chǎn)物,，而與附于卷首的《讀第五才子書法》構(gòu)成了一個批評“大綱”的整體,。

《序一》為三篇《序》之最長者，其主要是述說了六經(jīng)興廢之大端與圣人著書之大略,，并標舉“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以為六才子之書。按其內(nèi)容言,，大致可分為三部分,。從開篇的“原夫書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到“仲尼不但無作書權(quán),，是亦無燒書之權(quán)者也”為第一部分,。這一部分主要認為，上古時期的《易》,、《禮》,、《書》、《詩》等經(jīng)書,，皆為“有德”,、“有權(quán)”之“圣人”所作，但不是“圣人”而為“庶人”的孔子,，卻撰著了《春秋》一書,，且亦在經(jīng)書之列。而“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無不紛紛以作，紛紛以作既久,，龐言無所不有,，君讀之而旁皇于上，民讀之而惑亂于下,，勢必至于拉雜燔燒,，禍連六經(jīng)”。將“圣人作書”與“庶人作書”進行對比,，其意旨在表明,，朝廷若要誅斬作書者，首先就得從被稱為“至圣先師”的孔子開刀,；若要禁書與燒書,，首先也得從孔子的《春秋》開刀。所言擲地有聲,，直令朝廷無以措手,。

第二部分從秦始皇“燒書而并燒圣經(jīng)”說起，認為“燒圣經(jīng)者,，始皇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即在金圣嘆看來,，歷史上的秦始皇“燒書”,，其實是一件堪值稱道的盛事，只是不應(yīng)該將那些“經(jīng)書”燒掉,，因為那些“經(jīng)書”乃皆為“圣人”所作,。由于秦始皇的“燒書之舉”，而使得“漢興”之際，乃“大求遺書”于天下,，其最終的結(jié)果，則是導(dǎo)致了“一時得書之多,，反更多于未燒之日”現(xiàn)象的存在,，因之，“自古至今”,，“人則知燒書之為禍至烈,，又豈知求書之為禍尤烈哉”？而“求書”之所以為禍且尤烈,，是因為“求書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縱天下之人作書”，則使得“民不知偷,，讀諸家之書則無不偷也,；民不知淫，讀諸家之書則無不淫也,；民不知詐,，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民不知亂,，讀諸家之書則無不亂也”,。金圣嘆認為，因“求書”所致,，使得“諸家之書”竟然是“壞牛折軸不能載,，連閣復(fù)室不能庋”，而這么多的“諸家之書”,，則又導(dǎo)致了民之“偷”,、“淫”、“詐”,、“亂”的產(chǎn)生,，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即皆因此而始,。所以作者又說：“燒書之禍,，禍在并燒圣經(jīng)”，“求書之禍,，禍在并行私書”,，“燒圣經(jīng)而圣經(jīng)終大顯于后世，是則始皇之罪猶可追也,；若行私書而私書遂至災(zāi)害蔓延不可復(fù)救,，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將始皇“燒書”與漢初“求書”進行反復(fù)對比，以表明自漢興以來,，包括“天子之教詔”在內(nèi)的“諸家之書”,，都屬于罪魁禍首，都應(yīng)該遭到封殺,。這其實是在正話反說,。即金圣嘆認為，自漢興以來的“諸家之書”,，其作者雖非“有德”,、“有權(quán)”的“圣人”，但卻是既燒不得也禁不得的,，因為這類非“圣人”所作之書,，并不具有“誨偷”、“誨淫”,、“誨詐”,、“誨亂”的作用。

通過以上兩個方面的對比論證后,，文章在第三部分中,，就很自然地與“水滸傳序”進行了關(guān)聯(lián)。首先,，文章以設(shè)問的筆法,，將古之作者分為兩類，即圣人與才人,，認為《六經(jīng)》之后,，才人不僅是作書者眾，而且是各有其才,，以致“世不相延,，人不相及”。繼而,，則歷數(shù)由先秦而至元明之際的才人及其之才,，認為“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金圣嘆因認為《水滸傳》的作者為施耐庵,，故乃有“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云云）。此六人是為“六才子”,，其書則即“六才子書”,。最后,，以“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fù)具論,。若夫施耐庵之書，而亦必至于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繚繞，始得成書”一段文字作結(jié),，認為施耐庵《水滸傳》與司馬遷《史記》,、杜甫詩歌等一樣，即其皆為作者的嘔心瀝血之作,。就這樣,，金圣嘆即巧妙地將《水滸傳》抬到了與《莊子》、《楚辭》,、《史記》,、杜詩等比美的高度，并且以此“六才子書”來抗衡于為歷代執(zhí)政者所稱道的《六經(jīng)》,。所以,，從總的方面講，充分肯定施耐庵與《水滸傳》的社會地位,，即為《序一》的主旨之所在,。

《序二》雖然稱梁山眾人為“揭竿斬木之賊”，但其重點卻是對“忠義”說的質(zhì)疑與辨駁,。正因此,，金圣嘆即如是寫道：“由今日之《忠義水滸》言之，則直與宋江之賺入伙,，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庵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庇墒嵌^，可知力主去偽存真,，還《水滸傳》以本來面目,，即為《序二》的主旨之所在。

《序三》主要著眼于藝術(shù)的角度,，對《水滸傳》的寫作特點,，人物形像的刻畫，情節(jié)的安排等,，均進行了較為全面之評論,，且見解獨到，堪稱為一篇具有專論性質(zhì)的“《水滸傳》藝術(shù)論”,。而尤值注意的是,，在這篇“藝術(shù)論”中，金圣嘆還從理論的角度,，對《水滸傳》作者的創(chuàng)作論,、方法論等進行了總結(jié)與歸納，并提出了“十年格物”與“一朝物格”等說,，以使之成為其小說批評理論中著名的“格物論”,。

所謂“格物”，本指對事物原理的推究,，語出《禮記·大學第四十二》：“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编嵭⒃疲骸案?，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盵5]后來朱熹把《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合稱為“四書”,，并撰《四書章句集注》一書，其著名的“格物致知論”,，即因此而始,，并成為后世儒學論爭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所謂“格物致知”,，說到底,，就是指通過對事物的研究而獲得知識與道理。金圣嘆以其批評家的敏銳眼光,，從儒學論爭中受到啟發(fā)，將其借來用以評論《水滸傳》,，而成為“文學格物”論的先驅(qū),。不獨如此，金圣嘆還認為：“格物之法,，以忠恕為門,。何謂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于忠,。”其中的“因緣生法”,，乃佛家語,，出自龍樹《中論·觀四諦品》之“三不謁”：“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逼湟馐钦f，宇宙間萬物皆依靠多方面的條件而產(chǎn)生,，與其自身的本性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即在金圣嘆看來，將儒學中的“格物之法”與佛學中的“因緣生法”相結(jié)合,，就一定會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來,，而施耐庵就是這樣的一位“才人”，他的《水滸傳》之所以非同一般者,，其原因即在于者,。對于金圣嘆的這一認識,，第五十五回回前評中的一段文字，又可為之佐證,。其云：

蓋耐庵當時之才,，吾直無以知其際也?！蚓壣?，一切具足。是故龍樹著書,，以破因緣品而弁其篇,，蓋深惡因緣；而耐庵作《水滸》一傳,，直以因緣生法,，為其文字總持，是深達因緣也,。夫深達因緣之人,，則豈唯非淫婦也，非偷兒也,，亦復(fù)非奷雄也,，非豪杰也?！斯趟拗v于龍樹之學者也,。講于龍樹之學，則菩薩也,。菩薩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6]。

由此不難看出,，金圣嘆之于施耐庵與《水滸傳》的批評,，確實是將儒學（格物之法）與佛學（因緣生法）結(jié)合在一起的。正因此,，其于《序三》中對施耐庵的這種“格物”之作為,，即大加稱道，認為“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此則表明,，立足于“格物論”的角度，對施耐庵與《水滸傳》藝術(shù)大加稱道者,，即為《序三》的主旨之所在,。

三,、清三百年的“水滸傳序”

由于金圣嘆對《水滸傳》別出心裁的批點，以及三篇《水滸傳序》在輿論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使得一部七十回本的金批本《水滸傳》,，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各階層廣為流傳（其間雖然曾一度遭到禁毀），而坊間也趁此機會大肆翻刻與板行,，如清世祖順治十四年為南京醉畊堂所刻印的《第五才子書》一書,，即為其例。順治十四年,，為公元1657年,，其時距金批本《水滸傳》首刻于貫華堂的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7]，僅13年之隔,，且金圣嘆當時也健在人世,。醉畊堂，為明末清初文學家周亮工（公元1617—1672年）在南京的刻書之坊,，其曾以刻印《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李漁序本《四大奇書第一種》（即毛宗崗父子批點的《三國演義》）等小說而知名當時?！兜谖宀抛訒肪硎姿酵跏嗽啤兜谖宀抛铀疂G序》,，為現(xiàn)所存見之清人“水滸傳序”的第一文。其開首有云：“《水滸》七十回,，為一百八人作列傳”，表明其所序者即為金圣嘆批點的七十回本《水滸傳》,，則其所用底本為貫華堂本,，當乃無疑。王仕云的《第五才子水滸序》,，主要涉及了四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認為《水滸傳》所寫“與宣淫導(dǎo)欲諸稗史迥異”,；二是指出《水滸傳》于書名冠“忠義”二字者，并非作者之意,；三是對金圣嘆稱《水滸傳》為“五才子書”大加贊賞,；四是補金圣嘆之意“所未逮”者。其所補者為：“《水滸》百八人,，非忠義皆可為忠義,，是子輿氏祖述孔子性相近之論，而創(chuàng)為性善之意也夫,?！敝螅恰皶r順治丁酉冬月桐庵老人書于醉畊堂墨室”的題款,。既自稱“書于醉畊堂墨室”,，則這位王仕云就必當與周亮工頗具交誼，否則，他就不會應(yīng)醉畊堂主人之邀,，為其所刻《水滸傳》撰寫《第五才子水滸序》的,。

還值一提的是，醉畊堂所刻本《第五才子書》,，在王仕云《第五才子水滸序》之后,，還附了一篇《水滸傳總論》，且其篇幅較《第五才子水滸序》乃三倍有馀,。在這篇《水滸傳總論》中,，王仕云毫無遮掩地托出了他對《水滸傳》與金批《水滸》的看法，認為：“細閱金圣嘆所評,，始以天下太平四字,，終以天下太平四字……發(fā)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抬舉李逵,，獨罪宋江,，責其私放晁蓋，責其謀奪晁蓋,，其旨遠,，其詞文?！庇终J為“《水滸》可不傳,，而圣嘆評其文，望如評其人,，非教天下以偷也,，教天下以止偷之法也。余不喜閱《水滸》,，喜閱圣嘆之評《水滸》,，為其終以惡夢，有功于圣人不小也,?！狈泊吮砻鳎跏嗽齐m然“不喜閱《水滸》”,，卻是“喜閱圣嘆之評《水滸》”的,，則其為金圣嘆的一位知音，乃不言而喻,。而金批本《水滸傳》在當時深受人們所喜愛者,，僅此即可見其一斑。

其實，在有清一代喜愛金批本《水滸傳》者,，也還大有人在,，如雍正刻本《水滸傳序》的作者句曲外史，光緒十四年刻本王韜《水滸傳序》所介紹之況等,，即皆為其例,。雍正刻本的全稱為《繪圖增像五才子書》，所附句曲外史《水滸傳序》之末,，有“雍正甲寅上伏日”云云,，“雍正甲寅”為清世宗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其時醉畊堂本《第五才子書》已刻印了77年,。之所以說句曲外史亦屬喜愛金批本《水滸傳》者,，是因為其《水滸傳序》中有如此一段文字：“文章升降，關(guān)乎時代,，至于稗史,，豈亦有不盡然者歟？是書吳門金圣嘆批注,，久行于世,，字多漫滅，懷德主人庀工新之,，以公同好,。余……把一卷讀之，不覺欲竟全部,，讀全部既,，輒再之，不欲去手,。世之賞奇者,，定復(fù)如此。當亟與新城先生諸說部并行,。”很顯然,，句曲外史“把一卷讀之,，不覺欲竟全部”的《水滸傳》，即為金圣嘆所批點之《水滸傳》,，因其“久行于世”,，使得有些“批注”的“字多漫滅”，因而才有好友“懷德主人庀工新之”之舉,，并使之“與新城先生諸說部并行”,。王韜所序之《水滸傳》，為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刻本《第五才子書》。王韜在其《水滸傳序》中,，雖然對金圣嘆于《水滸傳》的批點持排斥態(tài)度,，認為其乃“獎盜之書也”，“固可拉雜摧燒”之,，但其中的一段文字,，卻將金批本在當時所受讀者喜愛的程度，進行了如實介紹,。其云：“《水滸傳》一書,，世傳出施耐庵手。其殆有寓意存其間乎,？抑將以自寄其慨喟也,？其書猶未甚知名，自經(jīng)金圣嘆品評,，置之第五才子書之列,，其名乃大噪?！薄端疂G傳》自問世之日始,，其由“未甚知名”到“名乃大噪”，完全是因金圣嘆的“品評”與“置之第五才子書之列”而使然,，則金圣嘆于《水滸傳》之功,，實乃大焉。

當金批本《水滸傳》在有清一代盛行時,，另一種版本的《水滸傳》也在當時的社會上流行,，此即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陳枚所序乾隆刻本《水滸傳》,，燕南尚生所序光緒刻本《水滸傳》,，即皆為此種《水滸傳》。陳枚所序《水滸傳》,，為乾隆元年（公元1376年）大道堂刻本,，其序文不足300字，主要對《水滸傳》中的“百單八人”之所作所為進行了評價,，認為“天下正氣男子”,，都應(yīng)當“效群雄下半截”，也即歸順朝廷,，建立功名,，若果能如此，則此書“可以不朽矣”,。僅此即可表明,，作者的“正統(tǒng)觀”是相當強烈的。

燕南尚生《水游傳序》所持《水滸》認識觀，則與陳枚《水滸傳序》乃完全相悖,。燕南尚生所序之《水滸傳》,，為光緒三十四年保定直隸官書局排印本，光緒三十四年為公元1908年,，其時已為“革命”時期,，故燕南尚生之“水滸傳序”，不僅名為《新評水滸傳敘》,，而且于《水滸傳》的認識,，無論是思想內(nèi)容方面，抑或是藝術(shù)審美方面,，都是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進行審視,，故其視野之開闊，論評之新銳,，均非上述諸“水滸傳序”所能比擬,。如其認為：“小說為輸入文明利器之一，此五洲萬國所公認,，無庸喋喋者也,。”曰“文明利器”,，曰“五洲萬國”,，皆乃前所未有者。接著,，作者又以詰問的語氣寫道：“《水滸傳》果無可取乎,？平權(quán)、自由,，非歐洲方綻之花,，世界競相采取者乎？盧梭,、孟德斯鳩,、拿破侖、華盛頓,、克林威爾,、西鄉(xiāng)隆盛、黃宗羲,、查嗣庭,，非海內(nèi)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無師承、無依賴,，獨能發(fā)絕妙政治學于諸圣豪杰之先,，恐人之不易知也?！睂⑹┠外峙c盧梭,、孟德斯鳩、華盛頓,、林威爾,、西鄉(xiāng)隆盛等世界名人并論，其意是說,，《水滸傳》乃足可與世界文學媲美,！正因此，作者又明確指出：“《水滸傳》者,，祖國之第一小說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說家之鼻祖也,?！辈⒄J為，《水滸傳》是“講公德之權(quán)輿也,，談憲政之濫觴也”,，即使是“宣圣（孔子）、亞圣（孟子）,、墨翟,、耶蘇、釋迦,、邊沁,、亞里士多德諸學說，亦誰有過于此者乎”,？這是自有小說批評以來,，對施耐庵與《水滸傳》所作的最高評價！

四,、明清“水滸傳序”的批評特點

序作為一種批評形式,，在明清小說批評史上，不僅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且也頗具助推小說繁榮與傳播之功能,。而后者，即是刻印者每刻印一部小說都請人寫序的原因之所在,，這在《水滸傳》是如此,，在《三國演義》等小說亦是這樣,。從小說批評的角度言，小說所附序之內(nèi)容,，既是序作者小說認識觀的一種具體反映,，又對讀者于小說的閱讀、品鑒,，以及其小說觀念的更新等,，也是不無助益的。以上對明清時期14篇“水滸傳序”（若加上王仕云《水滸傳總論》則為15篇）的分期論述表明,，這些“水滸傳序”之所序者,，雖然內(nèi)容不盡相同，認識也各有所別,，但卻均具小說批評之特點,，這是頗值注意的。這14篇“水滸傳序”所具之批評特點,，要而言之,，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確立了《水滸傳》的社會地位。作為一部長篇章回體小說,，《水滸傳》最初并不為人們所熟悉（雖然汪道昆《水滸傳序》等,，曾將其比之為《史記》），其之所以能引起社會各階層的關(guān)注者,，誠如王韜《水滸傳序》所言,，乃是“經(jīng)金圣嘆品評，置之第五才子書之列”之后,，才使得“其名乃大噪”的,。王韜的《水滸傳序》一文，雖然對金批本《水滸傳》多有微詞,，但其于此之所言,，卻是完全可以據(jù)信的。此則表明,，金圣嘆所撰三篇《水滸傳序》,，每篇都是堪稱為宣揚《水滸傳》之力作的。而事實也正是如此,。如上所述,，其于《序一》中將《水滸傳》與《史記》、杜詩等比美,，在《序二》中力辨“忠義”之非,，于《序三》中對《水滸傳》藝術(shù)進行充分肯定等，就都屬“前不見古人”之舉,。而燕南尚生《水游傳序》著眼于“五洲萬國”的角度,，對施耐庵與《水滸傳》所作之評價,，則更是將《水滸傳》抬到了世界文化的高度進行認識，從而拉近了《水滸傳》與世界文學的距離,。燕南尚生站在世界文化高度對《水滸傳》所作的評價，在整個明清小說批評史上,，也是并不多見的,。

其二是承擔了讀者閱讀《水滸傳》的引導(dǎo)作用。從鑒賞學的角度講,，每種《水滸傳》刻本所附之“水滸傳序”,，都是具有程度不同之引導(dǎo)讀者如何讀《水滸傳》的作用的，所以,，14篇“水滸傳序”,，又實際上兼顧著“水滸傳讀法”之功能。雖然,，金圣嘆曾為其批評本《水滸傳》專門寫了一篇《讀第五才子書法》,，但其三篇《水滸傳序》也還是可目之為“讀法”的，如《序三》之“《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zhì),，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等一段文字，即具有從人物刻畫的角度,，指導(dǎo)讀者去讀“一百八人”之傳的特點,。而燕南尚生《新評水滸傳敘》，則更是從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等方面入手，對讀者之如何閱讀《水滸傳》進行了悉心引導(dǎo),。如其中有云：“述政界之貪酷,，差役之橫惡，人心之叵測,，世途險阻,，則社會小說也；平等而不失泛濫,，自由而各守規(guī)范,，則政治小說也；石碣村之水戰(zhàn),，清風山之陸戰(zhàn),，虛虛實實,，實實虛虛，則軍事小說也,；黃泥岡之金銀,，江州城之法場，出入飄忽,，吐屬畢肖,，則偵察小說也；王進,、李逵之于母,，宋江之于父，魯達,、柴進之于友,，武松之于兄……無一不合至德要道，則倫理小說也,；一切人于一切事,，勇往直前，絕無畏縮氣象,，則冒險小說也,。”在這段文字中,，作者從不同的有度切入,，以引導(dǎo)讀者對小說中不同情節(jié)、不同人物進行具體認識,，既娓娓道來,，又分析鞭辟入里，其雖不是“讀法”,，卻勝似“讀法”,。而最先作如此引導(dǎo)者，汪道昆《水滸傳序》則乃開風氣之先,，其后的句曲外史《水滸傳序》,、王韜《水滸傳序》等，亦多有類此者,，恕不一一,。

其三是傳遞了《水滸傳》版本的重要信息?！端疂G傳》自“洪武初”始成書后,，在由“永樂初刻本”（？）至光緒三十四年刻本問世的整500年時間里,，明清兩朝的官方與坊間共刻印了多少次,，這是迄今為止誰也無法弄清楚的一個問題,。但據(jù)上述14篇“水滸傳序”之所載，可知至少有14種之多,。其具體為：永樂初刻本（,？）、嘉靖時重刻本（又稱“郭武定本”）,、萬歷己丑刻本（即汪道昆序本）,、萬歷甲午刻本（即天海藏序本）、張鳳翼序本,、萬歷三十八年刻本（即李贄批評本）、五湖老人序本,、崇禎十七年刻本（即金圣嘆貫華堂批評本）,、四知館刻本（即鐘惺序本）、順治十四年刻本（即王仕云序本）,、雍正刻本（即句曲外史序本）,、光緒十四年刻本（即王韜序本）、乾隆元年刻本（即陳枚序本）,、光緒三十四年刻本（即燕南尚生序本）,。在這些刻本中，既有一百二十回本,，也有一百回本,，更有七十回本（或稱七十一回本），其繁本,、簡本,、節(jié)本（“腰斬”本），應(yīng)有盡有,，而白文本,、批點本、繡像本,，更是異彩紛呈,，二者的互為關(guān)聯(lián)，使得明清時期的《水滸傳》刻本,，既變化多端而又交相輝映,。僅就這14種刻本而言，若以500年計之,，則平均每35年刻印一次（或一種）,，而實際的情況，應(yīng)遠非如此,。但這一并非實況的版本信息,，對于從傳播學的角度研究《水滸傳》而言,，已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藉之乃可窺知《水滸傳》在明清時期傳播盛況之一斑,。

注釋：

[1]關(guān)于小說的托名批評,，以及托名批評者批評之實況等，可具體參見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1年出版之批著《四大奇書研究》第四編之《明代托名小說批評敘論》一文,，第223頁—235頁,。

[2]另有楊定見《忠義水滸全書小引》、大滌主人《刻忠義水滸傳緣起》,、廷月草堂主人《題抄本水滸傳首》等文,，亦具有“水滸傳序”的特點，但因其題目之末并未標明“序”或“敘”,，故本文未將其列入討論的范圍,，特此說明。又,，本文以下所引明清明期的14篇“水滸傳序”之原文,，皆系據(jù)朱一玄、劉毓忱《水滸傳資料匯編》而為,，不另作注,。亦特此說明之。

[3]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9頁。

[4]關(guān)于李贄批點《水滸傳》的地點與時間,，具體參見拙著《四大奇書研究》第三編《李贄批評<水滸>的真?zhèn)巍芬晃模ǖ?99頁—212頁）,，該書由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1年出版。

[5]鄭玄注,、孔颕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六十,，《十三經(jīng)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3頁,。

[6]金圣嘆《金圣嘆全集·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頁—第315頁,。

[7]金批本《水滸傳》所附之三篇《水滸傳序》，雖然皆寫于崇禎十四年,，但其卻實際刻印于三年后的崇禎十七年,，對此，拙著《四大奇書研究》第三編《金批<水滸>的成書年代》一文（第212頁—222頁）乃有詳考，可參看,。

（本文原載《聊城大學學報》2013年3期,，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