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　吳冠軍

　　內容提要：2016年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作為民主政治晚近的一個大型實踐，給了我們一次難得的近距離反思民主政治的機會,。分析英國脫歐公投,，我們可以看到現(xiàn)代民主面臨的雙重結構性困局：民主結構性地產生政治冷漠與民主結構性地制造社會隔裂。前者導致了實質意義上的“民主赤字”,，而后者則使整個人民統(tǒng)治自身(民主之本義)成為一個“幻想”,。2016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進一步印證了這一論點,。

　　關 鍵 詞：英國/脫歐公投/民主困局/政治冷漠/社會隔裂

　　標題注釋：本文系201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激進左翼政治哲學研究”(項目編號：13CZX059)的階段性成果,。

　　告別“共同體”：現(xiàn)代民主之傷

　　2016年6月23日英國的脫歐公投(Brexit referendum)，對于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無疑具有深遠影響——據當天出來的投票結果顯示,，總票數33578016,，投票率為72.2％,，51.89％的人同意脫歐，48.11％的人不同意,。公投結果出來后,，英鎊兌美元匯價創(chuàng)下了1985年以來的新低。①6月25日,，50余萬英國人在英國議會請愿網站提交簽名請愿書,，要求再次舉行公投，隨后這個請愿人數急劇攀升,。7月9日,，英國政府正式拒絕了逾412.5萬人發(fā)起的舉行第二次退歐公投的請愿。英國外交部代表官方表示,，首相和政府均已經明確,，必須尊重此前公投的結果。目前政府正在為脫歐步驟作準備工作,。隨后,，由女商人吉娜·米勒(Gina Miller)領導發(fā)起的反脫歐的“人民挑戰(zhàn)”運動(People's Challenge)聯(lián)合其他志同道合者，將政府告上法庭并最后“意外地”獲勝：英國高等法院11月3日裁定,，政府啟動脫歐程序需先經議會批準,。②英國政府隨即宣布進一步上訴，強調必須尊重公投結果,。作為民主政治晚近的一個大型實踐,，英國這場劇情反復轉折的脫歐公投，實是給了我們一次難得的近距離反思民主政治的機會,。

　　首先值得我們追問的是：為什么公投結果出來后,，馬上有那么多人吁求第二次公投?這里面就涉及現(xiàn)代民主的一個內在癥結。我們知道,，民主發(fā)源于古希臘城邦,，最著名的典范是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前四世紀的雅典。雅典這個當時的超級大城邦,，在其鼎盛時期擁有具投票權的公民約四萬人,。民主在古希臘城邦生根發(fā)芽，恰恰因為相對較少的人數和高度同質化的文化,，屬于一種“面對面社會”(face-to-face society),，或者用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以及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術語來說，那是“共同體”而非“社會”,，前者以具有血緣,、圖騰或神話構成的有機性為特征，而后者則是陌生人經由諸種外在化的聯(lián)結(利益,、權力,、制度等)而形成,。對比古希臘城邦民主，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承載單位——襲用滕尼斯—南希術語——不是“共同體”而是“社會”,，以“外部性”(exteriority)而非“內部性”(interiority)為其構型特征,。③亞里士多德認為，民主載體的政治單位不能大于如下范圍,，在其中每個公民能夠了解其他每一個公民的性格品行,。然而在今天，民主在主權國家層面的大型實踐,，已然完全脫離其誕生時的原初土壤,。

　　當代世界中，除了新加坡這樣的少數例子外,，“城邦”幾乎不復存在：“城邦”(city-states)被代之以“城市”(cities)與“國家”(states)這兩個涇渭分明的層級,。盡管在一些學者看來，民主這個理念本體論地具有全球結構④,，但迄今“國家”仍是民主實踐的最高層級(“全球民主”只是一種規(guī)范性的愿景),；然而不同于“城邦”，今天“國家”與“城市”這兩個層級所對應的,，皆不是以“內部性”關系聯(lián)結的同質化的共同體,，而是徹底異質的陌生人社會。古典的“城邦”在今天就規(guī)模而言,，只能勉強對應小型“村落”或小型“街道/社區(qū)”,。當今世界的民主國家，公民幾乎都是由彼此完全陌生的,、數量動輒幾千萬甚至上億的個體以“外部性”關系的方式組成的,。

　　這便導致了現(xiàn)代民主的兩個結構性困局：(1)每個個體的一票無足輕重；(2)存在結構性的可能性,，投票結果會威脅到社會團結乃至穩(wěn)定,。這使現(xiàn)代民主面臨雙重結構性困局。

　　困局一：結構性地產生政治冷漠

　　現(xiàn)代民主的第一個結構性困局是每個個體的一票無足輕重,，直接催生出當代民主國家中的彌散性的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面對幾千萬乃至上億人口,，個人那一票投與不投實在無甚區(qū)別。進而言之,，假若我是一個對自己手中選票認真負責的人，這個“政治權利”行使起來卻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在脫歐公投上要投出負責的一票,，就需要閱讀各種背景資料,、專家分析，以了解去留的各種影響與利弊,，好處在哪里,，壞處在哪里,，并作出自己的思考與衡量，最終在要不要脫歐上作出判斷,。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近一個世紀前就觀察到,，投票人不會有時間、精力去從各個角度全面檢查問題,。⑤原因很簡單——因為真要這樣做,，就需要在當代人那已經滿負荷、高壓強的日常工作與生活事務之外,，再額外抽出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來關注與處理。而與此同時，當這“神圣而負責”的一票投出后,，其分量卻是輕微到徹底無足輕重,。是故，政治冷漠便不是現(xiàn)代民主社會中難以理解的一個彌散性現(xiàn)象了,。這個困局的進一步吊詭就在于——誠如伯納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指出的：“在民主政體中,，廣泛的不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危險的選擇之形態(tài)?！雹薏贿x,，在民主狀況下其實恰恰已經是一種“選”了(即選擇不選)，而且是極為糟糕的一種“選”——它使得“民主的專制”不再成為一個矛盾修辭(oxymoron),。

　　這個困局,，便導致了現(xiàn)代民主的核心難題：當民主政治的承載單位不再是古典城邦而是現(xiàn)代的主權國家時，如何使之真正成為“參與性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如何喚起公民的積極參與?共和制時期的古羅馬一般不被認為是民主政體,，因為它決然拒斥給予每個人以投票資格；然而,，它由于以下這點或許比今天的民主社會更“民主”：所有公民都有積極參與公共生活與政治事務的義務(“共和”一詞本義就是公共事務),。那么，如何使古典共和主義在當代復興呢?我們在政治制度層面上觀察到“共和主義措施”：作為應對政治冷漠的策略,，不少國家(代表性的如澳大利亞)將投票從政治權利轉為政治義務,，推行強制性選民登記和投票——無故不投票者會被處以罰款；若無正當理由又拒絕交罰款,，則會被送上法庭……但問題在于,，該策略在實際操作效果上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地將當代民主政治轉化為參與性民主?

　　不難看到：這個“共和主義措施”并沒有在源頭上應對現(xiàn)代民主的結構性困局——在巨大人口的陌生人社會中，每個個體手里那一票完全不具分量,；而與此同時,，鑒于現(xiàn)代世界之高度復雜性以及信息之龐大性，要認真投票(積極的政治參與)需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乇芴幚韮惹队诂F(xiàn)代民主中的這個困局而直接引入古羅馬的“共和主義因素”,，勢必全然無法再現(xiàn)政治參與上的“古羅馬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