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震

    與其說“東亞”是一個冠定詞還不如說是一個形容詞，是用來描述儒學的東亞形態(tài),，而不是規(guī)定在東亞存在一種自我同一的“東亞儒學”之實體。我們有必要重視中國—東亞—世界這一儒學發(fā)展的未來可能性,，因為儒學的地方性文化經(jīng)驗是可以參與世界文明對話的思想資源,。

    前些年在中國學術界有過一場“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問題的焦點集中在：“中國哲學”究竟是指“哲學在中國”還是指“中國底哲學”,？前者是說,，哲學猶如物理學,、數(shù)學一樣，屬于普遍的學問。如同不可能存在什么“美國數(shù)學”或“中國數(shù)學”一樣,，因此所謂“中國哲學”只是意指“哲學在中國”,。但這個說法的背后隱含著一層意味,，即所謂哲學便是“西方中心論”或西方文化意義上的“哲學”,。后者是說,，從廣義的文化立場出發(fā),，任何地域民族的人文精神或文化傳統(tǒng)中都存在一定的思想智慧,。因此，中國傳統(tǒng)文化當然也存在自身的哲學智慧,?；诖?，所謂“中國底哲學”就是說哲學可以被“中國”這一限定詞所規(guī)定。例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主流的儒家思想當然具有哲學性,，盡管這種哲學性儒家思想并不是儒學的全部,，因為儒學文化遠非哲學一詞可以覆蓋。

    近年來,，在漢語學術界正逐漸形成“東亞儒學”這一研究新領域,，甚至在有些國家和地區(qū)，東亞儒學被納入東亞研究的學科當中而出現(xiàn)了學制化趨向,。且不論歐美許多大學將中國學或日本學納入“東亞系”早有相當長的歷史,，就以東亞地區(qū)為例，如中國有東亞研究院,、韓國有東亞學術院,、日本有東亞文化交涉學科，另有臺灣某些大學甚至還有東亞系的建制等等,。在這些機構當中,，“東亞儒學”作為一種研究方向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問題是何謂“東亞儒學”,？換種問法,，“東亞儒學合法性”問題是否存在？如同上面提到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一樣,，我們也可以問東亞儒學究竟是指“儒學在東亞”還是指“東亞底儒學”,？這是我們在從事東亞儒學研究之際，必須正面回應的問題,。

    何謂“東亞”,？

    事實上，“東亞儒學”并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命題,，其中至少涉及“何謂東亞”的問題,，需要稍作厘清。

    “東亞”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和制漢語,，相應于英語east Asia,。其書寫方式有兩種，在二戰(zhàn)之前,，一般是“東亞”,，二戰(zhàn)之后則變成了“東アジア”，其中アジア是對Asia的音譯,。之所以有前后變化,，當然與日本發(fā)動的對亞洲各國的侵略戰(zhàn)爭有關。由于戰(zhàn)后“東亞”一詞被禁用,，因此在當今日本學界,，一般不用“東亞儒學”而稱“東アジア儒學”,。但是，稱呼的改變并不意味著伴隨著“東亞”一詞的戰(zhàn)爭記憶就此消失,。

    從歷史上看,，“東亞”一詞出現(xiàn)在19世紀末的日本。例如中日甲午戰(zhàn)爭前一年,，樽井藤吉在《大東合邦論》一文中就明確使用“東亞”一詞,，1898年甚至還出現(xiàn)了“東亞同文會”的組織,。東亞觀念還“旅行”至中國,，如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的“東亞同文書院”便成立于1901年，而1904年發(fā)刊的《東方雜志》在其創(chuàng)刊宗旨的說明中更是宣稱“以啟導國民,，聯(lián)絡東亞為宗旨”,。顯然，從日本引進的“東亞”一詞不是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種東西對立框架下的對抗式話語,。隨著上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的侵略野心急速膨脹，最終演變出“大東亞共榮圈”這一戰(zhàn)爭口號,，這里就不必贅言了,。

    然而，我們今天所說的“東亞儒學”,，“東亞”絕不是指作為地政學或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那個“東亞”,，而是指文化東亞。東亞既是包含中國,、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民族國家的地域性概念,，同時也是指這些地域民族的文化存在體，因而是人文地理學意義上的概念,。按照人文地理學的說法,，東亞是指東亞地域各種社會、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現(xiàn)象的人文地理,，因此東亞又是一個歷史人文地理的概念。因為從時空的角度看,，儒學之在“東亞”既有歷史性又有人文性,，東亞儒學的存在既不能脫離歷史時間，也不能脫離人文空間,，因為“東亞”本身擁有特定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絕不是單純的地理概念,。因此，東亞儒學是多元并存的文化融合體,，同時又是共享儒學價值的文化世界,。

    何謂“儒學”？

    對于從事中國儒學研究的學者來說,，儒學幾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但是當我們進入東亞儒學研究領域之后，便會發(fā)現(xiàn)要弄清楚什么是“儒學”,，其實是一個有待省察的問題,。例如，日本儒學或韓國儒學何以與中國儒學既有相似性,，同時又有諸多差異性,，有些差異甚至帶有根本性。例如,，在韓國儒學史上圍繞四端七情,、道心人心以及人性物性等問題而發(fā)生的義理之辯，就與中國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發(fā)生重大歧義,，具有豐富的思想原創(chuàng)性,；而在日本儒學史上，基于自身特殊的“水土”論,，強調日本歷史風土的特殊性,，批判宋代理學耽于形上玄遠之思，進而發(fā)展出以情為本的“情本主義”等思想形態(tài),，這與中國儒學在傳統(tǒng)上特別強調的“性其情”,、“復其性”的思想傳統(tǒng)大異其趣。

    因此,，從東亞視域出發(fā)來重新審視“儒學”,，我們會發(fā)現(xiàn)“儒學”竟然可以呈現(xiàn)出落英繽紛、多彩多姿的形態(tài),?；蛟S有人會說，日本儒學或韓國儒學的這種特殊性,，至多表明與中國傳統(tǒng)儒學的主流方向發(fā)生歧義,，屬于一種邊緣性的儒學形態(tài)。其實不然,，如果我們深入到日本或韓國的儒學理論形態(tài)當中做一番仔細的考察,，就會看到這些地域性儒學形態(tài)其實是對中國儒學的一種理論發(fā)展，是儒學“在地化”（本土化）的典型形態(tài),。如同佛教傳入中國之后,，經(jīng)過一番“本土化”的改造熔鑄之后,，逐漸形成“中國佛教”一樣，日本或韓國也同樣面臨相似的文化命運：將外來文化的中國儒學做一番“本土化”的重鑄努力,，從而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日本儒學或韓國儒學,。

    有人會說，“本土化”意味著他者化,、多重化,，而這只是儒學表述形式的多樣性，并非儒學義理本身特別是儒學核心價值觀可以是多重的或多元的,。但事實上,，如同任何科學真理都是人文現(xiàn)象——在人之后的產(chǎn)物，儒學價值也是被表述出來的人文現(xiàn)象而已,，有誰見過不被表述出來的“儒學價值本體”嗎,？沒有,。既然是被表述的,，那么被表述出來的核心價值就是具體的，而其形式也是可以多元的,。從文化發(fā)展的觀點看,，人文價值觀不是抽象絕對的，而是具體普遍的,，它必然具有歷史的文化的內(nèi)涵,，而不能超越于具體的歷史文化而存在。

    要之,，儒學價值觀是與時俱進的,，不是自我封閉的靜止系統(tǒng)。也正由此,，所以當儒學傳入日本或韓國等東亞地區(qū),，便會向這些地域文化“開放”——綻放出儒學的意義世界；另一方面,，經(jīng)過與當?shù)氐牡赜蛭幕慕涣髋鲎?、吸收融化，儒學的表現(xiàn)形式也必然發(fā)生“本土化”的轉向,，而不會導致中國儒學吞噬當?shù)氐谋就廖幕慕Y果,，更不會導致中國與日本或與韓國借由儒學的力量而出現(xiàn)文化上的“同質化”。追根尋源,，這是由于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個開放的價值系統(tǒng),、意義世界。

    何以是“東亞儒學”,？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東亞儒學的研究不僅對于中國儒學自身的歷史傳承、思想創(chuàng)新的再認識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深入了解儒學思想的自身邏輯發(fā)展及其在“他文化”領域中的多元發(fā)展的可能性也有積極意義,。反過來說，倘若我們將儒學僅視作中國一家獨有的“寶貴財產(chǎn)”,，而缺乏一種“互為他者”的眼光,，就有可能助長一種“自我中心論”的民族情緒，而不能了解中國儒學在東亞地域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對話中被挑戰(zhàn)的可能性,。因此,，從跨文化的研究視域看，儒學研究可以跳出“國別史”,、“地方史”的框架,，正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的儒學傳統(tǒng)、展現(xiàn)儒學的未來發(fā)展,，故東亞儒學研究也就顯得非常必要,。

    須指出，東亞儒學與中國哲學在研究性質上有所不同,。就結論言,，東亞儒學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xiàn)象，可以指“儒學在東亞”,。事實上,，儒學曾在很長一段時期內(nèi)，在“華夷秩序”的觀念下,，作為主導型的強勢文化在與鄰國文化進行交流時常起到主導的作用,，對此展開歷史的研究是有必要的。但是“儒學在東亞”的提法,，并不意味著在東亞存在一種超越時空的本質同一的“東亞儒學”這一思想“實體”,，而這種實體化的所謂“東亞儒學”既不存在，也是根本無法重建的,。

    歸根結底,，東亞儒學主要是指“東亞底儒學”。意思是說,，儒學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東亞的，甚至可以是世界的,。因此,，與其說“東亞”是一個冠定詞還不如說是一個形容詞，是用來描述儒學的東亞形態(tài)，而不是規(guī)定在東亞存在一種自我同一的“東亞儒學”之實體,。從歷史上看,，儒家既是特殊的中國文化，同時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文明系統(tǒng),，所以它不僅為東亞所接受,，今后亦將被世界其他文明所接受。

    無疑地,，在當今中國社會上下開始重提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背景下,，對儒家傳統(tǒng)文化采取畫地為牢、閉關自守的自我欣賞態(tài)度已然不可取,。另一方面,，若將中與西、古與今對立起來,，以為現(xiàn)代化就等于西方化,，而對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采取熟視無睹甚至棄若敝屣的態(tài)度更是荒唐可笑。我們應當以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的胸懷,，重新評估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而東亞儒學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正在于此,。從儒學的發(fā)展來看,，其本身就有縱橫兩個方面。從縱貫的層面講,，儒學經(jīng)歷了先秦、宋明到現(xiàn)代的發(fā)展,；從橫貫的層面看,，儒學其實又有從中國到東亞再到世界的發(fā)展歷史。也正由此,，站在文化多元發(fā)展的立場看,，我們有必要拓展儒學研究的視野，重視中國—東亞—世界這一儒學發(fā)展的未來可能性,，因為儒學的地方性文化經(jīng)驗是可以參與世界文明對話的思想資源,。在這個意義上，東亞儒學研究必將成為世界文明對話的重要一環(huán),。

    （作者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