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總體來看,，明代白銀的流通和性質問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來進行考察,，即：明代中前期的實物貨幣階段和明代中后期的貴金屬貨幣階段。明代白銀貨幣的性質發(fā)生重大的變化是與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相伴隨的,，這一轉變也是中國古代貨幣結構演變史上的重大轉折,。明代白銀性質發(fā)生轉變的原因盡管較為復雜，但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發(fā)展,、變化和選擇,，無疑是明代白銀問題及其流動變化的主要推動力量。

　　【關鍵詞】明代白銀,；貨幣性質,；流動；市場選擇

　　【基金項目】本文為云南大學笹川基金資助課題“明清東南沿海商人商人群體研究—以‘白銀資本’為分析中心”,，項目編號：KW110017,。

　　【作者簡介】邱永志，男（1987年— ）,，江西余干人,，現(xiàn)為云南大學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明清經(jīng)濟史。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明代白銀問題的研究一直是明清經(jīng)濟史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就白銀問題的提出而言，明清時人對于白銀便有著自己的看法,，這集中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的內容上：一是白銀作為貨幣材料的問題,；另一是這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在幣制幣材方面,，因明初統(tǒng)治者推行無準備金之鈔法,，致使大明寶鈔在前中期的運行過程中出現(xiàn)了許多問題。而鈔法不暢導致流通領域白銀的使用逐漸抬頭,，于是有人主張用白銀來作為幣材[1],。到了明代后期，“銀荒”問題也為時人所關注[2],。關于明代中后期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時人對其印象頗深。張燮云：“東洋呂宋,，地無他產(chǎn)，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3]”,。面對白銀的不斷流入，中國國內出現(xiàn)了嚴令海禁和開放海關的不同主張,，這種爭論的局面一直持續(xù)到了清代前期,，相關的論述也較多，此不贅述,。然而,，明清時人對于白銀問題的看法，或是單純從幣制幣材的角度來看待,，或是對于白銀內流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因而出現(xiàn)了許多不同的主張。

　　近代以降,，關于明代的白銀問題,，梁方仲、百瀨弘,、彭信威,、加藤繁、全漢升等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至于最近十幾年來關于此問題的介紹可參見筆者的另一論文[4],。近年來,，對于明代白銀問題的研究，在國內以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觀點[5]影響最深,，尤以萬明的研究為典型,。她對明代的白銀貨幣化展開了深入研究，并認為來自民間的而非國家法令的自下而上的白銀貨幣化趨勢最終促進了明代的社會變遷,，同時她還考證了白銀貨幣化展開的時間界點問題,，并對白銀貨幣所起的作用給予了極大的肯定[6]。

　　然而,，從國內外對于中國貨幣史的研究近況來看,，關于歷史上中國貨幣的盛衰論,、進步論[7]等論點逐漸遭到不同程度的質疑，使得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并且能夠以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中國貨幣史上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問題,，已經(jīng)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質疑[8]，為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明代白銀的深層次問題提供了依據(jù),。白銀貨幣化是不是一種“白銀進步論”觀點,？明代白銀在中前期發(fā)揮的作用是不是折射出中國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怎樣認識實物貨幣的性質和意義,？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國貨幣的結構發(fā)生改變并與世界的經(jīng)濟連為一體,？

　　如何不斷加深我們對于歷史上許多問題的理解，其關鍵在于我們的“問題意識”[9]有多強,。對于明代白銀問題的思考和解讀當然會是一個持續(xù)不斷的話題,。在此，我希望本文中的許多不足之處能夠得到有關方家的指正和見教,。

二,、明代中前期的市場狀況與白銀問題

　　對于明代初期以及中期經(jīng)濟情況的客觀認識，是我們正確認識明初貨幣經(jīng)濟水平的前提,。傳統(tǒng)史家往往容易受“王朝周期性”的論點束縛,，認為明初社會經(jīng)過幾代君主的努力，社會經(jīng)濟必定會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fā)展,。于是這樣的描述性的例子便被用來當做理由：

　　洪武時,，“山東濟南府廣儲、廣豐兩倉, 糧七十五萬七千石,。蓄積既多, 歲久紅腐,。”[10]

　　“而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劭農(nóng)務墾辟,，土無萊蕪,，人敦本業(yè)，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餫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11]

　　當然,，這些關于明初糧倉充實,、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例子一定程度上是明初幾代君王勤政愛民，提倡農(nóng)桑的努力結果,。但是如果我們從整體的角度來考察明代中前期的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一些容易忽略的問題。這種整體上的認識,，一般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時間縱向上的考察和經(jīng)濟體各部門橫向上的考察。

　　我們來看看宋,、元,、明長時期中國經(jīng)濟運行的狀況。在這方面,，全漢升做出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幾篇論文中為我們介紹了自宋至明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狀況,，并指出在這一較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白銀的購買力不斷得到提升，而且明代的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較宋代而言相差甚遠[12],。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來看,，物價低或者工資低意味著一個社會的生產(chǎn)量和銷售量規(guī)模有限，對經(jīng)濟的擴展很不利,，這側面也反應了經(jīng)濟體的萎縮程度,。事實情況果真如此嗎？香港學者劉光臨在他最近的研究中分析了明代經(jīng)濟各部門的貨幣成分,，從價格,、勞務工資、貿(mào)易,、考古出土和錢幣數(shù)量等方面的具體分析中他得出了一個較為明確的印象,，那就是明代初期的去貨幣化政策已經(jīng)嚴重遲滯了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加上通貨供應的不足，使得明代社會的交易需要跌落到公元8世紀以來的最低谷[13],！

　　新近的研究表明這種對明代中前期經(jīng)濟萎縮的提法越來越值得關注,，因為無論是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還是從貨幣的角度，這種論點都會得到驗證,。

　　1,、商品交易與市場的萎縮

　　對于明代前期市場發(fā)展狀況的研究與中后期市場蓬勃發(fā)展的研究成果[14]相比，顯得相形見絀,。然而,，明代前期市場和貨幣經(jīng)濟發(fā)展的特殊性卻為我們理解整個明代市場經(jīng)濟的整體特點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窗口。

　　明王朝建國前后,，出身貧農(nóng)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許多發(fā)展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和限制商品經(jīng)濟的措施,。他欲圖構建一個定額化、以實物經(jīng)濟和勞役為主的經(jīng)濟體制,，學界有人干脆稱之為“洪武型經(jīng)濟體制”[15],。這種經(jīng)濟體制對于市場經(jīng)濟的擴展是不利的，具體的表現(xiàn)而言便是商品價格和勞務工資的極端低廉,，以及商品貿(mào)易的低度發(fā)展,。

　　以白銀來看，明代的米價在16時期前半期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準,，離宋代物價的高峰時期相差3-4倍左右,，從銅錢的角度看，宋明物價拉的更大,。明代16世紀前半停留在300來文每公石,，而這只相當于宋初的水準，距宋代高峰值時相差100—200倍左右,?？梢娒鞔奈飪r之低[16]。從金銀的比價來看,，和宋元相比,，低廉的多。宋元的每兩金價約折合白銀為10.3兩,，而明代每兩金價約為宋元時代的一半,，也即5—6兩左右，另還有關于江南絹價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價之低[17],。

16世紀中葉前明代田價和米價表[18]

　?。ㄅc明代的米加相比，宋初米價一般在100文-300文之間，中后期及南宋時期,，宋代米加一般為1000-2000文,，甚至2000文以上，折合成白銀也高出明代數(shù)倍,。在田價方面,，宋初約為0.5貫，最高達15貫,，年均約為6-7貫,，折合成白銀約為3-7兩左右[19]）

　　明初物價的低廉直接導致勞務工資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區(qū)宋明官僚和士兵的工資竟相差達到150倍左右（宋約為3000文一月,，明代約為200文左右）[20],。而實際上，這種低廉的價格水平并非構建在強大的國力之上,，而是明初實物經(jīng)濟的直接體現(xiàn),，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了16世紀上半葉。市場的不發(fā)育與各地經(jīng)濟的脆弱性直接導致了明代16世紀前“明代空窗期”[21]的出現(xiàn),，例如在宣德時期,，京畿附近地區(qū)的商人貿(mào)易狀況仍然是：

　　“奔走負販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22]

　　可見商業(yè)貿(mào)易利潤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們大多處于這樣一種生活狀態(tài)“凡可以養(yǎng)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23]”，其“乘勢射利者亦鮮”[24],。農(nóng)民自給自足,，百姓過著與市場不相往來的生活，當然會形成市場和商業(yè)的不斷萎縮,。

　　實際上，對于明初市場的探討,，雖然要從以上的角度來分析,。但是對于要素市場、遠距離貿(mào)易,、消費需求,、商品供給、城鄉(xiāng)市場體系[25]等方面細致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題,，這個工作只能留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從傅衣凌和萬明整理的徽州土地契約文書來看，民間土地買賣的情況在明代前中期除了永樂一朝數(shù)量較大之外,，其他時期的數(shù)量遠遠小于明代中后期[26],。誠如以上所講，明代中期前商品經(jīng)濟和市場發(fā)展的水品不能高估,，這從以下的貨幣分析當中也可以得到相佐的解釋,。

　　2、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

　　正如筆者認為的那樣,，白銀在明代中期以前一直處于實物貨幣性質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實質反映的就是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遲緩與萎縮[27]。從歷史上來看,，實物貨幣這個概念對于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先秦時期的貝幣，民族邊疆地區(qū)的金銀貨幣和鹽幣[28],，唐宋時期的縑帛[29],，元代的木牌、鹽包[30],，明代的谷物,、縑帛[31]等，為我們分析歷史上的實物貨幣提供了很多的材料,。深諳中國貨幣史的日本學者早就區(qū)分了商品貨幣（實物貨幣）,、金屬貨幣、紙幣之間流通的不同層次和領域,，并細致分析了它們在流通過程中作用的不同和其他特性[32],。但是人們對于明代前中期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卻殊難理解，因為這樣一種世人皆知的貴金屬怎么會是一種代表落后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的實物貨幣,？這是因為這個概念的提出是為了定位和解釋白銀在實際流通中發(fā)揮的狀態(tài)和作用,，否則明初白銀流通的許多問題便難以得到很好的解釋。

　　眾所周知,，研究者對于某種貨幣的分析和考察一般是從其實際流通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來看待其職能,。因故經(jīng)過仔細探究白銀流通的重要時期宋代之后，我們可知白銀貨幣化的觀點很難以成立,，因為宋代白銀作為貨幣其職能的發(fā)揮不僅有限度,，而且常常與縑帛等共同使用并稱為“銀帛”[33]。這個時期的白銀實際上就是一種實物貨幣,。

　　自元至明,，白銀一直在市場中可以見到，尤其是在國家經(jīng)濟出現(xiàn)較嚴重的通貨膨脹或經(jīng)濟混亂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在這情況下,，白銀往往與谷物,、縑帛，甚至像元代出現(xiàn)的紙?zhí)?、竹牌[34]等一起使用,。因此，有學者認為：“實際上的中國貨幣史,，應是各種各樣地區(qū)性本地通貨的出現(xiàn)與王朝自上而下試圖在疆域內統(tǒng)一幣制的努力,，兩種力量相互抗衡博弈的過程?！盵35]

　　如果我們證明明代中前期的白銀也是一種實物貨幣的話,，那么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也就難以令人信服。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定學界對于白銀貨幣化的研究成果,，畢竟前人對于白銀貨幣化過程的考究可以讓我們較為詳盡的考察到白銀這種實物貨幣所發(fā)揮的作用。

　　具體而言在明代前期,，無論是民間土地的契約買賣還是政府的稅課當中,，都有白銀在流通領域的足跡。關于土地契約方面,，因另一文有所論述,，故此不講。關于政府課稅折銀的情況,，我們先來看看史料的記載：

　　洪武年十八年,，“令各處魚課, 皆折收金銀錢鈔?！盵36]

　　十九年,，“詔歲解稅課錢鈔, 有道里險遠難致者, 許易金銀以進”，“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 通會其數(shù), 除存留外, 悉拆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盵37]

　　三十年,，“自二十八年以前, 天下逋租, 咸許任土所產(chǎn), 折收布、絹,、棉花及金、銀等物?！盵38]

　　從賦課的史料中我們得知,，白銀的征收是和許多實物貨幣一起的。此外,，此時期白銀的使用領域還包括賞賜臣下,，賞罰罪行等特定領域，這從許多史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不言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白銀等實物貨幣的不斷抬頭與明寶鈔的運行不暢相關,，到了宣德年間,，寶鈔達到了幾乎需要不時的禁銀法令來通行，可見民間用銀情況的普遍,，據(jù)史料載：

　　“比年巨商富民, 并權貴之家, 凡有交易, 俱要金銀, 以致鈔不通行,。仁宗皇帝即位之初, 欲通鈔法, 許官員軍民以鈔中鹽, 貪利者竟以昏爛之鈔中納,一人動以千計, 及支鹽發(fā)賣, 專要金銀, 鈔愈不行?！盵39]

　　由此可見,，自明前期到中期白銀這種實物貨幣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盡管整個明代前期不遺余力的施行“銀禁”政策,，但白銀的流通終究開始廣泛起來,，白銀不僅有時單獨流通而且常常與谷物、縑帛[40]一起發(fā)揮著輔幣的作用,。

　　實物貨幣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的限度,，更折射出這一時期經(jīng)濟運行的真實狀況。從對史料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明代實物貨幣的存在大約持續(xù)了一百多年,，即貫穿于明代的中前期[41]，這正切合了以上關于明代中期以前市場分析所得出的結論,。

　　3,、貨幣結構的轉變

　　日本學人說過：“考察貨幣經(jīng)濟正是中國古代史研究所必須研究的主題”[42]。到了明代中期,，在中國貨幣史上出現(xiàn)了一次重大的貨幣結構的轉變,，即錢鈔結構轉變?yōu)殂y錢結構。因為這次轉變使得貴金屬白銀正式確立了主幣地位,，也使得中國的貨幣結構進入了以白銀為主且銀錢兼用的階段,。實物貨幣經(jīng)濟在慢慢消退，商品經(jīng)濟逐步得到巨大的釋放,，社會進入蓬勃的發(fā)展階段,，最終晚明社會出現(xiàn)了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遷,。

　　關于這次社會變遷的原因、過程,、動向等問題,，學界做了許多而有意義的探討[43]。有學者從白銀貨幣化的角度來分析晚明社會變遷,，值得注意,。在這里，我只想對學界著筆較少的明代貨幣結構轉變的原因進行些思考并試圖解釋,。不可否認,，這次貨幣結構的重大轉變是與晚明社會變遷同步的，白銀兼具貴金屬貨幣性質和世界貨幣性質的二重性質也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社會經(jīng)濟的特殊性和新方向,。在我看來,，引起這次貨幣結構轉變的主要原因有三點：

　　1、國內貨幣經(jīng)濟的萎縮和恢復與通貨不足的矛盾要求明代的貨幣結構進行轉變,。

　　2,、東亞經(jīng)濟圈的擴大與全球貿(mào)易的新內容，使得處于主導地位國家——中國的寶鈔和銅錢難以充當世界貨幣的職能,，因而轉變勢在必然,。

　　3、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最終完成貨幣結構的轉變成為可能,。

　　以上所述,，我們歸結起來便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雙重壓力要求明代貨幣結構進行轉變，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白銀貨幣終于擺脫實物貨幣階段,，正式進入貴金屬貨幣階段[44],。

　　貨幣結構的轉變時期，即相當于明正統(tǒng)時期至正德時期,，賦稅折銀的步伐加快,，白銀流通的范圍開始得到擴大。尤其是成,、弘之際,，白銀可以說在民間占有廣泛的流通市場。由此看來來自民間市場上的交易壓力使得社會對于白銀的需求越來越明顯,。

二,、明代中后期白銀的流動

　　明代中期以后（成弘之際，約為15世紀末16世紀初）國內市場上的白銀流動開始頻繁起來,。在16世紀中葉上下外國白銀大量流入之前,，國內白銀流動的市場先期建立起來。然而從以下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國內白銀存量的不足始終制約著明代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起速,，最終由于海外白銀的流入加上國內外白銀流動市場的切合終于使得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連為一體,，明代蓬勃的經(jīng)濟發(fā)展也有了可靠的潤滑劑。

　　1,、國內白銀市場的先期建立

　　通過上文所講,，在國內市場上明代白銀的使用一直存在。但是囿于國家為了維持寶鈔地位而不斷施行禁銀令的制約,，白銀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領域流通。政府的課稅,、土地買賣市場,、江南富商大賈的貿(mào)易買賣[45]等數(shù)額較大的方面可以見到白銀的蹤跡，很顯然在明前期白銀的使用在國家法令的嚴禁之下是較為零星稀散的,。尤其是永樂時期,，政府禁銀比較徹底，以至于民間契約上只見寶鈔,、縑帛,、谷物等。到了宣德,、正統(tǒng)時期,，白銀的使用明顯增多，促成這一現(xiàn)象的直接原因便是鈔法的敗壞,。宣德時規(guī)定：

　　“凡以金銀交易及匿貨增直者罰鈔” ,。但是, “戶部言民間交易, 惟用金銀, 沙滯不行。乃益嚴其禁, 交易用銀一錢者, 罰鈔千貫, 贓吏受銀一兩者, 追鈔一萬貫,?！盵46]

　　盡管在課稅、賞賜方面,，白銀仍在使用,。但是國家法令有時候也會出現(xiàn)矛盾不一致的地方。從洪武到宣德,，在民間仍然有鼓勵犯罪罰銀的規(guī)定[47],，可謂是國家一定程度承認了民間用銀的合法性[48]。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實物貨幣在宣德皇帝統(tǒng)治時期是運用最廣泛的,，尤其是縑帛和谷物，這從契約和記載中可以知道[49],。黑田明伸說過：“實際上,，通貨不穩(wěn)定迫使人們轉向物物交換的現(xiàn)象，即使到了20世紀,，也是反復出現(xiàn)的”[50],。很顯然明中前期通貨的不穩(wěn)定一直影響著市場運行的狀態(tài),，使得實物貨幣大量存在。市場運行的不暢反過來又制約著人們對于更高通貨的需求,，最終使得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遲滯和貨幣制度運行的混亂,。

　　然而在此，我們關注的重點并不是這一復雜混亂的貨幣使用狀況,，而是要知道從何時起,，白銀逐漸取代其他通貨逐漸在流通領域取得主要地位使得一定規(guī)模的白銀市場建立起來。從契約的情況來看,，正統(tǒng)時期寶鈔已經(jīng)不見蹤影,，白銀已經(jīng)取得主幣的地位。景泰,、天順時期民間使用白銀率是極高的,。有學者指出：“至成化年間，90件契約中,，無一例外地使用白銀交易,，從而說明民間交易中完全實現(xiàn)了貨幣白銀化?！盵51]下面我們具體來看看明代經(jīng)濟是如何受制于它的通貨規(guī)模的,。

明代中前期白銀的銀課量和估計產(chǎn)量表[52]。（單位：兩）

　　盡管在正統(tǒng)時期,，白銀在民間的流通市場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實際上中國國內白銀的開采量是越來越低,，正統(tǒng)時期的年均銀課量還最低,。至正統(tǒng)、成化時期,，明朝經(jīng)過大約一百來年的開采,，國內白銀的累計總產(chǎn)量約為3千多萬兩，這個數(shù)字遠遠低于唐宋時期的產(chǎn)量[53],。即使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shù)量,，據(jù)估計總數(shù)也不超過5-6千萬兩。在銅錢方面,，據(jù)最新的研究顯示：從洪武元年到隆慶時期,，明朝一共鑄幣約為320-480萬枚，加上唐宋錢的遺留,，16世紀時期明代規(guī)范銅錢的總量大約為3600-5400萬枚,，相當于北宋一朝總量的12-21%左右[54]。

明代與宋代貨幣存量情況表

　　由此可知,，在成,、弘之際的國內市場上,，無論是賦役方面的田賦、徭役,、關稅,、鹽茶稅、馬政,、匠役等折銀[55],，還是民間市場上白銀的流通，都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經(jīng)濟的有限規(guī)模,。據(jù)史料記載,，：

　　在弘治時“清江鎮(zhèn)，臨郡一都會也,，山水環(huán)繞，舟車輻輳……昔饒裕今鮮蓋藏,?！倌陙砣宋娜帐ⅲ藤Z之業(yè)衰矣,?！盵56]

　　而且，反應通貨緊縮的另一個例子便是這一時期的朝貢貿(mào)易,。明政府自宣德以后便開始收縮海外的朝貢貿(mào)易,，而且在對待貢物上，打破了以往“厚往薄來”的原則出現(xiàn)了與貢使討價還價的,，以市價估之的情況,，反映了明中期財政上的拮據(jù)狀態(tài)[57]。

　　在國際市場上,，明代前期白銀的流動主要以朝貢貿(mào)易為主,。這個時期白銀的流出流進,，在賞賜與貿(mào)易的相抵之下,，凈額量都很少[58]。到了明代中期,，中國國內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不僅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的有限規(guī)模,，而且隨著明代前中期國內白銀市場[59]的先期建立，使得中國對于白銀有著近乎饑渴的需求,。因而有人就說：“無論是日本銀礦的開采,，還是美洲銀礦的開發(fā)，在時間上都與中國白銀貨幣化產(chǎn)生的巨大的白銀需求,，市場迅速擴展的時間相銜接,，而流向又是再清楚不過,。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白銀貨幣化推動了日本,、美洲白銀礦產(chǎn)的大開發(fā)”,。[60]這個結論意味著，國際白銀的流動是由于中國市場對于白銀的極大需求造成的,。實際上,，學界以前不曾有這樣的提法，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盡管在正德年間（1505-1521）,，就有葡萄牙人進入中國界內要求開展貿(mào)易，但是真正意義白銀貿(mào)易的變化是在明代嘉靖年間（1521-1566年）,，官方朝貢貿(mào)易和私人貿(mào)易使得中國從日本獲得了數(shù)量可觀的白銀數(shù)量。在國際貿(mào)易中,，日本是最早向中國輸入白銀的地方,，時間大約為16世紀40年代。不僅日本的許多銀礦在此時逐步開發(fā)生產(chǎn),，而且他們貿(mào)易的對象主要是中國[61]。因此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與通貨不足的矛盾使得中國異常需求白銀，但是國內白銀規(guī)模的限制造成了中國市場上出現(xiàn)了一個重大的白銀需求缺口,，于是國際上白銀的流動開始變得頻繁起來，白銀貿(mào)易的巨大利益開始拉動中西方的供求市場,。

　　2,、國內外市場的切合與數(shù)量問題

　　中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切合一般認為是在16世60年代,，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嘉、隆之際,。這時期海外白銀的流入不僅有日本,，還有后來加入的馬尼拉、南亞,、中亞等地,。學界曾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些成果使得我們更能清晰的看到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和大致過程[62]。

　　我們先來看看海外白銀流入的路線問題,。弗蘭克指出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主要有三條：日本-中國,、美洲-馬尼拉-中國和歐洲-中亞和印度-中國,，同時他認為中國在18世紀以前獲得了相當于世界產(chǎn)量一半大約60000噸的白銀[63],。近年來大多數(shù)學者，傾向于把流入中國白銀的路線主要歸結為兩條：日本和馬尼拉,，這條路線上的白銀又包含兩條小路線,，即西屬美洲-馬尼拉和歐洲-馬尼拉路線。萬明把這些路線總結性的概括為：中國-東南亞-日本,、中國-馬尼拉-美洲和中國-果阿-歐洲[64],。總所周知,，海外白銀的主要來源有兩個地方,，即：日本和西屬美洲。因此為了方便白銀流入數(shù)量的估算,，大家傾向性的用這兩條源流來分析和估算白銀流入的大致數(shù)額,。

　　從中外的史料中，我們可以得知在明代中后期中國通過各種類型的貿(mào)易從海外大量輸入白銀,。然而在中國傳統(tǒng)時代，由于缺乏數(shù)字統(tǒng)計手段使得我們難以確切知曉到底有多少數(shù)額的白銀流入中國,。因此,，關于白銀數(shù)量的估算引起了中外許多學者的矚目和研究。目前,，我們從這些研究當中可以得到許多信息,，這不僅僅是白銀流入數(shù)量的問題，更是中外幾代學者孜孜不倦融會中西方資料和進行廣泛學術交流的見證,。

明代海外白銀流入數(shù)量估算表[65]

　　對于上表的數(shù)據(jù),，我們可以在學者相關的論著中輕易得到。由于單位和時間的不統(tǒng)一,，致使上表的數(shù)據(jù)的理解還是有點困難,。另外對于白銀數(shù)量的估算研究還可以在吳承明、錢江,、劉軍以及外國學者的研究中找到,，但是上表列出來的這些人，只是因為筆者的傾向性意見,，加之有些新的研究成果總是在不斷總結原有成果的基礎上得出來的,，因此以上的新舊結果代表了學界對于白銀數(shù)量估算問題的大概情況。

　　大體而言，學者對于自16世紀40,、60年代到明亡（1644年）流入中國的白銀數(shù)量估算為1萬噸至2,、3萬噸左右，也就是2億兩至4,、5億兩左右,，而且多數(shù)學者傾向于2-3億兩左右。盡管難以明確,，但這個數(shù)字無論怎么看都是一個難以忽視的數(shù)字,，因為相比國內白銀的存量而言，海外白銀流入的數(shù)量之巨,，渠道之多是以往學界沒有注意的,，其對中國經(jīng)濟的意義自然是有待于重新評價。有學者說：中國商品和白銀之間的貿(mào)易,，形成了市場網(wǎng)絡的世界性連接,，而白銀這種世界貨幣把中國社會的變革和世界的變革聯(lián)系在一起。以白銀為中心的貿(mào)易網(wǎng)絡,，成為世界市場和世界經(jīng)濟體系初步構建的一個明證[66],。

　　3、世界市場的形成與白銀流動的貨幣意義解釋

　　布羅代爾說過：“貴金屬的作用似乎從來沒有像16世紀那樣重要,，當時的人們毫不猶豫地把貴金屬放在首位,。”[67]如今學界就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在16世界中葉以后逐步形成的論點已經(jīng)達成共識,，其實質恐怕沒有人能夠否認白銀流動在其中的作用,，正是這種“絲綢之路上的錢幣”[68]流通使得中國與世界逐步形成一個共同的經(jīng)濟體系。從此,，中國和世界都發(fā)生了改變,。就中國而言，蓬勃興起的市場貿(mào)易和規(guī)模擴大的商品經(jīng)濟使得晚明社會發(fā)生了深遠影響的社會變遷,。

　　對于明代中后期白銀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尤其是這種流動對于中國經(jīng)濟而言意味著什么卻出現(xiàn)了不同的解釋。以往白銀貨幣化論者（白銀進步論者）認為正是中國的白銀貨幣化需求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白銀的開采和周轉,，從而使中國是以一個主動的姿態(tài)參與構建世界的經(jīng)濟體系,。然而有人卻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貨不足和經(jīng)濟體制問題使得通貨結構經(jīng)歷著異常危險的狀態(tài),，由于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和通貨制度才得到挽救,。同時他們對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種白銀進步論的觀點,，是對歐洲經(jīng)驗的簡單解讀[69],。

　　筆者以為,，對于明代白銀問題及其中后期流動的考察，應該從中國獨特的貨幣結構和社會制度框架來進行解釋,。日本學者說：“無論是貨幣還是市場都不能獨立于制度而存在,，對于制度而言也是一樣”[70]。明代的白銀在其中前期一直處于實物貨幣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體現(xiàn)了明政府貨幣制度設計構架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同時導致了明代前中葉錢鈔貨幣結構的不穩(wěn)定性。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雙重壓力使得明代的貨幣結構面臨著急需轉變的境地,，而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最終為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提供了可能,，使得白銀得以擺脫實物貨幣的地位從而走向貴金屬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白銀流動的意義無法低估,。

四、結語

　　通過上文對于有明一代白銀流通,、性質和流動問題的重新考察,，筆者以為明代的白銀貨幣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其發(fā)揮的作用和性質并不相同。明代中前期白銀以及其他的實物貨幣的存在和輔助地位說明了明代經(jīng)濟體的規(guī)模和發(fā)展程度,。通貨不足和實物貨幣的大量存在一直遲滯著明代市場,、貨幣和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育。所謂危機就是轉機,。面臨市場壓力和民間通貨需要的明代經(jīng)濟最終又是在市場的影響下選擇了白銀作為主要貨幣,，但是白銀的有限來源使得社會經(jīng)濟的規(guī)模一直難以得到有效的擴大，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為中國貨幣結構的構建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在以白銀為中心的全球經(jīng)濟體系中,，中國因其參與世界的銀貨貿(mào)易并大量吸收海外白銀的能力使其商品經(jīng)濟和市場得到極大的刺激和拓展。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理解白銀內流對中國意義的兩種不同論點,，旨在說明正確理解中國貨幣經(jīng)濟和貨幣結構的狀況也是認識中國歷史的一條主線。

【注釋】

[1] 丘浚主張恢復金銀的貨幣地位,，“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大學衍義補》卷27,，《銅楮之幣下》（引自文淵閣四庫資料,，以下同）。王世貞也指出“是以白金之為幣,，長也”《弇州史料后集》卷37,。顧炎武也說“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故由是命”《日知錄之余》卷2,，《禁金銀》。

[2] 尤以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靳學顏、陳子龍等人為代表,，見其相關著作,。也可參見葉世昌：《中國貨幣理論史》，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81頁,。

[3] 張燮：《東西洋考》卷7，《餉稅考》,。

[4]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中國錢幣》2012年02期。

[5] 吳承明,、萬明,、陳梧桐等學者的觀點。見吳承明：《16世紀和17世紀的中國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2002年,。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明代白銀貨幣化與制度變遷》,，《暨南史學》第2輯2003年第2期等文及其主編的：《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12月，第143—144頁,。陳梧桐等：《明史十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9頁,，等等,。

[6]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12月,。

[7]（日）柿沼陽平在其最近的貨幣史文章中反思了中國貨幣史上的盛衰論等觀點，同時介紹了日本眾多學者重新闡釋中國歷史上的貨幣問題的研究狀況：貨幣區(qū)域論,、多元性貨幣經(jīng)濟的流通,、貨幣流通領域的層次性和不對稱性、貨幣經(jīng)濟的主角等論點值得關注,。見其文：《中國古代貨幣經(jīng)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8]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jīng)濟規(guī)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11年01期,。

[9] 林文勛：《唐宋社會變革論綱》，導言部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明太祖實錄》卷241。

[11]《明史》卷77,，《食貨志一》,。

[12] 全漢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二》,，中華書局2011年版,。《自宋至明政府歲入中錢銀比例的變動》,，《中國經(jīng)濟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出版，1972年8月版,。關于物價方面的變動,，還可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3]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jīng)濟規(guī)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11年01期。

[14] 關于明代中后期國內市場的情況,，主要可參見吳承明,，吳慧，李伯重,，龍登高等人的研究,，見其相關論著。在這個時期學界還提出了一種關于全國性市場形成的論點,，牛貫杰：《17-19世紀中國的市場與經(jīng)濟發(fā)展》,，黃山書社，2008年版,。

[15]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396—413頁,。

[16]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370,、519,、356、501頁,。

[17] 全漢升：《宋明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二》,，第84—85頁。

[18] 吳承明：《16世紀和17世紀的中國市場》,，《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19] 黃冕堂：《中國歷代物價問題考述》,，齊魯書社2008年版,，第5-6頁、41-6頁,。

[20]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jīng)濟規(guī)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21] Roxanna.M.Brown,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4。

[22]《明宣宗實錄》卷64,。

[23] 轉引自田培棟：《明代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24]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0,，《送陸太守序》,。

[25] 在這方面，龍登高做了大量的研究,，見其：《中國傳統(tǒng)市場發(fā)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指出14-19世紀（明清時期）是中國傳統(tǒng)市場的成熟時期,，當然他這個提法是就整體狀況而言的,，但他沒有就明代前中期的市場狀況做出特別的介紹。

[26]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中國錢幣》2012年02期,。關于明代后期的土地買賣狀況，可參見李文治：《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27]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

[28] 林文勛：《南詔貨幣流通分析》,，《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01期?！对颇瞎糯泿盼幕l(fā)展的特點》,，《思想戰(zhàn)線》，1998年06期,。

[29] 李埏：《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歷史研究》，1964年03期,。

[30] 元代史料,，（明）楊士奇撰《歷代名臣奏議》卷67,，《治道》說：“市井懋遷，難以碎帖,。店鋪多用鹽包紙片,，酒庫則用油漆木牌?！边@里的鹽包,、紙片、木牌等均是實物貨幣,。

[31]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2]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33] 高聰明：《論白銀在宋代貨幣經(jīng)濟中的地位》,，《河北大學學報》,，1994年03期。同見汪圣鐸：《兩宋貨幣史》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關于宋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可閱王文成：《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4] 元末情況見呂午：《左史諫草》,，戊戌中云“：近來州縣權時施宜，或為紙?zhí)?，或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百文,，雖不可以通行,，而各處行之為便?！?/p>

[35]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87頁。

[36]《明會典》卷36,。

[37] 顧炎武：《日知錄》卷11,。

[38]《明史》卷78，《食貨志二》,。

[39]《明宣宗實錄》卷55,。

[40]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一文中引用的契約時間，也可見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41]《明孝宗實錄》卷197云：“云南專用海肥, 四川、貴州用茵香,、花銀及鹽布, 江西,、湖廣用米、谷,、銀,、布, 山西、陜西間用皮毛,?！?/p>

[42]（日）柿沼陽平：《中國古代貨幣經(jīng)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43] 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12月,。

[44]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中有較具體的解釋,。

[45]《明太祖實錄》卷251中記載：“杭州諸郡商賈，不論貨物貴賤,，一以金銀論價,，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固有是命,。”

[46]《明會典》卷37,。

[47]《明宣宗實錄》卷105中記載：“既瞽, 又以母故傷人, 可肴之, 令出銀十兩, 付死者家備葬,。”

[48] 董郁奎《試論明代的白銀及其流通》,，《浙江學刊》,，1988年03期。

[49]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50]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46頁,。

[51]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52] 全漢升：《明代的銀課與銀產(chǎn)量》，《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二》,，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06-125頁,。

[53] 關于明代國內市場上白銀的存量，應該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shù)額,。據(jù)估計,，唐、宋,、元3朝白銀的總產(chǎn)量約為3.7億兩左右,，但是這個數(shù)字沒有考慮中間流去國外的數(shù)字，實際上白銀在宋元時期曾大量流失國外,。參見李隆生：《明末白銀存量的估計》,，《中國錢幣》，2005年01期,。

[54]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jīng)濟規(guī)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55] 詳可參見萬明：《白銀貨幣化視角下的明代賦役改革》，《學術月刊》,，2007年5月第39卷5號,。

[56] 崇禎《清江縣志》卷1，《市鎮(zhèn)》,。

[57] 田培棟：《論明代的朝貢貿(mào)易》,，《明代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5頁,。

[58] 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數(shù)量的估算》，《中國錢幣》,，1995年03期,。

[59] 國內的白銀市場，既包括商業(yè)貿(mào)易市場也包括國家貢賦市場對于白銀的需求,，因而有學者指出中國能夠大量吸收世界市場上的白銀就是因為貢賦市場的周轉和吸納能力,，見陳春聲、劉志偉《貢賦,、市場與物質生活—試論十八世紀美洲白銀輸入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關系》,，《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05期25卷,。

[60]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8頁。

[61]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6頁,。

[62] 梁方仲、全漢升、百瀨弘以及歐美學者von Glahn,、Yamamura等均有對這個問題的論述,，近年來弗蘭克、吳承明,、萬明,、莊國土、錢江等學者均有關于明清時期白銀流入數(shù)量估算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頗有成效的成果。

[63] 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jīng)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頁,。

[64]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65] 見梁方仲,、全漢升,、弗蘭克、萬明等學者的相關論著,，因這些論文和著作經(jīng)常被引用,，固此不再詳細列出。

[66]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67] 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龍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694頁。

[68] 其實,，林文勛早就提出了“錢幣之路”的學術概念,，并指出大家要重視研究古代史上對外貿(mào)易之路上的錢幣周流及其帶來的文化和經(jīng)濟上的影響。見其：《錢幣之路：溝通中外關系的橋梁和紐帶》,，《思想戰(zhàn)線》,，1995年05期。

[69]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jīng)濟規(guī)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70]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10-11頁。

原載《學術理論與探索》,2011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