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多本書名中包含“中國”,、論及古史的著作問世,，如葛兆光的《宅茲中國》、《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許倬云的《說中國》等,，筆者的《最早的中國》和《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也忝列其中。有學者認為,，這顯現(xiàn)了當下我們社會的某種整體焦慮,。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這類著作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在切實追溯中國歷史的同時,，還都在認識論上進行反思，剖析了“中國”概念的建構歷程,。顯然,，何為中國，既是本體論的問題,，更是認識論的問題,。藉此，古今中國被連接在了一起,。

　　其中的“中國”誕生史,，在近百年的時間里，由于考古學的努力,，更由于民族精神喚起的需求,，被不斷地上溯、提前,，進入了史前時代,，也即有文字可考的時代之前。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提出,，讓考古學這門看似冷僻避世的學科,，又開始找回點“顯學”的感覺。正如它在百年前被引進時國人的期待一樣,，要解決的是填補“古史辨”思潮蕩滌下的上古史空白,，解答中國從何而來的大問題。就此而言,，回觀學術史很重要,。

　　何謂“中國文明”？中國文明在何時何地又是如何起源的,？是否最早的國家在作為地域概念的中國一出現(xiàn),，就可以看作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的問世？圍繞這些問題,，中國學術界百年來有過執(zhí)著而曲折的探索,。總體看來,，兩大主線貫串其中,。一是科學理性,、文明認知，追求的是史實復原,；二是救亡圖存,、民族自覺，意欲建構國族認同,。就全球范圍而言,，中國是罕有的自現(xiàn)代考古學誕生伊始就以本國學者為主導進行考古探索的國家。這決定了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與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尋根問祖”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將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誕生史作為主要目的和任務的。本土學者與其研究對象間由親緣關系決定的,、心靈間的交流與溝通，使得他們更易于理解,、解讀后者,，因而收獲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釋讀就是一個佳例,。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是在濃厚的史學傳統(tǒng)的浸淫下，飽含著建構民族文化認同的情感,，投入到這一中國學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尋根問祖”工程中來的。這一學術史背景或底色不能忽視,。因而,，對上述問題的認識，有賴于史料的不斷積累,，更關涉民族情感和當代的文化認同等問題,。我們還是先從對考古材料的梳理談起。

　　任何事物都有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國家起源以及中國文明的形成也不例外,?？脊艑W揭示出的距今五六千年以來的東亞大陸展現(xiàn)了這樣的圖景。大約距今六千年以前,，廣袤的東亞大陸上的史前人群,，還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農(nóng)業(yè)和漁獵為主,，過著大體平等,、自給自足的生活,。各區(qū)域文化獨立發(fā)展，同時又顯現(xiàn)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5500～3800年間,，也就是考古學上的仰韶時代后期至龍山時代，被稱為東亞“大兩河流域”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許多地區(qū),，進入了一個發(fā)生著深刻的社會變革的時期,。隨著人口的增長，這一時期開始出現(xiàn)了階層分化和社會復雜化現(xiàn)象,，區(qū)域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摩擦沖突都日趨頻繁,。許多前所未見的文化現(xiàn)象集中出現(xiàn)，聚落形態(tài)上發(fā)生著根本的變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為核心形成的一個個大群落,，城墻與壕溝、大型臺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壇,、大型墓葬等耗工費時的工程，隨葬品豐厚的大墓和一貧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會嚴重分化等等,，都十分令人矚目,。

　　眾多相對獨立的部族或古國并存且相互競爭。如中原及周邊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灣三期文化,，西北地區(qū)的大地灣文化,、齊家文化，遼西和內(nèi)蒙東部的紅山文化,，山東地區(qū)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江淮地區(qū)的薛家崗文化,，長江下游的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guī)X文化,、石家河文化，長江上游的寶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異彩紛呈。

　　那是一個“滿天星斗”的時代,，邦國林立是那個時代最顯著的特征,。有的學者將其稱為“古國時代”或“邦國時代”,，有的則借用歐美學界的話語系統(tǒng)，將其稱之為“酋邦時代”,。無論如何,，那是一個小國寡民的時代。整個東亞大陸的面積,，與現(xiàn)在的歐洲差不多,，而當時的這些星羅棋布的古國或部族，也和現(xiàn)在歐洲的樣態(tài)差不多,。那么,，問題來了：它們都屬于“中國”嗎？

　　要說清這件事,，得先捋一捋相關的概念,。關于“文明”的解說五花八門，這里無法詳細展開,，但說古代文明是人類文化發(fā)展的較高階段或形態(tài),，而其標志是“國家”的出現(xiàn)，應會得到大多數(shù)人的認可,。國人最熟悉的，是恩格斯的那個著名的論斷：“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

　　顯然,，中國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這些都當成了中華文明史也即“中國”誕生史的一部分,。其認知脈絡是,，這些人類群團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松散的交互作用圈,，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華文明的基礎。隨著1970年代末期以來一系列重要發(fā)現(xiàn)的公布,，中國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現(xiàn)了城市和國家,，它們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線索的觀點得到了普遍認同。源遠流長,，單線進化,，從未間斷，成為中國學術界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上的主流看法,。

　　這當然是有道理的,。比如我們說一個人的生命長度，可以是從呱呱墜地開始到死亡,，其誕生也可以追溯到母腹中的胚胎成型,，也可以從精子與卵子相撞的那一刻開始算起,，甚至父方或母方的誕生，也是這個生命誕生的前提,。說中華文明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代甚至舊石器時代的認識,，顯然出于這樣的考慮。但這樣無限制地追溯,，意義何在,？同時，其認知前提是百川歸海的單線進化論,，而事實果真如此嗎,？甚而，在不少人心目中,，一個默認的前提是,，現(xiàn)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nèi)的古代遺存，理所當然就是中華文明的源頭,。這樣的認識,，可以成立嗎？

　　首先,，考古學家觀察到的上述許多古國或部族,，大都經(jīng)歷了發(fā)生、發(fā)展乃至最后消亡的全過程,，也即它們各自譜寫了完整的生命史的篇章,，而只是給后起的中原王朝文明以程度不同的文化給養(yǎng)或影響。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它們先后退出歷史舞臺,，在這些人類共同體和后來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間，有一個“連續(xù)”中的“斷裂”,。這種斷裂究竟是出于天災還是人禍,，原因想必多種多樣，學術界還在探索之中,。在某些區(qū)域,，“大禹治水”傳說中的大洪水，或許就是原因之一,?？脊艑W的研究對象是支離破碎的古代遺存，所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所在多有,。

　　如前所述，我們知道在現(xiàn)在的中國境內(nèi)，上古時期曾有眾多相互獨立的國家并存,。而顧名思義,，在“國”前冠以“中”字，“中國”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蘊,。這同時也說明“中國”已并非初始階段的國家,，顯然，它一定是一個在當時具有相當?shù)挠绊懥?、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們也就不能說最初有多個“中國”,，作為發(fā)達,、復雜的政治實體的“中國”也是不能無限制地上溯的。

　　說到“中國”,，還要捋捋這一概念的源起和演化,。在出土文物中，“中國”一詞最早見于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而在傳世文獻中,，“中國”一詞最早出現(xiàn)于東周時期成書的《尚書》和《詩經(jīng)》等書中?！爸袊币辉~出現(xiàn)后,，僅在古代中國就衍生出多種含義，如王國都城及京畿地區(qū),、中原地區(qū),、國內(nèi)或內(nèi)陸、諸夏族居地乃至華夏國家等,?！爸袊背蔀榫哂薪鷩腋拍畹恼矫Q,，始于“中華民國”,，是它的簡稱；現(xiàn)在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其中,，最接近“中國”一詞本來意義的是“王國都城及京畿地區(qū)”，那里是王權國家的權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輻射性的強勢文化“磁場”,。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稱為“國中”,、“土中”或“中原”。

　　那么，究竟是什么時候,，后世“中國”的雛形或者說“最早的中國”崛起于世呢,？

　　按古代文獻的說法，夏王朝是中國最早的王朝,，是破壞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襲“家天下”的開端,。一般認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國家級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學上,，那時仍屬于龍山時代,，在其后約200多年的時間里，中原地區(qū)仍然處于邦國林立,，戰(zhàn)亂頻仍的時代,，各人類群團不相統(tǒng)屬，筑城以自守,，外來文化因素明顯,。顯然，“逐鹿中原”的戰(zhàn)爭正處于白熱化的階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會整合的跡象,。也就是說，至少在所謂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學上看不到與文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

　　與此同時，興盛一時的中原周邊地區(qū)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龍山文化系統(tǒng)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紛紛退出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是,，地處中原腹地嵩（山）洛（陽）地區(qū)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吸收了各區(qū)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托最終崛起。二里頭文化的分布范圍首次突破了地理單元的制約,，幾乎遍布于整個黃河中游地區(qū),。二里頭文化的因素向四圍輻射的范圍更遠大于此。

　　伴隨著區(qū)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現(xiàn)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頭遺址,。地處中原腹地洛陽盆地的二里頭遺址，其現(xiàn)存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經(jīng)半個多世紀的田野工作,，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wǎng)，最早的宮城，最早的多進院落大型宮殿建筑,，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閉式官營手工業(yè)作坊區(qū)，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銅器鑄造作坊,、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jù),，等等,。這樣的規(guī)模和內(nèi)涵在當時的東亞大陸都是獨一無二的，可以說,，這里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qū)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guī)劃的大型都邑,。

　　二里頭文化與二里頭都邑的出現(xiàn)，表明當時的社會由若干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并存的局面,，進入到廣域王權國家階段,。黃河和長江流域這一東亞文明的腹心地區(qū)開始由多元化的邦國文明走向一體化的王朝文明。作為廣域王權國家概念的“中國”,，在前一階段還沒有形成,。

　　要之，我們傾向于以公元前1700年前后東亞地區(qū)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頭文化,，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二里頭國家的出現(xiàn)為界,，把東亞大陸的早期文明史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原（中國）王朝時代”,，和此前政治實體林立的“前中國時代”和“前王朝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大階段也恰是東亞大陸青銅時代和前青銅時代的分野,。

    在二里頭時代之前的數(shù)百年時間里,，東亞大陸的多數(shù)區(qū)域，早期銅器的使用呈現(xiàn)出紅銅,、砷銅,、青銅并存的狀況。銅制品多為器形簡單的小件工具和裝飾品等生活用具,，鍛,、鑄均有,，制造工藝處于初級階段,，尚未熟練掌握合金比例。如多位學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樣,，東亞大陸用銅遺存的出現(xiàn),，應與接受外來影響關系密切。至于東亞大陸部分區(qū)域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依據(jù)最新的年代學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

    考古學觀察到的現(xiàn)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銅禮容器的中原地區(qū),，也是東亞大陸最早出現(xiàn)廣域王權國家的地區(qū),。青銅禮器的出現(xiàn)和當時的中原社會，都經(jīng)歷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與裂變的歷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導致中原地區(qū)自公元前二千紀上半葉,，進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時代,。早期中國，由此起步,。那么,，是青銅禮器及其鑄造術，催生了最早的“中國”,？

  　　隨著二里頭文化在中原的崛起,，這支唯一使用復雜的合范技術生產(chǎn)青銅容器（禮器）的先進文化成為躍入中國青銅時代的一匹黑馬。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青銅禮器只隨葬于二里頭都邑社會上層的墓葬中,，在這個金字塔式的等級社會中，青銅禮器的使用成為處于塔尖的統(tǒng)治階層身份地位的標志,。這些最新問世的祭祀與宮廷禮儀用青銅酒器,、樂器，儀仗用青銅武器,，以及傳統(tǒng)的玉禮器,，構成獨具中國特色的青銅禮樂文明?！皣笫?，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權與強大的軍力,，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國家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從早期王朝流傳下來的祭天崇祖的傳統(tǒng)，幾千年來一直是中國人宗教信仰和實踐的主要內(nèi)容,。二里頭都城規(guī)劃中祭祀?yún)^(qū)的存在,，以及以青銅為主的祭祀用禮儀用器，都與大型禮制建筑一樣,，是用來昭示早期王朝禮制傳統(tǒng)的重要標志物,。由于軍事力量在立國上的重要性,，青銅與玉石兵器也成為祭祀禮器和表現(xiàn)身份地位的儀仗用器的有機組成部分。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器產(chǎn)品的使用范圍主要限于二里頭都邑的貴族,。也就是說,，二里頭都邑不僅壟斷了青銅禮器的生產(chǎn)，也獨占了青銅禮器的“消費”即使用權,。

 　　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禮儀制度的重要載體。作為統(tǒng)治階層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為中心的禮器群,，成為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會關系的巨變（在等級秩序下人際關系的大調(diào)整）而非人與自然關系巨變的基礎上的,。而鑄造銅爵等造型復雜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確地組合起內(nèi)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當時已采用了先進的復合范工藝,。克服其中的種種困難,，最終鑄造出青銅禮器的內(nèi)在動力,，應當就是這一時期新興王權對宮廷禮儀的整飭。

　　二里頭遺址發(fā)現(xiàn)的青銅鉞,，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鉞,。鉞作為象征軍事權威的儀仗用器，也是一種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橫置的鉞，在最初應指代秉持斧鉞之人即有軍事統(tǒng)帥權的首領,，隨著早期國家的出現(xiàn),，逐漸成為握有最高權力的統(tǒng)治者的稱號。早于甲骨文時代數(shù)百年的二里頭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鉞,，和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鉞,，就應是已出現(xiàn)的“王權”的又一個重要象征。換言之,，鉞的禮儀化是中國王朝文明形成與早期發(fā)展的一個縮影,。

　　
　　在早期王朝的禮器群中，爵,、鉞等器種持續(xù)興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為后世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重要符號，個中原因,，頗具深意,。

　　另一個可資觀察的角度是都邑的城郭形態(tài)。這一問題上的權威觀點是,，城墻是構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不存在沒有城墻的都城。通過對以先秦至秦漢時期為中心的都城發(fā)展歷程的初步考察,，筆者認為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態(tài)的不同,，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防御性城郭階段和禮儀性城郭階段,。在自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都邑二里頭至曹魏鄴城前近兩千年的時間里,，龐大的都邑不設防，有宮城而無外郭城,，是都城空間構造的主流,，這一現(xiàn)象可以概括為“大都無城”。在二里頭,、殷墟,、周原、豐鎬,、洛邑,、秦咸陽、西漢長安和東漢洛陽等一系列都邑中有清晰的顯現(xiàn),。這與廣域王權國家強盛的國勢及軍事,、外交優(yōu)勢，作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復雜化,，對都城所處自然條件的充分利用等,，都有一定的關聯(lián)。處于都城發(fā)展史早期階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實用性,，導致城郭的有無取決于政治,、軍事、地理等諸多因素,，“大都無城”的聚落形態(tài)應即這一歷史背景的產(chǎn)物,；而后起的帶有貫穿全城的大中軸線、實施里坊制的禮儀性城郭,，因同時具有權力層級的象征意義,，才開啟了漢代以后城、郭兼?zhèn)涞亩汲前l(fā)展的新紀元,。

　　 在這一早期中國都邑布局的演變過程中,，最令人矚目的是二里頭時代的到來，這是“大都無城”傳統(tǒng)的肇始,。如上所述,，二里頭遺址是迄今可以確認的中國最早的具有明確規(guī)劃的都邑,，其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guī)劃制度的先河。但在逾半世紀的田野工作中,，卻一直沒有發(fā)現(xiàn)圈圍起整個二里頭都邑聚落的防御設施,，僅知在邊緣地帶分布著不相連屬的溝狀遺跡，應具有區(qū)劃的作用,。

　　如果將二里頭時代的聚落形態(tài)與更早的龍山時代作比較,，可知前者最大的變化，一是中心聚落面積的大幅度提升,，由龍山時代的10余至數(shù)十余萬平方米,，擴大至300萬平方米；二是基本上摒棄了龍山時代普遍筑城的傳統(tǒng),，代之而起的環(huán)壕成為這一時代的主流防御設施,。

　　由對考古材料的分析可知，進入二里頭時代,，聚落內(nèi)部社會層級間的區(qū)隔得到強化,，而與此同時，對外防御設施則相對弱化,。從聚落形態(tài)的角度看,，二里頭都邑是“大都無城”的一個最早的典范。究其原因,，不能不考慮到都邑內(nèi)的居民,。二里頭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邊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眾多小規(guī)模的,、彼此不相關連的血親集團所組成,，這種特征又與其后的殷墟和西周時代的都邑頗為相近。而廣域王權國家則是從二里頭時代至西周時代社會結(jié)構上的共性,。以“大都無城”為主要特征的都邑聚落形態(tài)與早期王朝階段社會結(jié)構上的關聯(lián)性,，值得進一步探究。顯然,，“大都無城”,，是前中國時代終結(jié)、最早的“中國”初興的一個重要的標志,。

　　要之,，以二里頭時代為界，東亞大陸的國家起源進程呈現(xiàn)出非連續(xù)性和多歧性,。以良渚,、陶寺、石峁文明為代表的龍山時代眾多區(qū)域性邦國文明,，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它們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過程，而與后起的中原青銅文明僅有或多或少的間接關系,，這就使東亞大陸的國家起源進程呈現(xiàn)出“連續(xù)”中的“斷裂”的態(tài)勢,。這是我們把東亞大陸國家起源進程劃分為兩大階段的重要依據(jù)。

　　通觀東南良渚的水城,、中原陶寺的土城,、西北石峁的石城,，都是因地制宜,、適應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它們也的確都是區(qū)域性文明,；這與“大都無城”的二里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們所擁有的“前銅禮器群”還看不到像以二里頭為先導的中原王朝禮器群那樣嚴格的禮儀規(guī)制尤其是重酒的禮器組合。而以軟實力見長的二里頭,，顯然通過社會與文化的整合具有了“普世”的魅力,，在眾多族群的膜拜與模仿中擴大了自身的影響，其范圍遠遠超出了中原地區(qū),。更為重要的是,，它的文明底蘊通過二里崗時代、殷墟時代乃至西周時代王朝間的傳承揚棄,，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主流,。

　　當然，對這一曲折而復雜的歷史進程之細節(jié)的把握,，還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相關的整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