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和朱元璋秉承同樣理想的兩代皇帝,,他們開創(chuàng)了極端被動的拒外守邊和浪漫的開疆遠航兩種截然相反的歷史空間,,在短短的50年之中形成的巨大反差留下的好像是一個巨大的歷史之謎。 明成祖朱棣
作者:舒可文 明成祖的理想 1403年,,明成祖朱棣在趕走建文帝的靖難之戰(zhàn)勝利后,,要效仿秦皇漢武,繼續(xù)朱元璋重建華夏的理想,,希望在臨御之年,,能看到萬國咸賓的盛世。1403年,,永樂元年八月至十月,,在短短的三個月里朱棣派出了8次使節(jié)到越南、爪哇,、暹羅,、朝鮮、馬六甲,、印度洋各地,,給各國國王賞賜,邀他們朝貢新朝,。當時明朝的周邊環(huán)境并不安穩(wěn),,因為蒙古勢力而阻隔西域各國與中國的來往,已經(jīng)被開辟出來海上交通,,因有海盜出沒,,海道不靖,不僅讓朱元璋和朱棣感到不安,,也與朝貢使臣來往不順,,而且不利于明朝全力抵御北元勢力的戰(zhàn)略。在這種背景下,,朱棣派出鄭和出使西洋,。經(jīng)過鄭和幾度下西洋,所經(jīng)之地的國王,、首領都紛紛來朝入貢,。他們要向各地宣布明朝已經(jīng)“咸與維新”,并封賞周鄰各國,邀各國來朝入貢,。自唐朝末年中斷數(shù)百年官方來往的日本在永樂年間再次進入中國的朝貢體系,。 在明朝的朝貢體制中,,外國使者帶來地方特產(chǎn)來朝貢,,回去時所有使臣都帶回中國的厚禮,而且使團在中國停留時的費用全部由明朝負擔,。這些使團往往攜帶私貨,,與民間私下貿易。洪武年間規(guī)定,,貢使所帶私貨想與民間交易,,官方要高價收購其中的六成,如百斤胡椒要用高出市價十倍的價格,,20兩白銀收購,,其余的可以在民間互市,但不許官府抽稅,。外國貢使由于有利可圖,,來華的人數(shù)和私貨便越來越多。永樂時有一年,,暹羅貢使帶來了一萬斤胡椒和蘇木,,一時間堆滿了朝廷的倉庫里,以至于,,五品以上京官官俸中的七成竟要以胡椒和蘇木折算支付,。 雖然明朝對朝貢國有分別的貢期和人數(shù)規(guī)定,但是,,實際上從來就少有遵守貢期的,。朱元璋時規(guī)定,朝鮮,、占城,、安南、暹羅,、爪哇等是三年一貢,,日本十年一貢。研究者統(tǒng)計,,洪武三十一年間,,朝鮮朝貢60次,平均一年兩次,,明成祖二十二年間朝鮮朝貢91次,,平均一年四次。因為沿海有倭寇出沒,對日本的限制又嚴一些,,為10年一貢,,限制人數(shù)在200人以內,船只兩艘以內,,事實上也是一紙空文,。永樂元年日本遣使300多人來貢,后來的7年之內,,日本有8次朝貢,,平均一年一貢還多,所使貢船通常多達5至6艘,。景泰年間有一次日本派來1200人的使團,,乘9艘貢船而來。據(jù)余英時考,,那些帶著所謂貢品來的人其實并非官員或貴族,,而是來貿易的商人。這些貿易不過都被明朝冠以朝貢之名而已,。 朱棣在位的22年是明朝的朝貢貿易最盛的年間,,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使節(jié)來華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最多一次有18個朝貢使團同時來華,。由于貢使和貢物數(shù)量大增,明成祖重開了寧波,、廣州,、泉州的市舶司。但這個市舶司與宋朝時的職能很不一樣,,宋朝的市舶司不僅有接待來使的使命,,也有抽分收稅的職能,而明朝的市舶司更主要的職能是管理朝貢貨物,,定價抽分的貿易功能并不是它的權力,。 有西方學者分析,朱棣是因為對貿易收入的財政需要,,才促使其屢次派遣巨大的船隊去擴大海外貿易,。吳晗在1936年所著《16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中也曾持同樣的意見,他認為,,“從明太祖的消極的保境安民政策,,突轉而為明成祖的積極經(jīng)營海外政策”,內在的原因是“自太祖建國后,,連年征戰(zhàn),,北征蒙古,,東南防倭,西南番蠻迭次叛亂,,加以宮室城廟的營建,,諸王就封的王府興造,國帑空虛,,民生凋瘁,,到建文帝繼位以后,國家財政已經(jīng)到了沒有辦法的地步,,不能不改變政策,,掉轉頭來向南洋發(fā)展,,從國際貿易的收入上來解救當前的難關”,。他引證了明代《殊域周咨錄》中的記載:“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詔諭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府庫,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p> 同樣引證《殊域周咨錄》也有相反的解釋,,所謂奇貨重寶、充溢府庫的,,多是宮廷所用的奢侈品,,給京官支付俸祿被迫以胡椒、蘇木折算就是一例,。它與財政收入無關,,并且與其賞賜相比就更沒有經(jīng)濟價值。 永樂年間,,有大臣請示,,應對這種貿易抽分收稅,成祖不準:因為“不僅所得無幾,,而且有損國體”,。到1508年,正德年間,,廣東省布政使吳廷舉對來廣州的貿易船只實行抽分征稅,,才打破了明朝朝貢貿易的嚴格體制,,凡是沒有勘合或不到貢期的船只,只要愿意納稅就被允許在當?shù)刭Q易,,這使得“番舶不絕于海澳”,,即使如此,此時的泉州已經(jīng)不比宋朝時的繁榮,。沒過幾年,,布政司的另一名官員提出“官府抽分,公為貿易,,遂使奸民數(shù)千駕造巨艦,,私置兵器,縱橫海上,,勾引諸夷,,為地方害”,結果1514年,,禮部決定禁止番舶,,非貢期而至的貢船不能接受,也不許抽分,,以免起事端,。此后數(shù)年,時而恢復抽分,,時而不許抽分,。 海禁與懷柔 今天的史學家回顧這個朝貢盛況時往往把海禁和懷柔作為它的兩項前提。輝煌的遠航是在海禁背景下進行的,,省略這個背景就很難理解鄭和遠航和朝貢貿易的歷史困境,。 明朝所接替的元朝是一種多元的文化社會,而政治上的等級則以人種論高下,。經(jīng)過百年的異族統(tǒng)治和等級低下的民族壓迫感之后建立的明朝,,倍感華夏中土長久地受到“膻腥的污染”,急欲營造一個華夏正統(tǒng)的社會,。 在這種正本清源的沖動下,,文化的內在一致性被空前強調。為此朱元璋請來儒士做他的文化顧問,,學習禮儀,。重農抑商也是正統(tǒng)的儒家觀念,明朝秉承這個觀念對內陸的販貨商人制定了復雜的規(guī)定,,外出販貨要申請人數(shù)行程路線,,貨物種類數(shù)量。1367年朱元璋還沒有登基就于太倉州黃渡鎮(zhèn)設置了管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名義上允許中國海舶的出海貿易,,事實上處處限制,。一般出海貿易的船只,通常申請不到準許出海的“票號文引”,,不僅如此,,明朝把對外貿易中的若干重要的輸入品(如香料)和輸出品(如鐵貨、銅錢,、紡織品等)一概列為“禁榷”,,除了政府能經(jīng)營這些禁榷品,別人一概不允許,。商人們在對外貿易上還要負擔一筆很重的賦稅,,即所謂“報官抽分”。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年)頒布了禁海令: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10年后,,禁止沿海居民私通海外諸國,9年之后,,再次“嚴申交通外番之禁”,,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甚至嚴令“禁民間用番香番貨。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強調內在一致性的另一面是阻止外夷“膻腥的污染”,。朱元璋主要外部壓力所在是北面的蒙古勢力,,所以他要重新整修長城,分派諸子統(tǒng)重兵駐守,,形成所謂的“諸王守邊”防線,,沿海和西部地區(qū)則設置軍事“衛(wèi)所”。 對中心與外夷的關系朱元璋極端地拒絕元朝武力平天下的蠻夷手段,,對諸國政治上不侵其主權,,經(jīng)濟上不奪其利益,只需通過朝貢禮儀,?!八囊馁e服,萬國來朝”也是儒家衡量一個帝王是否賢明,,王朝是否太平的標準,。所以宋朝每次打了敗仗后,都要四處遣使,,廣招貢使,,“柔遠人以飾太平”。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按照這個傳統(tǒng)派使臣赴朝鮮,、日本,、越南,、爪哇等地,洪武三年派使臣到暹羅,、三佛齊,、真臘(柬埔寨)、文萊等地,,攜帶皇帝詔書及金銀,、瓷器、絲綢,、典籍,,賜贈各國國王,讓諸番知道,,他登基后,,仿前代帝王,望各地百姓各安其所,,共享太平,,還明確列出了15個“不征之國”。各國也隨即有使來朝,,以朝貢的名義帶來各種方物,,如孔雀、龍涎香,、火雞,、五色鸚鵡、犀牛,、象,、象牙、水晶,、瑪瑙,、獅子等。朱元璋的回贈一定要堅持“厚往薄來”的朝貢禮儀,,如洪武十六年,,給占城、暹羅,、柬埔寨各回贈了織金文綺32匹,,瓷器19000件。 朝貢禮儀始于漢朝,,到唐代盛世,,建立了朝貢關系的有七十余番。朝貢帶來大量外國商人沿途貿易,,所以唐代廣州就成了一個繁忙的貿易港,。到了宋代,,除了有官方的朝貢貿易,民間貿易國家多達56個,。按照傳統(tǒng),,朝貢體系的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為了獲得天下各地的政治擁戴而建立良好的地緣政治關系,,所以朝貢貿易總是要以厚往薄來的方式對待朝貢國,。朝廷在朝貢貿易中不能獲得利益,民間貿易就變得更加重要,,宋朝的民間海外貿易的稅收曾達到朝廷財政收入的3%,,可見民間貿易的巨大。元朝的海外貿易基本沿襲宋朝模式,,規(guī)模更大,。馬可·波羅說,運到亞歷山大港以供應歐洲的胡椒只有運到泉州的胡椒的百分之一,。有統(tǒng)計說,,元的貿易國有140個之多。 明朝在民族認同上是對宋朝的復辟,,但就朝貢體制來說,,有研究者評價,唐,、宋的朝貢體制是相對理性的,,在禮儀之外都留有大量的空間允許純粹的貿易,而明朝把朝貢體制完全禮儀化,,把中國與外部的全部往來都收攏在朝廷管理之內。 這時的世界就在大航海時代來臨的前夜,,海上貿易經(jīng)千年發(fā)展形成的海上力量已經(jīng)成為新問題,,明朝在為抵御蒙古力量的同時,又有了東南沿海的海上困擾,。朱元璋預想中國或在海上也要有所動作,,所以在南京植樹數(shù)萬,以備造船之用,。出于對海防的嚴守,,也有維護華夏文化的心理。 朱元璋和朱棣秉承同樣理想的兩代皇帝,,他們開創(chuàng)了極端被動的拒外守邊和浪漫的開疆遠航兩種截然相反的歷史空間,,在短短的50年之中形成的巨大反差留下的好像是一個巨大的歷史之謎。 鄭和航海圖
遠去的鄭和 鄭和的航海因朱高熾即位當上皇帝而廢止,。鄭和在南京心情壓抑了7年后,,第七次在宣德五年(1430年)再次奉命出使,,歷西洋十七國。這一年宣德帝因外番貢使很多都不來了,,再次派遣鄭和詔諭諸國,,并命令鄭和赍送詔敕給暹羅國國王,要求他停止騷擾滿剌加,。鄭和帶領船隊穿過馬六甲海峽之后,,把艦隊分成若干個分隊,遣往印度,、錫蘭,、阿拉伯各國,并且到達了麥加,。鄭和還發(fā)現(xiàn)了從蘇門答臘起航,、采取向西的直線到達非洲東岸的新航線,這是前人從沒走過的,,也是地理上的一大發(fā)現(xiàn),。 鄭和之后,遠航停止了,,懷柔遠人的朝貢貿易并沒有停止,,只是明朝回贈的禮物不那么厚了,朝貢國也越來越少了,。永樂年間占城的朝貢次數(shù)超過規(guī)定2倍,,而到了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以后它就再沒有記錄了,那些來朝貢使的行徑及身份則越來越不清晰,。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奉國王之命來到廣州,,也是在遣使進貢的名義下進行的,但無論葡萄牙國王本人還是使者的信函都是平等語氣的文書,,目的就是要來華貿易,,而華人翻譯為了能順利成事,在翻譯信函時添加了葡萄牙愿為藩屬的話,。廣東的官員從來沒聽說過葡萄牙,,即使有愿為臣屬的表白也覺得不可信。禮部接到通知后所做的處理是,,給價收買下他的貨物,,然后趕他回國。但這個人沒回國,,而是多方尋找機會,,通過賄賂鎮(zhèn)守此地的太監(jiān),1520年得以入京。但入京那年武宗晏駕,,世宗繼位后下令驅逐了葡萄牙使團,,這次交往等于并沒有進行,在羅列朝貢國的檔案中卻把葡萄牙列在其中,。明朝對葡萄牙的極端態(tài)度并非是因為從未所聞,,而是因為葡萄牙東來侵占了馬六甲。 海禁也沒有停,,只是隨著時勢的變化海禁時緊時松,。明朝歷代不斷地申明海禁,從側面顯露出民間貿易并沒因海禁和朝貢貿易的壟斷而完全停止,,反而因海禁而變商為盜,。位于浙江普陀縣的雙嶼港,在海禁的圍困中成為一時著名的走私大港,。1522年葡萄牙商團被驅逐后,,立即有中國海商將他們引到了福建,1526年福建人又把他們引到了雙嶼,,在此地貿易,。此后金子老、李光頭這些著名的海盜也紛紛從東南亞把各地商人引來貿易,,有些因不合貢期的朝貢使團在遭到官府拒絕后也被引到這里,,雙嶼就成了中國私商的最大基地,原本荒無人煙的小島在這個時期有3000人常住,。當時任刑部尚書的唐樞已經(jīng)意識到海禁與倭亂的某種聯(lián)系,,他說,“寇和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海禁被迫解除。 而在這種歷史困境中,,英雄一時的鄭和已經(jīng)不再被人們提及。鄭和的前六次出使在《明史》本紀都有詳細記載,,而第七次出使的往還年月卻都不見于《明史》本紀,,只在《明實錄》和《鄭和傳》里記著出使于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八年(1433年)使團回京的時間也只記在當年吳中四才子之一祝允明的書里,。而鄭和是在返回的船隊里,,還是客死在印度古里,似乎沒有確切的記載,。 鄭和下西洋40年后,,憲宗年間有太監(jiān)迎合上意,,再次提及鄭和下西洋的事跡,憲宗命兵部尚書項忠去找出《鄭和出使水程》,。這份檔案記錄了鄭和出使的詳細經(jīng)過和航海圖,,但是在檔案庫里卻查找不到。項忠再次命令小吏再查,,查了三天也沒查到,。有傳聞說這個檔案被兵部郎中劉大夏私藏起來,劉大夏不僅不說出實情,,卻對項忠說:三寶下西洋,,勞民傷財,即使得了一些奇物回來,,于國家有什么好處,?即使那些檔案還在,也應當銷毀,,以拔其根,,更沒必要追究它有沒有了。此后,,朝廷中再不見這份檔案,。 鄭和的壯舉漸漸被淹沒,關于他的正史《明史·鄭和傳》連標點通篇只有不足千字,,記錄鄭和航海的文字主要來自隨行使者和通事的游記,。《瀛涯勝覽》是最為詳細和重要的一部,,清修《明史·外國傳》的主要史料來源《西洋番國志》的作者鞏珍是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的幕僚,,在明宣宗繼位之后隨鄭和往海外遍諭諸番時所記錄的各地風土人情,所經(jīng)之地從越南到阿拉伯有20國,。此書的傳本竟失傳多年,,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史學家向達在天津發(fā)現(xiàn),。 《鄭和航海圖》有40幅,,最后附“過洋牽星圖”二幅。海圖中記載了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史家考證這張圖繪于鄭和之時,,成書于宣德五年(1430年)之前,,也就是鄭和郁郁在南京時期。這份圖冊在消失近百年后,被茅元儀編輯在《武備志》中才得以保留下來,。 明代小說,,羅懋登著《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則是一本不太入流的神怪小說,有猴精,、夜明珠,、女兒國之類的渲染烘托,充滿各種傳聞逸事,。清末文人俞樾把《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推崇為和《封神榜》,、《西游記》一樣的經(jīng)典,在主流文化中并不形成影響,。 鄭和航海的歷史被遮蔽了400多年,,只有沿海的民間雜劇和東南亞流傳著鄭和的傳說,直到1904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fā)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的歷史被放入一個開放,、和平、進取的解釋框架,,其立意則在于啟蒙國民意識,,這篇開風氣的論文基本上奠定了直到今天歷史學對鄭和研究的基調。 (責編: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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