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人之間不得相互告發(fā)與舉證,，是中國古代一項非常有特色的法律制度,，其目的無疑也是儒家孝的要求。因為,，子孫若舉證,、告發(fā)自己的親長，務必將親長置于非常不堪的境地,，使得孝義全無,；而親長告發(fā)自己的子孫,，那么會使自己的養(yǎng)老失去保障，畢竟古代是以家庭養(yǎng)老為主,。

而且,，如果親長可以告發(fā)自己的子孫，那么也意味著子孫也可以告發(fā)親長,，這種惡性循環(huán)是與“孝義”倫理背道而馳的,。雖然這種規(guī)定在今人看來過于重“情”，而犧牲了“理”,，但在古代,，這就是理，而且是最高層次的理,。失去這樣的理,，古代的人倫關系將會被完全顛覆。法律作為強制性的社會制度,，當然要與這種人倫關系相匹配,，否則孝的價值觀將會被顛覆。

春秋時期,，衛(wèi)國大夫元恒向當時的諸侯國盟主晉文公上訴,，指責衛(wèi)國國王違法，可當時的天子周襄王反對晉文公受理此案,，原因是臣子告發(fā)君主,，就好比兒子告發(fā)母親一樣，也是違背倫理道德的,?？梢娫缭诖呵飼r期，親親相隱的法律雛形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儒家思想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之后,，“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便成為歷代立法的一個原則,。

漢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朝廷專門下詔,，以法令的形式規(guī)定,，長輩窩藏或包庇晚輩，除了包庇犯死罪的晚輩必須請示皇帝之外,，其他的任何包庇罪都可以獲得刑事赦免,；而晚輩包庇或窩藏長輩，無論長輩是何罪,，晚輩基本都可以不負刑事責任,。

哪些親屬關系可以具有這樣的刑事豁免權呢？“詔令”明確告知,，乃父母與子女,，祖父母與孫子，夫與妻,。在男權社會,，妻子包庇丈夫，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包庇尊長,，而丈夫包庇妻子,，同樣也是包庇“晚輩”。正因此,，夫妻之間的包庇,，也同樣適用于親親相隱的規(guī)定。

從這個詔令中可知,，晚輩包庇長輩,，比起長輩包庇晚輩，更能夠獲得赦免,。因為即便被包庇的長輩犯的是死罪,，也可以對晚輩實行赦免,。畢竟，晚輩對長輩的包庇與窩藏,，更能體現(xiàn)出一個“孝”,。 “孝”是古代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所以，即便孝與法律發(fā)生沖突,，國家和統(tǒng)治者依然較為堅定地選擇 “孝”,，而非“法律”。

東晉元帝時,，大臣衛(wèi)展上書皇帝說,，在司法審訊過程中，拷打兒子來逼迫其為自己父親的罪行作證，或者鞭打父母,，來逼迫其為自己兒子的罪行作證,，這兩種行為都嚴重違反親親相隱的倫理規(guī)范，必須加以制止,。這說明,，至少在東晉時期，中國執(zhí)法者就認識到,，不僅不得告發(fā)親人的罪行,，而且在具體司法活動中，也不能強迫民眾為自己親屬的罪行作證,。

的確如此,，為了體現(xiàn)親情之間的父慈子孝，尤其是在某一方陷入囹圄的危難情況下,，親屬之間當然不能證明對方有罪,。而且，官府如果使用刑訊逼供,，強迫民眾為親人的罪行作證,，那么就嚴重地沖擊了儒家基本人倫，使其所主張的“忠孝”完全破產(chǎn),。簡而言之,，為了保存父輩的慈愛，也為了保存晚輩的孝順,，親人之間不僅可以相互包庇,，也有權拒絕為對方的罪行作證。

南北朝時,，劉宋王朝的高級官員蔡廊再次建議,，司法官在審訊罪犯時，嚴禁刑訊拷問罪犯的子孫,，使其作證,。而且，他指責這種行為不僅有違人情,，而且傷害了以孝治國的教化大義,。最終，朝廷商議,，同意了他的說法,。從此，法律不再要求子孫為長輩的罪行作證,。梁武帝時,，一位母親犯了死罪,，而其子也作證，說他母親有罪,。當時的法官虞僧虬就認為,，這個兒子違背了親親相隱的原則,，反判處他流放交州（今越南北部）的重刑,。

到了唐代，關于親親相隱的規(guī)定,，形成了一個完備的系統(tǒng),，不僅直系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瞞罪行，而且只要是同居的人,，不管是不是同一戶籍,，也不管是不是有血緣關系，都可以相互隱瞞罪行,。還有奴婢也有權為主人“隱”,，就連外祖父與外孫之間也可以相互隱瞞罪行。不僅可以隱瞞,，而且,，即便為犯罪者通風報信，使之得以逃脫,，也不用負刑事責任,。如果是旁系親屬（如叔侄之間）相互隱藏罪行，那么也可以在原有窩藏罪,、包庇罪的基礎上減三等處理,。

在這個總體原則之上，唐代律法還有很多相應的細致規(guī)定,。如包庇某位與親屬一道犯罪的同案犯,，也無須負刑事責任。給犯罪的親人通風報信,，告知官府要來逮捕的消息,，也沒有罪。如果刑訊逼供,，強迫親屬作證,，那么罪犯可以無罪釋放。這一招,，對于避免嚴刑逼供親人作證十分有效,。因為，執(zhí)法者如果強行要求罪犯的親屬作證,，就導致原本有罪的人,，能“合理合法”地逃脫法律的制裁,。

從另一個側面看，這種規(guī)定也盡最大可能地使父慈子孝的基本倫理可以在司法審訊階段,，得以保存,。要知道，古代的審訊階段,，屈打成招的案例不勝枚舉,。能夠在這個階段貫徹晚輩與長輩之間慈愛孝順的第一倫理道德，其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還有,，唐律規(guī)定，長輩不得告發(fā)晚輩,，但父親告發(fā)兒子,，或祖父告發(fā)孫子，即便是誣告,，也不犯罪,。這是對長輩的一種特殊保護，是尊老的一種極端體現(xiàn),。甚至,，幫助父親或祖父逃離監(jiān)獄之后，不得因懼怕遭到懲罰,，而將父親或祖父交還給官府,。也就是說，只要能使父祖暫時逃避法律制裁,，子孫可以采取非法的行為,，而且這種犯罪程度，比起他把父祖重新"遣返"監(jiān)獄要小,。

如果某人犯罪要去自首,，也不能強迫與自己一同犯罪的親人去自首。意思是,，共同犯罪的兩個人或多個人有親屬關系,，那么其中任何一個人的自首都必須是自愿的，而不能被另外的人強迫,。否則,，就是非法的。而主動自首者也不能獲得減刑,，反而會被加刑,，因為其自首，可能會導致其他共同犯罪的親人遭到逮捕,。在審訊過程中,，如果不得已,，或者不小心透露出親屬共同犯罪的行為，那么不得視為告發(fā),。反正,，即便是客觀條件的促成，連帶說出親屬共同犯罪的行為,，也不能視為主動告發(fā),，更不能以告發(fā)親屬來對本人定罪。還有更絕的,，如果捉奸時,，牽連出親屬的通奸罪行,，那么也不得視為告發(fā),。

宋律基本沿襲唐律。甚至,，元代的法律也繼承了儒家親親相隱的制度,，強調(diào)妻子如果本來可以隱瞞其丈夫的罪行，卻予以告發(fā),，則妻子要被判鞭笞四十多下,。明清時期，還增加了岳父母與女婿之間,，以及公婆與兒媳婦之間也必須相互隱瞞對方的罪行,。

清代末期，沈家本和伍廷芳修訂新法,，欲將中國以孝作為立法基礎的親親相隱制度廢除,，卻遭到了當時江蘇提學使（省級教育高官）勞乃宣的強烈反對。勞乃宣堅持認為,，必須尊重儒家孝義文化與倫理的傳統(tǒng),，綱常禮教對于中國的和諧與穩(wěn)定依然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最后雙方達成妥協(xié),，把親親相隱等具有中國孝義特色的規(guī)定作為暫行章程,，附在了新法之后。

姑且不論在近代之后,，是否有必要延續(xù)古代的親親相隱制度,，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孝的倫理在法律上的慣性,，直到清末都極強,。這也同時說明，古代以德,、孝為主,，以刑罰為輔的立法與司法原則,，在經(jīng)過兩千多年的傳承與積淀之后，依然被很多接觸過西方法律,、政治制度的中國人所看重,。

秦代法律曾規(guī)定，任何人都要告發(fā)別人的犯罪行為,，包括親屬之間也沒得商量,。否則，將會被判腰斬之刑,。而秦代的嚴酷“法制”所帶來的惡果,，就是其區(qū)區(qū)十幾年就滅亡了。再看看秦代之前的周代與之后的漢代,，都因為堅持親親相隱制度,，而延續(xù)了好幾百年。

這種強烈的對比,，在中國人的心靈史上留下的印記是相當時刻的,，其孝義倫理對于中國人的法律觀和行為觀的塑造起著極大的作用，讓全體中國人都能夠在孝義的大氛圍中,，既享受其不被親人告發(fā)的“福利”,，又在最關鍵的時刻，避免因各種私欲或情勢所迫,，來證明自己的親人有罪,，從而使得自己能夠在余生不至于總是遭受良心與孝心的譴責，同時免于親人和族人的詛咒,。

從唐代一直到清代,，親親相隱制度代代沿襲，基本沒有多大變化,，使“孝情”在與“法理”的斗爭中,，總是勝利者。不過,，為親人隱藏罪行也不是可以適用于所有犯罪的,，謀反、謀大逆和“謀叛”等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嚴重罪行,，就不能親親相隱了,。很顯然，古代為親人隱瞞罪行是一種義務,，而非僅僅是權利,，因為不為親人隱的行為，會受到法律的懲罰,。

而到了清末變法之后,，受到西方法律的影響,，為親人隱，變成了一種權利,，即可以隱,，也可以不隱。不隱藏親人的罪行,，也不會受到法律的懲處,。這倒是一種非常靈活的“隱瞞”方式，使得法理與人情都得到了照顧,，也使得每一個人在面臨親人犯罪時,，能夠更為從容地處理舉證等相關法律問題。讓親親相隱既能對“孝順”做出最好的注解,，也能在特殊情況下,，使得國家和他人利益不至于完全因此遭受巨大的損失?？芍^一箭雙雕,，堪為“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