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興起：在文化復興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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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布時間： 2011-4-22

在中國的東西南北,，書院這種古老的教育形態(tài),，正在人們的視野中重又興起。

山東,，有作家張煒創(chuàng)辦的“萬松浦書院”,；陜西，有陳忠實的“白鹿書院”,；天津有“北洋書院”,；江蘇，有南懷瑾的太湖大學堂,；長沙的岳麓書院,，則在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中唯一綿延至今，講壇熱度不減,。

讓我們走進書院的過去和現(xiàn)在,，凝視一番這古老而常新的文化傳統(tǒng)——

書院是中國知識階層的文化教育組織，它把私學的自由講學和官學的制度化管理結合起來,，集中了中國古代教育的精華,。

書院起于唐，興于宋,，延續(xù)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曾達7000多所,。書院傳播學術思想,，普及禮樂教化，成為民間知識精英思想新創(chuàng)的集結地,，一些著名的書院,，對于文化思潮的引領力量，甚至輻射政治領域,。

晚清,，西學東漸，1901年，光緒帝一紙詔令,，改中國書院為西學學堂,。接下來的晚期新政，完全廢除書院和科舉,，建學堂,，引進和實行西方的教育制度，這一教育改革的影響一直延續(xù)到今天,。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很多大學，追溯它的前身大都跟書院有關系,，四川大學是幾所書院合并的,，浙江大學前身是求實書院，湖南大學脫胎于岳麓書院,。

現(xiàn)在,，一些大學又開始了文化“尋根”之旅。

岳麓書院在20多年前就成為湖南大學內相對獨立的二級學院,；鄭州大學黨委書記和歷史系主任曾到岳麓書院“取經(jīng)”,，探討如何把書院和學校結合起來，因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嵩陽書院就在河南境內,；江西九江師院也主動把一些學生的活動放在距離九江市40公里的白鹿洞書院,。

此外，還有一些商人創(chuàng)辦的書院,。

廈門某房地產(chǎn)商曾到岳麓書院咨詢,，打算在其開發(fā)的地產(chǎn)中辟出一塊地方，作為文化場所,，參照書院來做,。

講學、藏書是古代書院的基本要素,，有人批評現(xiàn)在“掛個牌子就叫書院”亂了規(guī)矩,，但也許泥沙俱下，形成潮流,，才能歷練出好的書院,。

書院研究專家、岳麓書院教授鄧洪波說,，書院的興盛是文化復興的跡象,。那么，現(xiàn)在的文化復興,，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根基,，又加入了西方的因素,，一定是在一個新的起點上。

書院在現(xiàn)代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損失

書院被完全拋棄,，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后,。但很快，那一代人,，包括蔡元培,、胡適、毛澤東等人,，都意識到，廢除書院做法過激,。

任職北大校長之前,，蔡元培曾做過晚清兩個縣級書院的院長，此時的書院不僅學習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之學,，也開始轉型,，因此，蔡元培當年整頓北大,，也融入了書院的管理思想,。他提出的“兼容并包”，不僅包容西方,，也包容傳統(tǒng),，所以當年拖著長辮子的辜鴻銘，也能留下來,。

胡適認為書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損失,。上世紀20年代他就寫文章，對拋棄書院精神表示惋惜,，強調書院的獨立,，可以自由議政，號召研究書院,。

每個人對書院留戀的內容存在差異,。

毛澤東更看重的則是書院的課程簡單，師生關系融洽,。他認為西化教育不僅課程繁瑣,，師生關系冷漠，學生出錢,，學校教給知識,，最后拿文憑，變成一種買賣關系,。其恩師楊昌濟,，就是岳麓書院的代表人物,，青年毛澤東曾跟隨楊昌濟寓居岳麓書院很長時間。

1921年,，毛澤東創(chuàng)辦的湖南自修大學,，成立宣言中明確說明要取書院之長，去學堂之短,。

季羨林在岳麓書院主編的《書院辭典》序言中說,，中國教育以前是官學和書院兩條腿走路，現(xiàn)在只剩下一條腿了,。

韓日書院成了我們在國外找到的研究樣本

中國研究書院的學者在去韓國考察時,，都有一個驚訝的發(fā)現(xiàn)：韓國的千元紙幣上，印的是一所書院,，而不是國家領導人,。

中國的書院明代傳入朝鮮半島，現(xiàn)在整個半島上還有1000多個書院,，韓國千元紙幣上的書院是韓國最有名的書院——陶山書院,，是韓國儒家代表人物李退溪講學之所。

從韓國回來的學者感慨“韓國保留的書院傳統(tǒng)比中國好”,，現(xiàn)在,，韓國仍然有儒林，即儒家學者的協(xié)會,，頗有勢力,，時常組織社會活動，稱為“儒林大會”,，相當于中國的“學術論壇”,。

講學、藏書,、祭祀,，是古代書院的三大功能。韓國書院主要保留了祭祀功能,，書院家族的祭祀都保留得非常完整,。

比如陶山書院主要祭祀李氏家族（儒家），譜系是：孔子,、孟子,、朱熹、李退溪……

在岳麓書院學習的韓國留學生,，有時聽到有人說到“朱熹”,，就會把臉一板，“你不能說朱熹,，朱子,！”恭敬之情溢于言表,。

而中國書院的祭祀傳統(tǒng)則完全中斷了，即使在仍然教學的岳麓書院的文廟,，也只作旅游觀光之用,。  

岳麓書院院長朱漢民打算恢復院內文廟祭祀，但為難的是,，儀式的尺度不好把握,，“以前的祭祀儀式非常復雜，現(xiàn)在不可能做到了?，F(xiàn)在一般的做法又太簡化,，獻一個花圈，然后鞠躬,，又沒法承接上來,。”

鄧洪波認為韓潮的流行激起了儲藏在我們民族心靈中的傳統(tǒng)文化記憶,，那些看似“婆婆媽媽”很瑣碎的情節(jié)中，有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在,。在日本,，他也驚訝地發(fā)現(xiàn)，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上流社會的文集皆為純正的文言文,；現(xiàn)存書院有100多所，現(xiàn)在還有幾家在教學,，甚至有些書院,，每次升旗儀式的時候，唱的是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

當中國的書院幾乎都變成了文物單位,，我們只能到國外尋求研究樣本?！　?/SPAN>

古代修養(yǎng)式教育與現(xiàn)代學業(yè)文憑教育的二難困境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抵長沙，與岳麓書院主教張栻在院內同臺會講,，論辯“中和”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影響盛況空前,。而后,，“岳麓之為書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院因人重,，人因院名,，書院因之成為“朱張過化之地”，而獲后世學者敬慕,。

朱張會講,，開創(chuàng)了書院不同學派“會講”先河，體現(xiàn)了書院“百家爭鳴”,、“自由講學”的特色,，使書院在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方面具備了強勁的動力。岳麓書院在此會講之后,，逐漸成為了湖湘學派的重鎮(zhèn)和湖湘文化的中心,。

從1999年開始，在當年朱張會講的地方,，岳麓書院效仿當年的講學形式,，創(chuàng)建了“千年講壇”，并由湖南電視臺直播,。知名人士紛紛在此亮相：余秋雨,、杜維明、李學勤,、金庸,、樊綱、張朝陽,、傅聰,、星云大師……一直延續(xù)到今天。

講座向社會開放,，聽眾除了湖大學生,，也有各學校老師學生、文化愛好者,、地方政府官員,、企業(yè)家。

每有名人來講座,，都盛況空前,，聽眾的熱衷,，讓這座古老書院笑稱“防不勝防”,。聽講免費，講壇前面的院子只能容納四五百人,，書院里的學生要聽,，湖南大學的學生要照顧,。如果講經(jīng)濟，企業(yè)家會來,；講政治歷史,，很多官員要來,。

當年朱張會講，使岳麓書院名聲大噪,，古代的每個書院都需要有靈魂人物,，才有號召力和吸引力，現(xiàn)在還能找到這樣的人嗎,？

現(xiàn)在的中國,，是個缺乏大師的時代，既沒有民國初年那樣一批學貫中西的人物,，更沒有古代如朱熹一樣影響千年的思想巨匠,。此之為現(xiàn)代書院的尷尬。

岳麓書院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教學必須遵守現(xiàn)在大學的教學體制,，從而在論文和學分上缺乏獨立性。

現(xiàn)代書院都有同樣的遭遇,，古代修養(yǎng)式教育與現(xiàn)代學業(yè)文憑教育的二難困境,。

上世紀50年代初，錢穆在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錢穆當年,，不是選擇臺灣或大陸，而是香港,，因為那里是，更提攜傳統(tǒng)文化,，他想以宋朝的書院來體現(xiàn),，有強烈的文化擔當和使命感。

但新亞書院到上世紀70年代,，終因學歷問題和其他兩個書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學,。錢穆堅持保留固有的傳統(tǒng)，作為獨立的教學單位,，主管教學和招生,，未得港方政府認可，錢穆被迫辭職,。

但錢穆的堅持,，仍然起了作用，學校保留了原來書院的董事會,。余英時,，當時錢穆在新亞書院的學生，接替錢穆打理,。但他第一任期未滿,，就因與校方理念不合而辭職,。

現(xiàn)在的新亞書院基本上不參與教學，主導教學功能已經(jīng)失去,，書院的機構還在,，還有董事會，主要做一些不進入學分的課程,、課外輔導,，關注學生心靈成長。書院也感覺到很無力,，但仍然在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