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不斷編修族譜的特點及其原因

(2012-07-27 17:20:58)

——以清朝人修譜為例

作者：馮爾康（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300071）

  【摘　要】明清以來,，宗族的編纂族譜,，形成不斷續(xù)修的特點，而以清代最為突出,，相當多的宗族數度修譜,，甚至三四十年書寫一次，周期不可謂不短,，密度不可謂不大,。清人續(xù)譜是在克服種種困難情況下實現的，即解決房支之間的利害之爭,，族人取得續(xù)譜的共識,，在由權威人士組成的譜局主持下進行撰修工作；大族一次修譜,，開支數百兩銀子,，甚至上千兩、數千兩,，誠非易事,；譜書的編寫原則和方法逐步完善，能夠容納宗族歷史各個方面的資料,，又令族人人人上譜,，人人有歷史記錄。清人如此追逐于修譜續(xù)譜,，受著一種理想的支配：修譜續(xù)譜能夠達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標,。事實上宗族編纂族譜，宗旨是為聯(lián)渙散維宗法,，過程是宗族的一項重要活動,，其后果有二，一為修譜是宗族建設中極其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令宗族群體穩(wěn)固,，以大族、望族出現于社區(qū),，而族人取得強有力的宗族保護,，易于生存,；二是形成族史，成為宗族的一種載體,，也是宗族成為社會群體的一種標志,。
  【關鍵詞】宗族；族譜,；續(xù)修,；清代；尊祖敬宗收族

　　經常翻檢各個宗族的族譜,，就會發(fā)現,，宗族的編纂家譜，反復地進行,，一次,，兩次，以至一二十次,，本文就是敘述族譜這種不斷編寫的特點,，以及宗族為此而克服重重困難，至于執(zhí)著續(xù)修的緣由,，也該是本文應有之意,。這種族譜續(xù)修的特點，明代已有所表現,，清代則非常明顯,，民國時期雖只有三十多年，宗族續(xù)譜堅持不懈,，20世紀最后20年再度出現修譜續(xù)譜的熱潮,，本文以清朝人的續(xù)修為例，考察續(xù)修族譜的狀況和特點產生的原因,。
　

一,、族譜不斷續(xù)修的特點

　　宗族續(xù)修譜牒的現象相當普遍，許多宗族是一修再修,，續(xù)而又續(xù),，綿延不輟。元代以前的編修情形今人所知不多,，然而知道明代,、清代、民國時代以及共和國以來的情形：人們延續(xù)修譜,，有一種風氣,，形成一種傳統(tǒng)，似乎不編纂族譜,，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修了譜，精神上就滿足了,，心里就安然了,。在清代，人們連續(xù)纂輯族譜,，產生三續(xù),、四續(xù)、五續(xù),、六續(xù)之宗譜,。下面將列舉各地的一些宗族一再重修的實例，以見一斑狀態(tài),。
　　江蘇常州宜興篠里任氏,，在明代4次修譜，清代則進行了8 次,，分別于順治十八年（1661）,、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五十四年（1715）,、乾隆十年（1745）,、乾隆四十九年（1784）、嘉慶十七年（1812）,、咸豐四年（1854）,、光緒十五年（1889）纂修。于229年中,，平均不足29年修譜一次,。及至民國十六年（1927），又行續(xù)修,，與上一次的間距是38年,，此為第13次修纂。同郡武進莊氏,，在明代有宗支圖,，清代七度修譜，始修于順治八年（1651）,，二修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雍正元年（1723）三修，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修,，五修于嘉慶六年（1801）,，道光十七年（1837）、光緒元年（1875）賡續(xù)進行,，民國二十四年（1935）再續(xù),。同縣吳氏,，自明代隆慶六年（1572）至清代光緒九年（1883）的近三百年間修譜11 次，二十幾年興修一次,。
　　安徽績溪胡氏乾隆七年（1742）第七次修譜,，同治十三年（1874）九修，民國六年（1917）再修,。婺源慶源詹氏宗譜,，明代嘉靖間、萬歷間二度編修,，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三修,，乾隆五十年（1785）多次修纂。道光間編纂的黟縣《西遞明經胡氏壬派宗譜》,，其《凡例》謂該族宗譜創(chuàng)” 始于慶源圖,，繼以獻之公、元發(fā)公,、梅嚴公,、可象公繼繼相續(xù)”，至此至少有四次修譜,。
　　浙江紹興《湯浦吳氏宗譜》謂該族始修譜于唐末天佑三年（906）,，明朝洪武年間二修，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修,，民國五年（1916）十三修,。同郡中南王氏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開始修譜，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第四次編修,。鄞縣全氏家族修譜,，始于元代，二修于明初,，三修于弘治,、正德間，嘉靖朝四修,，萬歷中五修,，康熙后期第六次制譜。
　　湖南零陵龍氏自乾隆九年（1744）纂修起,，經歷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修,，道光二年（1822）三修，咸豐八年（1858）倡議四續(xù),，同治二年（1863）竣事,，至光緒五次纂修宗譜，民國十年（1921）復行續(xù)補，計六次修纂,。宜章曹氏分別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乾隆三十年（1765）、嘉慶九年（1804）,、道光十七年（1837）,、同治九年（1870）和光緒二十二年（1896）六次纂譜。長沙澗湖塘王氏六次編修族譜,，始于明代嘉靖二年（1523），其后清代四修,，于康熙四十年（1701）,、乾隆二十八年（1763）、咸豐三年（1853）,、光緒三十年（1904）間進行,，至民國三十八年（1949）又行續(xù)修。湘鄉(xiāng)《武城曾氏衍湖南湘鄉(xiāng)大界五修族譜》,，成于民國三十五年（1946）,，前四次應當編纂于清代。寧鄉(xiāng)南塘劉氏在民國十年（1921）完成四修族譜,，前三次亦應系清朝人所為,。
　　江西清江龔氏族譜，民國三年（1914）續(xù)修,，已經是第14 次編修,。據其康熙八修譜序云，龔氏始修族譜于南宋紹興丁巳年（1137）,，續(xù)修于元朝泰定甲子年（1324）,，明代五次修輯，分別為洪武戊午,、宣德庚戌,、弘治戊申、嘉靖乙丑,、萬歷辛丑（1378,、1430、1488,、1565,、1601），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第八次修纂,。南豐西麓雙井黃氏在同治十二年（1873）第十一次修譜,，據其雍正間譜序云，宗譜始修于宋代元佑年間，雍正間的族譜是第八次修纂,，因此雍正與同治之間有三次族譜制作,。宜黃謝氏六度編修族譜，道光二十一年（1841）,、同治九年（1870）為兩次寫作時間,。清江楊氏至嘉慶間已經四次纂修族譜，同縣湖莊聶氏至光緒間亦為四度編修族譜的宗族,。南昌《豫章黃祠四修主譜》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刊成,，這是聯(lián)宗修譜，也進行了四次,。
　　福建莆田《莘郊黃氏族譜》,，明永樂十八年（1420）始修，乾隆十七年（1752）第六次修纂,。閩侯《西清王氏族譜》,，道光十年（1830）始修，民國二十四年（1935）續(xù)修,，以后又有臺灣和大陸先后編修的續(xù)修本,。南平、延平《麟陽鄢氏族譜》,，始修于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6）,，光緒四年（1878）完成四修本。
　　廣東博羅林氏多次續(xù)修族譜,，明代正統(tǒng)六年（1441）始修,，康熙三十七年（1698）之修，謂為四修,，嘉慶六年（1801）為五修,，道光十一年（1831）系六修，咸豐十一年（1861）為七修,，光緒七年（1881）系八修,，宣統(tǒng)三年（1911）是九修。213年間,，纂修6 次,，平均35 年編修一次，不為不密,。興寧《胡氏族譜》之咸豐元年（1851）譜云,，明朝景泰五年（1454）始修，咸豐元年（1851）第三次修譜,。
　　廣西平樂《鄧氏宗譜》,，同治三年（1864）始修，光緒十七年（1891）二修，民國十三年（1924）三修,。
　　四川隆昌《郭氏族譜》,，始修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宣統(tǒng)二年（1910）第五次修纂成功,。綿州羅江縣《蕭氏族譜》,，雍正八年（1730）創(chuàng)修，咸豐五年（1855）續(xù)修,。橫縣《簡州傅氏譜》,，乾隆三十三年（1768）興修，光緒二十六年（1900）續(xù)修,。
　　直隸東光《馬氏家乘》,，創(chuàng)修于萬歷四十六年（1618），二修于順治十年（1653）,，三修康熙三十五年（1696）,，四修雍正元年（1723）,，五修乾隆三十年（1765）,，六修嘉慶十六年（1811），七修道光九年（1829）,，八修咸豐十年（1860）,，九修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代共修八次,。滄州《戴氏族譜》,，清代六次纂輯：康熙十五年（1676），康熙三十五年（1696）,，乾隆四十一年（1776）,，嘉慶三年（1798），咸豐二年（1852）,，光緒三十四年（1908）,。高邑《李氏族譜》亦先后編纂六次：乾隆四十九年（1784），道光五年（1825）,，道光二十四年（1844）,，同治九年（1870），光緒十一年（1885）,，光緒三十一年（1905）,。故城袐氏七度修譜，創(chuàng)修于明代天啟元年（1621）,，續(xù)修于崇禎九年（1636）,，三修于康熙九年（1670），四修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五修于雍正七年（1729）,，至道光間六修,，宣統(tǒng)間七修。滄州交河馬連坦李氏,，同治二年（1863）第五次修譜,，民國八年（1918）第七次修成，在55年中三度修纂,，不可謂不勤,。滄州孟村西趙河劉氏在清代康熙間、乾隆四十二年（1777）,、道光十年（1830）,、光緒三十四年（1908），先后四次編纂族譜,。寧晉《百忍堂張氏增修族譜》四次編寫,，為康熙三十二年（1693）、乾隆二十二年（1757）,、嘉慶十六年（1811）和同治十二年（1873）,。樂壽《陳氏族譜》，亦修四次,，分別成于乾隆六年（1741）,、嘉慶二十四年（1819）、同治十二年（1873）,、光緒十五年（1889）,。
　　山東掖縣趙氏家譜，創(chuàng)修于明代萬歷二十九年（1601）,，清代順治五年（1648）,、康熙二十三年（1684）、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四十年（1775）,、光緒二十三年（1897）相繼續(xù)纂，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第七次增修,。黃縣王氏于康熙五年（1666）,、嘉慶二十一年（1816）、道光十三年（1833）,、宣統(tǒng)元年（1909）先后四次修譜,。
　　山西平定白氏家譜創(chuàng)修于弘治十二年（1499），再修于萬歷四年（1576）,，三修于嘉慶五年（1800）,，四修于咸豐九年（1859）,，五修于民國五年（1916）。白氏修譜不算多,，然明,、清、民國三個時代均有修輯,。同地張氏先后于康熙二十年（1681）,、雍正九年（1731）、道光二十八年（1848）,、咸豐七年（1857）四度興修族譜,。同地竇氏道光二十七年（1847）、光緒二十三年（1897）兩次修譜,。
　　河南項城張氏,，始修譜于明代萬歷八年（1580），次后乾隆八年（1743）,、嘉慶五年（1800）,、道光三十年（1850）、民國二十六年（1937）數度興修,。
陜西郃陽馬氏之宗譜,，在清代分別于康熙九年（1670）,、乾隆七年（1742）、乾隆四十六年（1781）,、道光十七年（1837）,、同治十一年（1872）、光緒三十一年（1905）修纂,，凡六次。民國二十五年（1936）再度編修。
　　甘肅金城顏氏是自明初定居下來的仕宦家族,，系復圣顏淵之后。明代舊有族譜,，至清代乾隆,、嘉慶、道光及光緒年間數度續(xù)修,。
　　清代各地宗族修譜續(xù)譜，比比皆然,，不勝枚舉。然而清人究竟編纂了多少族譜,，已是無法得知之事,。乾隆間編輯《四庫全書》,，排斥族譜，除了官修皇家玉牒,，不予著錄，故而無民間修譜信息,。修譜是民間的事，私密性又強,，當時不示于外人。由于族譜是宗族的神圣寶物,，嚴禁出售，在清代不會出現于市場,，清朝滅亡以后可以流通于世了,，但在20世紀50到70年代又被大量銷毀。流傳下來的,，分藏在各公共圖書館和個人手中,，所以也難以確切知道清人纂修的族譜有多少存留下來,。江西民間修譜眾多,，后世專門研究家亦云其數量無從估計： “ 到了清代中期以后，雖然江西全境一共修了多少譜將永遠是個未知數,，但以汗牛充棟,、無族不譜來概括，當毫不過分,?！薄昂古３錀?、無族不譜”，可以想象族譜數量之巨大,。清人所修之族譜,，抄本、印本,、書譜,、掛譜，通統(tǒng)說來,，以千計數,，絕無疑議,。如北京圖書館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清理的藏譜2 250種，其中有1 160種為清人所輯,，占藏譜的5156％,。湖南存世的家譜數量，據1997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記載,，全國440余家圖書館、文化館,、文管會、博物館,、紀念館、檔案館（室）,、文物商店收藏的有1511種,，占收錄總數14719 種的103％,，其中90％以上是道光以后修纂,，而又以清末至民國時期為多。
　　明代以來各個時期宗族的連續(xù)修譜,，使得宗譜的修纂形成不斷續(xù)修的特點。中國文獻中有多種文書（文種）具有續(xù)修特點,，但是最為顯著的只有兩種文獻,，即地方志和族譜,。州縣的志書，由于歷史的延續(xù),，不停地編寫，乃至清朝有60年必須續(xù)修的規(guī)定,，因此后世敘述某地志書時，必須標識修纂年代,，如“乾隆某某縣志”,、“道光某某縣志”,、“民國某某縣志”，才能準確道出該書的最主要的信息,。族譜與方志相同，不標明何時修纂的族譜,，人們就不會確切得知該族譜的重要價值。不斷續(xù)修,，具有連續(xù)性，保存該州縣,、該宗族的完整信息，在圖書的撰著時代有其實用價值,，并給后人留下寶貴的歷史資料,。

二,、續(xù)譜克服各種難題

　　創(chuàng)修,、續(xù)修族譜,，尤其是續(xù)修族譜,，會遇到重重困難,，宗族需要一一克服，始能如愿蕆事,。續(xù)譜所面臨的難題，歸納起來有三種,，即族人是否樂意修纂，能否齊心合力,；經費有無來源，是否充足,；宗族有否編修人才,，能否解決編輯過程中產生的技術問題,。

（一）人心不齊與主事人的公道,、權威

　　人心不齊的情形，在族譜的序跋中多有記敘,。廣東興寧胡永祿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與族人議論續(xù)修族譜，欲將舊譜未刊稿本先行刻印,，以求久遠保存?！笆胫诵漠惞牛虏挥芍?，欲成者十之三，不欲者十之七,?！辈毁澇烧呔谷贿_到七成,，可見人心不齊的嚴重程度,，究其原因，是此譜為“下房”屬稿,，其他房分不樂意。這是房分的利益,，造成人心不齊。直隸鹽山鄭氏族人希望塾師鄭云龍修譜,，他猶豫不敢應承，原因是“譜未易修也,，修譜非一人私意”。他認為族譜書寫的內容,，不可以徇私意,，自作裁斷,，比如高祖以上之事跡無可考據,，無從執(zhí)筆,，若自高祖寫起，對高祖以上的祖先不公正,；族內人員情況掌握不清楚，難免出現漏載之弊,；應當善惡并書，由此就會得罪人,。沒有執(zhí)筆人的“私意”無法書寫，有“私意”則眾人難于認可,，也是人心不齊的一個原因,。還有族人懷疑修譜人不公,，致使各房事情在族譜中反映不一，出現偏輕偏重現象,。滄州吳虞臣意欲修譜，族人中“猶有以修譜為多事者”,，不支持他，他很不理解,，在他看來修譜是家族的神圣事業(yè)，居然有人以為是“多事”,，乃責怪人家“不知其存心何也,，豈人情乎”“多事”之說,，反映人們對修譜必要性缺乏認知，是不懂得族譜的價值,。
　　至此可知，所謂人心不齊,，有三種因素：各房分在宗族內的地位不同，弱勢房在族譜中的記錄也會不多,，感到沒有光彩，從而不樂于修譜,；一些族人對修譜的意義不明了,，因而缺少熱情,；修譜者做不到公正與事，不可能盡如人意,，有能力編輯的族人畏懼讒言而不敢執(zhí)筆。
　　宗族要克服修譜障礙,，端在選擇有公信力的撰稿人,，有赤誠公心,，不謀本人,、本房私利，熱衷于族務,，有威望，為族人所信服,。他們能公正從事,，反對者也就說不出話了。湖南漢壽盛氏宗族的秀才盛元音有志修譜,，族人命其主修，并云：“非有公正不私之志不足以服人,，非有鳩工庇材之能不足以成事,，汝讀書有素，諳練經史,，續(xù)修之舉誠能勝任而無難也,。”（他遂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撰成族譜。安徽祁門陳氏對纂修者特作規(guī)定：修譜責令儒生正人秉筆,，毋許茍且偏徇,，有傷族義）。選擇有公信力者是解決人心不齊的有效方法,。解決人心不齊的另一個方法是依照公眾認同的方法編寫族譜,，如平定州張氏續(xù)譜，主事人表示遵守老譜成例：譜中所未載者,，從而續(xù)之；凡增補嗣續(xù)一遵舊譜之成規(guī),，不敢少參以己意,。修譜難，誠然使得一些宗族不能修譜,，但是上述各宗族雖然說難,，但都克服了困難，將族譜續(xù)編成功,。
　　修譜由權威人士主持，令資料來源,、編輯,、出版有了保障。參與族譜編纂的人員,，在宗族地位方面,，有族長、耆老,；社會身份上，則多為有功名者,，做官人,、塾師、讀書識字者,。南豐黃氏的宗譜，到雍正朝已有百余年未加續(xù)修,，雍正十年（1732）是大比之年,，各支派紳衿在秋闈之后同至君陵大祠,，住宿三日，議定第二年重修大宗譜,，紳衿返回各自村莊，會同族人相商,，皆“惟命是從”,，乃續(xù)修成功,。定興鹿氏于乾隆十年（1745）,、嘉慶八年（1803）、光緒二十二年（1896）三次修譜,，均由官宦纂輯，最后一次的主撰為鹿傳霖,，其時彼為四川總督,，后官至大學士,。平定州張氏乾隆十一年（1746）修譜的主纂張大典，系郡庠生,，與事者有貢士張純修。道光二年（1822）,，洪洞李蘭,，系貢生、儒林郎候選州同知,，鑒于族譜未修，乃與族人合謀,，撰成族譜,。同治四年（1865）,，由監(jiān)生李綏來、敕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晉來,、監(jiān)生鴻來合力修成續(xù)譜。廣東寶安鰲臺王氏,，清初修譜者有司鐸王杏村,；乾隆末重修,，則有主政璜州,、孝廉王峙衡、明經王瓚等人,。乾隆十五年（1750）,，江西永新歐陽氏續(xù)修通譜，首事中多有生員和官員,，廬陵支參與者有邑庠生六人，國學生三人,，郡增生二人,；安福支與事者,，有廣豐教諭,；萍鄉(xiāng)支有國學生二人；瀏陽有國學生一人,；宜黃有舉人知縣；攸縣有邑庠生一人,；湖北有太學生二人。光緒間,，宜黃《棠陰羅氏永二公三修房譜》之校訂人皆功名人士，有太學生,、郡附生、童生及從九品銜者官宦,、功名人士、族長、族尊社會地位高,，經濟力量相對也好一些，童生,、塾師有文化,，受人尊敬,，由這些有威望的人主持修譜，具有權威性,，族人易于遵命，是修譜成功的保證,。
　

（二）修譜經費的妥善籌措
　

　　經費問題設若不能妥善解決，族譜必定難修,。福建鄢氏二百年未修譜，原因在于缺乏錢財,。所謂“吾家之志修譜久矣,，每以經費難集而不果”。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朔,，祠堂祭祖后，飲胙間眾人決意修譜,，于是設譜局撰稿，不惜花費,，到光緒五年（1879）修譜成功。婺源孫氏有湖溪,、繍溪房派之分，因修譜經費攤派不公,，未能合修族譜,。同治九年（1870）,，繍溪派找到湖溪派,，倡議聯(lián)合編修宗譜，但含有格外勒出經費之意,，湖溪派識破其意，堅辭不就,，而后商諸族眾,，另修本房派的宗譜”,。鄢氏二百年才能修譜，孫氏僅修支譜,，皆因經費籌措不易，或怕被他人訛詐勒索,，一句話是費用問題,，解決得好,，修譜就能克服此種障礙,。
　　經費來源，約計有四個方面,，一是宗族公有財產，二是向族人攤派,，三為族人認捐（樂捐），四系族人或房支認購族譜或族譜中部分篇幅的成本費,。
　　宗族有公共積累者，可提供全部或一部分,，如乾隆十一年（1746）,，平定州張氏修譜成,，因缺乏經費未能刊刻，到五十年后的嘉慶元年（1796）,，族人以祖遺地四畝半歷年積租利錢十余千，張如輅出錢十余千,，刻板成功”。這是族產收入和族人樂捐將族譜雕版,。
　　攤派亦有其法,，或按丁，或按房,，或兩者結合。因為各房人丁不等,，在族譜中所占頁面不一，故經費不便劃一均攤,。為了攤派,，宗族預造族人丁口冊,，按丁口向族人派錢,。安徽績溪邵氏所制訂的《修譜條議》規(guī)定：“男女丁口應由眾立總簿,，各房立分簿，先令各房開造丁口齊全,，然后匯列總簿，以便按數酌派丁銀,，既無遺漏，又昭公允,。”婺源詹氏開局修譜,，其光緒年間的《局規(guī)》，采按丁收費之法：丁費,，每丁斂洋銀一圓；發(fā)放紅格本,，由各房派清查丁數，當即繳一半費用,，以為啟動經費；編輯時如數繳訖,，然后鐫板,。各派丁費必須親自送局，由局給發(fā)騎縫收票，并蓋經收人戳記以杜弊竇,。局費浩繁,，如丁費不能接濟，各派隨時增補,，俟領譜時總算。道光間,，湖南湘鄉(xiāng)匡氏續(xù)修族譜,，按房派交錢：譜費每房派錢若干，訂期送入譜房,，不得延挨。領譜另行交費,，每冊定價錢二千文,，各房經管人應先按每冊送交一千文，以便辦紙,，預定冊數由各房自定。預訂之后已定者不領,，無錢退還,；后來想增訂而無多余譜書可供給的,，不得閑言埋怨,。池州仙源杜氏采取日常注意族人登記和生子之家交錢登入草譜的辦法，積累修譜經費,。具體辦法是：各房須立草譜，每年正月初十日管祭者請房長數人至祖堂,，凡有生卒葬嫁娶應載入譜者,，令其報名填入，娶妻,、生子之家著出錢百文。
　　勸捐,。道光九年（1829）直隸東光馬氏修譜,，出重資以墊譜費者不下十余人，其余族中稍有力者亦竭力捐資,，毫無吝色。道光間平定張氏采取勸捐修譜方法,。該族主事人深知修譜是合族公舉之事，理宜計丁斂錢,，然而族人貧富不等，殊難劃一,，因取勸捐一法,，希望“族中貴者、富者,、富且貴者輕財重義，勿生吝心,，大力襄助,，上慰先祖之心,，下獲取合族人之稱贊”。勸捐被族中父老子弟認為盛舉,，各量力輸財，足夠剞劂之費,。南平麟陽鄢氏修譜，經費由各人自愿捐納,，一兩到一百兩不等。勸捐常常與攤派同時并用,。同治十三年（1874）績溪胡氏在太平天國戰(zhàn)爭之后續(xù)修族譜，即采取認捐與攤派兩種形式集資,，有特殊需要者另行出資。因為兵燹之后,，流離遷徙，生丁式微,，丁費不足敷用，仍藉各房派量力捐輸,，捐獻人名載明譜內，以志不朽,。如若子孫要給先人名下增寫贊語，準其另刻墓圖,、容像及誥敕,、行狀,、文集序言，刻工紙價俱系自認,。光緒間婺源、浮梁三田李氏修譜,，譜內載有捐輸房派和銀兩數目，在婺源,、浮梁,、黟縣,、池州、九江彭澤及浙江嚴州遂安各房派捐納紋銀十兩至百兩不等,。
　　有了來之不易的經費，還需要精心管理和節(jié)省開支,。宗族開設修譜局,，對收支各項事務，總需未雨綢繆,，如造預算,，制訂攤派、認捐,、預定譜頁辦法,。正如績溪邵氏《修譜條議》所言：“興舉大事必籌經費,，應先將用款若干豫大數,，然后酌量籌費，庶出入相準,，不至虧空，致誤正事,。”宗族對修譜銀錢收支管理極其認真,，細致嚴謹,，出入立賬,，專款專用,，監(jiān)督嚴明。邵氏對修譜經費的管理規(guī)則：修譜銀錢分立“本派”,、“外派”二簿，每派賬目又須分房登記,，以便檢查；經手銀錢,，所有收存,、出入賬目，委派精明妥慎之人分別管理,，每月結一大總，另派公直者二人逐加稽核,；倘有短少，經手者賠償,，如無錯誤,，即于結總處蓋一圖記以表無私而昭大信；銀錢匯存妥處,，每封記明實數，當眾加蓋圖記存入公匣,；另立出入賬目大總簿，置公匣內,，每月應集眾盤查一次，以示慎重公款,，且杜挪移擅用之弊。
　　經費開支,，主要在雕刻工匠和紙張費用，編輯人員調查路費,、薪水及應酬費也占一定分量。嘉慶間黟縣南屏葉氏修譜,，預算刻工,、紙張費用,，并早日訂購制譜原材料，其《修譜事宜》云：譜用聚珍字版,，譜司系婺源人，先立定議單,，定明工價,；譜紙采用青陽縣隔山楊西沖地方甘維翰槽，一百斤約一萬一千張,，其價足錢二十三千八百文，一張作譜一頁,，須先期定槽,，揀選白凈，免致臨時受急,；盡量節(jié)約開支，支丁到局司事,，公局不設伙食,，惟備茶水,，免致多費,。修譜,、發(fā)譜，都要祭祖酬神,，亦有一筆支出,。光緒十四年（1888）江西玉山張氏譜局資金的來源與使用情形是：族丁一千五百三十六丁，每丁均派大錢三百文,，族譜刷印共六十二部，每部作價大錢三千四百五十文,，除宗祠存留一部,，由族人承賣,，故丁錢,、譜價兩項共納大錢六百五十七千四百五十文。給主修薪酬大錢六十三千文,，副修共大錢二十三千文,，協(xié)修、幫催,、譜紙筆墨胭脂綢線共大錢一百三十三千二百四十三文，伙食共大錢一百四十九千九百九十五文,，雜用大錢五十千九百七十五文，譜工給資大錢一百五十二千一百九十四文,，膳夫工資大錢二十一千五百四十四文，另有建醮費用,。從清單可知，丁錢是收入主要來源,，占總收入的70％,。支出占第一位是工價,，第二位是伙食，第三位為紙張,。工價,、紙張費用之多是當然的，而吃食居第二位似不近情理,，然而宗族認可,。廣東南海九江朱氏修譜,，宗人,、朝議大夫奎元兄弟愿任脯糒剞劂之費，書成,，實費銀二千二百兩有奇。修譜經費是一筆巨大數目,，非藉眾力和有錢者贊助不可。
　

（三）修譜資料的搜集與體例書例的完善

　　修譜還有兩種難題,，即資料的缺略并難于搜集,，編輯方法的得當與完善極為不易,。光緒十九年（1893）零陵龍氏第五次續(xù)修族譜，認識到“續(xù)譜難,，續(xù)族譜尤難”,。所說的“譜”、“族譜”,，令人不易理解，其實前面的“譜”指小范圍族人之譜,，即五服內外族人之譜書,，后面的“族譜”中的“族”,，指一本之人,，是始祖、始遷祖的后人所形成的群體,，成員遠遠超出五服范圍，“族譜”系合族之譜,。續(xù)譜,、合族譜，包含的人員眾多,，人多情況復雜，從修譜的技術層面來講,，自然增加難度，例如眾多的族人之間服屬疏遠,，情誼不濃，輩分易紊，世系不易考辨,；人數多，里居散落,，每家每人的資料難于搜集齊全和準確。
　　對族人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宗族在修譜人員的分工中予以妥善處理,。搜集素材有兩種方法，一是宗族將人丁登記的事務交由房支辦理,，前面已經說到修纂之始，宗族為攤派而制造丁口冊,，此事往往讓房派操持,。二是宗族譜局派遣采訪人員,，專門進行有關族史資料的調查,。
　　兩種渠道所得材料由譜局人員核實,、匯總。宗族修譜的譜局,，從倡修、監(jiān)修,、主纂到分修，是個完整的理事班子,。江西清江聶氏重修族譜與事者分工是：倡修、增訂,、校閱、繕書,、對讀、監(jiān)修,、辦理、搜山,；四修分工：倡修、校正,、繕寫、對讀,、經理、斂費,。增訂,、校閱、校正是搜集與核實資料,，搜山也是調查資料，對象是祖墳及其附屬山地房產,。道光八年（1828）,，湘鄉(xiāng)匡氏修譜，合族設主纂,、秉筆,、校閱,，各房設房職、造冊人,，各司其職。造冊人就是登記丁口冊,，內容包括人名,、性別,、年齡、排行（老幾）,、父母或子女，以及功名,，這樣就有了族人的個人基本資料。同年,，江西浮梁劉氏修譜，設置首事有督修,、族長兼同督修、纂輯,、匯編、參會、校閱,、增采、校核,、校錄、圖集,、支稿,、校事,。增采是搜集新材料,，圖集是繪制祠堂、墳山圖,，校閱是核對資料的準確性，匯編是匯攏各房支材料,，纂輯系匯總各方面的材料，而不只是人丁資料,，是主編。
　　族譜的體例,、書例的疑難問題,，不是一個宗族一次修譜所能解決的，而是各個宗族在反復編寫中積累經驗,，逐步有所前進，并由學者討論,、總結，而后形成比較完善的體例與書例,。疑難問題是：如何真實記錄宗族歷史,，書寫什么，不寫什么,，怎樣表達？族譜在世系表,、世系圖的內容之外，宗祠,、祖墳、族規(guī),、藝文等專門內容要不要反映,，這是體例的事情,；對于涉及禮法、倫常的事情,，如女性、再婚婦女,、義子、嗣子如何寫法,，不肖族人要不要記錄,，是否只書善,，不書惡,，這些是書例討論的事情。乾隆間《四庫全書》總纂,、尚書,、河間人紀昀的《景城紀氏家譜序例》和咸豐間南海人、知縣朱次琦的《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序例》,，集中地表達清人纂修族譜的理念和體例、書例規(guī)范,，為許多宗族續(xù)譜所采用。族譜體例逐漸向史書、志書看齊,，出現史志化傾向，在世系之外,，傳志齊全,，到明代業(yè)已定型,。清朝前期湖南安化人陶必銓為石井劉氏宗譜作序，講到該譜的門類,，容納有宗族世系總圖、房派世系圖,、宗族居址、祠堂,、祖墳、祖宗畫像和贊文,、祖宗格言,、祖宗功德傳記、族規(guī)家訓等,。又說這是運用省郡志例，“其用力勤矣,，其樹義精而垂范遠矣”，明確指出劉氏纂修宗譜,，模仿地方志體例。族譜具有了與紀傳體,、方志體史書類似之體例,，即有志、傳,、表、圖,。因此人們對族譜名稱，使用“家乘”一名頻率加大,。族譜之“譜”，本意是記敘家族世系,，故“族譜”主要反映宗族系譜，宗族史的全面內涵雖然按照習慣仍可用“族譜”來表達,，不過有的人覺得有點缺憾，而“乘”是史乘,，記錄歷史的龐雜內容，運用“家乘”一名,，表示擁有類似志傳表圖之宗族史著述更為貼切一些，此乃清代以來族譜常用“家乘”名稱的原因,。族譜體例完備，容納宗族史的材料大增,，故而內容豐富。寫家譜,，對于宗族中出現的壞人壞事，有善惡并書與書善不書惡兩種主張和做法,，但以不予記載為多,，產生削譜法則。對于不符合婚姻倫理的女性（再嫁婦女）,，上譜與否及如何寫法，各個家族處理方法不盡相同,，然而在觀念上則為一致，即以女性貞節(jié)為準則，失節(jié)者削,，節(jié)烈者書,；傳宗接代觀念也在起作用,，婦女有生育，妾亦書,，無出則再嫁婦、妾失去上譜機會,。
　

三、續(xù)修族譜的原因——存續(xù)宗法性宗族的愿望

　　宗族迎著困難,，一次次續(xù)修宗譜，是何種動力驅使其非續(xù)修不可,？如果比較具體地說，是對孝道的追求和對不孝輿論譴責的恐懼,，是生活中處理宗族內部人際關系的實際需要，是爭當望族的必要條件和一種標志,，如果追索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在宗法制廢除之后,，為保存宗族和實踐宗法遺意。

（一）孝道的追求與對不孝輿論的恐懼

　　“三世不修譜則為不孝”之說，為相當多的宗族所信奉，所戒懼,，力爭實現修譜，既可體現孝道,，又不會遭受不孝的輿論譴責,。衍圣公孔憲培為直隸南宮孔裔宗譜作序,，指出修譜是孝子行為：“家之有譜，所以溯本原紀支派明世系而篤親親,，非實有報本追遠之誠，善繼先人之志,，善述先人之事者莫能為之，此孝子慈孫所為,。”道光間湘鄉(xiāng)匡氏修譜,，彭心鑒為之作序云：“三世不修譜不孝，士君子家藏譜帙,，因時增修，此孝悌之心油然之所致也,。”重復宋人蘇洵觀覽族譜孝悌之心油然而生之說，認為續(xù)譜是孝悌之心所致,。同時期安徽婺源（今屬江西）朱氏續(xù)譜，凡例謂前人將三世不修譜視作不孝,，所以修譜令“子孫之名得歷書以昭來裔，著其孝也”,。說明續(xù)譜本身就表示子孫的孝行。修譜,、續(xù)譜是實現孝道,，為了堅持下去，宗族自然要不斷續(xù)修,，永不停歇，是以宜黃羅氏乾隆譜修成之際,，要求子姓“各宜珍藏，尤望后之子孫繼而修焉，永昭世典”,。歙縣胡氏在道光譜編成之日規(guī)定，以后子孫“生娶卒葬及遷徙墳墓出處事業(yè),，須及時填寫各支祀譜，或告祠首記明,，以為后日續(xù)修張本”，已經在為下一次續(xù)修做準備,，否則就是不孝。子孫如果不能續(xù)修族譜,，甚而加以阻撓,，宗族將以不孝罪懲治之,，績溪邵氏為此訂立嚴峻的族規(guī)：“古人云三世不修譜為不孝，此次修譜原為維系祖宗一脈起見,，理應孝敬，將事同襄盛舉,。倘有故行作?；虿唤K厥事者,，是為忘祖，即以不孝論,，應將其人本身以下削去，不入系圖，以示痛絕,，事關重大，罰規(guī)不得不嚴,。”
　　宗族將定期修譜制定為族規(guī),，強制按期進行。所規(guī)定的期限,，多在三世以內。古人觀念以三十年為一世,，三世將及百年，那是形將落入不孝境地的危險界線,，為多數宗族所不取，故而所定時日,，多在三十至六十年之間。安徽祁門陳氏在同治間修譜,，不忘提醒族人：謹遵古制，三十年一修”,。光緒間池州杜氏《家政十四條》之“宗譜宜修”，告誡族人,，宗譜務必三十年重修一次，至遲不得逾六十年,。即墨萬氏規(guī)定，修譜以三十年為例,，慎勿姑待遲延，以失稽考,。直隸南宮孔氏于光緒間纂譜,，凡例規(guī)定：家譜限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為期,，小修以甲午為期。博羅林氏原定十年一修譜,，后來改訂二十年一修，至宣統(tǒng)已經三十余年未修,，族人以此為憾，隨即修成。林氏修譜愿望強烈,，規(guī)定續(xù)修期限太短，故而難于實現,，不得不延長時間。實際上二十年也為期倉促,，不易如期進行。與林氏有同樣規(guī)定的宗族亦有一些,，如山西汾陽韓氏族規(guī)是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庶垂永久。
　

（二）處理人際關系的需要

　　清朝農村居民普遍是“聚族而居”,，村落是一族或幾個家族的聚居地,，族人整年累月地生活在一起，日日打頭碰臉,，誰和誰血緣親近,，誰和誰應當怎樣稱呼,，人們需要怎樣的交往，是應該明確無誤的,，否則就不是“一本”之親的族人關系，而是不相干的途人了,，就嚴重違背了族人關系的原則，宗族顧慮及此,，就要修譜和續(xù)譜。洪洞李氏于道光二年（1822）編輯族譜,，四十年后，監(jiān)生李綏來等認為,，譜不惟不可無，而且不可不續(xù),，若不續(xù)修，原譜也等于無有,，因為時間一長，族人就會不知宗族源流,，不明個人的世次，不會慎重對待續(xù)嗣,，不懂得回避尊長名諱，更不清楚族人的生卒,，很可能出現同姓、同宗通姻的現象,，雖然原來有譜也就如同無譜，族人會相視為途人,，因此修譜必須前赴后繼,，前后輝映。于是在同治四年（1865）續(xù)成族譜,，同時族人公議，此后二十載續(xù)修一次,，庶可以繼成譜之志，而家世永不紊亂,。李氏講的族人生活實際需要,，確實成為宗族續(xù)修族譜的原因,。平定竇氏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修譜，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正月合族祭先塋,，祭畢飲胙，這時發(fā)現年屆五十者族譜尚未列名,，“且宗繁族巨，城鄉(xiāng)散處,，恐歲久失考,，世系莫辨”,。眾人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決意續(xù)修族譜,，并能在冬月蕆事,。
　

（三）修譜與否是宗族盛衰的標志

　　康熙朝大學士李光地閱讀族譜,，發(fā)出“宗譜之興廢，家之興衰之占也”的感嘆,。因為“家替于暌,，隆于聚,，宗與譜所以聚其睽,，而使之有統(tǒng)”,，即修譜聚族,，故而興旺。修譜是宗族凝聚力,、組織能力、經濟實力的集中體現,，能夠修譜，是宗族有活力的表現,，也是大族、望族的標識,；族譜不能修，表明宗族缺乏凝聚力,，缺少修譜的財力，落入小族的處境,。是以宗族要在社區(qū)立足，要爭面子,，亦需要修譜,、續(xù)譜,。武進莊學晦在《修譜序》中說，“世家大族之不可無譜也”,。世家大族就應當有宗譜,，否則就不成其為大族,。常州輞川里姚氏道光間修成的族譜，得到世人的贊揚,，及至同治十一年（1872）再續(xù)，姚孟廉撰序興高采烈地寫道：“一時名流均有序贊,，鄉(xiāng)先輩見者謂敦本睦族崇實黜華,，煥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寶矣,。”覺得族譜為宗族和個人臉面增彩”,。南豐《西麓雙井黃氏族譜·凡例》云,，三世不修譜,，將及百年，必定出現親疏混淆,、支派錯亂的情形，如果有人來詢問族人：你的祖上有某某,、某某，誰是你的祖先呢,？你想回答，若是不知道,，這是多么難堪的事情！又進一步說,，“祖且不知，況余親乎”,？為了不再產生丟失臉面的事,，“自后子孫續(xù)修,，毋越三世,，識之哉”。沒有族譜,，不知祖宗，無疑是衰落宗族才會有的現象,，宗族當然要避免落入此種境況,，一定要續(xù)修族譜,。
　

（四）尊崇“尊祖敬宗收族”的倫理觀念與進行宗族建設的手段

　　前述修譜續(xù)譜實現孝道，講孝道就進入了倫理范疇,，但它僅僅是宗法性倫理的一種內涵，而清朝人認為,，修譜續(xù)譜是全面實現尊祖敬宗收族的倫常,。
　　李光地看到明清鼎革之際的四十年間,，各個宗族淪落散佚,，巨室凋零，而本宗“族屬散而還聚,，詩書歇而復興”，所以能如此,，在于編修族譜，維護了宗法,。他說：“若夫譜制設，所以濟宗之窮,。吾家之譜其為善亦有三焉：本以宗法而繼之,，所以長長也,；標其爵命而榮之,，所以貴貴也；系之傳紀而彰之，所以賢賢也,。三者備矣，然后昭穆序焉,，名分嚴焉，勸戒彰焉,。”他認為修譜體現了長長,、貴貴、賢賢的宗法觀念,，令尊卑長幼孝道嚴明，從而“濟宗之窮”,。同時期的學者汪琬在譜序中寫到：“學士大夫之為譜也,，所以維宗法之窮也,。”,，一個說“濟宗之窮”，一個說“維宗法之窮”,，如出一轍，皆是補濟,、維護宗法于困厄之中的意思。原來,，宗法制在分封制（實質是大宗制、以兄統(tǒng)弟制）破壞之后,，變得支離破碎,，成為小宗法,。到了清代,，社會早已不是宗法社會，而是變態(tài)型宗法社會（或者說是具有宗法成分的社會）,，惟宗法觀念的尊祖敬宗，作為意識形態(tài)流傳于后世,，影響于清朝人的宗族生活。李光地,、汪琬的“濟宗之窮”，是就典型宗法制殘余狀況而言,，希冀在新情況下有所延續(xù)，而辦法就是修譜續(xù)譜,。族譜的“濟宗之窮”，濟在何處,？就在講求、宣揚長長,、貴貴,、賢賢的宗法倫理,，而這正是宗族活動熱心者的共同愿望,。直隸高邑李氏乾隆間修譜，序言云“譜之設,，原以紀世系而篤恩誼，昭法宗之意即寓其中”,。意即族譜講宗法的宗親之情，道出了宗法涵義,。嘉慶間江西清江徐氏續(xù)譜,，認為“敬宗尊祖禰,，即所以敘彝倫，別昭穆,，敦禮讓，教孝弟,，為尊祖敬宗之大原”。所謂敘彝倫,，強調族譜在人倫建設上的重大作用。博羅林氏于道光十一年（1831）修譜的主事人林熊,、督修世容、協(xié)修飏言等理解的族譜為教化之書：譜也者,，一姓以為言也，而教孝教悌導一族之和平,，養(yǎng)人心之敦厚者,，實在乎此,。咸豐中長沙王氏譜序說族譜“以辨昭穆之倫序”,，“維人道于弗墜”，是維持尊卑長幼的人倫法寶,。李氏、徐氏,、林氏、王氏均以維系宗法性倫常為族譜的普遍價值,。
　　宗族用修譜續(xù)譜來補救宗法、傳播倫理,，其基本內容是尊祖,、敬宗,、收族,?？滴蹰g尚書宋犖編纂族譜,，自序云：“若夫譜牒所紀,，期無失乎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遺法，而示后人以崇本返始之心,。”認為當今之世尊祖敬宗收族的方法就在于編修族譜,。康熙三十七年（1698）博羅林氏修輯族譜,，林彬序言謂：“蓋聞族大則渙，渙必予之以萃,，宗譜者，其即萃族之義歟,?！鼻￠g,，南豐江氏譜序云：“宗法修則渙者有以萃之，離者有以合之,，使一本之親長幼親疏以敘相洽，以分相聯(lián),，不至情誼隔絕，視若途人,，若是譜之貴于合修也明矣?！鼻“不真脑磻c源詹氏宗譜譜序云：“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族何以收，收之于譜牒也,?！蓖伍g,，山西洪洞李氏譜序寫道：“族之有譜，所以承先德,，啟后昆，俾綿綿瓜瓞,，永敦水源木本之思也?！绷质稀⒄彩?、李氏等民間修譜,，均認為族譜能夠尊祖敬宗收族,，特別講到尊祖,、敬宗、收族三者關系,，人們因尊祖而敬宗,，宗子,、族長從而組織族人，形成宗族群體,，借著修譜,，實現宗族的尊祖敬宗收族，成為清人修譜續(xù)譜的共識,。在尊祖,、敬宗,、收族與族譜四個方面中，要點,，或者說根本點在收族,，目標與后果均視收族是否實現,；而收族的前提為尊祖,，只有尊祖，人們有了水源木本之思,，才懂得尊祖和敬宗；收族的條件在敬宗,，有被擁戴的宗族首領，才能夠匯集分散的族人成為群體,，否則僅是血緣群體，而不是社會團體,；收族體現于族譜編修、續(xù)修,，眾人均樂于上譜，譜成,，原先未形成社會群體的血緣群體成了社會組織，原來已經是社會群體的就更加鞏固發(fā)展,。修譜續(xù)譜成為收族之法，即宋犖所說的“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遺法”,，宗子無能以經濟力量收族,，族譜倒成了收族方法?？傊迦艘孕拮V續(xù)譜為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尤其是典型宗法制破壞之后，修族譜被視為收族的重要方法和途徑,。尊祖敬宗收族的結果，使宗族建成為牢固的社會群體,，是以修譜續(xù)譜是宗族建設的環(huán)節(jié)與成果。
　　綜上所述,，明清以來,，宗族的編纂族譜,，形成不斷續(xù)修的特點，而以清代最為突出,，相當多的宗族數度修譜，甚至三四十年書寫一次,，周期不可謂不短，密度不可謂不大,。清人續(xù)譜是在克服種種困難情況下完成的，即解決房支之間的利害之爭,，族人取得續(xù)譜的共識，出資出力,，在由權威人士組成的譜局主持下進行撰修工作；大族一次修譜,，開支數百兩銀子，甚至上千兩、數千兩,，誠非易事，非眾志不能成城,；譜書的編寫原則和方法，即體例,、書例的逐步完善，能夠容納宗族歷史各個方面的資料,，既符合義理，又令族人人人上譜,，人人有歷史記錄，皆大歡喜,。清人如此追逐于修譜續(xù)譜,，受著一種理想的支配：修譜續(xù)譜能夠達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標,。事實上宗族編纂族譜,，宗旨是為聯(lián)渙散維宗法,，過程是宗族的一種重要活動，后果有二,，一是修譜是宗族建設中極其重要的一環(huán)，令宗族群體穩(wěn)固,，以大族、望族出現于社區(qū)社會,，而族人取得強有力的宗族保護,，易于生存,；二是形成族史，成為宗族的一種載體,，宗族成為社會群體的一種標志,。而且為后世留下寶貴的歷史資料,，被稱作“學術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