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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執(zhí)政,，開始舉辦新法,，蘇軾是新法的堅決反對者，屢次上書,，主要的理由在于反對新法擾民,。當時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獨斷專任,。于是蘇軾在進士考試策問時出題,，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恒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題，王安石大怒,，派御史謝景溫論奏他的過錯,，卻一無所得，蘇軾自己請求外任,，通判杭州,，后來又先后改知密州和徐州。 元豐二年（1079）,，蘇軾改知湖州,，按照慣例上表謝恩，其中說：“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 所謂“新進”,，指因擁護新法而暴得高位的人，王安石的意圖在于舊吏因循,，新法不行,，所以必要新進之人，方有勇銳之氣,，而后可圖速成,。而蘇軾認為這種快速提拔的政策，使得“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 所謂“生事”，是司馬光抨擊王安石新政的四大罪狀即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之一,，很有意思的是司馬光寫了三千三百余言的《與王介甫書》,，王安石回了三百六十字的《答司馬諫議書》，并總結出這四大罪狀,。蘇軾也一貫反對新法擾民的主張,，自己不生事，意即“新進”“生事”,。所以這兩句,，在蘇軾無非自嘲和牢騷，在新黨人士看來，實為譏刺,。這也算是屈原以來的傳統(tǒng)，字里行間,，自有言外之旨,，要說這是誣告，其實是沒有的事,。 監(jiān)察御史何正臣首先上表彈劾蘇軾,，指其不僅謗訕譏罵、愚弄朝廷,，“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惟恐不甚”,，而且宣傳中外,，鬧得天下共知。何正臣還引用《尚書•康誥》“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不可不殺,。”人有小罪,，不是過失，而是故意犯罪,，咎由自取,，不可不殺，以此建議神宗“大明誅賞以示天下”,，換句話說,，就是把蘇軾殺了以警告天下藐視新法的人。 隨后監(jiān)察御史舒亶的上書,，把審查范圍擴大到蘇軾平日的詩文：“陛下發(fā)錢（青苗錢）以本業(yè)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堿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還刻印傳布中外,，搞得人所共知,，建議神宗用“治世之重典”，以大不恭論處蘇軾,，以戒天下,。 國子博士李宜之則從宿州發(fā)掘出蘇軾的《靈璧張氏園亭記》，檢舉其中“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云云,，認為這是教導天下人可以不出仕，擾亂朝廷取仕之法,。 御史中丞李定上綱上線的指出蘇軾四可廢之罪：“怙終不悔（有所恃而終不悔改）,，其惡已著”、“狂悖之語,，日聞中外”,、“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怨不用己,，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歷來出于對蘇軾的同情,，往往將李定等人一概打倒，這也是中國民間心理的常態(tài),，蔡京本來名列“蘇,、黃、米,、蔡”書法四大家,，因為是大奸臣，“六賊”之首,，往往不被承認,，而以蔡襄取而代之,。舒亶固然一向喜起大獄，名聲不好,，李定常常被人提及不為生母服孝的罪狀,，實際上李定自己解釋過：“他不知道自己是仇氏所生，疑慮不敢服喪,，因此以父親年老的名義要求解職回家侍養(yǎng),。”這種疑事從權的方法應該說是比較妥當的。而且李定對宗族有恩,，救濟宗親，家無余財,，按宋朝規(guī)定,，高官可以蔭補子孫為官，李定又讓給兄長的子孫,，至死,，幾個兒子都還沒有受封，從這點來看,，李定毫無疑問可以稱為典范人物,。 到此為止，我們先來總結一下蘇軾的罪狀,，李宜之的罪狀和其他三位御史官大相徑庭,，擱下不論。主要的罪狀本質上有三條： 其一,、反對新法,，不加悔改。此時從熙寧變法起算已有十年,，新法的創(chuàng)始人王安石早已兩度罷相,，反對派的主角司馬光在潛心編寫他的《資治通鑒》，蘇軾居然還在那里反對新法,。 其二,、不僅反對新法，而且惡毒攻擊新法,，用詩文誹謗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嚴禁,、明法科,，這些新法是英明神武的神宗的國策，攻擊新法就是攻擊神宗,。 其三,、不僅惡毒攻擊，還刻版印石、唱和迎送,，把這些惡毒的言論傳布天下,、混淆視聽。 因此,，將蘇軾以正刑典,，有利于警告一小撮新法的反對者，有利于鼓勵廣大新法的支持者,，有利于明風正俗,。 按說，蘇軾少年盛名,，歐陽修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自許“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覺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后來因反對新政外放,，不得重用,，壯志難酬，難免心懷怨誹,，發(fā)之于外,，“詩可以怨”，在屈原為《離騷》,，在蘇軾則是詩詞,。這些對遭遇的牢騷、對新法的不滿,，是事實的存在,。 于是神宗下令革去湖州知州之職，并指派知諫院張璪和李定負責審問,。 漢時御史臺柏樹眾多,，常有烏鴉數千只棲息其上，晨去暮來,，號為“朝夕烏”,，由此，御史臺稱為“柏臺”或“烏臺”,。蘇軾逮捕到京,，被關入御史臺獄，因此被稱為“烏臺詩案”,。 一邊是御史們的反復堪問,、鍛煉鐵案,，欲致蘇軾于死地而后快，一邊是眾人的極力營救,。 除了弟弟蘇轍,，張方平、范鎮(zhèn)等人都上書營救,。張方平舉出五個臣子得罪君王的例子,，“季布親窘高祖，夏侯勝誹謗世宗,，鮑永不從光武,，陳琳毀詆魏武，魏征謀危太宗”,，這五個例子,，四個是屬于各為其主，只有夏侯勝一個勉強可以算是誹謗,，卻是誹謗先帝，可以說都不是合適的例子,。張方平當時退休在南京（商丘）居住,，官府不敢受理，就派兒子張恕前往登聞鼓院投進,，張恕一向怯懦,，徘徊許久而不敢投書。 后來蘇軾出獄,，見到此文,，吐舌色動良久。有人問他為什么,？他也不回答,。后來蘇轍揭開謎底：“兄長吐舌，因為幸好張恕沒有投書,。從前鄭昌救蓋寬饒,，上疏說“上無許史之屬（囑），下無金張之托,。”結果反而激怒漢宣帝,。兄長因為高名而與朝廷爭勝，所以得罪,，張方平許以“天下奇材”,，豈不是反而激怒人主？” 漢宣帝時許廣漢,、史高并為外戚,，金日磾,、張安世均是顯宦，后來四姓并稱,，“金張許史”,。蓋寬饒認為皇位應該由賢人繼承，而不該世襲,，本來就被懷疑是為這些權門豪貴張目,，鄭昌這么說，豈不是越描越黑,？ 宰相吳充問神宗：“魏武如何,？”神宗說：“曹操算什么。”吳充說：“曹操猜忌如此,，還能容忍禰衡,，陛下以堯舜為法，而不能容一蘇軾,？”神宗大驚,，說：“我沒其它意思，只是讓他來說清是非而已,，馬上就放他出去,。” 直舍人院王安禮，是王安石的弟弟,，說：“自古以來大度的君主,，不以言語罪人。如果治蘇軾的罪,，恐怕后人會說陛下不能容才,。”神宗素來好名畏議，王安禮的話可謂一語中的,，果然神宗說：“我本來就不打算深責蘇軾,，我馬上就為你赦免他。” 新法的中堅人物之一的章惇對神宗也很了解,，他上疏說“仁宗皇帝得蘇軾,，以為一代之寶，現(xiàn)在反而置之囹圄,，臣恐怕后世說陛下喜歡阿諛而厭惡直諫,。” 太皇太后曹氏（仁宗慈圣光獻皇后）病中聽說此事，對神宗說：“我記得仁宗皇帝策試蘇軾,、蘇轍兄弟,，回來很高興的說：“我今天為子孫得到兩個太平宰相。”聽說蘇軾因作詩入獄,，是不是仇人中傷,？因為作詩而入獄,，他的過錯太小了。我的病勢已重,，不可以冤枉傷中和之氣,，應該仔細審查。”神宗涕泣,，后來曹太后病情加重,，神宗大赦天下，于是蘇軾以“訕毀國政,，出于誣欺”結案后獲釋,，責授蘇軾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這個案例還有一個特點,，不是針對一個人,，而是牽連一群人。王安禮勸服神宗后,，神宗說：“我赦免了他,，但你切勿泄露。蘇軾和眾人結怨甚眾,，恐怕有人通過蘇軾牽連害你。”王安禮在殿前遇到李定,，李定說：“蘇軾與金陵丞相（王安石）論事不合,，你不要營救，否則別人會以為你是蘇軾的同黨,。”又在舍人院遇到張璪,，張璪忿然變色，說“你真的要救蘇軾嗎,？”王安禮不作答,。 后來遇赦，李定認為蘇軾“不將其流竄遠方則擾亂風俗,，再任命為官則破壞法令”,，反對赦免。舒亶更上奏認為駙馬都尉王詵身為皇家近戚,、張方平（前宰相）,、司馬光、范鎮(zhèn)等人身為朝廷大臣,，收受蘇軾譏諷朝政的文字而不檢舉,，“顧可置而不誅乎,？”要求一并誅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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