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一生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機,，就是“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攸關性命,，差一點讓他“斷送老頭皮”,。

“烏臺詩案”也關乎文學，這成了他文風轉(zhuǎn)變的分水嶺,。

此案發(fā)生前十五年,，亦即1064年，神宗繼位,，改元熙寧,。一心要做中興之主的年輕新皇帝,，很快就啟用了躊躇滿志的王安石作宰相，于是,，一場“熙寧變法”便開始了,。一時間，朝廷圍繞新法,，是擁護還是反對,，形成了壁壘分明的兩股勢力。

蘇軾不贊成全廢舊法,。他面諫神宗,，力主新朝不可“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愿鎮(zhèn)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后應之,。”他并非認為新的一切都不好,，只是覺得,，王安石的一些具體做法與實際脫節(jié)而不可行。

于是他被劃歸了“舊黨”,，而且是位列司馬光之后的一名重要成員,。

由于蘇軾“性不忍事”，平日里又“遇事即言”,，很快便成了一根“出頭的椽子”,。先是王安禮的妻舅、積極支持變法的謝景溫,，出來咬了蘇軾一口：彈劾他三年前送父親靈柩回眉山時,，曾沿途販賣官鹽和瓷器。神宗下令徹查,，朝野為之震驚,。所幸北宋政壇當時君子居多，重臣韓琦,、范鎮(zhèn),、歐陽修等都紛紛站出來主持公道，他們說：蘇洵過世,，當時的皇帝英宗贈銀100兩,，韓琦和歐陽修各贈200兩，加上其他大臣的，總也得有千八百兩,，蘇軾一概不受,，怎么會去沿途販賣官鹽，違規(guī)賺那幾個小錢呢,？最后,，終因查無實據(jù)，這場鬧劇只好收場了,。

在這期間,，很值得玩味的，是王安石的態(tài)度,。王安禮乃王安石的弟弟,。作為姻親，王安石事前是否知道謝景溫要上表彈劾蘇軾,，我們無從知曉,，但此事持續(xù)了數(shù)月之久，王安石作為當朝宰相,，居然一言未發(fā),，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蘇軾在逃脫謝景溫的陷害之后,，被派往杭州做通判,。剛一到杭州，他就接到了畫家文與可送過來的一首詩,，告誡他“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題詩?！蔽呐c可是蘇軾的好友，他完全應該知道,，讓蘇軾不問事,、不寫詩是根本不可能的，果真如此,，蘇軾還是蘇軾嗎,？蘇軾一生共留下詩歌二千七百余首。他平時酷愛賦詩填詞,，這是人盡皆知的事,，也正因此，文與可才對他多了一份擔心,。況且,，“詩言志”，詩人對各種事物的觀察和感受，以及他內(nèi)心的好惡,，都會從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所以，極容易授人以柄,。

果然,，有人動起了心思，想在他的詩歌中抓住把柄,，整垮蘇軾,。此人，便是沈括,。沈括不愧為名著《夢溪筆談》的作者,，《宋史》上說他“博學善文，于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y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證”,，可見是個極聰明的人。他曾于治平三年（1066年）在昭文館編校過典籍,，當時蘇軾在史館任職,，二人不免有些來往。新法推行之后,，沈括很快就成了變法派中的一員,。熙寧六年（1073），他奉旨巡查兩浙,，當時蘇軾正在杭州任職,。沈括見到了蘇軾，先是大談舊誼,，繼而提出,，想拜讀蘇軾的詩稿。這里我們不得不承認,，像蘇軾這樣滿腹經(jīng)綸,、才華橫溢的文學大家，雖然身在官場,，但卻無改書生本性,。這樣的人,，滿腦子裝的，不是子曰,，便是詩云,，根本沒地方裝壞水。更何況,，豪爽放達如蘇軾者,，為人坦誠，了無心計,，根本就沒拿沈括當政敵,，只以同好視之。而且巧的是,，他去年剛剛新刻印了幾十本詩集,，以供朋友傳看，于是便給了沈括一本,。沈括回到別館后,，仔細閱讀，將其中他認為譏諷時政之處一一作下標記,，報給了朝廷的監(jiān)察部門,。所幸的是，王安石對沈括早有所了解,，認為他有才無德,，是為小人。所以,，沈括的舉動在當時并沒有引起重視,。

這是王安石想保護蘇軾，還是他自己也討厭這種小人,？不得而知,。我們倒是更愿意從另一個角度去想：他作為文壇大家，書生出身,，是不是也本能地反感這種背后捅刀,、以詩入罪的行為呢？此事雖無確證,，但如此推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沈括沒能掀起波瀾,，事情很快過去了。但嚴重的是,，他的這個做法,，卻為后來那些小人攻訐蘇軾，開了一個惡例。

1074年,，也就是此事過后的第二年,，保守派借鄭俠所上《流民圖》，一力反擊,，使朝中政治生態(tài)迅速發(fā)生了變化,，王安石“不自安，乞罷相”,，神宗無奈,，只好安排他去做江寧知府。王安石離開京城后,，并未到職,，而是回到金陵閑居去了。變法派群龍無首,，舊黨遂開始抬頭,，形勢對變法派越來越不利。于是,，他們中一些人,，也許是出于對變法失敗的恐懼，也許是出于對王安石拔擢重用的回報,，抑或,，他們對蘇軾其人極度妒恨，便不約而同地開始了反擊,，試圖扭轉(zhuǎn)頹勢,。蘇軾是舊黨中最容易被攻擊的對象，自然成為他們的突破口,。

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烏臺詩案”的重頭戲上演了。

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由徐州調(diào)任湖州,，按照官場慣例，需要上表稱謝,，于是他便寫了《湖州謝上表》,。此表不長，全文僅有300余字,，無非是說自己才疏學淺,，卻得官家重用，被安排到此地任職,，實在皇恩浩蕩,，云云,。讓人家抓住辮子的，是這樣一句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弊g成白話，大意是說：陛下知道我愚鈍,，不能與時俱進,，很難和那幫新啟用的人合群，也知道我穩(wěn)妥,，不愛生事,，或許能治理好一個地方的百姓。在這句話里,，大有關礙的是“新進”和“生事”兩個詞,。“新進”是蘇軾對王安石所舉薦的那一幫新人的蔑稱,，他在此前的《上神宗皇帝書》里,，就曾有“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和“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這樣的說法,。而“生事”一詞，早在司馬光給王安石的長信中就曾用過,，一直反對王安石的富弼也曾說過：“大抵小人唯喜生事,，愿深燭其然，無使有悔,?！焙茱@然，“生事”一詞,，已經(jīng)成了保守派譏諷變法派的慣常用語,。

抓住這兩個詞，監(jiān)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發(fā)難,。他奏稱,，蘇軾這份謝表，充分表明了他一貫的妄自尊大,，對變革的詆毀,，以及對朝廷的輕蔑，因此必須嚴懲,。然而,，他的帽子雖大，卻論多據(jù)少,，憑這一句話兩個詞,，顯然不足以置蘇軾于死地。于是,，監(jiān)察御史里行舒亶站了出來,。他學著昔日沈括的做法，早已暗中將蘇軾新版不久的詩集《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找來,，潛心研究了數(shù)月,，摘錄出一些詩句，現(xiàn)在也合盤端出,，上奏神宗：“至于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jié)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fā)錢以本業(yè)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堿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緊隨其后,，御史中丞李定,、國子監(jiān)博士李宜之、翰林學士張璪也紛紛站出來,，從不同角度羅織罪名,，彈劾蘇軾。神宗將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四份奏折一起批付中書省。中書省奉旨,，一邊下令所有朝臣,，必須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nèi)，盡數(shù)上繳所藏蘇軾的文字,，一邊將案件發(fā)送御史臺審理,。

御史臺因別號“烏臺”，故而人稱“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最終以蘇軾被貶黃州,，充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公文結(jié)案,。受到此案牽連的,，有司馬光、張方平,、范鎮(zhèn),、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人,。至于具體人數(shù)，《品中國文人》一書的作者劉小川說是22人,，而《蘇東坡傳》的作者林語堂則說39人,。查宋代朋九萬《烏臺詩案實錄》，見其分為兩種情況開列了涉案者的名單：一種是收藏了蘇軾含有譏諷文字而沒有申報者共計29人,，一種是雖收藏了蘇軾的文字,，但并不含有譏諷內(nèi)容者48人，總計77人,。而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批評或反對變法的人。結(jié)案時,，處分最重的是駙馬王詵,。他是蘇軾的好友，不僅為蘇軾刻印了《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還在朝廷下令逮捕蘇軾時為其通風報信,，且在收繳蘇軾的文字時又未能及時交出，故而被削除一切官爵,。王鞏被發(fā)配至西北,，蘇軾的弟弟蘇轍被降職，其余張方平、司馬光,、范鎮(zhèn)以及蘇軾的十八個朋友,，都各罰銅二十至三十斤。

此案成為了有宋一代極為罕見的“文字獄”,，因而,，當時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事過六十多年之后,，就出現(xiàn)了屬名朋九萬的《烏臺詩案實錄》，其中詳細記錄了何正臣,、李定,、舒亶、李宜之上奏的扎子內(nèi)容和蘇軾受審時的供詞,。這些扎子和供詞,，其由來，南宋周必大在《二老堂集?記東坡烏臺詩案始末》一文中說：張全真參政時為中丞,，他趁南渡混亂,，將蘇軾的審訊檔案取出，藏了起來,，“余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涂改,，即押字于下,，而用臺印……”證明了那份“實錄”內(nèi)容的真實性。正是這些文獻,，讓我們今天得以對整個案件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烏臺詩案”固然是一場政治斗爭，但在這場政治斗爭中,，我們卻看到了當事者德行的高下,、人品的優(yōu)劣。尤其是那幾個制造“烏臺詩案”的小人,，竟然如此面目可憎,。

現(xiàn)在，就讓我們根據(jù)《宋史》和《續(xù)資治通鑒》等相關史料的記載,，看看這些小人的劣跡,。

御史中丞李定?！吧偈軐W于王安石”,，熙寧二年，經(jīng)孫覺推薦來京,。進京后,，諫官李常問他：你從南方來,，百姓對青苗法反響如何？李定回說：“民便（便宜）之,，無不喜者”,。李常提醒他：“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钡疃ㄞD(zhuǎn)過身來便告訴了王安石。王安石大喜,，引他去向神宗奏明,，“于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神宗要任命李定“知諫院”,，王安石卻說：以前選官，直接進諫院的尚無先例,。只安排李定做了監(jiān)察御史里行,。但很快，有人揭發(fā)李定,，說他母親死了未曾守孝,，應讓他追補三年。王安石不同意,，將李定“改為崇政殿說書”,。有兩個御史緊追不放，接連六七次上書,，說“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氣得王安石罷免了這兩個人。到了元豐初年,，李定已升為了“知制誥,，為御史中丞”。但自從他陷害過蘇軾之后,，“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顯著）?！?/span>

監(jiān)察御史里行舒亶,。此人在作臨海尉時，曾遇一人酒醉大罵后母,，追到了舒亶跟前,。舒亶命人抓住他，那人卻不服，舒亶上去就親手殺了他,?！鞍彩攪劧愔?，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為審官院主簿……元豐初，權(quán)監(jiān)察御史里行”,。曾有太學官員受賄案,，命舒亶前去處置，他便將但凡在詞語上有所涉及的人,，一律都株連進來,，“以多為功”。那位曾經(jīng)舉薦過他的張商英,，自以為和他私交不錯,，便將兒子,、女婿的文章拿出來給他看,。舒亶馬上舉報張商英“干請言路”，致張商英受到了很重的責罰,，而他卻憑著這件事升為了御史中丞,。做了御史以后，他察舉大臣,，都是從他自己的個人恩怨和利害關系出發(fā),，“氣焰熏灼，見者側(cè)目”,，到最后他被貶官時,，竟然“遠近稱快”。

諫官張璪,。此人本是王安石好友張環(huán)的弟弟,。王安石當了宰相，要啟用張環(huán),。張環(huán)說自己老了,，就將張璪推薦給王安石，做了集賢校理,，知諫院,，直（值班）舍人院。張璪原與蘇軾進士同年,，兩人入仕后又在鳳翔同事兩年,，交游頗密。張璪返回汴京的時候，東坡還作了《稼說》一文以送之,。但蘇軾陷“烏臺詩案”后,，張璪卻必欲置蘇軾于死地。據(jù)《續(xù)資治通鑒?宋神宗元豐二年》記載：“軾即下獄,，眾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軾本以才自奮,，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謂不能容才,，愿陛下無庸竟（究問到底）其獄,。’帝曰：‘朕固不深譴,，特（只不過）欲申言路耳,，行（將）為卿貰（赦免）之?！榷浒捕Y曰：‘第去（過會離開）,，勿泄言。軾前賈怨（招怨）于眾,，恐言者緣（因為）軾以害卿也,。’”王安禮回到舍人院,，“遇諫官張璪憤然作色曰：‘公果救蘇軾邪,，何為詔趣（催促）其獄？’安禮不答,?！薄端问贰飞线€記載：到了哲宗的時候，朝中諫官,、御史聯(lián)合起來攻擊他,，說：“璪奸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shù)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奸。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焙髞磉B尚書右仆射劉摯也說：“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shù)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jié)，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顯），不可不速去,?！苯K于把他貶出了朝廷。

翰林學士王珪,。這位被人們譏為“三旨相公”的人,，平日一副“寬厚沉穩(wěn)，謙和禮讓”的模樣,，其實為人十分虛偽,。他素來自認文章第一，對蘇軾格外妒忌,。蘇軾入獄后,，他便落井下石,，欲置蘇軾于死地,。他找來蘇軾一首名為《塔前古檜》的詩，采用“無限上綱”的手法,，居然說蘇軾有不臣之意——這項罪名非同小可,，一旦定罪，必死無疑,。神宗問他：“何以見得,？”王珪拿出詩來，指著其中的兩句給皇帝看：“根到九泉無曲處,，此心惟有蟄龍知,。”王珪分析道：“陛下自是飛龍在天,，他與陛下合不來,，反倒要去求知音于地下的蟄龍，這不是大逆不道嗎,？”神宗拿過詩來看了一遍,，說道：不能這么比附吧,，“他自詠檜，干朕何事,？”王珪還要強辯,，站在一旁的章惇卻已領會了“圣意”，說道：“若作如此解讀,，恐怕人人都會有罪了,！”

李宜之。這是個不得不提到的小人,。此人只不過國子監(jiān)一個尋常博士,，官階也極低微，只因“烏臺詩案”轟動朝野,，給這個小人提供了一個“表現(xiàn)”的機會,。他聞風而動，舉報說：蘇軾到湖州上任途中,，曾有一篇《靈璧張氏園亭記》,，其中有“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贝搜员境雒献樱钦f孔老夫子參政則“忘其身”,，去政就學則“忘其君”,，而李宜之不說蘇軾化用，反而這樣解析道：“天下之人,，仕與不仕,，不敢忘其君。而蘇軾有不仕則忘其君之意,，是廢為臣之道爾,。”真是欲加之罪,，肆意歪曲,！作為一個小人物，他的陰暗心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彼蛔龅搅耍m然《宋史》上連他的傳記都沒有,，但他卻在人們心中留下了千古罵名——只要一說起“烏臺詩案”,，就不能不提到這枚小人。

通過上述幾個例子,，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興起大案的這幾個小人，多半都與王安石有些“淵源”,。但雖然如此,，卻沒有證據(jù)表明，是王安石指使他們制造了這起“文字獄”,，盡管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擊垮保守派，起碼在客觀上能夠使王安石受益,。也許正是有鑒于此,，李國文先生曾指說王安石就是“烏臺詩案”的幕后總導演。

其實,，“烏臺詩案”初起時,，閑居金陵的王安石并不知曉。待他聽說后,，很快就給神宗寫了一封信,，信中最為關鍵處，是這樣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有人說,，這句話對于挽救蘇軾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以公一言而決”。其實,，此言的分量并沒有那么大,。因為,，一,，不殺蘇軾，曹太后臨終前曾對神宗有過遺言,。太后“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苯衤勢Y以作詩系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音jùn,。搜集）至于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至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二,，朝野上下對蘇軾表示同情或直接出面營救的人也不少,。如王安石罷相后，代為宰相的吳充就對神宗說：“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而湖州,、杭州兩地老百姓焚香念佛,，為蘇軾祈禱平安，也成為一種民意的體現(xiàn),。三,，我們從前述王安禮勸神宗不要深究“烏臺詩案”時神宗的交底，已經(jīng)可以清楚地看出,，神宗根本無意殺害蘇軾,，并已明確表態(tài)準備“貰之”。但即便如此,，王安石此言也并非無功,，起碼可以讓神宗拿來堵住彈劾者的嘴，成為解套的借口,。

其實,，此刻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王安石對蘇軾態(tài)度前后的變化,。當年他在任時,，作為蘇軾的政敵，自家親屬謝景溫誣陷蘇軾,，他卻保持了沉默,，而現(xiàn)在他賦閑居家，且只把蘇軾當作了“才士”來看時,，便不由惺惺相惜,，主動給神宗寫了這封信,，勸其毋信讒言。

但若細細咀嚼這句“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我們卻不難看出,，此言的出發(fā)點并不在于蘇軾本身有沒有罪，該不該殺,，而只在于維護朝廷“盛世”的名聲,，維護神宗“明君”的形象，以免在歷史上留下暴政,、暴君的惡名——為此,，才不可殺“才士”。當然,，王安石這樣講,，也許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即,，這也許是他采取的一種勸諫策略,，畢竟站在朝廷和皇帝的立場上說話，總比從蘇軾的角度更容易讓神宗接受,。

從這件事情上看,，王安石不失為君子。王安石的變法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當初他面對朝政上的種種弊端,，敢于直言上書，并且能以天下為己任,，有擔當,，勇任事，積極尋求變革,，僅此一點,，就遠勝于那些既不憂國也不憂民的“太平官”，更非凡事逍遙于事外的看客可比,。變法失敗,，有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與王安石個人性格上的缺陷有一定關系,。當初吏部尚書曾公亮向神宗推薦王安石,，有人就曾指出：“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還說他缺少肚量，“狷狹少容”,。變法失敗后,，他的政敵司馬光也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zhí)拗耳,。”《宋史》上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神宗問安石之弟安國：“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回答：“恨知人不明,，（財政）聚斂太急爾,。”這些都是時人對王安石的評價,。然而,，性格缺陷并不等于德性有虧，王安石實為君子,，決非小人,。

這就產(chǎn)生出一個問題：一個本性剛直的“拗相公”，為什么卻偏偏要提拔和重用一群小人呢,？

這個問題耐人尋味,，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用人偏重于“能”而輕忽于“德”,，比如擇人只以對變法的態(tài)度為取舍,，比如輕信，等等,。有一點很明確：王安石在做宰相之前,，久在地方任職，朝中缺少人脈,。他要推行新法,，盡管有神宗的支持，但在大臣中阻力卻很大,，而他又急需事功以證其能,，于是一些“巧進之人”便靠攏了過來。應該承認,，小人善鉆營,，也很有能量，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變法的進程,。但到后來,，王安石還是受到了小人的禍害——他曾一力舉薦的呂惠卿，陽奉陰違，以私害公,，最終導致變法走了入死胡同,。由此也可以得出一個結(jié)論：歷史上那些自覺或不自覺依靠小人成事者，到頭來都會反受其殃,。

其實,，君子并非無能。但他的思維自幼便受到儒家仁義道德的規(guī)范,，不生花花腸子,，不耍手腕，更不玩套路,，自然敵不過小人的精明算計,。這就是歷史上君子總是斗不過小人、一次次失利的根本原因,。但君子固本,，就是吃再多再大的虧，依然不改初衷,，始終保持著仁愛之心,，保持著一份寬厚和善良。

蘇軾就是這樣的一位君子,。他身上存在著許多為政者的“不宜”：例如童心重,，不善掩藏；例如思維活躍,，又總是顯露出來,；例如待人赤誠不設防，卻過于實誠,，不會虛應故事,、隨機應變，就如小妾朝云所說,，“一肚子不合時宜”,。然而，他的才能則是有目共睹的,。英宗曾欲重用蘇軾,，但當時的宰相韓琦卻加以阻攔，說“未可遽授”高官,，應多加歷練,。別人將韓琦的話告訴了蘇軾，蘇軾不惱,，反贊美韓琦說：“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神宗起初也想重用蘇軾，征求王安石的意見，王安石卻說“不可”,，因為他“素惡其議論異己”,。但當變法失利,，王安石閑居金陵時,，蘇軾赴任汝州，卻特地取道金陵前去拜訪,。當時,，王安石受到小人呂惠卿的攻訐，唯一的兒子又死了,，自己大病初愈,，正倍感凄涼。他聞聽蘇軾造訪,，內(nèi)心十分激動,，騎驢跑到江邊親自去迎接。蘇軾下了船,，上前深揖：“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禮豈為我輩設哉？”兩人相見甚歡,，一起談詩,，談佛，談禪,，彼此也加深了理解,。蘇軾走后，王安石不由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王安石建請?zhí)K軾在金陵買田為宅，兩人也好時常見面,。蘇軾也很感動,，在詩中慨嘆：“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君子之間,，即便有過不愉快，哪怕是曾經(jīng)的政敵,，一旦脫開了政治,，彼此都以文人身份交往，所有的恩怨頃刻間便化為了烏有,。

此情此景,，倒與另外的一個場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已是元祐年間了,，蘇軾又一次被起用,，出任杭州知府，而這時的沈括已經(jīng)被罷了官職,，閑居潤州（今鎮(zhèn)江）,。蘇軾上任路過潤州，沈括趕忙前去迎接,，鞍前馬后,，畢恭畢敬，一副極力討好的模樣,，似乎當年欲害蘇軾一事根本就不曾發(fā)生過,，自然心中也毫無愧疚。沈括其人,，政治投機心理十分明顯,。他不僅對蘇軾這樣，對當年積極參與的新法,，其態(tài)度也是前后不一的,。“王荊公再罷政事,，吳丞相充代其位,。沈括為三司使，密條陳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數(shù)事,，獻于吳公,。吳公袖以呈上，上始惡括之為人,?！保ā端稳溯W事匯編》卷十一）

小人與君子，真的永遠不可同日而語,！

在整個“烏臺詩案”過程中,，蘇軾雖然臨難，卻并未丟掉他的君子之風,。

當?shù)弥R上會有軍卒前來逮捕他時,，他雖心中恐懼，卻還不忘問別人,，穿什么衣服出去不失禮儀,，別人提示他：現(xiàn)在還不知罪名，仍應穿朝服,。蘇軾便穿戴整齊,，出見差官皇甫尊,。皇甫尊當場命軍卒打開公文,，見上面說：蘇軾因涉詩文訕謗朝廷,，傳喚進京——只是一份普通的公文，并非拘捕令,，遂不帶枷鎖,。當一行人離開官衙上了船，蘇軾便欲投水自殺,。他想,，既然是自己的詩文涉案,，必定會牽涉平日來往的朋友,，不如一死了之。但轉(zhuǎn)念又想：自己死了,，事情反而說不清了,，不是更要連累弟弟和朋友們嗎？遂又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到了獄中,，李定、舒亶他們安排獄吏對蘇軾嚴審,。這些人一個個兇神惡煞,，肆意折磨蘇軾。當時有一位因為得罪了御史臺那幾個小人而被關進監(jiān)獄的官吏蘇頌,，出獄后,，曾賦詩十四首，他在詩前序言中說：“子瞻先已被系,。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闭蛞粔χ簦牭谜媲?，故而他在詩中寫道：“遙憐比戶（指隔壁）吳興守（指蘇軾）,，詬辱通宵不忍聞?！睋?jù)此,，我們不難推想審訊時的情景。起初,，蘇軾只承認《山村五絕》有意托諷,，是因為全詩不涉及任何人,。他自辯道：“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且賴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詩文,，寓物托諷，庶幾（希望）流傳上達,，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誹謗先帝，則是以黑為白,，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但御史臺已經(jīng)從搜尋到的詩文中，摘出“譏謗”語句六十余處,，都要蘇軾一一交代,。審問一連持續(xù)了好幾個月。據(jù)說,，蘇軾在獄中時,，神宗曾派人悄悄在夜里前去查看，只見蘇軾一夜酣睡,，并無輾轉(zhuǎn)反側(cè)之狀,，神宗聞報，不由說道：“朕知他問心無愧,！”此事不知是否屬實,，但卻很符合蘇軾的性格。

君子坦蕩蕩,，即便身陷囹圄,，也是小人望塵莫及的。

“烏臺詩案”六年以后,，即1085年,，神宗崩，年僅十歲的哲宗嗣位,，司馬光做了宰相,。王夫之在《宋論》中說，司馬光“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遍_始全面革除新法。此時蘇軾又站了出來,，主張對“熙寧變法”區(qū)別對待,，其中可行的部分應予保留，以利百姓,。于是,，保守派又轉(zhuǎn)而白眼相加，一再貶謫他,。由此可見,，蘇軾維護的是邦國之利，并非一己之私,，更非一派之得，乃是大仁大愛,。

無數(shù)事實都表明,，君子與小人，心胸,、格局完全不同,。每臨大事，君子慮人,，而小人慮己,。君子與小人，即便同在一個屋檐下,，也完全不在同一個精神境界里,，言行舉止，出發(fā)點各自不同,，所秉持的,，也不是同一個邏輯。

其實說起來,，小人這個人種,，真的是“古已有之”了，而且代代不竭,，想必將來也是不會絕種的,。何以這么說呢,？因為導致小人出現(xiàn)的，無非兩個原因：一個是利益（外在原因）,，一個是欲望（內(nèi)在動力）,。一旦利益有沖突，一旦欲望得不到滿足,，我們身邊的小人便會現(xiàn)出本相,。所以，只要世上有利益沖突存在,，只要有個人欲望存在,，小人便會不斷的產(chǎn)生。

小人常有,，難在辨識,。他們生活在我們之中，頭上沒貼貼,，胸前無標簽,，甚至有的小人，還常常作出一副親近狀,、忠厚狀,，讓人難識廬山真面目。白居易就曾以詩感嘆：“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zhèn)螐驼l知?”周公代政的苦心,，王莽篡位的陰謀,，若不經(jīng)過時間的檢驗，誰人看得出呢,？足見小人識別之難,。關于識別小人，歷代多有主張,。王夫之在《宋論》一書中提出一法：“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小人之道,，有必為，無必不為,。執(zhí)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钡@里所說的“必為”與“必不為”,，也只是一種行事的原則，并非行事的目的,，據(jù)此,，尚無法判斷其行為是君子還是小人。而作為行事出發(fā)點和落腳點的利益,，才是區(qū)分君子與小人的“試金石”,。小人對人對事的態(tài)度，無一不以利益的得失作為取舍,。獲利則為,，無利則止。待人亦然,。有利者近之,，無利者遠之，沒有不變的情誼,，只有永遠的利益,。小人為了獲取利益，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例如踩別人肩膀,、阿諛奉承、陽奉陰違,、見風使舵,、過河拆橋、反戈一擊,、造謠生事，落井下石,，等等等等,，都是慣常的手段。而當他們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經(jīng)濟利益）受到損害時,，則立刻會調(diào)動一切資源和手段,，以百倍的兇狠，施以無情的報復,，因而史上才有“小人一口,，入骨三分”的說法。獲取利益,，是小人全部欲望的核心,，圍繞著利益，你可以見識小人層出不窮的精彩演出,。所以歐陽修在其《朋黨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即便同為小人,，一旦利有不同,，登時也會反目成仇，所以他更進一步指出：“小人無朋”,。

我們回過頭來審視“烏臺詩案”中那幾個小人的作為,，不難看出，他們的目的,，并非是從維護國家的利益出發(fā),，也不是想通過改革弊政，使百姓過上安穩(wěn)富裕的日子,，他們所維護的,，只是自己的官職不要因為變法不利而丟失。因為他們清楚,，自己的切身利益已經(jīng)包含在了變法之中,。維護新法，只是一塊招牌,，從中獲利才是目的,。正是為了自身利益，他們小人心性大發(fā)作,，制造出了這場“文字獄”,，使名士遭劫，使斯文蒙羞,，也讓忠良齒冷,。

即便是到了現(xiàn)在，想一想,，仍讓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