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嵇康的死因及其他

□蔡仲德

　　讀房向東《嵇康為何而死》一文（見6月17日《中華讀書報》）,，頗贊同其主旨——反對對司馬昭的兇殘不置一詞,，而將嵇康的死因歸結(jié)為他自身“性格的弱點”。但其中的某些論點我還不能茍同,，愿提出來與房先生商榷,。

　　房文有時根據(jù)魯迅的話，說“嵇康獨立于司馬集團之外,，又是曹家女婿,，這才是內(nèi)因，才是致死的根本原因,。沒有鐘會搬弄是非,，也會有別人搬弄是非?？傊?，嵇康必死無疑，不管他認真與否,，性烈與否，與世俗對立與否”,，有時又根據(jù)鐘會之言，說在嵇康致死的原因中,，“‘不事王侯’、‘不為物用’這才是要害所在”,。我則認為，這兩點既未觸及嵇康之死的根本原因,，也未觸及其要害所在,。眾所周知,，嵇康弱冠之年便隱居竹林，后雖與長樂亭主婚,，拜中散大夫,，卻是個僅備顧問的七品散官，既未因此離開竹林,，終止隱居生活,，更未為曹氏集團采取任何積極行動。這就可見,，他固然不為司馬氏集團所用,，卻也并未為曹氏集團所用，“曹家女婿”的身份并不構(gòu)成對司馬氏的威脅,。真正構(gòu)成對司馬氏的威脅的，則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非湯武而薄周孔”,、“輕賤唐虞而笑大禹”的言論。這就正如魯迅所說,，“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么,，教司馬懿（當(dāng)作“司馬昭”———蔡按）篡位的時候,，怎么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于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魏晉風(fēng)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所以鐘會加于嵇康的罪名主要不是“不事王侯”,、“不為物用”,，而是“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害時亂教”,、“負才亂群惑眾”，所以鐘會才會說“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而這，才是嵇康之死的根本原因和要害所在,。

　　房文又將嵇康與屈原并列,，統(tǒng)稱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憂國憂民者”，這也有待商榷,。屈原“專惟君而無他”,、“竭忠誠而事君”（《九章·惜頌》），“忽奔走以先后”,、“恐皇輿之?dāng)】?#8221;（《離騷》）,，嵇康則遺落世事，以鍛鐵,、灌園,、“抱琴行吟，弋釣草野”為樂,，“但愿守陋巷,，教養(yǎng)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愿畢矣”（《與山巨源絕交書》）,，被顧炎武斥為“棄經(jīng)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日知錄·正始》）,，他們的志趣全然不同：屈原雖屢遭君王貶斥，卻只歸罪“黨人”,，而不懷疑君王,，且對君王以妻妾自居，怨而不怒，因而其作品彌漫陰柔之氣,，“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戰(zhàn)，則終其篇未能見”（魯迅《摩羅詩力說》語）,，為中國文化提供了君國不分的愛國典型,、忠奸之爭的悲劇模式,；嵇康則“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剛腸疾惡,，遭事便發(fā)”（《與山巨源絕交書》）,，始終與惡勢力抗?fàn)帲瑢憽豆懿陶摗?，?#8220;淮南三叛”辯護,，寫《太師箴》，抨擊司馬氏“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寫《釋私論》、《難自然好學(xué)論》,，反對司馬氏名教之治,，號召“越名教而任自然”，寫《與山巨源絕交書》,，公然拒絕與司馬氏合作,，可謂尚氣任性，慷慨激烈,，有陽剛之美,，他們的氣象也判然有別。故竊以為屈原重在憂國,，嵇康重在憂民（人）,，屈原體現(xiàn)了群體的自覺，嵇康體現(xiàn)了個體的覺醒,，將他們視同一律,，統(tǒng)稱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憂國憂民者”，是不適宜的,。

　　說到“憂國憂民”,，說到嵇康對名教的態(tài)度，就不能不想起魯迅的有關(guān)言論,。魯迅在《魏晉風(fēng)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中說,，嵇康、阮籍是因為痛恨司馬氏之類的偽君子，“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yōu)榉磳ΧY教，其實不過是態(tài)度,，其本心則是“相信禮教,，當(dāng)作寶貝”，比司馬氏“要迂執(zhí)得多”,。此說用于阮籍大致不差,，用于嵇康卻不妥。而幾十年來,，學(xué)者們卻大多援引此說,，用以評論嵇康。我認為,，魯迅此篇講演正如他自己所說,，是“聚感積慮”、“蓋實有慨而言”（《致陳氵?！?，《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用意不在評論歷史人物,，而在借古喻今,，抨擊現(xiàn)實政局，故不能將其中的言論當(dāng)作學(xué)術(shù)觀點加以引用,。事實是,，嵇康因為禮教不合人性、束縛人性而號召“越名教而任自然”,，這不僅形諸筆墨,，而且見之于他一生的實踐，足以說明他反禮教并非出于一時沖動,，激而為之,，而是發(fā)自內(nèi)心、見諸行動的一貫主張,。他一生都在實踐“越名教而任自然”：隱居竹林,，以鍛鐵、灌園為樂,，是無視禮教的要求而順其本性之所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向司馬氏集團抗?fàn)?，為此獻出生命,，是“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于必濟”（《家誡》），也是“任自然”,，更是向禮教宣戰(zhàn),。這兩方面是一致的。他曾要兒子謹小慎微,，明哲保身,，但那是為后代著想，他自己并未實行,。他曾在《家誡》中要兒子看重“忠臣烈士之節(jié)”,，但那明明是指孔融求代兄死一類“臨義讓生”,、見義勇為之事,，而不是宣揚禮教，要兒子去做封建帝王的忠臣烈士,。至于嵇紹后來為衛(wèi)護晉惠帝而獻身,，成為忠臣烈士，那是嵇紹自己的事,，不能算在老子的賬上,，說是秉承父教的結(jié)果。嵇康的矛盾不在于既反禮教又信禮教,，而在于他雖然真心相信道家淡泊平和的養(yǎng)生之道,，也曾付諸實踐，卻本性“剛腸疾惡,，遇事便發(fā)”,，面對黑暗現(xiàn)實，不能淡泊平和,，無是非,，無愛憎。這是道家思想與人生實踐的矛盾,。我們只能說嵇康不能擺脫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反禮教的思想并不徹底，某些言論與禮教還劃不清界限,，卻不能說他既反禮教又信禮教,，更不能說他是把禮教當(dāng)作寶貝，反禮教只是表面的態(tài)度,，不是出于真心,。他是真誠地主張并實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

　　嵇康是魏晉名士，又不同于一般魏晉名士,。阮籍明明有是非,，有愛憎，卻不敢說,，不論人過,，不論時事，明明有追求,，有抱負,，卻委屈求全，委身于他所不滿的司馬氏,，這都是因為他雖能遺落功名得失,，卻不能遺落生死利害，沒有真正“忘形”（忘我）,，也就不可能真正“得意”（任自然）,。陶潛對現(xiàn)實也有不滿，對英雄也有仰慕,，卻終于逍遙田園,，無所作為，也是因為只能忘名利,，不能忘生死,。他們只是“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離“得意忘形”都還有一段距離,。嵇康則平日不慕名利，清高脫俗,，需要時又可以挺身而出,，從容就義，也不為名利,。這種徹底“得意忘形”的人生態(tài)度,，這種不可企及的人格精神，是其他名士所不具備的,。

　　《世說新語》有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聞一多把它改為“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聞一多全集·年譜》）,。這一改甚好。“痛飲酒”,，象征瀟灑風(fēng)流,，清高脫俗；“熟讀《離騷》”則應(yīng)理解為有才學(xué),，更有與黑暗現(xiàn)實抗?fàn)幍木?。以此為根?jù)，便應(yīng)該說,，魏
晉之世,，雖然人人都想成為名士，雖然不少人也被稱為名士,，能稱得上真名士者,，卻只有嵇康一人。他是“痛飲酒”,、“熟讀《離騷》”這兩方面完美結(jié)合的典范,，是體現(xiàn)這種人格美的典范。而且應(yīng)該說,，他的人格和精神高于屈原,，具有屈原所沒有的反名教、求自由的精神——中國國民最缺乏也最可貴的精神,。而嵇康之所以能具備這樣的人格和精神，則是因為他實踐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人,，一個言行如一、表里如一,、直道而行的真正的人,。

　　順便說說，“正始”（公元240－248年）是魏齊王曹芳的年號,，司馬炎廢魏元帝曹奐建立晉朝則是在265年,，房文卻有“司馬炎廢曹奐建立晉朝后，從正始元年（240年）開始,，二十多年間,，司馬氏集團與曹氏集團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最后司馬氏得勝,，曹氏集團中人幾乎被殺絕”的說法,，這是前后顛倒，把魏末的事當(dāng)成晉初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