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詩學：文藝學的新增長點 |
| 吳曉都 |
詩學研究自亞里士多德時代起,，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近代以來又衍生出“歷史詩學”、“語言學詩學”,、“比較詩學”,、“理論詩學”等等。時至今日，“文化詩學”又成為當代文藝學發(fā)展的新增長點,。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化詩學”始于20世紀80年代，其代表為美國新歷史主義文論家格林布萊特,。也有學者將“文化詩學”的起源時間推得更早,，加拿大學者F.G.查爾默斯就將人類對藝術與文化相互關系的研究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還有學者干脆給中國傳統(tǒng)詩學戴上“文化詩學”的桂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化與詩學的親密關系從來就沒有分離過。早期的這類研究還處于直覺的階段,，有相當?shù)木窒藓推?，大多是研究藝術與人文領域或社會生活某一個方面的關系。如藝術與歷史,、藝術與語言,、藝術與道德、藝術與經(jīng)濟,、藝術與哲學,、藝術與宗教等文化類型的關系。并且此類研究的方法論也較為簡單,。而當代文藝學或文化學界興起的“文化詩學”,，與以往相比有嶄新的面貌和內(nèi)在的更新。當代“文化詩學”的特點,，首先在于對文化整體的感悟和自覺把握,。正如巴赫金所說,，這里的文化不是眾多現(xiàn)象的總和,，而是一個整體。巴赫金的意思是，文化并不是諸多個別文化現(xiàn)象簡單的復合疊加,，而是有機地聯(lián)系成一個整體的文化格局。“文化詩學”或者藝術文本的文化研究只有在這樣的格局和語境中進行,，才是真正科學的研究,。其次，“文化詩學”既然還是詩學,，它的邏輯重心必然還執(zhí)著在與審美文本相關的問題和對象上,。一個“詩”字，就說明了這種詩學的特質(zhì),。如果像有的“文化研究”,，完全忽略了對象的審美內(nèi)蘊和表征，“詩”學又何從談起。
的確,，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文學研究轉(zhuǎn)向文化研究，文本研究進入新的整合階段,，詩學和文化的關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深入理解,。“文化詩學”促使人們努力從文化整體上開掘文藝作品的深層內(nèi)涵。文化學者的主旨是深刻探究藝術創(chuàng)作在宏大文化語境中的地位和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文化詩學”對20世紀世界詩學研究的重大影響,。俄羅斯的詩學研究從19世紀起開始走上“文化詩學”的道路，“比較－歷史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維謝洛夫斯基的“歷史詩學”,，就其核心含義而言,，就是文化詩學的一種雛形。他對俄羅斯及蘇聯(lián)文藝學的影響極大,，最富于成效的成果是在俄羅斯形成了真正的文學科學,。俄羅斯文藝學從單一的社會歷史批評轉(zhuǎn)向?qū)ξ膶W的科學認知，這種變化導致了巴赫金“文化詩學”的誕生,。巴赫金的文本理論,，按其本質(zhì)而言就是一種“文化詩學”。他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jīng)指出,，應該“在長遠的時間里”,，在宏大的文化視野中來研究文學作品。文學史應該與文化史更加緊密地結(jié)合起來,。他以普希金的名著《葉甫蓋尼·奧涅金》為例闡明,，一部偉大的作品，其文化準備時間可能長達百年甚至幾百年上千年,。因此,，惟有在文化的整體格局中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和闡釋文學文本的意義。巴赫金的詩學思想又使洛特曼的符號學上升到“文化詩學”的高度,，而洛特曼超越結(jié)構(gòu)主義的“結(jié)構(gòu)詩學”對美國的“新歷史主義”文論又產(chǎn)生了間接的影響,。巴赫金的“對話主義”和“復調(diào)理論”對法國克里斯蒂娃的“互涉文本”理論的直接影響也是眾所周知的。
當今,，怎樣構(gòu)建整合東西方文論的新型“文化詩學”是文藝學界探討的熱門話題,。我們認為，“文化詩學”的方法論應該不是單一的,，而是跨學科的,、綜合的，應該在人文學科的邊緣結(jié)合部上進行研究,。但作為“文化詩學”,，而非文化哲學,，它的表述方式理應更具審美特色。我們以為,，這應該是“文化詩學”自覺追求的基本目標,。在這個方面，“文化詩學”應該提出兩個基本要求：第一,，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具有審美意義的文本,；第二，研究成果的外在形式應該具有相應的審美形態(tài),。文藝學的研究有別于其他人文學科,，具有一定藝術創(chuàng)造性。誠然,，詩學是研究規(guī)律而不是創(chuàng)造規(guī)律,，但是可以創(chuàng)造呈現(xiàn)思維美的語言文化文本。人文學科對研究對象的反映有共性,，也有個性,。對于審美活動的研究，特別是對“文化詩學”而言,，研究主體的個性尤為重要,。
“比較詩學”與“文化詩學”有較為密切的學術關系。說到底,，詩學比較就是文化比較,，是兩種文化或者多種文化的比較。文藝理論,、文藝觀念的比較研究,，要求把握更加全面的文化代碼。如果研究者對作品的文化背景疏于了解,，知識貧乏,，“比較詩學”就難于進行。從學術結(jié)構(gòu)方面來說,，“比較詩學”是“文化詩學”的基礎,，只有在廣泛的深刻的詩學比較的基礎上才能構(gòu)建厚重豐富的“文化詩學”。而另一方面,，文學翻譯或者文論翻譯又是“比較詩學”的基礎（錢鐘書先生早就指出,，文學翻譯就是“比較文學”）。因此比較詩學應該建立在良好的比較文學研究之上,，重視文學翻譯和文論翻譯也是構(gòu)建“文化詩學”的極為重要前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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