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標識語言的符號,。語言的基本職能就是充當人們的交際工具,，也就是在集體勞動中彼此交流思想、感情和經(jīng)驗的最主要的工具,。但語言在交流活動中有一定的局限性,，時間不能延長，空間難以傳遠,，如果要打破這種局限性,，就必須用語言符號——文字來記錄語言，才能使之傳播各地,，流遺后世,。許慎說“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這就是文字的作用,。

  究竟?jié)h族文字是什么時代產(chǎn)生的呢？根據(jù)舊日的傳說是“黃帝之史倉頡始制文字”,。這當然只是一個神話性質的傳說,。

  第一，文字決不是某一個人能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廣大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產(chǎn)物,。戰(zhàn)國時代的荀況，他在《正名篇》里首先提出詞匯是“約定俗成”的觀點,，約定的“約”是界說,，也就是詞的義界,，詞義是通過概括而規(guī)定的，這就是“約定”,。這種約定還必須通過社會群眾的實踐予以公認,，這就是“俗成”,。荀況對造字的看法,，和詞匯的創(chuàng)造一樣，也主張是“約定俗成”的,。他在《解蔽篇》里痛斥倉頡造字的說法,，他說“好書者眾矣”。好書者就是制造文字的人,，眾即群眾,。很明顯說明制造文字不是某一個人能創(chuàng)始的。

  第二,，黃帝之史倉頡造字之說,，出于《世本》，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皆用此說,。但春秋戰(zhàn)國的諸子也有不同的傳說：慎到承認倉頡造字,，但認為倉頡在庖牲之前（《尚書正義》引慎到說“倉頡在庖牲前”）。管仲則認為造字起于封禪制度（見《管子·封禪篇》）,?？梢妼h字產(chǎn)生的起源異說紛紜。

  總之,，用文字代替語言,，主要是排除語言的局限性。以文字為民族語言的符號,，必須規(guī)范劃一,，才可以通行全國，使無阻閡,。要做到這一點,，國家的建立，政權的統(tǒng)一,，是非常必要的條件,。大家知道，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政權集中之后,，首先用小篆,、隸書為標準漢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齊一了書面語言,。這在漢民族語言史上,，是一個革新運動。秦始皇用政治力量,，把方言復雜的中國,，壤地 離、語言不通的現(xiàn)狀,，用規(guī)范了的書面語言行之而無閡,。這不僅是統(tǒng)一交際工具問題，并對中國統(tǒng)一政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此可以推想,，黃帝之史倉頡的傳說，同樣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根據(jù)中國傳說,，黃帝為華族的鼻祖，始一方夏,。政權統(tǒng)一,，肇自黃帝。因此后代認為從這時開始有了統(tǒng)一的書面語言——文字,。再有,，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同書文字,，職在史官,。《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九歲屬瞽史諭書名,。”依鄭玄說，名就是文字,。所以黃帝之史倉頡的傳說,，就是根據(jù)古史情況制造出來的。

二,、漢字以前的符號

  原始人類以獵食為生,，在集體狩獵中開始了繪畫藝術，在追蹤禽獸時,，逐漸有了符號的分辨,。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曾說過：“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代獵食鳥獸,，必須有辨識鳥獸足跡的知識,，因為獸潛鳥駭，只有靠鳥獸在地上留下的蹄爪的印痕,，才能追跡尋求,，獲得禽獸。這種鳥獸蹏迒之跡,，是一種自然界中的點畫符號。人們由此進而認識到用簡單的點畫符號,，可以分辨不同的事物,。所謂“分理”就是辨識獸跡的點畫紋理,，所謂“別異”就是分別不同的東西（紋理分辨就是點畫分辨）。

  這個事實從漢字結構的涵義里也可以證實,。；例如《說文解字》：“ ,，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許慎首先認為采是辨的古字,，又用“讀若辨”來闡明它的發(fā)展,。“別也”的別即分別，是講采的字義,。“象獸指爪分別也”是分析采的字形像指爪的印痕,。“ ”怎么像獸指爪印痕,？蓋初以“ ”模繪印痕,，但漢字力求結構上的整齊平勻，因而在“ ”的形體內中間加上“十”變作“ ”,。猶如 （米）字加“十”,，也是為了整齊。由“采”字可知,，古人最初就是從獸指爪的印痕進而以點畫符號作為分辨事物的標記的,。這一事實還可以從“宷”,、“悉”、“釋”三個字來加以證實,，這三個字都從采,，宷是明白，悉是了解,，釋是分析,。這就說明，古人正是從鳥獸蹏迒之跡而進一步創(chuàng)造了分辨不同事物的種種符號的,。

  下面談談我國古代創(chuàng)造的幾種符號：

  第一,，彩陶文化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的一種文化（又名“仰韶文化”，因為最初是1921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fā)掘的）,。從西安北五里半坡村遺址發(fā)掘出的彩陶器上描繪著植物花紋的圖案和動物的形象,，有的還刻識著許多筆畫簡單的符號，已不能識辨它的意義,。

 第二,，八卦相傳是庖牲氏所制定的八種符號。這八種符號以—（陽爻） （陰爻）為基礎,，錯綜為八個不同形狀的符號,，作為標識自然界、動物界和人體的標志,。 代表“天”,、“馬”、“首”,， 代表“地”,、“牛”、“腹”,， 代表“水”,、“豕”、“耳”,， 代表“火”,、“雉”、“目”,， 代表“鳳”,、“雞”、“股”,， 代表“澤”,、“羊”、“口”,， 代表“雷”,、“龍”,、“足”， 代表“山”,、“狗”,、“手”。八卦也可以代表性質和動作,，比如 為健,， 為止之類。

  第三,，結繩,。據(jù)《周易·系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已書契,。”說明結繩是記錄事情和經(jīng)驗的符號,，《系辭》把結繩和文字聯(lián)系起來，認為文字是結繩符號的發(fā)展,。其實結繩只有數(shù)目記載,。結繩的方式比較復雜，所結的繩很像魚網(wǎng),，是用橫繩和縱繩交織在一起，結成不同形狀的繩結,，作為不同的符號（印地安人還保存了結繩的制度）,。

  以上舉了三種不同的符號：“八卦”是分析自然想象的符號，“結繩”是記事的符號,。至于彩陶上刻識的許多不同形狀的符號,，有人認為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有人甚至認為是中國文字的起源,，即原始文字的遺跡,。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文字是符號,，但文字不是一般符號,，而是“代替語言的符號”。正如漢字中有圖畫文字,，但決不能把圖畫和文字等同起來,。我們只能說圖畫和符號給文字的產(chǎn)生開辟了道路。

  荀況在《正名篇》上說過：“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又說過,，“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諭一意者也。”荀子所說的“名”,，就是語言學上所說的“詞”,。所說的“辭”就是“句子”。這是荀子論語言的術語,。荀子的這段話是說：第一,，名是用聲音來表達的，也就是聲音是它的物質外殼,。所謂“名聞實喻”就是說名通過聲音傳達了思想感情,，使人聞聲以知意。第二,，名不是孤立使用的,，它必須通過語法組成為語言。麗是附麗,，附麗的方法就是語法結構,。第三，名與辭的對比,。名反映了客觀事物（實）,，所有的名（詞匯）不過是累積許多事物，不能完成表達思想的任務,，只不過是建筑語言的材料,。辭才能構成語言，它是集合不同內容（異實）的名來表達和明確一個思想,。例如“中國人民從來是勤勞的勇敢的,。”這句話使我們明確了一個思想觀點。這句話里的“中國”,、“人民”,、“是”、“勤勞”,、“勇敢”,、“的”都是異實之名，集合異實之名才能表達思想,。文字既是代替語言的符號,，首先是代替“聲音”，而上面三種符號都不是表音符號。其次,，漢字里有虛詞,、實詞（漢字的詞類，漢代人分為“詞”,、“事”,、“名”。“詞”包括嘆詞,、語氣詞,、連詞以及副詞；“事”包括動詞,、形容詞,；“名”即名詞）。上面三種符號根本不存在語法的詞類問題,。再次,，語言的詞必須連貫起來，才能交流思想,；文字必須連綴成文,，才能表達意思。正如許慎在說明文與字之后,，提出“著于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書”就是連貫而成的文章,，文章才能如其意志地進行表達,。上面三種符號都是孤立的標識，決不能連貫使用,。因此，把符號和文字等同起來的觀點是不對的,。

三,、漢字的歷史發(fā)展

  記錄語文的漢字始于何時，今無所考,。根據(jù)現(xiàn)在發(fā)掘的記錄卜辭的漢字,，只有三千五百年左右的歷史。因此,，只能講三千多年的發(fā)展變化,。

1·甲骨文字

  1899年發(fā)現(xiàn)了記錄卜辭的漢字，這些漢字刻在龜殼和獸骨上,，出土的地點是河南省安陽縣西北五里的小屯村,，這兒被證明為殷商的首都。所以這種文字叫“卜辭”,、“甲骨文字”,、“契文”,、“殷墟文字”。奴隸制的殷商王朝是十分迷信的,，每事必卜,。凡祭祀、戰(zhàn)爭,、田獵,、風雨、天象,、農(nóng)業(yè)豐歌,、分娩男女以及病疫等都要通過占卜向上帝請命。甲骨上所記的都是占卜語言,。自發(fā)掘出這種文字資料始,，經(jīng)過七十余年的搜集研究，發(fā)掘了數(shù)以萬計的甲骨片,，統(tǒng)計有四千左右不同字形的漢字,，研究的結果，確定了一千五百左右字形的結構和音義,，尚有兩千余字不能辨識,。殷商文字當然不限于卜辭上的文字，例如《尚書》里的《盤庚》,、《高宗 日》是可信的殷商作品,，今年只有從“漢隸”記載下來的東西，還沒有發(fā)現(xiàn)殷商文字記錄下來的典冊,。

2·鐘鼎文字

  記錄銘文的漢字叫“銘識”,，這種文字是鑄在青銅器的鼎彝上面的，所以叫“鐘鼎文字”,。古代稱銅為金,，所以又叫“金文”。青銅是銅加錫鑄成的,，青銅的鼎彝先用陶土做成模子,，在模上雕刻花紋、款識（款：刻）,，然后把青銅的熔液傾注在模子里,，制成鼎彝。殷商已有青銅器,，但很少有銘識的文字,。西周初年開始有長篇大作的銘識文字。如成王時代的《令彝》有一百八十七字；康王時代的《大孟鼎》有二百九十字,；西周末年周宣王的《毛公鼎》竟長達四百九十九字,。西周的青銅器主要是王室器皿，諸侯和王臣鑄器的很少,。東周以后,，王室之器絕跡，差不多都是諸侯和王臣的器皿,。許慎的《說文解字敘》中說：“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據(jù)此,，許慎已參考“鐘鼎文字”,。有人以為許書從無一字注明見于某彝器的，因而謂《說文解字》竟無“鐘鼎文字”,，這種說法也不完全正確,。案“ ”（王）實根據(jù)銘文，僅注“古文”,，大概有兩個原因,。其一，漢代出土的鼎彝很少,，見于史書的,，只有《美陽》、《仲山父》二鼎,，當時拓墨的方法尚未發(fā)明,，許慎未必能遇見，所以《說文解字》沒有注出某彝器,。其二,，《說文解字》采用鼎彝必與“古文”相類似者，既與“古文”為主,，則鼎彝可以略而不言,。

3·籀文

  籀文是春秋時代的西方文字，也就是秦始皇前的秦國文字,。舊傳為周宣王時代太史籀所指定的文字，清代龔孝拱已辨其非（見《說文董理后編》）,。漢代存有《史籀》十五篇,，其體式大約與漢代的《倉頡篇》相同。這類書由章句組成,，為學童識字的課本,，皆為韻語，以便背誦。內容是敘述歷史（《說文解字》“奭”字下說,，“此燕召公名,，史篇名丑。”）,，也有借字（《說文解字》“鼎”字下說,，“籀文以為貞字。”）,。全書十五篇,，劉秀時亡佚六篇，許慎所見僅九篇,，收入《說文解字》中,。另外有《石鼓文》，唐初在大興（今陜西省鳳翔縣）三畤原出土,，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在十塊鼓形石上，用籀文分刻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近人考證為秦刻石,，不過有秦文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獻公等不同時代的說法。還有《詛楚文》,，也是籀文刻石,；大約為秦惠文王詛咒楚懷王的文辭，也是用籀文寫的,。唐代先后在不同的地方出土,。原本和拓本已不存，只有后來的翻刻本,，其中以《絳帖》所收者為最全,，約有三百四十八字。

4·古文

  春秋時代的東方文字,，也有說古文是“六國文字”的,。這種文字是文獻上的文字。其中以孔子的《六經(jīng)》為主,，所以又名孔氏古文,。秦始皇所焚的書籍，大部分是孔經(jīng),，西漢王朝利用孔子思想鞏固他的政治統(tǒng)治,，首先是搜求孔經(jīng),。惠帝時廢除“挾書之律”以后,，景帝時就開始搜求孔經(jīng),。當時孔經(jīng)有兩種來源，一種是憑記憶靠背誦,，口耳相傳,，漢初用漢隸記錄成書，稱為“今文”,，如伏生能背誦《書經(jīng)》,，景帝派晁錯記錄成書；公羊高的《春秋公羊傳》口授了五世,，才用漢隸寫成專書,。另一種是從孔壁發(fā)掘的或私人隱藏的，這類書是用春秋時代的文字書寫的叫古文孔經(jīng),。據(jù)前后漢書的記載,，共有五處：魯恭王壞孔子壁發(fā)掘一大批古文經(jīng)書；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河間獻王發(fā)掘的古文經(jīng)書,；魯淹中出土的《禮古經(jīng)》，魯三老所獻的《古孝經(jīng)》,。許慎以“古文”的字體做標準,，他所收集的“古文”并不限于孔經(jīng)，據(jù)全書所引有《山海經(jīng)》,、《伊尹》,、《逸周書》、《老子》,、《墨子》,、《管子》、《春秋·國語》,、《韓非子》,、《呂不韋》、《師曠》,、《楚辭》,、《司馬遷》等先秦書籍，許慎皆謂之“古文”,。實際“古文”就是秦始皇以前,，除籀文外的東方文字，即由春秋沿襲下來的六國文字,。

5·小篆

  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以后,，首先把秦國籀文稍加省改，稱為“小篆”,。以這種文字為全國文字的規(guī)范,，統(tǒng)一了表達語言的工具，使方言最復雜的中國,，在書面語言上能夠交流思想,，對于發(fā)展文化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墩f文解字敘》說：

  “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篆’是也。”

  小篆是以籀文為依據(jù)的,。所謂“或頗省改”是有的字稍加省和改,。省是簡化，改是改變筆畫,。秦始皇所規(guī)定的小篆大部分是沿襲籀文,，因此稱籀文為大篆，始皇規(guī)定的叫小篆,。漢代初年閭里書師把《倉頡》,、《爰歷》、《博學》并為《倉頡篇》,，去其重復字,，以六十字為一章，共五十五章,，是小篆共有三千三百字,。從《說文解字敘》引“幼子承詔”，《爾雅》郭注引“考妣延年”,，可知其書為四字為句,。又從《周禮》鄭注引《倉頡·鞄 篇》，又引《柯 篇》,，可知其書是每章有子目,。

  總其來說，甲骨文字至鐘鼎文字以及化分為籀文,、古文,，其形體結構雖有不同,，究屬是同一系統(tǒng)的文字。秦始皇又根據(jù)籀文制定小篆,，也屬于這一體系的漢字（秦并天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可見六國文字有與秦文合者,，既言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也可知保留了與秦文合者）。

６·隸書

  隸書始于秦始皇時,，而通行于兩漢,。隸書的產(chǎn)生和形成，在漢字發(fā)展史上標志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秦代的隸書,，本來只是小篆簡率的寫法，今傳世的《秦二世詔權》,，與小篆差異不很大,。到了漢代，經(jīng)過書家的改變,，脫離了籀篆體的寫法,，成為一種有藝術價值的字體。隸書是把小篆勻圓的線條,，變成平直方正的筆畫,，于是點橫撇捺形態(tài)多姿，不但打破了甲金篆籀的結構形式,，而且奠定了楷書的基礎,，這對中國的書寫藝術有很大的影響和作用。推求隸書的產(chǎn)生,，蓋有二因：首先,，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促進了社會向前發(fā)展,，生產(chǎn)與百業(yè)俱興,，政治和文化并進，事務綦繁,。庶業(yè)萌生,，這必然要求記錄語言的工具適應社會的需要，在書寫上能夠急速簡易,。晉衛(wèi)恒的《四體書勢》上說：“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胥吏）佐書,，曰隸書,。”其次，書寫工具的發(fā)展也促使書法發(fā)生變化,。筆墨在秦以前就有了,，《說文解字》：“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又說,，：“筆，秦謂之筆,。”《詩經(jīng)》有“女史彤管”（彤管,，說者認為就是筆，筆可以佩,，后世因有“簪筆”的事實）,。《說文解字》：“墨,，書墨也”,。到秦以后筆墨大有改進（漢有“居延筆”，其形制如今天的紫毫筆）,，因此字體必要變化,。正如羊毫筆始于五代，而宋人書法也與唐人不同,。隸書形成以后,，又發(fā)展了草、楷,、行書,，都是隸書體系的衍進和發(fā)展。

7·草書

  《說文解字敘》：“漢興有草書,。”草書有兩種：漢興的草書叫“章草”,。章草是漢隸的草寫，是由漢隸發(fā)展形成的一種具有藝術價值的漢字,。筆畫仍有隸書的波磔,。每字獨立不聯(lián)寫。漢人史游作《急就篇》,，間以三言,、四言、七言成句,，就用的是章草字體,，更使書寫便捷,。章草盛行于東漢，而后來的書家亦極愛之,，所以流傳到現(xiàn)代,。臨摹章草的人很多。最著名的,，魏有鐘繇,，吳有皇象，晉有索靖,。漢末的張芝又創(chuàng)造一種“大草”,，又叫“狂草”，是草書中最豪放的一種體制,。唐代張旭又有近一步發(fā)展,，而懷素成為寫狂草的名家，其筆勢連綿回繞,，字形變化繁多,，為書法藝術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風格。

8·楷書

  本名“今隸”,，又名“真書”,，漢以后以這種文字為書寫的楷范，故叫“楷書”,?？瑫怯蓾h隸和章草形成的。筆畫平直,，形體方正,。開端于漢末，盛行于魏晉南北朝,、隋,、唐、宋,，一直通行到現(xiàn)在,。

9·行書

  行書是介乎草書和楷書之間的一種字體。行書有兩種,，一種是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一種是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行書始于楷書產(chǎn)生之后,，魏晉南北朝書寫家多用行楷：宋人書札多用行草,。這種字體最切實用，書家亦愛寫之，所以一直流行到現(xiàn)在,。

四,、漢字的特點

  漢字是由形音義組合而成的文字。文字是標志語言的,，語言的物資外殼是聲音,，可以說任何文字都是標音的符號。漢字雖保存一部分圖畫文字,，而百分之九十左右是形聲字,。即或是圖畫文字實際也是標志語音的，不過,，漢字在標志語音上有其獨特之點,，與拼音文字不同，略說如下：

  第一,，漢字是方塊文字，絕大多數(shù)只代表一個完整音節(jié),。章炳麟有《一字重音說》（見《國故論衡》）,，舉出周秦兩漢時代一個字讀兩個音節(jié)的例證，其論雖確鑿,，但究竟是少數(shù)（現(xiàn)代漢語的字音,，也有極個別的例子）。漢字既代表一個完整音節(jié),，就必須分析音素,。古代只有以直音標音的方法，仍不能辨析音素,。到了漢末,，孫炎創(chuàng)《爾雅音義》才開始用“反切”的方法分析漢字的“聲”、“韻”,。這種方法來源于印度的佛典,。雖然“他山之玉，可以為錯”,，但反切仍用漢字標識聲韻,，未造音符，拼讀起來非常困難,，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自從有反切以后，魏晉音韻學者把漢人所作古書的注釋加上反切音讀,，可使字義更為明確,。例如漢人服虔有《左傳》的注釋，并無注音。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序例上說：“漢人不作音（指反切）,，后人所托,。”《隋志》有服虔《左傳音》，《舊唐志》有服虔《左傳音隱》,，都是后人所作（如《說文音隱》作者不可知,，決非許慎所作）。舉數(shù)例證明如下：

  《史記·晉世家》索隱引服虔音：“輅,，五嫁反,。”案這里的“五嫁反”并非服虔所作。索隱所引來源于《左傳·僖公十五年》“輅秦伯”的輅字的注音,?！蹲髠骷狻吩?#8220;輅秦伯”之下引服虔注：“輅，迎也,。”是服虔以輅為訝,。《左傳》杜預注與服虔同,?？梢姺⒅胁o“五嫁反”這個反切，而是在陸氏《釋文》中注明“五嫁反”的,。足以證《索隱》所引“服虔音”只是為了說明這個輅字應依服虔為迎訝之訝，而以陸氏反切注明服氏注,。

《左傳·成公二年》：“且懼奔辟。”《釋文》：“辟音避,，注同,。徐，扶臂反,。服氏,，扶亦反。”由此可知服虔認為辟是“辟行人”之辟,，故陸氏為之擬音,，非服虔有讀音。

  《左傳·襄公九年》：“棄位而姣。”《正義》引服虔，“讀姣為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為淫。”《釋文》：“姣,，戶交反。注同,，徐,，又如字,，服氏同嵇叔夜，音效,。”嵇有《左傳音》,，嵇用服義,，而《釋文》不說“服同嵇”而云“服同嵇”?？梢姺o注音,。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陪臣干掫,。”《正義》引服虔，“一曰,，干，捍也,。”《釋文》引徐云,，“讀曰捍，胡旦反,；注同,。服如字,。”是服虔據(jù)《爾雅》“干,，捍也,。”干固如字,，杜,、徐則破干為捍,，因讀捍音。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正義》引服虔說，“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謂稅服,，服之輕者?！夺屛摹芬煸疲?#8220;稅讀曰繐,，音歲，注同,。謂繐服也,。服音吐外反。”案《喪服小記》有“稅服”,，鄭玄讀如“無禮則稅”的稅。服義同鄭,，音亦同,。《釋文》以吐外反可注明其訓釋,。

  《左傳·昭公三年》：“其相胡公大姬,。”《正義》引服虔注,，“相，隨也,。”《釋文》：“其相,，息亮反；服,，如字,。”服訓隨，故“相”應如本音念平聲,；杜注訓助,，應讀去聲。

  《左傳·昭公十六年》：“幾為之笑,。”《釋文》：“幾為居豈反,，數(shù)也。服音機,，近也,。”

   由以上諸例，可知服虔本無《左傳音》,，實際是因漢字由于表義不同而音讀有異,，所以后人依服虔的注釋，或用“反切”或用“直音”給它規(guī)定音讀,，便于讀者因音知義,，依義讀音。不能謂服虔已經(jīng)使用“反切”,。

   由此可見,，方塊式的漢字，由于音讀隱晦,，并且同一個字因義項不同而音讀有異,，所使用漢字記錄語音，必須再加一番注音的工作,，不象拼音文字直接用聲音記錄語言那樣方便,。但是漢字不是拼音文字，不能直接拼音,，也有它的另一方面的優(yōu)點,。中國是個多方言的國家，一個廣東省就分劃為幾個不同方言的區(qū)域,，福建省方言更是復雜,，有的百里之外就不能用語言交流。而用漢字書寫的書面語言去交流思想?yún)s能行之而無閡,。同一漢字,，方言往往異其音讀,，而就是用方音去讀漢字，其意義也都很清楚,，同樣地能起交流思想表達感情的作用,。最重要的，用漢字寫的書面語言,，不獨統(tǒng)一了漢民族語言,，又團結了少數(shù)民族，對中國統(tǒng)一政權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中國在古代已是方言歧出,，其同一漢字而音讀不同者往往可見。如《淮南子》有“元澤”,，高注：“元讀如常山人謂伯為元之元”,；《漢書》有“昧蔡”，服注：“蔡讀如楚言蔡”,；《說文解字》：“蓄,，沛人言若虘”；《釋名》：“風,，豫,、司、兗,、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氾也,。青、徐踧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此皆一個漢字隨地異讀之例,。如果用拼音方法造字,，就難以設想中國會有多少種不同的文字了。

   第二,，用漢字記錄的書面語言,，從字形結構上來了解詞義是必要的，但是用漢字來記錄語言,，主要是記錄語音,。古人使用漢字的時候，決不可能處處都選用本字本義。所以我們應當記住“文字記錄語言”這條原則,，和“因聲求義”是一條最重要的訓釋方法。漢代訓詁學家注釋古書時就大量應用“讀音”,，證明“同音代替”（通借）的方法,。舉鄭玄注證述如下：

 《詩經(jīng)·東山》：“ 在栗薪。”鄭箋：“古音聲栗,、裂同也,。”“栗薪”就是“裂薪”，也就是劈柴,。此以古音讀解字義,，說明栗為裂的借字。

 《禮記·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鄭玄注：“猶當為搖,，聲之誤也。秦人猶,、搖聲相近,。”

 《郊特牲》：“汁獻涗于 酒。”鄭玄注：“獻當讀為莎,，齊語,，聲之誤也。”

 《中庸》：“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鄭玄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上面所舉的后三例證明古代有以方言記錄語言的事實，因用了方言,，所以沒有用本義的字去寫,，鄭玄認為“聲之誤”，就是沒寫正字而寫成別字,，這是由于要記錄方音的緣故,。清代訓詁學者都喜歡用古音來證明漢字的“通借”和詞義的轉化。這都是為了擺脫漢字一形一音的束縛,，避免“望文生訓”的謬誤,，他們對古書語言的解釋，超越了漢唐注家，在語言學上有很大的貢獻,，其例舉不勝舉,。

   什么叫“望文生訓”？就是不了解漢字記錄語言的特點,，不通曉漢字因聲求義的法則,，如《莊子·逍遙游》：“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晉人司馬彪注說，“野馬,，天地間氣,。如野馬之馳。”這個解釋就是“望文生訓”的例子,?！肚f子》“野馬”的馬字，實際是《楚辭》里“愈氛霧其如 ”的 ,。王逸《楚辭章句》：“ ,，塵也。” 從麻聲與馬同音,，用“馬”代替了“ ”,。《莊子》的意思是說鵬鳥高飛,，看見許多生物在汙濁塵土那里生存,，所以用野馬和塵埃的重復語加重形容和描寫那種環(huán)境。司馬彪?yún)s在馬字上打主意,，造成了錯誤,。

   又如打了敗仗叫“敗績”，《左傳》說“大崩曰敗績,。”若從字面上推求“績”字很難理解,。要了解“敗績”的詞義，首先要知道春秋時代戰(zhàn)爭使用車戰(zhàn),，戰(zhàn)士,、將帥都在車上作戰(zhàn)，步卒不過是保護戰(zhàn)車的,。車的行動必須循著軌道前進,。車軌也叫轍，如《淮南子·道應訓》就是用“絕塵弭轍”來形容車跑的迅速,。其實績字就是車轍,。車跡就是車轍,，車行于跡才能行動，才能進退周旋,，車壞了跡實際代表車的崩陷翻覆,。《左傳·襄公三十二年》：“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獵,，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這里的敗績，僅指馬仰人翻,，無關于戰(zhàn)爭,。《離騷》：“恐皇輿之敗績,。”也不是說戰(zhàn)爭,。又如“乘丘之役”，魯國是戰(zhàn)勝國,?！抖Y記·檀弓》記載這件事的開始時說道：“魯莊公及宋人戰(zhàn)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這里也指車翻,，所以御者要負其責,。車戰(zhàn)是以車決勝負，馬倒車覆,，才算最大的敗仗,。

   由上面這些證例，說明漢字記錄語言主要是標志音節(jié),，就拿最常用的“新”,、“舊”兩個字也只是標音符號。因為從字形的結構上，“新”是砍柴,，“舊”是鳥名（見《說文解字》）,。如果不明確使用漢字記錄語言這個特點，就會造成某些錯誤,。像唐代詩人王維的作品里有《老將行》一首樂府,，其中有兩句是：“昔時飛雀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左肘上長出一顆垂楊樹,，簡直莫名其妙。其實他是根據(jù)《莊子·至樂篇》來寫的,?！吨翗菲返脑氖?#8220;俄而柳生其左肘，其間蹶蹶然惡之,。”但王維不知道《至樂篇》用的“柳”字是“瘤”字的借字,，所以把“柳”改為“垂楊”，因而出了錯誤,。

   我們上推到甲骨記錄“卜辭”,，金文記錄“銘識”，也有這類現(xiàn)象,。

五,、漢字對我國少數(shù)民族的影響

   漢字對毗鄰國家的影響，可以存而不論,。專就歷史上我國少數(shù)民族用漢字作符號拼寫其語言的來說,，則有“西夏文字”和“女真文字”。

   西夏是中國西北少數(shù)民族之一,。在宋代,，黨項族建立了“大夏”，宋人謂之“西夏”,，建都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東南）,，封建割據(jù)于一方，它占領了今寧夏,、陜北,、青海東北部和內蒙一部分。在宋代,，西夏與遼,、金先后在北方割據(jù)。西夏的生產(chǎn),、手工業(yè)都非常發(fā)達,，文化受漢族影響很深,，并有中國傳入了佛學。流傳的西夏文字是以漢字為音符而拼寫的西夏語言,。在1094年（宋哲宗紹圣元年）有《涼州感應塔碑》,，碑文一面是用漢字書寫的，一面是用西夏文字寫的,。1190年（南宋光宗紹熙元年）有《蕃漢合時掌中珠》一書,，是用西夏文字與漢字對應的工具書。由此可以知道西夏文字深受漢字的影響,。

   女真族是中國東北少數(shù)民族之一,。最早見于五代時（十世紀初），分布在松花江,、黑龍江下游,，東達日本海。北宋末,，阿骨打統(tǒng)一了女真各部，以封建割據(jù)建立金國（公元1115-1234年）,，侵入中原,。女真族的文化是受漢族影響的，女真文字也是用漢字偏旁作標音符號拼寫的,。女真文的資料比較少,，有《宴臺碑》。明代慎燮賞著有《四夷廣記》,，記錄女真文字,，并作了解釋?？梢娒鞔腥~還有懂女真文字的,。金亡滅以后，一部分女真族人流于中原已為漢族同化,，另一部分女真人逃回東北,。到了明末努爾哈赤集聚了女真各部，作為主要組成部分合并其他部族建立滿族,。當時女真文字久已絕滅,，努爾哈赤時沒有文字，他兒子繼位后,，有個大臣叫達海,，他開始用蒙古字母（蒙古有兩種文字：一種是用回鶻文的字母加以改變成為直寫右行的蒙文；一種是“巴斯巴特”,，用梵文拼音,，也叫“巴斯巴文”,。滿文采用的是前一種蒙文）拼寫滿州語言，滿州人稱達海叫“把克什”,。（把克什是蒙語,，漢語早已吸收作“把勢”。明代小說《西游記》已屢見這個詞,，如“把勢妖精雛兒妖精”等等,，不過漢語當技術人員講，而滿語則為“圣人”,、“賢哲”的稱號,。所以清代皇室稱教漢語的教師叫師傅，教滿語蒙語的教師叫“把勢”,，仍沿襲達海的稱號,。）

   漢語文字也吸收了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和文字。例如蒙語的“卡倫”和“站赤”,，見于《三朝北盟會編》和《尼布楚條約》,。卡倫就是小的關津要塞,，漢語的“關卡”和“卡子”就是吸收蒙古語,。“站赤”指交通匯集的地方。漢語的“車站”即是由蒙古語變成的,。

   漢字里也有由蒙古字母變化而來的,，例如“好歹”的歹字始見于《元曲》；“歹人”這個詞在《水滸傳》里屢次出現(xiàn),。據(jù)《所南心史》說：歹人之詞出于蒙語,，并用蒙語的第一字母作為漢字。漢字本有“歹”字,，《說文解字》作“ ”,，訓為“列骨之殘也。讀若蘗岸之蘗,。”（niè）凡列,、殘、 ,、殊,、殖等字從之，而與“歹人”（dǎi）“為非作歹”毫無關系,，是漢字采蒙文字形的佐證,。

                                   （選自《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