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姚鼐詩學中的以文論詩

摘要：姚鼐善作詩，對詩歌創(chuàng)作也作過不少論述,，提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詩論主張,，本文認為姚鼐詩學的最大特色是以文論詩：內(nèi)容上，融合詩之“情”與文之“理”,；形式上,，以文法入詩法，即“義法”與“文章”的統(tǒng)一,；審美特征上,，主張“神韻”與“氣勢”結合。

關鍵詞：以文論詩
當乎理與合乎情
義法與文章
神與氣

與方苞“絕意不作詩”不同,，姚鼐“詩文并極其力” [1],，在詩歌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惜抱學詩集》及《詩后集》不乏辭雅格峻之佳什,，在清代詩壇有它的一席之地,。姚鼐善作詩，對詩歌創(chuàng)作也做過不少論述,，并提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詩論主張,。一方面由于他的文名極大，使他的詩論在當時能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壯年辭官教書,，門徒遍及大江南北，遂使桐城詩學蔚然成派,，因此對姚鼐詩學的考察對我們進一步認識桐城派是不無裨益的,。本文認為姚鼐詩學的最大特色是以文論詩。

詩文一理是姚鼐以文論詩的理論前提,，他說：“詩之于文,，固是一理”[2]，認為詩歌和散文具有共同的審美規(guī)律,。詩文一理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傾向,，一是文向詩強勢侵進，詩歌淪為載道之工具,；二是文對詩的認同,，詩文純化,，共屬純文學的范疇。在創(chuàng)作上,，前者表現(xiàn)為“以文為詩”,，后者則是“以詩為文”。姚鼐基于詩文一理的理論前提,，統(tǒng)分結合,，總結兩種傾向的經(jīng)驗，以詩文共同的審美特征來規(guī)避“以文為詩”之弊端,，從而達到詩法“當”的目的,。

而詩文一理的邏輯前提是詩文相異，這一點姚鼐沒有具體的論述,，他是承文論史上的“詩文之辨”而有所發(fā)明的,。“詩文之辨”在明情兩代甚為流行，詩文之異也漸明晰,，質(zhì)而言之,，內(nèi)容上，“詩主言情,，文主言道”[3];形式上,，詩“導揚諷喻，本乎比興”[4],，文則“辭令褒貶,，本乎著述”[5];審美特征上,，詩具“一唱三嘆”之特質(zhì),，“言有盡而意無窮”，文則“猶飯之不變米形,，噉之則飽”[6],。我們說姚鼐“以文論詩”也要看他在這三個問題上的態(tài)度。

一,、“當乎理”與“合乎情”

宋以后詩學史上最突出的話題就是唐,、宋詩之爭，唐,、宋詩之爭起自“宋調(diào)”變“唐調(diào)”而自立,，繼而變?yōu)轺硭巫谔普吲c黜唐宗宋者的長期論爭。這實際上是兩種詩歌性格的爭論問題,，唐詩和宋詩標志性的區(qū)別在于“唐人詩主情”,、“宋人詩主理”[7]。因此唐,、宋詩之爭之所以形成并長期爭論不休,，歸根到底還是“情”“理”沖突的問題,。

明朝的滅亡，引發(fā)了文人的諸多思考,，對明代模擬詩風的批判是其中的一部分,，清人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在對待唐,、宋詩的態(tài)度上更趨于辯證,。從錢謙益對七子派的批判到宋詩熱的形成，宋詩的地位逐漸提升,，唐,、宋詩之間不再有彼此不可跨越的鴻溝，走向兼容成為可能,。姚鼐的“以文論詩”正是在這種詩學背景下提出的,，他在其詩學中規(guī)避以文為詩所帶來的諸如“以理為詩”的弊病也是應有之義，他認為詩歌表現(xiàn)“理”仍然是詩歌“所以然者”,，但應該在“合乎情”的前提下,。前者表明他“以文論詩”的主體特征，后者則表現(xiàn)他詩論的通融性,。

姚鼐認為詩歌內(nèi)容之“理”首先是天地萬物之“理”,，即宋明理學所說的“天理”。他認為讀書積學明理是作詩的前提,，姚鼐說:
“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8]，“為學之要,，在于涵養(yǎng)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以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異今而達乎古也。”[9]但姚鼐并不認為詩中之“理”就是經(jīng)學家的“理”,，而是用來審美的理,，是藝術的“理”，這就不同于宋詩的“理趣”,，也不同于公安派詩中所表達的人生趣味,，他說：“夫內(nèi)充而后發(fā)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富,，千萬言不可厭”[9]，“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為文之至”[10],。

其次是日常生活所用之“理”,，他認為，詩歌表現(xiàn)自然人事時,，也應該合情合理,，要依據(jù)做人的“理”，做到“修辭立其誠”,。以其《贈戴東原》一詩為例,，此詩作于乾隆二十年秋，當時姚鼐春試禮部不第,，居京師,，與戴震有來往并作此詩。詩歌是這樣寫的：“新聞高論詘田巴,，槐市秋來步落花,。群士盛衰占碩果，六經(jīng)明晦望萌芽,。漢儒止數(shù)揚雄氏,，魯使猶迷顏闔家。未必蒲輪徵晚至,，即今名已動京華,。”[11]詩歌第一句就將自己對戴的傾慕之情溢于言表，下一句以景寫情,，婉轉(zhuǎn)而流麗,。中間四句從兩個方面說戴震在考據(jù)方面的成就。末兩句用漢武帝遣使者行征魯申公的典故,。整首詩表現(xiàn)了姚鼐深于揣摩人情,，一方面是好友,，一方面是對戴震學問的羨慕,；一方面是自己落第京華，另一方面是戴震“名已動京華”,，二者之間要做到人情物理切當,，羨慕而不是揄揚，窮困也要有做人的個性,，這大概就是姚鼐所說的“合乎情”,、“當乎理”吧。

二,、“義法”與“文章”

“義法”說是方苞的文論觀點,，“義”即“言有物”,，“法”為“言有序”，“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又書<貨殖傳>后》）強調(diào)內(nèi)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但方苞這里所說的“文”僅限于古文,，他認為“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后,，奸僉污邪之人而詩賦為眾所稱者有矣,，以彼瞑于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有形者也,。故言之工而為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jīng)術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為偽”(《答申謙居書》)在這里姚鼐并沒有和方苞達成共識,，因為這一點和姚鼐詩學所本的“詩文固是一理”相逆，他甚至說：“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當然，姚鼐也并沒有完全拋棄方苞的“義法”理論,，而是在充分吸收的基礎上,，融合貫通，并將“文法”打入“詩法”,，從而“藝與道合,，天與人一”的目的。

姚鼐將“文法”打入“詩法”的理論主張在他所編選的《今體五七言詩鈔》得到很好的體現(xiàn),。其中最為明顯的是他對杜甫“詩法”的贊賞,。他說：“杜公長律有千門萬戶、開闔陰陽之意,。元微之論李杜優(yōu)劣,，專主此體，見雖稍偏,，然不為無識,。自來學杜者，他體猶能近似,，長律則愈邈矣,。遺山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珷玞。有長律如此,，而目為珷玞,，此成何論耶？杜公長律,，旁見側出,，無所不包。而首尾一線,，尋其脈絡,，轉(zhuǎn)得清明。他人指陳偏隘,，而意緒反不逮其整晰,。”[12]姚鼐贊賞杜詩的包羅萬象，波瀾起伏,，這正是文的審美特征,。《今體五七言詩鈔》對詩歌的注釋很少,，但對杜甫律詩的章法和結構發(fā)明甚多,。如他說杜甫《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情事甚雜，敘來總不費力,，但覺跌宕頓挫,，首尾浩然”[13]，他甚至把杜詩和韓文,、《史記》相提并論：“讀少陵送人贈詩,，正如讀昌黎贈送人序，橫空而來,，盡意而止,，變化神奇，初無定格,。”“太史公敘事牽連旁出,，曲致無不盡，詩中惟少陵時亦有之,。”[14]這些都是在充分肯定“文法”入“詩法”對詩歌創(chuàng)作所起的積極作用,。

姚鼐以“文法”進“詩法”的理論并不停留在詩歌外在形式的層面。他在《述庵文鈔序》認為文章應該善用“義理”,、“考證”,、“文章”三端,，“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過,，而智昧于所當擇業(yè),。”姚鼐并不是將文章之“三端”作內(nèi)容與形式的簡單化處理，而是把“文章”內(nèi)化為文之“善”與“陋”的審美尺度,，也就是說他將“文法”上升到了一般的文學審美標準,。

三、“神”與“氣”

“神”與“氣”是詩文理論中重要的理論范疇,，自其進入詩文領域,，就始終和詩歌和散文的審美特征糾纏在一起，因而,，文學史中的“詩文之辨”往往牽扯到“神”與“氣”的理論歸屬問題,。在唐、宋詩之爭出現(xiàn)以前,，“詩人傾向于神一邊,，文人傾向于氣一邊”[15]，詩人喜歡用“神”論詩,，古文家喜歡用“氣”論文,，這大概如郭紹虞先生所說“莊子之所謂‘神’，是道家的修養(yǎng)之最后境界,；孟子之所謂‘氣’,，是儒家的修養(yǎng)之最后境界。所以論‘神’必得內(nèi)志不紛,，外欲盡蠲,，論‘氣’必得配義與道。其虛實之別,，即‘神’,、‘氣’之分，因此后人把神與氣的觀念應用到文學批評上,，也覺得論‘神’則較為虛玄,，論‘氣’則較為切實。”[16]宋人以文為詩不僅將文的理性帶進了詩歌，也將古文之“氣”帶進了詩歌,，如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以氣喻比蘇舜欽詩歌之特點：“余嘗于《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癲狂,，醉墨灑滂霈,。”[17]，宋以后以“氣”論詩達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這和唐宋詩之爭相始終,，經(jīng)過正反論爭，至清代唐宋詩逐漸走向兼容,，以“神”運“氣”成了詩學理論的總體趨勢,，姚鼐順勢而發(fā)，提出著名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理論,，其中“神”與“氣”是他以文論詩在審美特征上的觀點。

姚鼐八字理論的“神”,， 用姚永樸在《文學研究法》的話說：“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也就是“神韻”,，“神韻”從古人畫論脫胎而來，古人論畫側重畫之傳神,、神似之意,。司空圖、嚴羽借以論詩,，“韻外之致”,，鏡花水月，沖淡自然等觀點成為后人以“神韻”論詩的重要詩學范疇,。胡應麟和王士禛等人對神韻的含義多有生發(fā),，但其基本含義是一致的，那就是風韻天然,，不可湊泊,。姚鼐說：“大抵高格清韻,，自出胸臆，而遠追古人不可到之境于空濛曠邈之區(qū),，會古人不易識之情于幽邃杳曲之路,。使人初對,，或淡然無足賞,；再三往復，則為之欣忭惻愴,，不能自已,。此是詩家第一種懷抱，蓄無窮之意味者也,。以言才力雄富,，則或不如古；以言神理精到,，真與古作者并驅(qū),，以存名家正統(tǒng)。”他說的“詩家第一種懷抱”正是神韻的詩歌意境,。他在《張花農(nóng)詩題辭》贊賞“谿行無雜樹,，人聲出叢竹”二句“有超遠之韻”。另外姚鼐還認為神韻的詩歌境界,，是詩人自然而達到,，“非勉力而為之也”，貴在“自然生成”,。

姚鼐論詩更贊賞于自然神韻之中貫以雄健的氣勢的作品,，體現(xiàn)了他“神”“氣”結合的詩學觀。他在《今體五七言詩鈔序目》中說：“中唐大歷諸賢,，尤刻意于五律,，其體實宗王、孟,，氣則弱矣,，而韻猶存。”認為王,、孟詩作是神韻與雄健氣勢的完美結合,，而大歷詩人則只得其韻。他又說：“夫文以氣為主,，七言今體,，句引字賒，尤貴氣健,。如齊,、梁人,，古色古韻，夫豈不貴,？然氣則躓矣,。”“杜公七律，含天地之元氣,，包古今之正變,，不可以律縛亦不可以盛唐限者。”認為七律當以氣勢雄健為佳,，杜甫的七律達到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最高境界,。

以上是從三個方面對姚鼐詩學中以文論詩的特色進行了粗淺的分析，主要以姚鼐詩論對詩歌的表現(xiàn)內(nèi)容,、表現(xiàn)形式和審美特征三個方面考察他以文法論詩的詩論特征,，然而姚鼐古文中所蘊藏的詩學理論是博大精深的，還有待我們繼續(xù)進行探究,。

注釋：

[1][2][5][8][9][10]姚鼐著,劉季高校點.惜抱軒詩文集.劉海峰先生傳[M].上海：上海古籍社.2008年4月.第308頁,第289頁,，第50頁，第54頁,，第104頁,，第49頁

[3]
費錫璜著，漢詩總說[M],，載文淵閣《四庫全書》.

[4][5]
柳宗元著,，柳宗元集[M].北京：中華.1979年5月.第579頁.

[6]
吳喬著，圍爐詩話[M].清詩話續(xù)編本.上海：上海古籍社,，1983年12月.第479頁.

[7]
楊慎著,，升庵詩話[M].歷代詩話叢編本，北京：中華.2006年8月.第799頁.

[4]
嚴羽著,，滄浪詩話[M].北京：人文社.2005年12月.第148頁.

[11]
姚鼐著,，姚永樸訓纂，宋效永校點.惜抱軒詩集訓纂[M].合肥：黃山書社.2001年11月.第284頁.

[12][13][14] 姚鼐編選,，曹光甫標點,，今體詩鈔[M].上海：上海古籍社.1986年3月.第124頁,第141頁,第147頁.

[15]
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載自《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社.1983年10月,，第66頁.

[16]
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2月,，第25頁.

[17]
歐陽修著,，六一詩話[M]，歷代詩話本.北京：中華,，2006年8月,，第267-2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