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nèi)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后，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zhuǎn)向大自然、轉(zhuǎn)向人生體悟,。至于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chuàng)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后,，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zhuǎn)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后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tài)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給孔文仲的詩里,，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糜鹿性,，諒非優(yōu)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jiān)獄里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nóng)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年饑”,；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nóng)民的食糧，農(nóng)民吃的竹筍沒有咸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征調(diào)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jié)云中，何日遣馮唐,？”他輕狂：“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云流水之作引發(fā)了烏臺詩案。夢后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xiàn)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并無一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zhí)著于“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當蘇軾遨游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fā)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愿做一只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xiāng)”,。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jié)云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fā)《易經(jīng)》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于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

后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后,，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jīng)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jīng)是 “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fā)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fā)，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nóng)人的生活,，并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于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游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nóng)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墻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zhì)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拭的三百余首詞作,，真正屬于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shù)不多，據(jù)朱靖華先生的統(tǒng)計類似的作品占蘇拭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chuàng)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yōu)游卒歲,，且斗樽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zhí)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jié),，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shù)量上并不占優(yōu)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tài),。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游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占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茍,，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墻,，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nèi)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為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xiàn)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qū)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下面試探究一下蘇軾詩詞前后期發(fā)生如此之大變化的原因。

木齋先生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jīng)十分精辟，現(xiàn)直接引用過來：“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不能不發(fā)生深刻影響,。有人說,，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zhuǎn)折點：蘇軾由當初的“奮厲有當世志”、“致君堯舜”,，轉(zhuǎn)變?yōu)?#8220;聊從造物游”的藝術人生,。案前，詩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歸宿，發(fā)現(xiàn)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說,，黃州時期．“蘇東坡精神寄托的對象從名利事業(yè)而暫時轉(zhuǎn)移到東坡，轉(zhuǎn)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tǒng)治集團的一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詩案對于蘇軾,，渾如一場惡夢。夢后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拭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

現(xiàn)從先生的角度,，將這一問題作一個小小的展開。

首先,，生活環(huán)境的改變是蘇軾作品發(fā)生變化的客觀原因,。烏臺詩案之后，蘇東坡謫居黃州,，遠離官場,。在黃州，他在給好友章淳的信中寫道：“現(xiàn)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擾。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jīng)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我們以看到在表層意義上蘇軾是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謫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他“寓僧舍”,、“隨僧餐”、“惟佛經(jīng)以遣日”,。這說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漸趨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烏臺詩案是蘇軾對儒家的仕宦思想產(chǎn)生深深的懷疑，在仕途失意之時,，自然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國寺記》里寫道：“余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現(xiàn)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面求之，有不可勝悔者,。于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后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里核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這說明,，他的內(nèi)心已經(jīng)開始疏遠儒家思想，而日漸趨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蘇軾棄儒從道,，但是實際上，儒學的觀念已經(jīng)深深地扎根其內(nèi)心之中了,，而蘇軾又將佛道的出世與儒家傳統(tǒng)思想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統(tǒng)一起來，故其作品談禪說理,、懷古感今,，無所不包。在黃州時,，蘇軾逍遙游世：“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時,，他超然淡泊：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yōu)哉游哉,，聊復爾耳”在儋州,，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

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宦海沉浮,，兩遭流放,。烏臺詩案對于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個低潮，但卻是其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這種仕途的不得意和現(xiàn)實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義上成就了東坡式“自在灑脫、空靈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