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繭形壺研究

 睫毛上的風塵 2023-09-21

提要:


繭形壺是秦文化的標志性器物之一,。本文收集已發(fā)表的繭形壺材料100余件,運用類型學方法,,將其劃分為兩類四型和兩期四段,。繭形壺最早出現(xiàn)在關(guān)中和侯馬地區(qū),戰(zhàn)國晚期以關(guān)中為中心向外傳播,,西漢時分布中心轉(zhuǎn)移到徐州地區(qū),,西漢中期之后罕見。繭形壺的起源尚不清晰,,應(yīng)與周,、晉文化因素有一定聯(lián)系,也可能受外來文化影響,。小口橫長腹的形制決定了繭形壺是用于盛儲的實用容器,。繭形壺早期為日用陶器,晚期向陶禮器轉(zhuǎn)變,。



繭形壺,,又被稱為鴨蛋壺,是秦文化的標志性器物之一,,戰(zhàn)國時期流行于關(guān)中地區(qū),,并隨著秦的兼并擴張向外傳播,,一直延續(xù)到西漢中期,,之后罕見。由于這種器物沒有在隨葬遣策的楚漢墓葬中出土過,,且也沒有自名銅器的發(fā)現(xiàn)[1],,考古工作者便以其腹部形態(tài)類似蠶繭,形象地稱其為繭形壺,。
繭形壺的專題研究在國內(nèi)尚未引起重視,。2000年楊哲峰發(fā)表《繭形壺的類型,、分布與分期試探》一文[2],雖是對繭形壺的專題論述,,但當時所見資料不多,所得認識不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時至今日,,繭形壺的材料不斷涌現(xiàn),,在已發(fā)表的材料中,已有百余個遺跡出土了近500件繭形陶壺,,其中公布圖像較清晰者有100余件,,甘肅的馬家塬墓地還出土了銅繭形壺[3],重新全面梳理繭形壺資料的時機業(yè)已成熟,。
Image平頂山博物館漢代彩繪繭形壺,,高29.5厘米,口徑11.3厘米,,底徑10.2厘米,,腹徑34厘米,唇口,、短頸,、圈足,腹呈橫向長橢圓狀,。壺腹周身以黃,、紅、黑,、褐等色彩繪流云紋,、幾何紋等,色彩鮮艷,,器形個體較大,,紋飾精致,繪制講究,,是同類器物中難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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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峽博物館藏繭形壺
一?類型演變
目前考古出土資料中已發(fā)表且圖像清晰的繭形壺計109件(見文末附表)。根據(jù)圈足的有無,,可分兩類,。
1.甲類
共32件,為無圈足繭形壺,。根據(jù)口部大小,,分兩型。
A型:16件。小口,。根據(jù)口部外侈與否,、頸部長短曲直,分三亞型,。
Aa型8件,。小直口。根據(jù)口沿及器腹紋飾差異,,分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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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式,2件,。無沿,,器腹飾弦斷繩紋。扶風齊家82J7:5[4],,通體飾交叉粗繩紋,,腹部不等距飾有縱向弦紋十一道??趶?4.7,、腹長徑59.5、高55.5厘米[5](圖一:1),。
Ⅱ式,,5件。平沿,,器腹飾寬帶繩紋,,中間用抹光帶隔開。神禾原04M1:141,,通體裝飾有細繩紋,,腹部有九條帶紋,縱向環(huán)繞,、等距分布,,肩部刻銘“卌五斗”??趶?7.6,、腹長徑64、高59厘米[6](圖一:2),。
Ⅲ式,,1件。平沿,,器腹飾弦紋,。咸陽長陵車站59T4H3:143,,器身飾十道等距的弦紋,??趶?4、腹長徑56.2,、高45厘米[7](圖一:3),。
Ab型5件。小侈口,。根據(jù)口沿及器腹紋飾差異,,分兩式。
Ⅰ式,,4件,。無沿,器腹飾寬帶繩紋,,中間用抹光帶隔開,。咸陽任家咀90M128:2,腹部飾十道寬帶繩紋,??趶?.8、腹長徑33,、高31.2厘米[8](圖一:4),。
Ⅱ式,1件,。平沿,,器腹飾弦紋。高陵益爾公司02M20:3,,腹部飾數(shù)圈陰弦紋,,且有抹光繩紋的痕跡??趶?.8,、腹長徑33.5、高27.8厘米[9](圖一:5),。
Ac型3件,。小侈口,束頸,。根據(jù)口沿及器腹紋飾差異,,分三式。
Ⅰ式,,1件,。無沿,器腹飾寬帶繩紋,中間用抹光帶隔開,。咸陽任家咀90M56:8,,腹飾十道寬帶繩紋??趶?.4,、腹長徑21.5、高24.4厘米[10](圖一:6),。
Ⅱ式,,1件。平沿,,器腹飾寬帶繩紋,,中間用抹光帶隔開。臨潼新豐07M476:1,,腹部飾多道交錯繩紋,。口徑12.6,、腹長徑31.8,、高30.4厘米[11](圖一:7)。
Ⅲ式,,1件,。平沿,器腹飾弦紋,。咸陽塔兒坡95M18124:14,,腹部飾八道凹弦紋??趶?.7,、腹長徑10.5、高13.6厘米[12](圖一:8),。
B型:16件,。大口。根據(jù)頸部曲直,,分兩亞型,。
Ba型7件。束頸,,器腹飾寬帶繩紋,,中間用抹光帶隔開。據(jù)口部形態(tài)差異,,分兩式,。
Ⅰ式,,2件。無沿,。咸陽黃家溝82ⅡM2:4,,器身飾七周寬帶繩紋??趶?0.2,、腹長徑24,、高20.5厘米[13](圖一:9),。
Ⅱ式,5件,。平沿,。西安半坡54M19:1,器腹飾七周寬帶繩紋,??趶?1、腹長徑20.7,、高20厘米[14](圖一:10),。
Bb型9件。直頸,。根據(jù)口沿及器腹紋飾差異,,分三式。
Ⅰ式,,1件,。無沿,器腹飾寬帶繩紋,,中間用抹光帶隔開,。咸陽塔兒坡95M25099:2,器腹飾七周寬帶繩紋,??趶?.1、腹長徑21.5,、高19.8厘米[15](圖一:11),。
Ⅱ式,6件,。平沿,,器腹飾寬帶繩紋,中間用抹光帶隔開,。咸陽塔兒坡95M33018:4,,器腹飾七周寬帶繩紋,。口徑11,、腹長徑21.2,、高19.3厘米[16](圖一:12)。
Ⅲ式,,2件,。平沿,器腹飾弦紋,。隴縣店子91M83:2,,腹上部飾豎向陽弦紋,兩端飾同心陰弦紋,??趶?.2、腹長徑20.8,、高18.8厘米[17](圖一:13),。
2.乙類
共77件,為有圈足繭形壺,。均為平沿或折沿,。根據(jù)頸部曲直,分兩型,。
A型:14件,。直頸。依圈足形態(tài)差異,,彩繪和器蓋的有無,,分四式。
Ⅰ式,,4件,。矮圈足,器腹飾弦紋,,無蓋,。成都羊子山53M172:49,器身兩端各飾同心圓紋三周,,又有縱向雙弦紋各三條,,表面磨光??趶?.8,、腹長徑18、底徑7.7,、高18.5厘米[18](圖一:14),。
Ⅱ式,,5件。圈足較高,,外撇或近直,,器腹飾弦紋,無蓋,。天馬曲村86M6376:2,。腹部飾十道縱向凹弦紋??趶?3,、腹長徑27.5、底徑10,、高26.5厘米[19](圖一:15),。
Ⅲ式,,2件,。圈足較高,外撇或近直,,器身飾彩繪,,有蓋。徐州鳳凰山98M1:6,,蓋上飾三周弦紋,,弦紋間飾紅、白彩繪的云氣紋及波浪紋,??趶?.8、腹長徑40.1,、底徑12.8,、高33.6厘米[20](圖一:16)。
Ⅳ式,,3件,。圈足較高,圈足底折邊出臺,,器身飾彩繪,,有蓋。徐州子房山76M2,,器身飾彩繪云氣紋與鳥紋,。口徑9,、腹長徑21.4,、底徑7,、高18厘米[21](圖一:17)。
B型:63件,。束頸,。依圈足形態(tài)差異,彩繪和器蓋的有無,,分五式,。
Ⅰ式,7件,。矮圈足,,器腹飾弦紋,無蓋,。渭南朝邑74M211:4,,腹部飾六周凸弦紋??趶?.9,、腹長徑19.6、底徑8.5,、高18厘米[22](圖一:18),。
Ⅱ式,19件,。圈足較高,,外撇或近直,器腹飾弦紋,,無蓋,。陜縣后川56M3101:2,腹部飾間隔相等的凹弦紋十二組,??趶?1.6、腹長徑27.2,、底徑10,、高26.5厘米[23](圖一:19)。
Ⅲ式,,15件,。圈足較高,外撇或近直,,器身飾彩繪,,無蓋。新鄉(xiāng)火電廠03M48:4,,腹部兩端各有一陰線刻圓形圖案,上腹部兩側(cè)各飾一組紅白相間的彩繪紋飾,,圖案為兩個對稱的云狀紋,。口徑12,、腹長徑30,、底徑10、高28厘米[24](圖一:20),。
Ⅳ式,,5件。圈足較高,,外撇,,器身飾彩繪,有蓋,。濟源桐花溝91M63:1,,蓋上飾三組紅、綠彩卷云紋,,腹肩飾四組紫,、綠色卷云紋,間以縱向紅彩帶,??趶?0.8,、腹長徑32,、底徑10.3、高30厘米[25](圖一:21),。
Ⅴ式,,17件。圈足較高,,圈足底折邊出臺,,器身飾彩繪,有蓋,。蕭縣西虎山85M1:2,,蓋上飾朱繪卷渦紋,外緣飾兩道朱繪弦紋,,器腹兩端朱繪卷云紋,,腹部飾等距雙線弦紋六組,間飾朱繪卷云紋,,同時以白粉勾描,。口徑9.8,、腹長徑18,、底徑8.4,、高19厘米[26](圖一:22)。
綜上,,繭形壺形態(tài)的歷時性變化主要為:口沿經(jīng)無沿,、平沿到折沿,器腹裝飾經(jīng)弦斷繩紋,、寬帶繩紋,、弦紋到彩繪,圈足從無到有,、由矮到高,、再折邊出臺,陶質(zhì)器蓋從無到有,。
二?時空分布
繭形壺絕大多數(shù)出土于墓葬當中,。目前已發(fā)表的出土繭形壺的墓葬共170座,遺址共5處,。根據(jù)繭形壺的類型學分析,,并結(jié)合所屬單位的年代,可將繭形壺劃分為兩期四段,,在此基礎(chǔ)上可以動態(tài)地觀察繭形壺的空間分布狀況(圖二,、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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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段
第一段包括甲類Aa型Ⅰ式,,Ab型Ⅰ式,,Ac型Ⅰ式、Ⅱ式,。此段繭形壺均為小口器,,無蓋,無沿,,器腹多飾弦斷繩紋,,部分器物繩紋間的抹光寬度加大,形成寬帶繩紋,。
第一段的標本較為零星,,尚未有固定的器物組合和共存關(guān)系。扶風齊家村七號窖藏中出土了鳥紋銅鼎,、瓦紋銅,、三足陶甕以及1件Aa型Ⅰ式繭形壺,銅鼎具有西周中期風格,,銅和三足甕具有西周晚期風格,。簡報中提到繭形壺與銅器、陶甕相距有10米,且簡報中未見遺跡圖,,因此其共存關(guān)系存在不確定性,。簡報中還提到1974年在武功縣的駒父蓋窖藏中也出土了2件粗繩紋繭形壺[28],但這批材料尚未發(fā)表,。侯馬鑄銅遺址出土了若干件繭形壺(報告中稱繭形甕[29]),,復(fù)原了一件62ⅩⅫT679H398:3,屬Aa型Ⅰ式,。H398中出土了若干陶工具范,、熔爐、風管,,陶范具有戰(zhàn)國早期風格,,遺址中其他繭形壺也出土于同期灰坑當中,可以認為這批繭形壺的年代約在戰(zhàn)國早期,。
此段其他繭形壺均出土于關(guān)中地區(qū)的土坑豎穴墓,。例如,任家咀90M56為銅禮器墓,,出土銅鼎,、明器銅鼎與銅甗、陶囷,、侈口陶罐等,。銅鼎子母口,附耳微外撇,,器腹飾蟠螭紋,,年代約在戰(zhàn)國中期。任家咀90M128,,錐形鬲肩微凹,,體較寬,襠較低,,陶盆寬斜沿,腹壁圓弧,,具有戰(zhàn)國早期風格,。鳳翔西村79M43陶器組合為鬲、盂,、罐,,年代在戰(zhàn)國中期左右[30]。
此段繭形壺材料數(shù)量較少,,分布零散,,尚無法確定戰(zhàn)國中期之前繭形壺傳播與演變的詳細情況。可以確定的是最早一批繭形壺出現(xiàn)在關(guān)中及侯馬地區(qū),,與周,、秦、晉文化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但早期繭形壺是否存在傳播上的先后關(guān)系,,其具體的傳播情況又如何,目前尚不清楚,。扶風和武功出土的繭形壺仍有可商之處,,因此第一段繭形壺的年代可推定在戰(zhàn)國早期至戰(zhàn)國中期。
2.第二段
第二段包括甲類Aa型Ⅱ式,、Ⅲ式,,Ab型Ⅱ式,Ac型Ⅲ式,,Ba型Ⅰ,、Ⅱ式,Bb型Ⅰ,、Ⅱ,、Ⅲ式;乙類A型Ⅰ式,,B型Ⅰ式,。
此段流行的無圈足繭形壺以大口器為主,無蓋,,多為平沿,,器腹多飾寬帶繩紋,少數(shù)飾縱向弦紋,。開始出現(xiàn)帶圈足繭形壺,,大口平沿或折沿,束頸,,圈足較矮,,器表均抹光,器腹飾縱向弦紋,。部分器物器身上有陶文,,如“咸白里公”“咸西更”“鹵”“卌五斗”等。
此段繭形壺基本出土于中小型秦墓當中,,其中大部分為洞室墓,。仿銅陶禮器墓大多以鼎、盒,、壺為基本組合,,且仿銅陶禮器的形制裝飾均為三晉兩周風格;日用陶器墓多以釜、盒,、壺或罐為基本組合,,這是戰(zhàn)國晚期到秦代秦墓主要特征之一[31]。代表遺址有咸陽塔兒坡墓地,、咸陽黃家溝墓地等,。陶文多見于繭形壺及其他共出的陶器之上,其內(nèi)容多為燒造陶器的地名,、作坊名,、官署名或陶工名,這是“物勒工名”制度在制陶業(yè)中的反映,,始于秦國的商鞅變法,,在戰(zhàn)國晚期至秦代較為普遍[32]。綜上,,第二段繭形壺的年代應(yīng)在戰(zhàn)國晚期到秦代,。
空間分布上以關(guān)中地區(qū)為中心,同時新出現(xiàn)在四川,、湖北,、河南、江蘇,、甘肅,、河北等地?!妒酚洝で乇炯o》記載,,秦惠文王時,“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之后秦設(shè)蜀郡,,以成都為蜀郡治所,;秦昭襄王時,“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nèi),。魏獻安邑,秦出其人”,,之后秦國設(shè)河東郡,控制了河東地區(qū),;“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控制了湖北地區(qū)[33],。秦國不斷地兼并擴張,、設(shè)置郡縣、外遷人口,,使得秦的物質(zhì)文化也隨之向外分布,,如成都羊子山53M172、襄陽山灣72M18,、云夢睡虎地78M47等關(guān)中地區(qū)之外的墓葬中都出土了繭形壺,。在甘肅馬家塬發(fā)現(xiàn)了青銅繭形壺(圖四),應(yīng)與戰(zhàn)國時期秦和戎人文化的密切交流有關(guān)[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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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段
第三段包括乙類A型Ⅱ式,、Ⅲ式,B型Ⅱ式,、Ⅲ式,。此段均為帶圈足繭形壺,不見無圈足繭形壺,。開始出現(xiàn)陶質(zhì)器蓋,,但無蓋繭形壺仍占多數(shù),折沿或平沿,,束頸或直頸,,圈足加高,外撇,。器腹和頸部開始出現(xiàn)彩繪,,以紅白彩為主,紋樣以卷云紋,、波浪紋,、弦紋為主,但在器腹飾縱向弦紋仍為主流裝飾手段,。
此段繭形壺的性質(zhì)已開始由日用陶器向陶禮器轉(zhuǎn)變,,陶禮器墓中已形成了鼎、盒,、壺,、鈁和繭形壺的基本組合,日用陶器墓也有一定數(shù)量,。墓葬中模型明器較普遍,,以倉、灶,、井,、磨為組合,。伴出錢幣多為秦半兩、銖,、莢半兩,。許多器物上仍帶有明顯的戰(zhàn)國、秦代風格,,蒜頭壺等秦式器物仍在墓葬中出現(xiàn),。總體上處于過渡階段,,年代應(yīng)在西漢早期前段,,即漢高祖至漢文帝初年左右。
西漢初年基本承襲秦制,,秦文化因素仍分布廣泛,,繭形壺仍在多地的墓葬中出現(xiàn)。同時,,繭形壺的分布重心由關(guān)中地區(qū)開始向徐州地區(qū)轉(zhuǎn)移,。徐州,秦漢之時稱為彭城,,西漢時以彭城為都設(shè)楚國為封國,,《史記·楚元王世家》載:“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與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盵35]徐州地區(qū)具有較強的封國政治色彩,,再加之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本區(qū)漢墓有較強的地域性特征,,如常見石坑豎穴洞室墓,、石槨墓,產(chǎn)生較早,、較為完整的模型明器組合[36],。繭形壺多見于石坑、石槨墓當中,,且這些墓葬多隨葬若干套仿銅陶禮器及模型明器,,規(guī)格普遍較高,墓主多為西漢時楚國貴族,。繭形壺能在徐州地區(qū)得到保留和發(fā)展,,可能也與楚國貴族集團的喜好有關(guān)。
4.第四段
第四段包括乙類A型Ⅳ式,,B型Ⅳ式,、Ⅴ式,。此段均為有蓋彩繪器,,器物圈足或進一步加高外撇,,或折邊出臺,彩繪紋樣以卷云紋,、云氣紋為主,,也有少部分波浪紋、鳥紋等,。
出土本段繭形壺的墓葬集中于徐州地區(qū),,以石坑墓、石槨墓為主,,墓中開始出現(xiàn)畫像石,,夫妻合葬多見,陶禮器基本組合與上一段基本一致,,模型明器組合中新出現(xiàn)了豬圈,,錢幣以四銖半兩和五銖錢為主。由于漢制的進一步推廣,,蒜頭壺,、繭形壺等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逐漸被取代,僅在徐州,、關(guān)中地區(qū)有所存續(xù),。徐州地區(qū)繭形壺仍有一定數(shù)量,但到西漢中期時已十分少見,。西漢中期之后基本不見繭形壺,。綜上,第四段繭形壺的年代應(yīng)在西漢早期后段到西漢中期,,即文景至昭宣時期[37],。
綜上,第一,、二段以無圈足繭形壺為主,,少量繭形壺出現(xiàn)圈足,均無蓋,,器身飾寬帶繩紋或弦紋,,不見彩繪。最早出現(xiàn)在關(guān)中,、侯馬地區(qū),,戰(zhàn)國晚期隨著秦國的擴張兼并向外傳播到四川、河南,、湖北,、江蘇等地,。可將這兩段合并為早期,,年代大致為戰(zhàn)國早期至秦代,,上限尚不明確。第三,、四段以有圈足繭形壺為主,,無圈足繭形壺基本消失,多有蓋,,器身多施彩繪,。中心逐漸轉(zhuǎn)移到徐州即楚國彭城一帶,可能受楚國貴族集團的喜好而進一步發(fā)展,,而其他地區(qū)的繭形壺逐漸減少,,西漢早期后段至西漢中期時僅在關(guān)中、徐州和安徽蕭縣地區(qū)有發(fā)現(xiàn),??蓪⑦@兩段合并為晚期,年代上大致為西漢初年至西漢中期,。西漢中期之后繭形壺罕見,。
三?源流和功用
1.起源與流向
繭形壺的起源問題尚無定論。扶風齊家村七號窖藏[38],、侯馬鑄銅遺址[39]出土的繭形壺(圖五:1,、2),二者出現(xiàn)的年代較早,,遠早于繭形壺流行的戰(zhàn)國晚期,,以梁云、王學理為代表的學者以此認為秦國流行的繭形壺是吸收三晉文化的結(jié)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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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浦路斯地區(qū)流行的Barrel jug與繭形壺造型及紋樣設(shè)計十分相似,,段清波先生已注意到這一點[41]。這類器物大約在公元前950年至公元前600年流行,,年代上比繭形壺略早,,集中出現(xiàn)于塞浦路斯地區(qū),在希臘及黎凡特地區(qū)有所發(fā)現(xiàn),。形制上多為侈口,,束頸,圓鼓腹或橫長腹,,圜底,,無圈足,頸后有鋬手,,器身飾寬窄不一的同心圓紋飾,,腹部兩端各有一乳突[42](圖五:4,、5)。不論是器型還是紋樣,,都與繭形壺有著較高的相似度,,且二者流行的時段也相距不遠,但目前在地中海沿岸與關(guān)中地區(qū)的中間地帶,,還未搜集到相關(guān)資料來討論二者可能存在的聯(lián)系,。
可以提供線索的是任家咀90M56中出土的繭形壺(圖五:3、6),。90M56為土坑豎穴墓,單棺單槨,,隨葬銅鼎,、甗以及大量玉器,是墓地中唯一一座銅禮器墓[43],。墓葬年代大約在戰(zhàn)國早期,,這時繭形壺還未被廣泛使用,而墓中出土的這件繭形壺,,形制規(guī)整,,侈口,束頸,,圓鼓腹,,飾寬帶繩紋,不同于扶風齊家村窖藏及侯馬鑄銅遺址出土的小口,、無頸,、橫長腹、飾弦斷繩紋的繭形壺,。顯然這一件繭形壺并非借鑒了周,、晉文化因素,而更加接近塞浦路斯式的繭形壺,,再結(jié)合其墓葬較高的規(guī)格,,這件器物很可能與中西文化交流有關(guān)。
結(jié)合上述分析,,繭形壺的成熟可能受到了多種文化因素的影響,,與中西文化交流也應(yīng)有一定聯(lián)系,但具體過程,、傳播路線等還需要更多資料加以連綴,。
繭形壺的衰落與仿銅陶禮器的衰落并行,究其原因,,應(yīng)與西漢中央集權(quán)的不斷加強,、楚國勢力的逐漸衰亡相關(guān),。“七王之亂”后,,景帝與武帝都采取不同措施削弱封國勢力,。《史記·楚元王世家》載:“地節(jié)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44]標志著楚國徹底走向衰落,。地節(jié)二年(前68年)即漢宣帝即位后第六年,,屬西漢中期,與繭形壺的衰落基本吻合,。
此后“繭形壺”偶有發(fā)現(xiàn),,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繭形矩足陶壺[45],元代劉黑馬家族墓地出土的繭形壺[46]等,。這些器物從形制上來說,,與本文討論的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繭形壺較為相似,但由于材料較少且時空跨度較大,,它們與繭形壺不一定存在著直接的聯(lián)系,,而更可能是與繭形壺形制相近的不同類器物,或是繭形壺的仿古器,,亦未可知,。
2.功能和性質(zhì)
繭形壺的功能決定于其獨特的造型,橫長的腹部決定了其較大的容積,,小口的設(shè)計顯示其良好的密封性,,結(jié)合出土情境,可以認為早期繭形壺屬于實用器,,當是用作盛儲的水器[47]或酒器[48],。
從出土情況來看,絕大多數(shù)繭形壺內(nèi)未發(fā)現(xiàn)包含物,,僅有少數(shù)如咸陽楊家灣四號陪葬墓出土的繭形壺中盛有稻谷[49],,徐州后樓山漢墓93XHM中出土的繭形壺中盛有魚骨,且墓中的鼎,、圓壺當中也發(fā)現(xiàn)有動物骨骼[50],,漢陽陵外藏坑K13、K14出土的繭形壺和陶缶中殘存有禽類動物骸骨,器物上部還覆蓋有大量的動物骨骼[51],。以上提到的均為西漢早中期的遺存,。
從埋藏情景來看,絕大多數(shù)繭形壺出土于墓葬及外藏坑中,,少部分出土于鑄銅,、制陶和建筑遺址中。在“麗山飤官”遺址當中,,一些陶片上刻有“六廚”“麗邑二升半八廚”等陶文,,說明這些陶器是用于陵寢飲食的用具,遺址中出土了體型較大的繭形壺,、陶缸,、陶盆等器物,也應(yīng)與廚事活動有直接聯(lián)系[52],。在陜西神禾原大墓,,即秦始皇祖母夏姬的墓葬中也隨葬了許多繭形壺,其中M1:130的腹部刻有“私官中”的陶文(圖六:1),,且出土了一件繭形壺蓋(圖六:2),其蓋面也刻有“私官”二字[53],?!八焦佟痹趹?zhàn)國秦漢時期指的就是掌管皇帝后宮飲食的食官[54],因此可以明確繭形壺應(yīng)是廚事器具,。此外M1:141肩部刻銘“卌五斗”(圖六:3),,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及文獻記載,商鞅變法后秦國已形成了統(tǒng)一的度量衡制度,,再結(jié)合目前發(fā)現(xiàn)的秦國銅,、陶量,可知秦國每升約為200毫升,,每斗約為2000毫升[55],,因此這件繭形壺的容積約為90000毫升。這件器物腹長徑64厘米,,高58厘米,,根據(jù)其尺寸估算其容積也接近這一數(shù)值。如此大的容積也進一步說明繭形壺是用于盛貯的實用容器,。
值得一提的是,,這件器蓋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陶質(zhì)繭形壺器蓋,是無圈足繭形壺中的唯一實物,,其形制也明顯不同于漢代繭形壺的器蓋,,蓋面較平,兩端近邊沿處各有一小圓穿孔,通高5.7,、子口徑6.6厘米,。通過這一件器蓋也能窺見無蓋繭形壺的密封方式。
侯馬鑄銅遺址和長陵車站手工業(yè)作坊遺址出土的繭形壺,,腹長徑普遍在50厘米以上,,體型碩大,而墓葬中出土的繭形壺腹長徑大多數(shù)在30厘米左右,,這似乎反映了日常生活與手工業(yè)生產(chǎn)中使用的繭形壺,,在規(guī)格上存在著差異。
繭形壺的功用及其演變體現(xiàn)于墓葬當中,,以下以墓葬的隨葬品種類為分類標準,,對出土繭形壺的墓葬的類型進行區(qū)分和統(tǒng)計(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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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一可見,,早期繭形壺多見于日用陶器墓中,,共出器物以罐、釜,、盂為主,,戰(zhàn)國晚期到秦代的中小型秦墓當中,青銅禮器以中原式的鼎,、壺,、鈁為主,仿銅陶禮器以中原式的鼎,、豆或盒,、壺為組合[56]。西漢繭形壺多見于銅禮器,、仿銅陶禮器墓當中,,徐州地區(qū)形成了鼎、盒,、壺,、鈁、繭形壺的隨葬品組合[57],,繭形壺的數(shù)量往往根據(jù)陶禮器的組合進行搭配,,大多與鼎、盒的數(shù)量保持一致,,可見繭形壺已進入陶禮器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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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出土繭形壺的遺址有侯馬鑄銅遺址、周原遺址王家嘴地點,、金山咀秦代建筑遺址,、咸陽故城遺址和長陵車站手工業(yè)作坊遺址,,時代上均屬于戰(zhàn)國到秦代,而西漢時期繭形壺僅見于墓葬當中,,這也反映出了繭形壺從日用陶器向陶禮器的轉(zhuǎn)變,。
從器物的造型和規(guī)格來看,早期繭形壺無陶器蓋,,基本無圈足,,器表紋飾簡單,腹長徑在30厘米為多,,且不乏腹長徑超過50厘米者,,容積大,裝飾簡單,,注重實用功能,。晚期繭形壺圈足加高、折邊出臺,,帶蓋器物增多,,出現(xiàn)彩繪及陶衣,裝飾區(qū)域也從器腹擴大到頸部及圈足,,腹長徑普遍在30厘米以下,,且不乏腹長徑和高均在10厘米左右,明器化嚴重的繭形壺,,容積變小,,裝飾復(fù)雜,強調(diào)陳設(shè)功能,。
總而言之,早期繭形壺是用于盛貯的容器,,實用性強,,應(yīng)與廚事活動相關(guān),且日常生活與手工業(yè)生產(chǎn)所用的繭形壺可能存在著規(guī)格上的差異,。晚期繭形壺出現(xiàn)圈足,、器蓋、彩繪等元素,,性質(zhì)逐漸由日用陶器向陶禮器轉(zhuǎn)變,,隨葬、陳設(shè)功能增強,,開始根據(jù)隨葬的需要在其中盛放稻谷,、動物骨骼等。
附表 考古出土繭形壺統(tǒng)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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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1980-1989》,,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036頁,。
[2]楊哲峰:《繭形壺的類型,、分布與分期試探》,《文物》2000年第8期,。
[3][3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博物館:《2006年度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戰(zhàn)國墓地發(fā)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9期,。
[4]由于本文材料涉及到一些在不同年份多次發(fā)掘的遺址或墓地,,因此本文的器物編號采用
地區(qū)+遺址或墓地名+發(fā)掘年份+遺跡號+器物號的格式,加以區(qū)分,。
[5][28][38]周原扶風文管所:《扶風齊家村七,、八號西周銅器窖藏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1期,。
[6][5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長安神禾原戰(zhàn)國秦陵園大墓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1年第5期。
[7]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陽考古報告》,,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54頁,。
[8][10]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家咀秦墓》,,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21-122頁,。
[9]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高陵縣益爾公司秦墓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6期,。
[1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臨潼新豐:戰(zhàn)國秦漢墓葬考古發(fā)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6年,。
[12][15][16]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兒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04頁,。
[13] 同[7],第635頁,。
[14]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的戰(zhàn)國墓葬》,《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
[17]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隴縣店子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76頁,。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委員會:《成都羊子山第172號墓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56年第4期。
[20] 徐州博物館:《江蘇徐州市鳳凰山西漢墓的發(fā)掘》,,《考古》2007年第4期,。
[21] 徐州博物館:《江蘇徐州子房山西漢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四輯,,文物出版社,,1981年。
[22] 陜西省文管會,、大荔縣文化館:《朝邑戰(zhàn)國墓葬發(fā)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二輯,文物出版社,,1978年,。
[2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門峽市后川漢墓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8年第2期,。
[24] 新鄉(xiāng)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河南新鄉(xiāng)市火電廠墓地發(fā)掘簡報》,《華夏考古》2008年第2期,。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濟源市桐花溝漢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12期。
[26] 安徽省蕭縣博物館,、蕭縣文物管理所:《安徽蕭縣西虎山漢墓清理簡報》,,《東南文化》2007年第6期。
[27] 圖中僅對出土了繭形壺,,且發(fā)表的材料較為完備的遺存進行統(tǒng)計,。且為了使圖標不過多重疊影響觀看,對遺存分布較密集的西安,、徐州地區(qū)的圖標進行了一定省略。
[29][3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388頁,。
[30]雍城考古隊:《陜西鳳翔西村戰(zhàn)國秦墓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1期。
[31][56]滕銘予:《秦文化:從封國到帝國的考古學觀察》,,學苑出版社,,2002年,,第121頁。
[32]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10頁,。
[33]《史記》卷五《秦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第207,、212-213頁。
[35][44]《史記》卷五〇《楚元王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第1988頁,。
[36][37]劉尊志:《徐州漢墓與漢代社會研究》,,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10-111頁,。
[40][47]王學理、梁云:《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83頁,。
[41] 段清波:《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二)》,,《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
[42] Mariusz Burdajewicz,“Cypriot Pottery from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 at Tell Keisan in the Lower Galilee(Israel),”Studies in Ancient Art and Civilization,2020(24):33-58.
[43] 同[8],,第55-56頁,。
[45] 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山東臨沂西漢墓發(fā)現(xiàn)〈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的簡報》,《文物》1974年第2期,。
[46]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元代劉黑馬家族墓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4頁,。
[48] 王學理、尚志儒,、呼林貴等:《秦物質(zhì)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43頁,。
[49] 陜西省文管會,、博物館,咸陽市博物館,,楊家灣漢墓發(fā)掘小組:《咸陽楊家灣漢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10期。
[50] 徐州博物館:《徐州后樓山西漢墓發(fā)掘報告》,,《文物》1993年第4期,。
[51]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漢陽陵帝陵東側(cè)11~21號外藏坑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8年第3期,。
[52] 秦始皇陵考古隊:《秦始皇陵西側(cè)“麗山飤官”建筑遺址清理簡報》,,《文博》1987年第6期。
[54] 朱德熙,、裘錫圭:《戰(zhàn)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
[55] 王賽:《戰(zhàn)國記容銘文的整理與研究》,,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34-35頁,。
[57]同[36],,第127頁。
(作者:吳騰盛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井中偉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原文刊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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