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是繼曹魏后又一個雄踞中原的王朝，它的開國帝王晉武帝則是司馬家的后人司馬炎,，在這個國祚并非長久的王朝內先后實現了伐吳一統(tǒng)和海清河晏的太康之治,，可為何在短短的三十年間內就土崩瓦解？

很多學者認為是八王之亂和接下來的五胡亂華摧毀了晉王朝的統(tǒng)治,，而我認為早在晉泰始六年至晉咸寧五年（270-279）的秦涼之變,，就已昭示了西晉最終的結局。

晉泰始四年至五年隴西地區(qū)大旱,，由于此地胡漢雜居,，西晉中央遂派在抗吳一線的胡烈坐鎮(zhèn)西北，并特地從雍,、梁,、涼三州劃撥一部分地區(qū)作為秦州并使其擔任秦州刺史。

晉武帝想要用重臣威制西北,，使得聚居于此處的河西鮮卑不至于發(fā)生動亂,，但是他忽視了西晉的當權者們對于戎狄的猜忌和敵視程度，當時的西晉朝臣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夷夏之防”等觀點甚囂塵上，所以當胡烈來到秦州后并沒有積極的去安撫少數民族,，反而屯兵于高平川（今寧夏固原市清水河流域）,，后又派兵進占麥田一帶（今甘肅、寧夏兩省區(qū)的靖遠,、中衛(wèi)兩縣市交界地區(qū)）的“河西鮮卑”聚居地,。

他的所作所為并沒有控制住本就岌岌可危的西北局勢，反而成為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叛亂的導火索,，由此晉泰始六年（270）鮮卑禿發(fā)部的首領禿發(fā)樹機能發(fā)動了叛亂,，秦涼之變就此拉開了序幕,。

接下來形勢的發(fā)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秦州刺史胡烈戰(zhàn)死萬斛堆,，涼州刺史牽弘敗死青山,，涼州刺史楊欣陷于武威，三位在西北素有威名的邊地重臣接連身死,，而這八年內僅有汝陰王司馬駿和其部將文鴦能夠制約四起的胡族反叛,，甚至于禿發(fā)樹機能在咸寧五年（279）攻破西北重地涼州，但是這并不是最為另人不解的地方,，最另人不解的還是在咸寧五年馬隆僅僅率領三千五百人就擊敗了禿發(fā)樹機能,，成功平定了長達九年的秦涼之變。

這場叛亂的經過不禁令人感到怪異,，數倍強于鮮卑的晉王朝為何會如此狼狽,，又為何最后僅用區(qū)區(qū)三千五百人就成功平叛。

但當我們仔細去剖析歷史的脈絡,，就不難發(fā)現秦涼之變中晉王朝的種種行徑和弊端導致了這一切的發(fā)生,，同時也昭示了幾十年后西晉滅亡的悲劇。

西晉中央任用邊地官員過于重視其背景和資歷而忽視了對于人的考察,，西北之地最為突出的矛盾就是胡漢矛盾,，而這種民族矛盾最需要的是不帶有強烈民族偏見和善于調和的人才而并非善于征伐的武將,，秦涼之變當中的秦州刺史胡烈,，從當時的太仆傅玄上疏言“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使烈往,，諸胡雖已無患，必且消彌,，然獸心難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后有動釁,，烈計能制之,。”

可以看出當時晉廷任用胡烈在于其“素有恩信于西方”,，但當他到任秦州反而侵城掠地,，使本來可控的局勢迅速惡化，甚至從某種角度來說河西鮮卑的反叛是不得已而為之,。

再說涼州刺史牽弘,，其是曹魏名將牽招之子，牽招作為北疆重臣,，善于處理民族問題,，但牽弘在涼州卻失“羌戎之和”,，群虜內叛，使其敗亡于青山,，接任其涼州刺史的楊欣亦失“羌戎之和”,，與若羅拔能戰(zhàn)于武威，兵敗身死,，涼州失守,，河西斷絕，《馬隆傳》云：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由此可見,，西晉中央之所用非人導致了西北局勢的不斷惡化，同時加劇了胡漢之間的民族矛盾,，也為禿發(fā)樹機能提供了掀起大規(guī)模叛亂的土壤,。

西晉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斗爭在這場叛亂中也不容忽視，雖然有些史料已難以考證,，但時任督關中雍涼諸軍事的扶風郡王司馬亮遣救不進,，直接導致了胡烈戰(zhàn)死于萬斛堆。

時任督雍涼諸軍事的汝陰王司馬駿在涼州刺史牽弘被圍困于青山竟也坐視不管,，任其兵敗身死,。

而時任安西將軍，督秦州諸軍事的石鑒剛愎自用不聽取安西軍司,、秦州刺史杜預的正確建議,，轉而誣告杜預，自己冒然進軍,，最終大敗于禿發(fā)樹機能,。

而太子少傅任愷上疏表奏朝中重臣賈充前往西北平復叛亂，安撫諸胡,，竟被其用其女與太子婚嫁,，洛陽京都大雪的理由使其不得行，而史書中記錄了賈充對此事的態(tài)度“深恨之”,。

在馬隆前往武庫領取軍備時,，掌管武庫的官員竟因與馬隆有私怨而提供質量較差的武器，馬隆爭論,，隨后又被御史中丞彈劾,，其中竟還有人言“六軍既眾，州郡兵多,，但常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

凡此種種,，我們不難想見當時西晉朝堂之中的內部斗爭是有多么的嚴重,，統(tǒng)治階級忽視家國大事，反而癡迷于爭權奪利,，不以平息叛亂為要務,，不顧及手足同胞之生死，只為滿足一己私欲,，乃至于是否有人在利用秦涼之變的西北亂勢在為自己增添政治籌碼都猶未可知,，被權臣所擁立起來的西晉王朝終將吃下政治斗爭所孕育的惡果。

從秦涼二州刺史以及軍事統(tǒng)帥的接連敗亡,，可以看出秦涼二州的軍事力量必然不強,，首先秦州是新設州，本就是劃分雍,、涼,、梁三州鮮卑較多區(qū)域聚和而成，西晉中央本是想統(tǒng)一管理,，但卻造成秦州境內胡漢比例失調,，更加難以控制。

而涼州更是發(fā)生過群虜內叛之事,，由此想見涼州防務比上秦州并未好上多少,，而且咸寧元年（275）晉武帝詔汝陰王司馬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也間接反映出涼州的軍事力量難以維系日益緊張的西北局勢,，晉廷對于秦涼二州軍事建設的忽視也同時顯露出來,。

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達官貴人眷養(yǎng)“胡婢”,、奴役少數民族成為一種社會風尚,，甚至于一些少數民族的上層人士也被迫成為奴隸，而由于晉武帝對于世家大族實行寬松優(yōu)渥的縱容態(tài)度,，使得這種行為沒有被禁止，反而是愈演愈烈,，這實際上造成了很不好的社會影響,，同時破壞了少數民族上層貴族和下層人民對西晉的好感，醞釀了仇恨的種子,，使得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也為少數民族領袖掀起叛亂提供了輿論支持。

晉武帝對于世家大族缺乏絕對的約束力,，這是終西晉一朝一直存在的弊端,，也是日后八王之亂爆發(fā)的重要原因,，其實晉武帝在任時期的民族政策是相對緩和的，他對于歸化的少數民族進行了“遠民”和“近民”的區(qū)分,，相較于漢人的稅賦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減免,，在遭受饑荒等天災時也會免除賦稅以資撫恤，并且對于少數民族的領導層也多有優(yōu)待,，像沙漠汗,、劉淵就是其中的典型。

但是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司馬炎并沒有能夠改變西晉朝野上下王公大臣們對于少數民族盲目排斥的思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華夷之辨”仍舊是西晉朝堂上的主流,，正所謂思想是行動的先聲,，我們不難想見縱使晉武帝有意改善民族關系，但他的臣子在政策的實際實施中,，恐怕也是消極應對,，收效甚微，胡烈不賑災不安撫反而去掠奪河西鮮卑的土地,，由此可見一斑,。

有的人認為西晉朝臣們所信奉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思想不正是在日后的五胡亂華中所應驗,，也就是說這種思想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是正確的,，是具有預見性的，這種觀點確實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但是卻忽視了這其中思想與結果的關系本就是一個悖論,，用果去闡釋因，得到的結果必然是不正確的,。

但是由此引申,，我們不得不說西晉在民族關系上的又一大弊端，那就是晉武帝對于部分少數民族領導層野心的忽視和對于大量內附少數民族缺乏妥善安置,，禿發(fā)樹機能作為業(yè)已歸化的鮮卑禿發(fā)部的領袖,，竟還能夠輕易調動部族的力量對西晉發(fā)起叛亂，足見西晉郡縣管轄制度的無力,，而在秦涼之變間（270年）西晉北部南匈奴的中部帥劉猛也發(fā)動了叛亂,，在泰始八年（272）才堪堪平定，而南匈奴亦是已經歸化的匈奴部族,，也可見“五部分治”與司馬監(jiān)督制度的不足,，造成西晉永嘉之亂的南匈奴領袖劉淵曾在晉武帝時活躍于京都。

明人張大齡《晉五胡指掌》卷上《匈奴劉氏》云：“當晉全盛時,，淵以壯年游京師,，與諸名士遨游成均,，持論上下，固彬彬雋爽才也”,，劉淵受到了來自西晉高層的賞識,，先后被任命為匈奴左部帥、北部都尉,，可是晉武帝對于其野心的忽視以及西晉對于其一貫的厚待和優(yōu)恤,，讓匈奴劉氏忘記了尊卑，通過激化民族矛盾的手段,，打起“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yè)”的口號，最后揮起屠刀,，終結了西晉的統(tǒng)治,。

這些叛亂自然與其領袖關系緊密，但是西晉大量接納少數民族內附,，且無法對其進行妥善的安置也是導致叛亂頻發(fā)的重要原因之一,，史料記載魏末晉初，少數民族歸附達“八百七十萬余口”,，江統(tǒng)《徙戎論》言“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西北諸地，皆為戎居”這些記載雖有一定夸張成分,，但足見其歸附人口之多,，業(yè)已使得邊地出現胡漢失調的情況同時也為接下來的叛亂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其實秦涼之變的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274年曹魏名將鄧艾被鐘會誣陷身死之時,。鮮卑禿發(fā)部早在曹魏征討蜀漢之時就被鄧艾招入麾下,，并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在蜀漢被平定之后,，鐘會對鄧艾的誣陷以及曹魏內部（司馬氏爭權）的斗爭,，導致了這位半生戎馬的悍將被賜死，同時這場政治風暴也波及到了鄧艾的部下,，除了楊欣以外,，包括牽弘、禿發(fā)樹機能等在內的很多人都沒有在當時得到應有的封賞,。

更關鍵的是鄧艾對于禿發(fā)樹機能有知遇之恩，他并沒有像舊例一樣對鮮卑禿發(fā)部打壓和控制,，而是招降他的部族為曹魏效力,，鄧艾其人相較于其他的漢人大將也更能夠與禿發(fā)部等少數民族友好相處,，他的死亡無疑是對禿發(fā)部的沉重打擊，由此可見禿發(fā)樹機能對于西晉的怨恨并非空穴來風,。

司馬氏對于鄧艾事件的不當處置,，可能為這場動亂埋下了禍根，而且鄧艾其人在處理民族事務上頗有遠見和手腕,，曾在西部廣筑界墻關塞,、修建城堡，抵御了泰始年間羌人的進攻,，保護了關內的安全,，預見了匈奴左賢王劉豹合并匈奴將會對朝廷造成的威脅，而后劉豹其子劉淵果叛,，凡此種種皆可見鄧艾能夠在西北之地的紛亂局勢中進退有度,，不至于釀成秦涼之變這樣的巨禍。

關鍵的是秦涼之變中西晉中央所信任的多數邊地重臣,，像胡烈,、牽弘、楊欣等都是其舊部,，而叛亂的領袖禿發(fā)樹機能亦是其舊部,，倘若鄧艾未死，我想秦涼之變恐怕難以發(fā)生,，即使出現叛亂,，其波及面，持續(xù)時間也絕不會如此驚人,，可以說鄧艾之死為西北局勢的混亂敲響了警鐘,，也足見司馬氏之短見。

秦涼之變暴露出了西晉的眾多不足和弊端,，而這些或多或少也成為了日后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的起因或助力,，加速了西晉的滅亡，希望我們能夠以史為鑒,，不再犯類似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