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正式召開,。那是我黨在抗戰(zhàn)勝利前的一次重要會議,，由毛主席親自主持,。

此次會議除卻明確確立以毛澤東思想為工作方針，亦選舉出日后將成為新中國最高領導核心集體的五人小組,，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及任弼時,，統(tǒng)稱“我黨五大書記”。

但卻鮮少有人知道,，“五大書記”實則相輔相成,，關系密切；在他們之外,，還有兩名“候選書記”,。

我黨“五大書記”中,，有四人曾到歐洲留學,，因而有趣的世人常常把他們的“合作”叫作旅歐四人組與毛主席的強強聯(lián)手。

其中,，周總理和毛主席是眾所周知的一生戰(zhàn)友,，他們二人從相識最初到生命盡頭，始終并肩前行,，不離不棄,。

1931年，從上海千里迢迢趕赴瑞金的周總理成為中共蘇區(qū)中央書記,，是時任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頂頭上司,。

彼時，臨時中央給出3個選項交由組織領導選擇,，多數(shù)人把攻打?qū)ο蟮钠蓖督o贛州,，唯有毛主席一人認為贛州三面有水，城墻高聳,，難以攻破,。

但礙于“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原則，周總理還是遵循原先計劃,，決定朝贛州發(fā)起攻擊,。未想，戰(zhàn)局確實如毛主席所料,，1萬余人的紅軍隊伍整整打了33天也沒有把它打下來,。

此戰(zhàn)以后，毛主席的威望顯著提高,，他再次提出應往國民軍力量薄弱的閩西發(fā)展,，周總理毫不猶豫地采納該建議,，委派毛主席率兵攻打龍巖。毛主席未負所望,，不僅拿下龍巖,，而且占據(jù)漳州。

1932年10月,，蘇區(qū)中央會議在江西召開,。別有用心的人員在會上公然斥責毛主席“消極怠工”，提出要把毛主席“趕”回后方,。幸而周總理極力維護,，才使得毛主席得以留在前線。

1935年,，中央“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周總理執(zhí)意“請”回毛主席繼續(xù)指揮戰(zhàn)斗，由此確立毛主席為我黨及紅軍實際核心領導的地位,。

可以說,，毛主席的顯著性格即是自主獨立，恰好周總理擅于協(xié)調(diào),，對組織的命令堅定維護,，他們兩人從行事風格方面來看，的確是互補互利,，基本難以產(chǎn)生分歧。

1935年,，劉少奇堅定反對北方局“發(fā)傳單,、搞游行”的做法，利用將近3年的時間精心布局,，令華北局勢出現(xiàn)巨大轉(zhuǎn)變,，為我黨在華北確立一定群眾基礎，得到毛主席的認可和青睞,。

毛主席夸贊劉少奇,，說他是“一針見血的醫(yī)生”，非常懂得實際工作中辯證法的重要性,。

和劉少奇截然相反的是朱德,。1928年，朱毛大軍在井岡山順利會師,，組建紅4軍,，并由朱德?lián)诬婇L，毛主席為黨代表,。

這支隊伍里,，大部分戰(zhàn)士是跟著朱德一路走出來的,，他們聯(lián)合要求成立軍委，引來某些人的不滿,。

朱德也是個敢說敢做的人,，他聽聞那些含沙射影的“指責”后，當眾在某次會議表示：

“有人說我講大話,，要從福建打到南京,、武漢，解放整個華夏,。我想告訴你,，這不是吹牛皮，是樹立革命目標,，鼓舞革命斗志,；也有人說我別有用心拉攏下級，你錯了,，那是融入集體,，有利于及時了解實際情況?！?/p>

次年9月,，陳毅傳回中央意見，要求維護朱德和毛主席的領導,，并保留毛主席的職務,。朱毛二人各自做了自我批評，握手言和,。

1935年毛主席聽聞“站隊”之事,，稱贊朱德“度量如海，意志似鐵”,，對他心生欽佩,。

1937年，毛主席直白表示：沒有朱,，哪里來得毛,？朱毛、朱毛,，肯定朱在前?。拇撕?，他們二人之間再未發(fā)生大分歧,。

“旅歐四人組”存在感稍低的是任弼時，但他卻是實實在在一直陪在毛主席身側(cè)的人。

1931年,，從上海到瑞金的任弼時“不點名”批評毛主席的“狹隘經(jīng)驗論”,；同年，任弼時稱贊毛主席于第二次“反圍剿”的戰(zhàn)略意見是正確的,；

1938年,，任弼時認可毛主席和中共在抗戰(zhàn)中的關鍵作用，促使共產(chǎn)國際承認毛主席的中共核心地位,；

1940年,，任弼時回延安協(xié)助毛主席籌備“七大”會議。他是名副其實的毛主席和中共組織的“管家”,，承擔黨內(nèi)大部分“家務”,。任弼時的性格很明顯，典型“對事不對人”,，因此令毛主席對他非常信任和倚重,。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我黨“五大書記”能力出眾,，“合作無間”，為什么又會額外選出2名候選書記,？難道這兩名候選書記有什么特殊嗎,？

其實不然，兩名候選書記的選舉原因在于當時局勢,，而非其他,。

中共“七大”召開的同時，蔣介石也召開了國民黨大會,，他非常清楚抗戰(zhàn)勝利的關鍵性,，希望通過此次會議為國民黨的未來部署一個全新路線，借此搶奪“果實”,。

他決定，暫時“放松”對日軍的警惕,，將針對目標重新放回中共身上,，準備與中共“一決高下”。但美國人卻不同意蔣介石的“野心”,，強求他同中共組建聯(lián)合政府,。

大半身“家當”都在美國身上的蔣介石不敢公然違背美國，只得苦思冥想,，找到個“暗戳戳”的方法：

他向毛主席發(fā)出談判邀請,，請他到重慶與自己見面。蔣介石覺得，毛主席肯定不會答應,，等毛主席拒絕了,，他便有借口挑起“國共紛爭”。

可叫蔣介石意外的是,，毛主席居然識破他的“陽謀”,，同意前往重慶與蔣談判。

在動身出發(fā)前,，毛主席做足最壞打算,。他告訴中共領導成員，若是蔣介石真的“撕破臉”,，那他就去重慶“坐班房”,，順便“辦點事”。

同時,，毛主席安排劉少奇在他離開后全權代理他的職務,，并提議中共再增添兩名候補書記，預防重慶談判過程中發(fā)生什么突發(fā)事件,，確保我黨事業(yè)和領導班子萬無一失,。

至于為何偏偏是兩名？理由顯而易見,，因為周總理會和毛主席同去重慶,。

就這樣，在黨組織領導的共同決定下,，陳云與彭真當選中共候補書記,，于毛主席和周總理前往重慶期間，挑起大任,。

當然,，礙于美國和國際形勢的蔣介石也未能如毛主席預料那般，在重慶和談期間搞什么“狠毒招數(shù)”,，毛主席和周總理得以平安順利重歸延安,。

此后，陳云與彭真“脫下”候補書記的身份,，一人聽從組織安排,，遠赴東北領導解放戰(zhàn)爭；一人去往北平任中共市委書記,，同樣為祖國革命事業(yè)付出一份力量,。

新中國成立后,，“五大書記”擔負起重責,，為祖國建設、人民安穩(wěn)貢獻巨大心力,；兩位“候補書記”同樣竭盡心力,，為華夏的未來“添磚添瓦”，非常辛苦,。

陳云從東北回到首都,，主管全國財政工作。彭真則先后擔任北京市政協(xié)主席,、首都總工會主席等職務,。

1949年底，“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病重,，未能參加開國大典,。雖然他向家人表示，等他身體好了就要立刻重返工作崗位,，但他的病情明顯不由他自己控制,，非但沒有如他所愿漸漸痊愈，而且每況日下,，越來越糟糕,。

關心他的中共領導急忙強制送任弼時到蘇聯(lián)治療，使他的身體狀況稍稍穩(wěn)定,。

1950年10月,，不聽醫(yī)生建議，渴望為新中國再多做一點事情的任弼時再度躺回病榻,，病情急速惡化,。

周總理臨去蘇聯(lián)前，向任弼時保證,，他歸來時一定為任弼時請來最好的醫(yī)生,。然而可惜的是，任弼時沒能等到周總理回國,，便憾然離世,。

他故去后，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政府損失一員大將,。為不耽擱祖國建設工作,，中共提出將當年候補書記中的一人“轉(zhuǎn)正”的建議。

經(jīng)幾位領導深切討論,，決定陳云“轉(zhuǎn)正”。陳云在經(jīng)濟領域極具天賦,，剛好彼時中國最需要經(jīng)濟建設,，他的“上位”可謂是百川歸海、人心所向。

陳云也未曾辜負黨組織對他的厚望,。一當上中央書記,，即立馬展開一系列相關工作：

想方設法穩(wěn)定國內(nèi)金融物價，掃除國民政府遺留下的“惡性通貨膨脹”禍患,；有效統(tǒng)購統(tǒng)銷糧食及棉花等農(nóng)產(chǎn)品,，確保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逐步改造社會主義工商制度,，實施國民經(jīng)濟首個“五年計劃”。

在他的領導下,，華夏國民經(jīng)濟穩(wěn)步恢復,，初期經(jīng)濟建設前景呈現(xiàn)欣欣向榮之態(tài)。

彭真則沒有因陳云的“上位”而心生不快,，他連任北京市長,，保持樂觀精神，為祖國和我黨事業(yè)的發(fā)展同樣建立不朽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