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第359旅堪稱威名赫赫,，抗日戰(zhàn)爭時期，曾經(jīng)挺進華北血搏日寇,，也曾編為“南下支隊”縱橫大江南北數(shù)千里,。至于該旅的軍事主官，歷史愛好者們大多熟悉的是王震旅長,，而實際上,，359旅的首任旅長是開國上將陳伯鈞，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不是陳伯鈞將軍率領359旅馳騁抗日疆場呢,？

（陳伯鈞）

1937年8月,，陜北紅軍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紅二方面軍為主體組建了第120師，其中以二方面軍所屬之紅六軍團,、以及紅軍總部特務團的第一營,，合編為第120師第359旅，下轄第717團和第718團共5000余人,。

按照改編原則,，原紅六軍團長陳伯鈞，正式出任359旅旅長一職,，而軍團政委王震則擔任副旅長,。359旅除留下第718團納入留守兵團外，旅主力應全部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為安排留守部隊和籌措糧秣，旅長陳伯鈞并未第一時間隨隊出發(fā),，而是由副旅長王震率部東進,。

第359旅改編之前的駐地，位于陜北洛川縣,，陳伯鈞在這里忙得不可開交,，尤其是天氣漸冷，全旅幾千人的冬裝還沒有弄齊,，如果再加上運往前線的時間,，那簡直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所以陳伯鈞很是著急,。

1937年10月17日這天,，經(jīng)過陳伯鈞的反復爭取，八路軍總部終于同意給359旅撥發(fā)一筆款項,，用于購買制作冬裝的原料,，陳伯鈞大喜，當即命令旅部會計老袁同志,，抓緊搭車去延安領回款項,，然而就在這一天，出了事情,。

（王震夫婦）

一、陳伯鈞是參加秋收起義的“老井岡”

開國上將陳伯鈞,，四川達縣人,，北伐時期投筆從戎,，考入黃埔六期的武漢分校,，入第一大隊學習，徐向前,、陳毅,、羅瑞卿、程子華等開國將帥,，都曾在該校任職或就讀,，受進步思想的影響，陳伯鈞于1927年5月正式入黨,。

南昌起義爆發(fā)前,，陳伯鈞在第二方面軍總部教導團任職，這支部隊基本是由我黨掌握的,，因此該團準備從武漢登船,，開往南昌參加起義，不料中途被張發(fā)奎的反動軍隊扣留繳械,，陳毅,、陳伯鈞等人尋隙逃脫。

兩個人踏上了不同的征途,，陳毅隨后追上了南昌起義部隊,，遂與朱德、王爾琢率起義軍余部堅持斗爭,，一路歷經(jīng)艱險,，發(fā)動湘南起義后前往井岡山；而陳伯鈞沒有這么幸運,，輾轉(zhuǎn)尋找到組織后,，參加了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更早一步上了井岡山,。

這絕對是殊途同歸了,，所以陳伯鈞經(jīng)歷了三灣改編等系列事件，到兩支隊伍井岡山會師成立紅四軍時,，陳毅擔任軍政治部主任,，陳伯鈞則擔任紅31團的一營一連連長，當時跟“101”的職級是相同的,。

（紅軍時期的陳伯鈞）

作為一名參加秋收起義的“老井岡”，又是黃埔科班出身,，因此陳伯鈞深受毛主席的信任和重用,，加之英勇善戰(zhàn)，因此紅軍時期的職務晉升很快：

1929年5月：任贛西紅軍第三縱隊參謀長

1930年1月：任紅6軍第一縱隊參謀長

1930年7月：任紅20軍參謀長兼第二縱隊政委

1930年11月：任紅3軍之紅7師師長

1932年7月：任紅15軍軍長

1932年10月：任紅五軍團參謀長

長征開始后,，陳伯鈞調(diào)任作戰(zhàn)部隊軍事主官,，擔任紅五軍團所轄的紅13師師長，該軍團總共下轄兩個師,，另一個師便是大家熟悉的“絕命后衛(wèi)師”,，即陳樹湘擔任師長的紅34師。

紅五軍團是整個紅一方面軍的后衛(wèi),，一路上自然惡戰(zhàn)硬仗不斷,，尤其是湘江血戰(zhàn)中，陳伯鈞指揮果敢,，終于將紅13師和大批掉隊人員帶過了湘江,，功勛卓著。

（佩戴紅軍勛章）

扎西整編后，陳伯鈞復任紅五軍團參謀長,，1935年7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交流干部,，陳伯鈞調(diào)任四方面軍紅9軍參謀長,，期間與張某燾的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斗爭，難免遭到打擊報復,，被下放到紅軍大學當教員,。

1936年7月間，賀老總率領的紅二,、六軍團,，在甘孜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同時決定組建紅二方面軍,，由賀龍擔任總指揮,，原紅六軍團長蕭克晉升副總指揮，經(jīng)賀龍和弼時同志的力爭,，陳伯鈞終于接任了紅六軍團長的職務,。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之際，毛主席欣聞陳伯鈞已在六軍團擔任軍團長,，特意派人送去了一封親筆信,，信中有“為紅軍慶得干才”的評價,，喜愛與信賴之心躍然紙上，這一年,，陳伯鈞軍團長年僅27歲,。

紅軍稍后改編為八路軍時，各級干部都要降職參與整編：方面軍首長擔任八路軍的師級干部,、軍團（或軍）首長擔任八路軍的旅級干部,，師級首長擔任八路軍的團級干部，因此陳伯鈞順理成章,，出任120師359旅旅長,。

（抗戰(zhàn)時期）

二、“旅長打人”事件直接驚動中央

說回1937年10月17日的這天,，陳伯鈞旅長安排完會計老袁去延安的事情,，馬上又召開旅部后勤工作會議，布置冬裝采購等事宜,。

結果這邊會議剛剛開始,，就聽到院子里面吵吵嚷嚷的聲音，陳伯鈞很不高興,，一邊說“什么人在吵架”,？一邊怒氣沖沖走到院子里，準備批評下影響會議的同志,。

原來是老袁在跟一個司機爭吵,，看見旅長走出來了，老袁委屈地告狀說：“我要去延安領款,，正好他們的車去那邊,，我要搭車，他們不光不讓搭,，還罵人”,！

停在旅部院子里的這輛卡車，并不屬于359旅系統(tǒng),，而是軍委直屬之摩托學校的,。該校成立于1937年6月，校址在延安東關飛機場,，是我軍第一所培養(yǎng)汽車,、裝甲車技術干部的學校，可以理解為我軍第一所“特種兵學?！?/strong>,。

摩托學校的學員,，一部分是從延安步校抽調(diào)而來,，還有30多人是從蘇聯(lián)學習坦克、炮兵技術后歸來的,，最初的裝備只有三輛轎車和二輛蘇制卡車,，所以呢學員普遍都比較傲，當年汽車也確實是稀罕物,。

也就是說,，跟老袁爭吵的并不是什么普通的卡車司機，而是摩托學校的一名學員,，此人不僅心高氣傲,，并且大有可能是留蘇歸來的，總之并不認識大名鼎鼎的陳旅長,，說話也確實很沖,。

陳伯鈞問這名學員：“為什么不讓搭車”？

學員反唇相譏：“憑什么讓他搭車,，他算老幾”,？

陳伯鈞強壓火氣：“你知道他去干什么的嗎”？

學員繼續(xù)對付：“他干什么我管不著,，他干什么關我屁事”,！

陳伯鈞大怒：“你說什么”？

學員猶不知厲害：“這關你什么屁事”,？

（延安時期的卡車）

陳伯鈞忍無可忍,，上去就抽了摩托學校學員一記耳光,，左右連忙勸阻，這才制止了事態(tài)進一步升級,。那名學員被打得暈頭轉(zhuǎn)向,，當然委屈的不行，風風火火趕回延安,，到了校部就把陳伯鈞給告了,。

陳伯鈞冷靜下來以后，也頗為后悔,，在10月17日的日記中,，他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如實記錄和反思：“因摩托學校的司機不載袁會計上延安領公款，還蠻橫無理取鬧,，我勸告無效,，氣急之下打了司機一個嘴巴,，真是魯莽不該”！

然而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旅長打人”的消息很快不脛而走，在延安也鬧得沸沸揚揚,，影響非常之壞,。

兩天后的10月19日，359旅旅部接到上級通知,，著旅長陳伯鈞馬上到延安楊家?guī)X報到,，毛主席要親自與之談話，陳伯鈞這才知道事情鬧大了,！

（八路軍戰(zhàn)士們）

三,、陳伯鈞錯失奔赴前線的機會

毛主席見到老部下后,，對陳伯鈞打人一事給予了嚴厲批評，同時決定陳伯鈞暫緩出發(fā)奔赴前線,，而是安排到黨校學習，陳伯鈞在日記中寫道,，毛主席認為此事發(fā)生的根源是“主觀性太強,，客觀性太差”。

張聞天同志也批評陳伯鈞說,，作為八路軍的高級領導干部,，輕率動手打人是“軍閥思想”，總之陳伯鈞挨了好一頓批,。實話實說,，在戰(zhàn)爭年代的部隊里，這樣的事并不是個例,，上級批評教育一番也就是了,。

那為什么毛主席和中央對陳伯鈞的處理如此之重呢？一方面,，是因為事件發(fā)生在抗戰(zhàn)后方,，在延安造成了較壞的影響；另一方面,，是毛主席之前曾經(jīng)力保過陳伯鈞一次了,，某種意義上，嚴肅處理其實是愛護,。

那還是井岡山時期的1928年3月,，陳伯鈞時任紅軍干部教導大隊副大隊長,，而大隊長是黃埔四期的呂赤同志，北伐期間葉挺獨立團的干部,、陳伯鈞秋收起義的戰(zhàn)友,，也是創(chuàng)建井岡山根據(jù)地的骨干，黃埔四期是什么概念,？讀者心里自然有數(shù),。

（和毛主席在一起）

陳伯鈞和呂赤的關系很好,，兩個人還是四川老鄉(xiāng)，不料卻發(fā)生了意外事件：在之前的戰(zhàn)斗中,，陳伯鈞曾繳獲了一支老舊的手槍,，很是愛不釋手，呂赤說這槍已經(jīng)不行了,，基本是塊廢鐵,，然而陳伯鈞不信邪，一直不斷的加以修理,。

這天終于修好了,，陳伯鈞高興地找到老戰(zhàn)友，開玩笑地用槍對準呂赤的頭說：“要不要檢驗一下,，看它是不是塊廢鐵”,？（所以部隊后來有傳統(tǒng)，哪怕是空槍也不可以指向戰(zhàn)友）,。

說時遲那時快,，陳伯鈞并沒有用力扣動扳機，然而槍卻響了,，原來里面有一顆沒有退凈的子彈,，這么近的距離不用說，呂赤同志當場犧牲,，陳伯鈞當時也嚇呆了,，隨即被關押起來。

對于呂赤同志遭此不幸,，指戰(zhàn)員們?nèi)呵榧?，紛紛要求槍斃陳伯鈞，以慰呂赤同志在天之靈,，當然,，事情如何處理最終還要毛主席來定奪，毛主席思考良久后沉痛地說：

“如今已經(jīng)死了一個黃埔生,，再殺一個黃埔生，就失去了兩名軍事指揮員,，陳伯鈞不是故意傷人,，我看還是不殺為好”！有些同志不滿意這樣處理,，毛主席只好補充道：

“我們不讓他償命,，但是要懲罰他的，呂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陳伯鈞加倍完成,，另外再罰他一百板子”！就這樣,，陳伯鈞雖然被打得皮開肉綻,，卻總算保住了性命，能夠繼續(xù)為革命做貢獻,。

數(shù)十年以后的1955年,，大授銜完畢后陳伯鈞回到家里，曾把上將軍銜的證書擺在桌上,，深情地對家人說：“當年如果不是毛主席,，我早就死了；如果不是我開槍走火,，呂赤同志也應該是上將”,！

換句話說，毛主席已經(jīng)寬恕和挽救過陳伯鈞一次,，并且是性質(zhì)非常嚴重的錯誤，如今陳伯鈞再出現(xiàn)“打人事件”,，而不做嚴肅處理的話,，就有特別照顧“老井岡”之嫌了，對維護團結和革命大局都非常不利,！

（陳伯鈞上將）

四,、解放戰(zhàn)爭時期終于領兵上戰(zhàn)場

對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批評,，陳伯鈞表示完全接受，心甘情愿地前往黨校報到,。既然陳伯鈞已不能趕赴前線,，經(jīng)八路軍總部研究決定，原副旅長王震正式接任359旅旅長職務，指揮部隊抗擊日寇,。

1938年6月,，陳伯鈞在黨校學習完畢，再被安排到延安抗大擔任訓練部部長,，年底調(diào)任抗大第二分校校長,，主要負責培養(yǎng)軍政干部，卻始終未能再上前線,，唯一的一次參戰(zhàn),，是1939年9月，率領抗大二分校的學員們,，參加了120師的陳莊戰(zhàn)斗,。

1942年初，經(jīng)毛主席提議,，陳伯鈞被任命為延安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員,，不久轉(zhuǎn)任八路軍第120師358旅副旅長兼隴東軍分區(qū)副司令員，雖然重獲軍職,，卻明顯降了半格,。

足以說明那次“打人事件”，對陳伯鈞的軍旅生涯影響還是蠻大的,，所以他盡管是359旅的首任旅長,，歷史愛好者們卻可以發(fā)現(xiàn)，陳伯鈞將軍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存在感貌似很低,。

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前,，陳伯鈞的職務是“陜甘寧晉綏聯(lián)防軍”的副參謀長，聯(lián)防軍的司令員,、副司令員分別是賀老總和徐帥,，統(tǒng)一指揮八路軍第120師（兼晉綏軍區(qū)）和留守兵團的各部隊。

日本宣布投降后,，1945年10月間,，陳伯鈞奉命率800多精干指戰(zhàn)員，護送1300余名出關干部的家屬,，千里迢迢趕赴東北,，并勝利完成了任務。次年初,，擔任軍事調(diào)處熱河執(zhí)行小組的我方代表,，負責停戰(zhàn)談判的工作。

在東北解放戰(zhàn)爭中，陳伯鈞歷任東北軍政大學教育長,、東北民主聯(lián)軍“上級干部大隊”大隊長（筆者前一篇關于六縱的文章中有提及）,、合江軍區(qū)司令員等職務，主要還是在后方工作,，直到1948年5月,，才調(diào)任第一兵團副司令員。

（在東北）

遼沈戰(zhàn)役期間，陳伯鈞協(xié)助肖勁光司令員,，實施了圍困長春和進軍沈陽的作戰(zhàn),，全軍統(tǒng)一序列后，陳伯鈞出任第十二兵團第一副司令員兼第45軍軍長,，參與了四野入關和南下的全部作戰(zhàn),，曾任湖南軍區(qū)第一副司令員。

1950年底,，陳伯鈞調(diào)任南京軍事學院副教育長兼訓練部副部長,，不久升任副院長，全面協(xié)助劉帥的工作,，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陳伯鈞將軍有一個非常好的習慣，即在戎馬倥傯的革命生涯中,，始終保持著記日記的習慣,，從1933年起到1950年的17年里，他寫下了4000多篇日記,，成為后世研究軍史的珍貴資料,。

1974年2月6日，陳伯鈞將軍因病醫(yī)治無效,，在京逝世,，享年6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