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說：“書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為觀美也。”本人希望本篇自序能達到這一目的,，同時順便交代清楚《求真抑或建構——走出實證主義歷史學與考古學》這本書的寫作背景和我個人的心路歷程，以為正文之補充,。

——徐良高

史學問道三十載（代序）

一

這是一個互聯(lián)網的時代，一個地球村的時代,，一個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時代,，一個多元文化共存與沖突的時代,，一個全球化與民族主義共存與互動的時代,。對于當代中國來說,，還是一個崇尚科學又迷信科學的時代，一個權威遍地又懷疑一切的時代,，一個信息泛濫又信息匱乏的時代,，一個一夜成名又萬事皆浮云的時代，一個目標明確又沒有目標的時代,，一個彰顯自我又迷失自我的時代,，一個號召以學習為信仰而學習無用論又甚囂塵上的時代，一個鼓勵創(chuàng)新又抑制創(chuàng)新的時代,。我們既大開眼界,，又眼花繚亂、無所適從,。在這樣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一切權威和主流觀念都在被審視、被批判,、被解構,，時代在呼喚新理論、新思想,！

對于中國的歷史學,、考古學來說，面對全球化與民族主義思潮這一時代大問題及其無所不在的影響,，面對汗牛充棟的文獻和成千上萬的文物,，面對各種自以為是的歷史真相和歷史規(guī)律說及彼此之間永無休止的爭論，面對各種為我所用的歷史闡釋,、陳述與宣傳,，面對當代社會劇烈變遷下歷史學的失落,、困惑和無所適從，面對中國考古學新發(fā)現層出不窮而研究思路單一的現狀,，中國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如何適應這樣一個劇變的時代,，構建與時代相呼應的新理論，找到自己的定位,，發(fā)揮自己的價值,？如何正確認識史學與時代現實之間的關系？歷史學家真能“超然物外”,，“兩耳不聞窗外事,，自在小樓成一統(tǒng)”，純粹地“為學術而學術”嗎,？

作為一名專業(yè)考古學者,，我常常在想，專注于古人的盆盆罐罐與人類遙遠過去的考古學真的與其生活的時代無關嗎,？它真的是一門逍遙象牙塔，冷觀風云變的純學問嗎,？還是時代影響之于我們不過是“潤物細無聲”,，我們對此缺乏自覺意識而已？直覺告訴我們,，歷史學,、考古學與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不可能也不會孤立于時代與現實之外,。

二

自1982年進入北京大學考古系開始專業(yè)學習以來,，我一直想弄明白：考古學是怎么回事？我們?yōu)槭裁匆芯靠脊艑W,？考古學研究是如何進行的,？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有價值嗎？具體價值是什么,？看到或聽到的說法似乎都很高大上,，如發(fā)現歷史規(guī)律，指導人類未來之類等等,，但我總覺得這種說法過于空洞抽象,，在實際工作中沒有真切感受。隨著自己人生閱歷的增加,，越來越多地看到人生無常,，世事難料，不禁讓人越來越懷疑人類社會發(fā)展真的有規(guī)律嗎,？

參加工作后,，長時間內我一直從事具體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曾主持過西周豐鎬遺址、周原遺址和蘇州木瀆東周古城等一系列重要都城性質遺址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工作,，也進行過一些專題性學術課題研究,，如先周文化、西周文化,、禮制建筑,、古代都城、文明起源等,，對考古學,、歷史學有了深入的觀察與體會。我發(fā)現,，田野考古并不如想象中那樣客觀,、科學，一塵不染,。對于任何史學問題,，學術界都是歧異紛呈，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總是以言之鑿鑿,、信心滿滿開始,，最終卻以爭論不休、莫衷一是,、不了了之結束,，幾乎沒有形成期望中的共識，更遑論真理與歷史真相了,。

1996—2001年有幸參加了“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我對歷史學研究中的多元現象更有了真切的感受。同一歷史學問題,，總是各種觀點相持不下,，爭論不休。各種現代自然科學手段的采用,，不同來源史料的收羅,、使用與整合，不同學科頂級科學家的合作并沒有使問題變得更簡單,，學界分歧也未真正消弭,。在各種史料的理解與選擇，對不同史料,、檢測數據的解讀與整合,，對前人觀點的評判與采信等等方面，都呈現出多元并存,、歧義紛呈的現象和錯綜復雜的關系,。我意識到,，多學科的結合、現代科技手段的應用并未實現歷史學的科學化,，進而獲得歷史真相,。

為什么會出現這些現象？怎么解釋這些現象,？如何看待這種困境,？我們對歷史學的傳統(tǒng)認知是對的嗎？我們希望找到合理的解釋,，但過去的歷史學教育和認知難以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

我漸漸意識到，要想解釋這些問題,，首先必須認識歷史學的本質屬性與特征到底是什么,？我們是如何開展歷史學研究的？即歷史是如何被記錄和表述的,？誰在說（著述,、研究與傳播）？為何說（著述,、研究與傳播）,？怎么說（著述、研究與傳播）,？只有回答了以上問題，不同學者為何總有不同的觀點,？史學中為何總是充斥著無窮無盡的闡釋,、爭論與各種版本的敘述？不同觀點之間難道只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嗎,？為何多種史觀都聲稱發(fā)現了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但現實世界卻總是充滿不確定性，我們對未來的種種預測總是失??？如何看待歷史學研究成果？歷史學的意義何在,？這些問題才會有合理的解釋,。從史學研究實踐到理論思考，由“術”到“道”,，所有這些問題的終極答案就在對歷史學的本體論認識上,。

三

在我個人對以上問題思考、探索的過程中,，從開始的困惑到后來的明悟,，經歷了從孤陋寡聞到眼界大開,，從困頓迷惑到豁然開朗的心路歷程。

開始時,，自己僅僅是憑直觀感受對自己有關歷史學,、考古學的傳統(tǒng)理論認知產生了懷疑，對當代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的主流觀點產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但這些想法是不是奇思異想？靠譜嗎,？自己沒有信心,。為了釋疑解惑，我閱讀了大量西方史學理論方面的著作,，漸漸地認識到自己起初的許多想法雖尚屬膚淺,，但絕不是胡思亂想，國外史學界已有許多深入的探討,，尤其是一些具有后現代思想觀念的史學理論著述更使我有一種與之心心相印,、心有靈犀的強烈認同感。吾道不孤也,！這增強了我的信心,。在這一釋惑問道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興起于西方的后現代思想絕不是少數思想家閉門造車的極端之論,，而是對曾經主導西方學術界的實證主義,、過程主義的深刻反思與批判，是學術發(fā)展的必然結果,，體現了學術與時代的互動,。

西方史學理論的發(fā)達反襯出中國史學理論傳統(tǒng)的不足和理論思辨的薄弱。對于今天的中國考古學來說,，至今已歷經百年,，在時空框架建設、多學科結合,、“證經補史”觀念主導下的中國古史重建等方面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我認為，中國考古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更多資料的積累和傳統(tǒng)架構的修補,，而是重新認識史學本質,，反思現有主導理論，突破觀念禁錮,，打開思維,，拓寬視野，接受并鼓勵多元化的,、創(chuàng)新性的歷史闡釋與敘述了,。唯有如此,，中國考古學才能超越傳統(tǒng)，開創(chuàng)新路,，發(fā)揮出無窮潛力,，同時走出象牙塔，面向公眾,，滿足日益多元化的社會需求,。然而中國考古學的理論研究現狀卻是，除了一些西方考古學理論著作的譯介外,，只有一些片段的理論思考和討論,，且基本集中在闡釋理論與考古學方法論方面，缺乏系統(tǒng)性的理論構建,，更缺乏關于本體論的討論,。迄今為止，我們尚沒有一本基于如此豐富多彩的中國考古學實踐的系統(tǒng)的本土理論著述,，也未形成濃厚的理論思辨和學術爭鳴氛圍,，這與中國考古學的學科地位很不相稱，也不利于學科的發(fā)展,。

在許多中國考古學家的觀念中,，考古學是一門重在實踐、靠實物說話的學科,，不需要那些“虛頭巴腦”的理論,。豈不知我們的一切考古學研究都是闡釋，闡釋離不開理論,，理論自覺是學術創(chuàng)新和進步的基礎與保證,。

學問之道，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蘇格拉底說：“沒有經過反思的人生是毫無意義的,?！蓖瑯樱瑳]有理論自覺與反思的歷史學,、考古學研究不過是被別人牽著鼻子的研究,，其價值如何，創(chuàng)新何在,，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西方史學理論的影響和對中國考古學理論現狀的反思促成本書的寫作。我們將本書定位為一本系統(tǒng)討論歷史學本體論的著述,，一本基于中國歷史學與考古學自身實踐而對后現代思潮做出呼應的理論著述,。我們希望本書不僅體現中國考古學思想史的內在發(fā)展脈絡,，也反映出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所帶來的時代變化，并對中國歷史學界,、考古學界的理論自覺,、理論反思與批判起到一點促進作用。

四

從古到今有多遠，談笑之間,；從心到心有多遠,，天地之間。有人說,，當兩個人交流時,，其實是六個人在交流：你以為的你，你以為的他，真正的你,；他以為的他,，他以為的你，真正的他,。兩人交流時,，你實際上是在和“你以為的他”交流，你真的知道“真正的他”的想法嗎,？

我本人的親身經歷也使我常常反思這個問題,。我從皖西大別山區(qū)的偏遠農村來到北京大學考古系，然后又有幸工作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生活于北京這樣的世界性都市,。考古工作的需要又使我常常到全國各地出差,，也偶爾有機會出國進行學術交流,。這些經歷使我常常有機會與各種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職業(yè),、有不同經歷的人打交道,。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人與人之間真正理解之難和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不同人之間因成長經歷,、文化背景和生活環(huán)境的不同而形成彼此不同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這種差異使我們常常視他人的觀念和行為為怪異，不可理喻,。正如著名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所說,，要理解女性割禮、男性割禮以及食人族等種種奇怪,、令人詫異甚至作嘔的習慣和信仰,，就得先去了解它的獨特背景。人類學的主要內容就是要研究人類文化的產生及其影響,，探討不同文化的差異及其背后的原因,，從而促進不同文化人群之間的相互理解、寬容與文化交流,。全球一體化和工商業(yè)高度發(fā)達的當代尚且如此,，在交流不便、彼此相對隔絕的古代社會,，這種文化差異更應存在。

同時代的人與人之間尚且難以做到彼此真正理解,，我們如何有自信去真正理解另一種時代與文化背景中的古人的觀念及其行為呢,？對于歷史學來說，雖然我們希望了解古人的真實生活和社會，但我們真的能完全理解古人的世界嗎,？我們是不是也在與“我們以為的古人”對話呢,？我們關于古人的各種觀點與歷史敘述是歷史真相的再現，還是我們自己對歷史闡釋與建構,？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strong>我們努力站到歷史學,、考古學之外，以一個旁觀者,、超越者的視角和心態(tài)來審視中國的歷史學與考古學,，思考史學的研究何以開展，結論何以形成,，陳述何以表達,，進而探尋史學的本質、意義及其中的問題,。

我們認為,，對于歷史學研究來說，我們首先應認識到歷史與歷史學不是一回事,，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自在歷史與由歷史學家所記錄,、陳述的歷史不是一回事，且往往不一致,。史料不是自在歷史的全面,、客觀記錄，受到史家的影響而具有文本性,。史料本身不會說話,，歷史學家通過史料來說出他自己想說的話。歷史學家在史學中發(fā)揮著核心的作用,，而歷史學家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復雜的人,，會受到各種內在與外在因素的影響。

史學立論前提的假說性,，史料的文本性,，歷史學問題、概念和理論模式的多元性,、時代性,，等等，都決定我們的各種觀點不過是我們對史料和歷史現象的解讀與闡釋,，任何歷史敘述都是史家對歷史的建構,，它們都是史家與史料互動的結果，具有不可驗證性。不同史家有不同的解讀與建構,，解讀與建構具有多元性,。

歷史學是一門構建歷史記憶的學科，我們需要不斷重構歷史記憶以滿足不斷變化的時代需要,，歷史學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對自在歷史的求真與再現,，雖然許多歷史學家常常以此自許。一本本歷史著述都在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歷史學的真相：求真與再現是理想,，解讀與建構才是現實,；理想雖崇高，現實才真實,。我們雖然不能再現歷史過程,，但我們可以不斷重構歷史敘述。因為當代的需要,，我們重構對過去的闡釋與敘述,，過去的歷史成為定義現在的手段。

總之,，歷史學是基于人類現實需要,，在特定時代認知體系內，由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史家在史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個人認知,、經驗、個性,、興趣,、立場、目的等對史料進行選擇,、判斷與解讀,，并建構有關人類及其文化發(fā)展過程的陳述的一門學問。歷史學本質上是一門解釋性學科,，是人類關于自我及其文化發(fā)展歷程的闡釋,、建構體系，目的在于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確認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以及自身行為合理性,。作為一種自古有之的人類文化現象,，歷史學在更廣泛的范圍內滿足了我們的需要，塑造著我們的觀念,，影響著我們的行為,，對于我們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馬克斯·韋伯和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說，人是懸在由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歷史學就是人類編織意義之網的活動之一。

揭開歷史學的面紗,，我們會發(fā)現,，它也許不如我們所想象得那么完美、科學,，其中夾雜著種種謊言,、謬誤、目的和利益訴求,，但這應該才是歷史學真實的一面,，因為歷史與歷史學背后都是真實、具體且復雜的“人”,！

我們認為,，指出歷史學的建構性本質雖然否定了歷史學的求真屬性，破壞了歷史學實證科學化的美夢,，但揭示了歷史學科作為人文學科的本質特性,。從科學精神的本質是質疑而非信仰的角度看，那些常常以真理,、真相的名義排斥不同觀點,，尋求話語壟斷的實證史觀，未必符合科學精神,，而這種不認為歷史學是一門實證科學,，鼓勵多元，呼吁學術批判與質疑的建構史觀,，似乎更體現出一種科學精神,。

在對史學本質特性這種總體認識的背景下來看考古學，作為廣義歷史學一部分的考古學具有同樣的本質特性,，雖然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物質形態(tài)的古代文化遺存,，與傳統(tǒng)歷史學不同。考古學研究本質上也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考古學家通過考古發(fā)掘和對考古發(fā)現的古代文化遺存的解讀來建構古代歷史敘述并對各種歷史現象做出闡釋的一門人文學科,。考古學研究同樣受到時代和文化背景的影響,，考古學的目的也是滿足當代社會的現實需要。

從對考古學的這種認知出發(fā),，我們就能更準確地看待考古學中的相關理論和研究,，對它們做出更理性、更客觀的評價,。比如,，新考古學的“中程理論”不過是一種考古學家借自人類學的,、用于解讀考古發(fā)現和構建古史敘述的模式而已，是通過考古發(fā)現溝通當代陳述的歷史與古代自在的歷史之間的橋梁,；被中國史學界奉為圭臬的“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等根本不是證實古史,，再現歷史真相的幾重平行證據關系，而是歷史學解讀與構建中的模式與對象關系,，幾重證據之說不成立,；在中國考古學界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民族說、國家說,，各種版本的“最早中國說”“中國文化唯一延續(xù)論”,，都不過是當代民族主義思潮和民族國家歷史記憶構建在考古學中的反映，是歷史學時代性,、建構性的表現,，等等。其中一些觀點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曾發(fā)表在相關專業(yè)刊物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與好評,。

許多學者在自己的歷史學、考古學研究實踐中也許對史學的本質也有相似的認知或感悟,，那么,，就讓我們將這種認知和感悟系統(tǒng)化，使之從共有知識變成公共知識,，成為一種學界共識,。

五

古人云：“不破不立?！庇袝r候,，“破”比“立”更重要。本書的目的重在“破”,，希望通過對歷史學本質的分析來認清我們頭腦中牢固的傳統(tǒng)史學思維方式,、話語體系和敘述體系，走出固有的思維定式,，突破觀念禁錮,，嘗試從不同的視角看待我們的歷史研究，看待中國當代歷史學與考古學,?！安蛔R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敝挥姓J識到歷史學、考古學的建構性本質,，清醒地意識到我們所固有的一套史學觀念與思維方式及其影響,，才可能突破這些定式思維與固有觀念的禁錮與束縛,，發(fā)揚批判質疑的科學精神，破除權威迷信,、洋人迷信,、權力迷信、真理迷信,，開啟史學創(chuàng)新的無限可能性,。羅曼·羅蘭說：“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我們希望在認清歷史學,、考古學的真相之后更加熱愛歷史學,、考古學。

本人一貫主張,，一本好的著作,、一篇好的文章，要么給人啟示,，要么給人知識,，但給人啟發(fā)、促使人思考比給人知識更重要,。本書的目的主要不是傳播歷史學知識,，而是希望能夠幫助我們反思當代中國主流史觀，重新思考諸多史學傳統(tǒng)認知,，打開思維,，另眼看史學。同時,，我們也希望本書是一本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著述,，可以在史學界激起一點點水花和漣漪，促使學界意識并反思我們潛意識中的種種自以為是的觀念,。本書如能發(fā)揮一點對我們的固有觀念和思維定式的質疑,、批判作用，引起我們對當前歷史學,、考古學主流范式的審視與反思,，足矣。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后人之所以能超越前人，主要在于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因而能夠看得更遠,、更全面,、更深刻。同時,，我們希望由對“舊”的“破”帶來對“新”的“立”,。當然，這種“立新”不應是另一種歷史解讀與敘述體系的話語壟斷,，而應是歷史解讀與敘述的多元化,，“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有朋友說,，本書所談多應為我們史學工作者應該具備的常識。本人贊同,，在此我想引用梁文道在他的文集《常識》中所寫的一句話：“本書所集,，卑之無甚高論，多為常識而已,。若覺可怪,，是因為此乃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蔽覀兿ＭＷR能夠回歸,。

我們也知道，對于本書中的諸多觀點,，學術界會有不同的看法和爭論,。我們認為，本書中提出的諸多問題和觀點即使對于那些堅信實證史觀的人來說,，也是不容回避的問題,。如果他們對這些問題不能給予合理的解釋，對我們的觀點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辯駁理由,，那么,，歷史學、考古學的實證科學化,、人類歷史的真實過程終將再現等的樂觀愿景將缺乏學理基礎和內在邏輯的支撐,，因而也就無從談起。

六

我們希望本書是建立在中國歷史學,、考古學自己研究實踐之上的理論思考,，而不是西方理論的簡單引進和介紹。因此,，在書中,，我們盡可能結合中國的歷史學與考古學研究實踐，盡量采用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的研究案例,，少用外國案例,。不過，我們在此想提醒的是,，限于種種原因,，本書基本不涉及中國當代史討論，但只要我們稍加關注,，恰恰是這些我們有切身感受的各種當代史記錄與敘述版本以及發(fā)生在我們身邊真實生活給予了我們最直接,、最真切的例證來顯示歷史學的建構性本質。今天的古代史就是古代的當代史,，以今度古,，今猶如此，古何能免,！

除了力求內容的創(chuàng)新和中國化,，我們也試圖在其他方面有所創(chuàng)新，如基于對各類文字資料都是文本的認識,，我們對各種形式的文獻都給予了同等的重視，如論文,、報刊文摘,、網絡文章等等。

理論思考和討論是一個沒有終點的過程,，無論是對整個學科來說,，還是對研究者個人來說，都是如此,。追求終極的理論是錯誤的,，自吹為終極理論或真理是荒謬的。因此,，本書對我個人來說僅僅是一個階段性的思考和認識,，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書中的許多觀點都有待深入探討,，我們真誠歡迎各種嚴肅的學術批評,。

值此中國考古學界百年歡慶之時，我們更應該保持冷靜,、理性的科學態(tài)度,。我們希望能借本書提醒大家靜心思考歷史學、考古學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在學術研究中重視創(chuàng)造歷史,、記錄歷史的人及其作用，關注人的主觀能動性,、人性的復雜性和人所創(chuàng)造文化的多元性,，認清史學的本質,，將各種號稱為歷史“真理”“真相”的解讀與敘述還原為一種建立在某些理論前提基礎上的學說與觀點，進而推動學術批評與科學質疑精神,，解放思想,，促進創(chuàng)新。

七

錢理群說,，在如今的高校中,，政治活動家型知識分子占主導地位。靜心想來,，本人實為一天性自由散淡之人,，深以陳寅恪的“獨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為是,，實無成為政治活動家型學者的能力,，也從未想過要歸入何門何派，做事為人的原則唯有遵從本心,，獨立思考,，行所當行，言所當言,，以不誤人自警,。

饒宗頤說：“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要緊的,。”本人從不認為著書立說,、青史留名是一件多么重要且神圣的事情,，但卻從心底里認同發(fā)現安身立命之道、尋求內心安寧對一個人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本書的寫作過程雖然辛苦,，但確使我深切體會到這種感受。

本書的創(chuàng)作前后歷經30余年,，從開始的資料收集與雜亂思考到前后兩次計3年的資料整理,、寫作，從數百萬字的資料摘抄,、心得雜記到140萬字的初稿,，再到近80萬字的二稿，再到50余萬字的定稿,，再到此后的修改,，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是一個既痛苦又充實的過程，個中甘苦非他人所能體會,。

七易其稿,，書稿終于付梓，感到無比輕松,！雖然熬白了少年頭,，但自認為盡可能做到了“行我當行，言我當言,，唯求從心,，不問西東”，無憾矣,。

本文為《求真抑或建構——走出實證主義歷史學與考古學》（徐良高 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23. 03）一書“史學問道三十載（代序）”，有刪減修改,，標題為編者所加,。

ISBN 978-7-03-075267-3

對于歷史學、考古學,，我們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史學本體論讓我們知其所以然,，因而對于歷史學,、考古學的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書正是一部討論史學本體論的著述,。

本書將史學本身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史學是如何進行的,，史學的本質是什么,，我們如何對待史學研究及其成果，如何看待史學價值等諸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實證主義史觀的有關史學本體論的觀點,。學術創(chuàng)新首先源自觀念的改變，本書的諸多觀點對于我們重新認識歷史學的本質特性,，全面審視中國史學傳統(tǒng),，檢討當代居于主導地位的實證史觀，打破觀念禁錮,，跳出傳統(tǒng)史學思維定式,，反思現在的歷史學與考古學研究，拓寬視野,，促進歷史學與考古學的范式創(chuàng)新與轉換,，都將有所裨益，是學習歷史學與考古學理論的重要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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