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東亞地區(qū),，曾長期同屬于漢字文化圈,，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士，口頭語言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均可以運用漢字,，以筆談的方式進(jìn)行直接交流。流傳下來的大量筆談資料,，也成為歷史的見證,，彌足珍貴。

張伯偉,、徐毅,、陳俐先生編校的《朝鮮時代文獻(xiàn)所見筆談資料匯編》一書（以下簡稱《匯編》），將李氏朝鮮王朝時期（1392-1910）朝鮮與中國文士的筆談資料（最后兩篇的筆談時間是民國初年）,，萃于一編,，又依時間先后，分為四卷,，從中不僅可見中朝關(guān)系的發(fā)展,，也可見不同時期兩國人士關(guān)注點的移轉(zhuǎn)和時代風(fēng)會的變遷,。

《朝鮮時代文獻(xiàn)所見筆談資料匯編》（全3冊），張伯偉,、徐毅,、陳俐編校，鳳凰出版社2022年12月第一版,，588.00元

清代“以筆代舌”筆談圖

一

《匯編》對中朝兩國人士筆談資料的整理,，除了依據(jù)《燕行錄全集》《燕行錄續(xù)集》等“燕行”類文獻(xiàn)，還從其他文獻(xiàn),，如單行本筆談集,、文集、史籍,、詩牘中進(jìn)行搜輯,，對版本也進(jìn)行了甄別與采擇。如首篇崔溥的《漂海錄》,，即以韓國藏書閣藏本為底本輯錄,，另如丁煥、李恒福,、金中清的《朝天錄》,，趙憲的《朝天日記》，金堉的《朝京日錄》等,，則從各自文集進(jìn)行輯錄,。鄭昌順等的《同文匯考》和佚名的《燕中聞見》中，都收錄有眾多的筆談資料,，《匯編》也從中多有采輯。

編校者搜尋文獻(xiàn)的范圍并不限于中韓,，還遠(yuǎn)及日本和美國,。如佚名的《朝鮮外交關(guān)系書翰集》、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金昌熙的《東廟迎接錄》,、南廷哲的《北洋衙門談草》、洪羲瑾的《晚窩公燕行交友帖》,、嚴(yán)錫周的《燕行錄》,，均為筆寫本，分別收藏于韓國首爾大學(xué)的奎章閣,、韓國成均館大學(xué)的韓國學(xué)圖書館和藏書閣,，以及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又如李肇源的《菊壺筆話》稿本,，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申在植的《筆譚》抄本，藏山東圖書館。另如李喜經(jīng)的《雪岫外史》,、李重夏的《勘界謄錄》均為筆寫本,，藏日本東洋文庫；金永爵的《燕臺瓊瓜錄》手抄本,，藏日本天理大學(xué)圖書館藏,。金善民的《觀燕錄》筆寫本，則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秴R編》可謂是在世界范圍內(nèi)對傳世中朝筆談文獻(xiàn)的一次集中清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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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廣泛采輯各類文獻(xiàn),，編校者還對相關(guān)資料進(jìn)行了?？毖a充。如對洪大容的《湛軒燕記》,，在以《湛軒集》為據(jù)輯錄外,，還以《燕行錄全集》中收錄的洪大容《乾凈筆譚》進(jìn)行補正。再如對閔鼎重的《老峰燕行記》和崔斗燦的《乘槎錄》,，除分據(jù)《燕行錄全集》本和哈佛大學(xué)燕京圖書館藏本錄入,，另據(jù)其他材料進(jìn)行增補，對原文的疏誤之處,，也予以改正,，并作說明。

目前出版的朝鮮漢文文獻(xiàn),，主要以影印的方式進(jìn)行，點校整理者極少,?！秴R編》一書不僅搜羅廣，抉擇精,，而且也對其進(jìn)行了?？闭?。另外于所錄的每一種文獻(xiàn)，皆有解題,，除了對作者生平做了說明考訂外,，還常一并列舉考證每次筆談的時間、場合,、人物,，于前人記錄有誤者，也予以糾正,。篳路山林,，備嘗苦辛，是書《凡例》中稱“朝鮮時代文獻(xiàn)中筆談資料的大型整理始于此書”,，洵非虛言,。

二

中朝筆談文獻(xiàn)，是域外漢籍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朝兩國及兩國文士之間交往的第一手資料,。其中保存了大量的中朝文士往返唱和的詩作，而且這些詩作又多不見于各人的文集,，滄海遺珠,，其價值自不待言。

筆談因是直接交涉,，故少諱飾,，從中易見當(dāng)時社會的真實狀況。像郭弘址的《丙戌燕行日記》,，即記清初時人是“人居清朝心在明”,，而視引清兵入關(guān)的吳三桂為“秦檜之流”。（《匯編》195-196頁,。以下涉及《匯編》頁數(shù),，均省略書名，徑稱頁數(shù)）鄭太和的《寫本陽坡燕行錄》,，也引李東溟的《日記》，言李在與中國江西儒士魏際瑞筆談時,，“問永歷存亡,，則言'緬甸捉送被害，而宮眷拘係北京’,。因涕泣如雨,。”（199-200頁）從中可見當(dāng)時人對明亡清興的態(tài)度,。而像李肇源的《菊壺筆話》（765-800頁）,，為李于道光元年（1821）春,，在京師朝鮮館中與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松江）人周達(dá)的筆談，探討江南的地理,、人物,、風(fēng)俗、物產(chǎn),、歷史,，間有詩文酬答，李也告周以朝鮮的古今沿革,、行政區(qū)劃,、山勢水源、文武官制,、風(fēng)俗習(xí)慣,，這可以說是兩國文士彼此對各自所屬國家和地區(qū)的詳細(xì)介紹。

中朝筆談資料常是從底層平民的的角度,，展現(xiàn)當(dāng)時社會的情況,，因而顯得更接“地氣”，更為切實可靠,，也更能反映民眾的真實心理,。像許震童的《朝天錄》即記其于明末出使中國時，與戍守長城士卒的交談：“戍卒十余人來見,，贈以扇子,，問有守城之條，答曰：'大概長城二十余堞作一弓家,，家有守人五名,，皆率妻子，每一名一朔給糧一石,，賞銀七錢,，朔小則減二錢半，以是足為衣食云,?！鄦枺?爾等及期遞去否？’答曰：'皆永定不得還家,。我等皆是北京人云,。’又問曰：'爾無懷土之心乎,？’答曰：'豈無思親念鄉(xiāng)之心,，但國法嚴(yán)重，且待以厚恩,，以此忘其懷土之思云,?！保?3頁）“萬里長征人未還”，這是難得的有關(guān)明末邊防士卒戍守,、生活,、思想情況的第一手資料。

金中清《朝天錄》記其于萬歷四十二年（1614）,，以書狀官赴北京,，于六月七日，在嶺底李應(yīng)乾家中火,，與李有番問答：“問：'田土幾日耕,？’曰：'六十七日耕?！?所出谷幾何,？’曰：'四五百斛?！?稅役幾何,？’曰：'谷三斛例納六斗七升，此外無雜稅賦役,?！菔罚晕覈妨恐疁?zhǔn)十五斗,，蓋我國之石）問：'家丁幾人,？’曰：'七八口?！?捐直幾何,？’曰：'十朔例授二兩銀三十尺布?！保?56頁）這也是有關(guān)明末北方農(nóng)民耕作,、田產(chǎn)、賦役諸項的真實記錄,。

俞拓基《燕行錄》也記其曾于康熙六十年（1721）以書狀官出使中國,，次年回程時在通州遇寶坻人彭坦、彭城,，有番筆談：“問：'此地去年豐歉如何,？’答：'先旱后水，大要是歉,?！瘑枺?見今天下太平,，無有盜賊否,？’答：'盜賊處處起,，大要是兇兆了?！瘑枺?近京地方無有否,？’答：'距京五十六里也無有?！瓎枺?大要今日治耶,？不治耶？’答：'祇可說治,?！鄷?默會’二字，渠笑而唯唯,。又問：'即今刑法寬猛如何,？官吏廉貪如何？’答：'總之,，居今之世,，不敢多說?！瓎枺?漢人或有追思明者否,？’答：'大要也有?！瘑枺?想不多,？’答：'也不少?！保?85-286頁）從這些,，不僅可見康熙后期看似承平表象下的不寧現(xiàn)實，也可見當(dāng)時刑法嚴(yán)酷,，底層民眾心有余悸,，對有些事情噤若寒蟬，不敢多言,，另也見雖然明清鼎革已經(jīng)多年,，仍有人念念不忘前朝。說者無心,，記者有意,，這些筆談，以第三者的眼光,，記錄了明清時中國的各方面情況,，是研究當(dāng)時社會的資料寶庫。

三

《匯編》中輯錄的筆談資料,，不僅涉及面廣,，切入點也深,，許多重要的歷史秘辛，也在筆談中得以保存,。例如“壬辰倭亂”時,，朝鮮多次向明朝請求救援。柳思瑗的《控于錄》（71-76頁）和權(quán)悏的《古塘公燕行錄》（77-89頁）,，即分別記二人受命隨人前往明廷請求救兵,，朝鮮使節(jié)與明朝臣僚反復(fù)筆談，多番陳請,，從中可見明廷遣將出師的內(nèi)里原因和決策過程,。中朝兩國并肩戰(zhàn)斗的過程中，發(fā)生了明兵部主事丁應(yīng)泰彈劾明軍主帥楊鎬,，并謂朝鮮“交通倭賊”“輕藐中國”這樣的外交事件,。黃汝一的《銀槎日錄》即記朝鮮國王李昖所派使者赴明，往返各衙,，洗雪辯誣的過程,。（90-107頁）丁應(yīng)泰后被朝廷勒令召回，也應(yīng)與此相關(guān),。

另朝鮮高宗十七年（1880）,，金弘集奉命出使日本，在江戶停留時,，曾與清朝駐日欽使何如璋,、參贊官黃遵憲有過推心置腹的筆談，其《修信史日記》（1248-1262頁）中就記有何,、黃二人對朝鮮國事的中肯建議,，也有三人對當(dāng)時東亞形勢的縝密分析，從中正可見到,，在同受列強欺壓時,，中朝外交官相互攜手，肝膽相照,，共抗強敵,，同御外侮，也正如何如璋所言：“我朝與貴國義同一家,，今日海外相逢,，尤為親密，彼此均不拘形跡,?！保?254頁）。

一些重要的歷史資料，也適可從筆談中尋到,，以彌補正史之不足,。如李重夏的《勘界謄錄》（1349-1351頁）為其于光緒十三年（1887）任勘界使時，與清朝官員就中朝東段邊界的勘定事宜所做的筆談,，從中可見當(dāng)時兩國官員為劃定邊境往返交涉的過程。另《天津談草》（1160-1238頁）為金允植于光緒七年,、八年間（1881-1882）,，在保定、天津等地,，與李鴻章,、張樹聲、周馥,、馬建忠,、丁汝昌、吳長慶,、袁世凱等的筆談,，不僅筆談對象為當(dāng)時及后來中國政壇上的重要人物，而且所談內(nèi)容也多為機密,，如與歐美各國及日本的談判交涉,、通商訂約，對日本野心的警惕和應(yīng)對策略等,。

再如光緒八年壬午（1882）六月初九,，朝鮮發(fā)生兵變，逐送日本公使,，推翻掌權(quán)的閔妃集團,，擁立大院君李昰應(yīng)再度攝政，史稱“壬午兵變”,。日本以此為借口,，派兵至朝鮮，中國也派丁汝昌和吳長慶領(lǐng)軍入朝,。后清兵誘捕大院君,，懲辦禍?zhǔn)祝h妃集團重新執(zhí)掌朝鮮政權(quán),。在解決這次兵變的過程中,，中國方面應(yīng)對措施的決策和施行，實都離不開金允植的斡旋。六月十八日,，他在天津聞知兵變及日本將派兵艦入朝的消息后,，“不勝驚動，即雇車往海關(guān)署”,，與海關(guān)道臺周馥筆談,，聲明“逐使挑釁”之事，絕非出于朝鮮國王及朝廷之意,。（1209-1210頁）次日,，在與周馥的筆談中，倡言日本派兵朝鮮,，為害甚大,，明確懇求中國出兵，助朝鮮弭平叛亂：“與其借手于日本,，不如自中國主持扶護(hù)調(diào)停,，事面正大……乞即派兵船幾只，載陸軍千名,，星夜東駛,，毋在日人之后，機會甚急,，恐不可緩,。”（1210-1211頁）六月三十日,，金允植在北洋衙門面見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直陳中國出兵朝鮮之策，并建言逮捕此次兵變的禍?zhǔn)祝骸耙酝褶o先請接談,，彼不肯來,，宜連用好言撫之，論以勿驚,，節(jié)節(jié)進(jìn)兵,，逼住城外，更防四門走路,。彼方見困于日人,，不得不來附中國，庶得保全寡君也,?！保?232-1233頁）后來丁汝昌、吳長慶在朝鮮誘捕大院君,，其方法與這一計劃如出一轍,，仿佛也就是金氏之言的具體執(zhí)行,。從這些資料，可見當(dāng)時人在中國的金允植對于平息這次兵變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也可見近代史上少有的清廷這次妥當(dāng),、及時決策的幕后主因。

后南廷哲的《北洋衙門談草》（1331-1340頁）和《乙酉正月北洋大臣衙門筆談》（1341-1348頁）,，為其于光緒十年（1884）,、十一年（1885）在天津與李鴻章、盛宣懷,、周馥等就中朝兩國互市通商事所做的筆談,。而在其與李鴻章的筆談中，不僅言及通商,，還對大院君是否能被放回，委婉陳情,，間接探詢（1335頁）,，另對剛爆發(fā)不久的朝鮮“甲申政變”也做了說明，感謝清朝政府對朝鮮的援助,，揭露日本侵略朝鮮,、離間中朝的機心，同時贊揚吳長慶,、袁世凱二人在此次事變中的“戮力向前,，盡心救衛(wèi)”之功（1341-1342頁）。這些均為當(dāng)時中朝兩國交涉的原始文獻(xiàn),，于近代史研究實有重要意義,。

四

從《匯編》中所錄筆談,，不僅可見中朝兩國的交往，也可見當(dāng)時兩國的學(xué)術(shù)思想與論爭,。權(quán)復(fù)仁的《隨槎閑筆》（804-808頁）,，即記其在京與陳沆、魏源,、龔自珍等當(dāng)時中國一流文人的筆談資料,，極為難得。李德懋的《入燕記》,，載有他在北京與潘庭筠等人的筆談,，錄下潘的論文之語曰：“侯方域之文有氣力而不讀書，魏叔子（禧）之文精,，汪堯峰（琬）之文雄,?！保?30頁）這是對清初古文三大家的精當(dāng)評價。

有的地方,，則純?yōu)橛嘘P(guān)學(xué)術(shù)的探討,。如在趙憲的《朝天日記》中，記許篈與浙江仁和人葉本在往京的路上偶遇,，于柳蔭下啖瓜坐話,，許問葉王陽明何如人，葉為許介紹了陽明的學(xué)術(shù)與功績,，許也提出了自己的疑問：“某竊見其書多有禪底意思,，而又自信太過，雖至圣賢之言,，亦或不取,，烏在其為真儒乎？”葉則對此做了解釋：“承教諭陽明之學(xué)為近于禪者,，以其獨言良知而不及于良能故也,。良知即體，良能即用,，豈不以體立而用自行乎,？若禪則外身心事物而流于空寂矣。陽明亦建有許多事功,，可見要識陽明,，須于其似禪而非禪者求之……至若謂：'不合吾意者，雖以孔子之言不信,?！艘嘧孕乓岳碇舛鴺O言之，非自外于孔子也,?！保?6頁）從近禪與自信兩方面，對陽明學(xué)說做了分析,。次日,，許篈在與王之符的筆談中，又言及王陽明從祀文廟之事,，王曰：“陽明是效象山之禪學(xué)而偽者也,。”（67頁）另趙憲在國子監(jiān)與順天高純縣儒生楊守中的筆談中,，問王陽明事,，楊則直言王“偏主良知，決是偽學(xué)”（69頁）,。從這些也適見明后期人對王陽明及其心學(xué)的態(tài)度,。

來中國的朝鮮文士,，也了解并關(guān)心中國的學(xué)術(shù)，因此在與中國文士的筆談中多論學(xué)之語,，從中亦見一時的學(xué)術(shù)宗尚,。申在植的《筆譚》（827-848頁），為其于道光七年（1827）正月在北京與葉志詵,、王筠,、汪喜孫等人的筆談記錄，所錄除寒暄之語酬酢之作外,，主要為中朝文士之間專門的學(xué)術(shù)探討,，內(nèi)容涉及治學(xué)方法、書籍刊刻,、文字考訂,、人物品評等諸多方面，而其中主要又是談漢儒,、宋儒之學(xué)的異同和利弊,。（830-831、842-845頁）任百淵的《鏡浯游燕日錄》中,，也記其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初一在北京與汪喜孫的筆談,，并言及當(dāng)時的漢學(xué),、宋學(xué)各立門戶,。（971頁）雖有漢、宋之爭,，但是從《匯編》所錄資料來看,，在清人思想中，朱子的地位還是難以移易,。如李基敬《飲冰行程歷》,，記其于乾隆二十一年（1755）正月在京與廣東拔貢生趙標(biāo)等人的筆談，言及當(dāng)時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尚：“問：'中州經(jīng)學(xué)宗朱子,，宗陽明,？’趙曰：'宗朱?！保?26頁）另洪大容《湛軒燕記》中,，洪問：“明時朱陸之學(xué)相半，今亦然耶,？”潘庭筠答：“今天下皆遵朱子,。”（387頁）盧以漸《隨槎錄》也記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北京與兵部員外郎博明筆談時,，博明向其介紹道學(xué)由宋到明的歷程,，程,、朱之學(xué)與陸、王之學(xué)的不同,，盧問：“當(dāng)今之學(xué)者以陸,、王為正耶，以程,、朱為正耶,？”“（博）明加圈于'程、朱為正’之傍矣,?！保?82頁）有清一代，終以程朱之學(xué)為正,。

五

《匯編》一書,，從眾多的文獻(xiàn)中鉤輯采擇，識斷標(biāo)校,，實非易事,。書中也有細(xì)微可商榷之處。如《朝鮮王朝實錄》和《皇華集》中,，也不乏中朝筆談資料,，《匯編》中未見收錄，自有其理由,，似可于是書序言或凡例中稍予說明,，以免致誤解。又,，金允植《天津談草》原來次序不齊,，前后多有零亂，此次既為整理,，也可將所錄材料按時間先后重新排列,，以便觀覽。另,，洪大容《湛軒燕記》中一長段文字,，即自“周名應(yīng)文，年二十三,，西江人”至“三人俱揖,，送于門外”（378-379頁），在后面又重復(fù)出現(xiàn)（459-461頁）,，可能所據(jù)《燕行錄全集》底本即是如此,，整理時不妨刪除重復(fù),，保留一處即可。同為《湛軒燕記》中的另一段文字,，即自“'無一語之敢議’云云”至“雇車疾馳而歸”,，連貫而下，前后整十頁（449-459頁）,，不惟文字長,，所記內(nèi)容亦有異，也可適當(dāng)分段,，俾更醒目,。作為一部一百多萬字的大著，個別魯魚亥豕之處,，宜屬難免,，白璧微瑕，無損此書價值,。

清咸豐五年（1855）,，申佐模以書狀官身份出使中國，在其所記與中國人筆談的《燕行雜記》中就云中朝兩國“雖語音不通,，寸心難盡,，而文字可解，一面如舊”（1055頁）,。確實,，中朝文士的筆談，不僅拉近了兩國人的距離,，增進(jìn)了相互的認(rèn)識與了解,，而且于兩國交往,、政治互動,、歷史追溯、學(xué)術(shù)探討,，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F(xiàn)在，中朝歷史文獻(xiàn)整理研究的熱潮正在興起,，《匯編》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其勞也艱，其功也顯,。相信隨著此書的出版和相關(guān)文獻(xiàn)的發(fā)抉,，定會激發(fā)新的研究，催生新的成果,，中朝歷史文化交流的研究苑地也必更為精深細(xì)密,、豐碩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