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邱靖嘉 來源：《歷史研究》2022年第3期 
摘 要：遼朝宰輔的職銜構成復雜,、排序嚴謹，他們大多身兼北,、南樞密院與中書（政事）省長官,，決策與行政合一。這種中樞體制可稱之為“中書樞密院體制”,，是對晚唐五代以來中樞官制發(fā)展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遼代中后期的中樞輔政機制是皇帝與以北、南院樞密使兼中書（政事）令為首的宰輔群體共同“參決大政”,，表現出“超越北南”的特征,。遼朝在效仿中原官僚制度基礎上，融入了契丹部族制度因素,，進行了“因俗而治”的創(chuàng)新性改造和調適,，形成了以中原政治文化的制度框架和運作模式為底色的北、南面官制度,，為中國古代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例證,。 關鍵詞：遼朝 宰相制度 北南面官制 中樞體制 學界一般認為，有遼一代實行契,、漢雙軌的北,、南面官制度，是遼朝二元政治的突出表現,?！哆|史·百官志·序》記遼朝官制云：“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樸實,，不以名亂之,，其興也勃焉。太祖神冊六年,，詔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國制簡樸，漢制則沿名之風固存也,。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边@段概述歷來是我們認識遼代官制的基礎,。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稱遼太宗時始“兼制中國,，官分南,、北”，實指會同元年（938）遼朝正式據有燕云十六州,，“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仿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完全采用中原漢制，委任趙延壽管理燕云漢地,，從而與契丹內陸形成南北不同的制,，度模式,。遼世宗即位后，天祿元年（947）八月,，“始置北院樞密使,，以安摶為之”，九月又以“高勛為南院樞密使”,，才逐漸形成了我們所熟知的遼代以北,、南樞密院（其長官稱北、南院樞密院使）為最高中央行政機構,，分統(tǒng)契丹（包括奚人）與漢人（包括渤海人）事務的北,、南面官制度。
遼朝設置北,、南二樞密院,，實仿自晚唐以來中原王朝的兩樞密制，特別是將樞密院作為最高執(zhí)政機構總理全國軍民事務的做法,，與五代樞密院并無二致,，只是遼朝分為北（契丹）、南（漢）兩面而已,，其下各有一套行政機關系統(tǒng),。不過，遼世宗在創(chuàng)設北,、南二樞密院之后,，又于天祿四年二月“建政事省”，遼興宗后在重熙十二年（1043）十二月“改政事省為中書省”,。唐代中書省地位顯要，而遼代的中書省一般認為屬于南面朝官,，位居南樞密院之下,。但事實上，遼朝中書省與樞密院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聯(lián)系,，前人對此雖有所觸及,，然尚缺乏專題研究。本文將通過分析遼代宰輔群體的職銜構成及其排序情況,，探討樞密院與政事?。ㄖ袝。┲g的權力關系,，進而對遼朝的北,、南面官制提出一些新的認識。 中原王朝的“宰相”是國家官僚體系中輔弼君王并具有參決謀議和督率百官之權的高級職官的通稱,，而不是一個正式官名,。如唐代前期宰相為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長官,，至唐中后期則基本是以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名號者為宰相。北宋前中期,，宰相亦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與參知政事和樞密院長貳等執(zhí)政官合稱“宰執(zhí)”。然而遼朝的情況卻頗為不同,。一方面,，起初遼朝統(tǒng)治者由于對中原王朝的“宰相”概念一知半解，將其直接當作一個職官名來使用,，且濫設宰相,，不僅在北面官下置北府宰相（簡稱“北宰相”）、南府宰相（簡稱“南宰相”）掌管遼朝國內的各部族事務,，又于國舅帳設國舅宰相,，遼五京設諸京宰相，甚至在北面部族官中也廣設宰相,。另一方面,，隨著遼人對中原漢制日漸了解，在史書記載及石刻文獻中也常見用“宰相”,、“宰臣”,、“宰輔”、“相國”,、“丞相”一類詞匯來稱呼遼朝高官,，其語義顯然與中原王朝的“宰相”概念相同。盡管遼代史料所見“宰相”名義雜亂,，但若根據指稱對象的身份地位加以分辨,，仍可知曉哪些是遼朝濫設的職官、哪些屬于真正的宰輔大員（下文為避免混淆,，以宰輔統(tǒng)稱中樞宰相）,。對于遼朝宰輔的實際范圍，李錫厚較早指出,，遼代的北面宰相就是管理部族的北府宰相和南府宰相,，南面宰相包括政事（中書）省下的政事（中書）令、同政事（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及參知政事,，但他們都不是真正的宰輔,，只有北、南樞密院及其長貳官才是遼朝最高軍事行政機關的真正宰輔,；并敏銳地注意到北面和南面宰相多兼樞密院官,，尤其是參知政事必兼樞密方可為相,。這一觀點對于我們了解遼代的宰輔群體十分重要，惜未能就宰輔官銜的特點進一步展開討論,。后來王滔韜論述南面宰相的職銜,，表示遼代南面（漢官）宰相原則上只有兩員：一人以寄祿官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稱中書相,；另一人以寄祿官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稱門下相,。只有帶這兩種侍郎銜者才是真宰相，而其余加政事（中書）令,、同平章事者只是虛銜,，或為使相，并非宰相,。遼代另有大丞相和左,、右丞相，是比中書相,、門下相地位更高的南面宰相,，但不輕易除授，又參知政事,、知中書省事,、簽中書省事皆為中書省副宰相，并且強調同平章事和參知政事成為正副宰相,，都不以兼職樞密院為必要條件,，“兼領樞府”只是擴大宰相的權力而已。王氏根據中原漢制,，認為政事（中書）省的長貳官自然就是宰相,，不必牽扯樞密院的職任，這與李氏觀點有很大出入,。楊軍后將包括北、南府宰相,，北,、南院樞密使及副使，侍中,、中書令（政事令）,、尚書令、大丞相,、左右丞相,、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參知政事等官銜全部納入遼代宰相群體，其中以北,、南府宰相和北院樞密使及副使為北面宰相,，其余為南面宰相，并與李氏一樣也提及宰相與樞密使及副使互兼的現象,。不過楊氏只是對這些官銜逐個作了孤立考察,，籠統(tǒng)歸納，未能充分注意它們之間的職銜搭配,、層級劃分和動態(tài)調整,。討論遼朝的宰輔問題，有一段宋人記載頗為重要,。北宋仁宗慶歷三年至五年（遼興宗重熙十二年至十四年,，1043—1045），余靖三次出使契丹,，其間“詢胡人風俗,，頗得其詳，退而志之,，以補史之闕”,，撰《契丹官儀》一篇，其中記載：胡人之官,，領番中職事者皆胡服,，謂之契丹官，樞密,、宰臣則曰北樞密,、北宰相；領燕中職事者,，雖胡人亦漢服,，謂之漢官，執(zhí)政者則曰南宰相,、南樞密,。契丹樞密使帶平章事者在漢宰相之上，其不帶使相及雖帶使相而知樞密副使事者即在宰相下,。其漢宰相,，必兼樞密使乃得預聞機事。蕃官有參之（知）政事,，謂之“夷離畢”,。漢官參知政事，帶使相者乃得坐穹廬中,。首先需要說明,，遼朝的北,、南面官主要是以所任職事來區(qū)分，“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北面官大多為契丹,、奚人,，少數心腹?jié)h臣亦可充任，但“領番中職事者皆胡服”,，漢人也不能例外,，謂之“契丹官”（又稱“國官”）；南面官契丹人和漢人皆可出任,，但凡領燕中（即漢地）職事者,，“雖胡人亦漢服”，稱“漢官”,。遼朝沿襲了唐五代的職官制度,，除實職外，還有一套階,、勛,、爵、邑,、憲,、賜、散官,、功臣號等極為復雜的虛銜系統(tǒng),。余靖在此提到遼北面官之“北樞密、北宰相”和“夷離畢”,，南面官之“南宰相,、南樞密”和“參知政事”，已大致圈定了遼朝宰輔的范圍,，不過具體的人員職銜還需細究,。其中，“夷離畢”在北面官中的地位雖大致相當于漢官之參知政事,，但在遼代大多數時期主要掌管契丹及其他蕃族刑獄,，實未參議政事,。余靖文中的“北宰相”,、“南宰相”指稱含混,，學者說法不一，筆者認為此處“北宰相”是遼代北面官之北府,、南府宰相的統(tǒng)稱,，而“南宰相”則是比照宋朝中書省，是對遼中書省長官的統(tǒng)稱,。以上職官加上北,、南樞密院長貳官及“漢官參知政事”才可躋身遼朝宰輔，具體來說又因族屬和官銜的不同,，大體可分為五種情況,，以下結合文獻記載和石刻材料所見遼人結銜試加說明。其一,，“契丹樞密使帶平章事者”,。遼朝北、南樞密院以北樞密居上,，據余靖所言,，北院樞密使“帶平章事”頭銜者地位最高?！捌秸率隆保ɑ颉巴秸率隆保┫怠巴袝T下平章事”的簡稱,。遼朝沿襲唐五代之制，以北院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重熙十二年以前當為“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為尊,，毫無疑問當屬宰輔,，且排序在前。如蕭阿剌于重熙中嘗拜“同知北院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蓋當時北院樞密使闕，而以同知為長,，并加平章事,；天祚帝朝，蕭奉先“為政事令（當作中書令——引者注）,、同平章事,，又兼（北院）樞密使”，皆可為證,。余靖記錄的是遼興宗時期業(yè)已定型后的遼代官制,，更早的情況可能稍有不同，北院樞密使亦帶“侍中”銜,，如耶律賢適保寧二年（970）秋,，“拜北院樞密使，兼侍中”。其二,，“漢宰相,，必兼樞密使乃得預聞機事”。此處“漢宰相”即余靖所謂“南宰相”,，應指遼中書（政事）省長官,，具體可能包括中書（政事）令、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他們“必兼樞密使”當指必須兼任南院樞密使,，然后才能“預聞機事”，成為真正的宰輔,。此類情況較為復雜,，先來看中書（政事）令之例。遼世宗任命高勛為首位南院樞密使,，穆宗應歷中再任樞密,，后景宗即位，改元保寧,，《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以上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勛守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興為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這里提到的“侍中蕭守興”即《遼史》中的蕭思溫，時任南京留守兼侍中,，與南院樞密使高勛,、飛龍使耶律女里一起擁立景宗，保寧元年三月先后“以蕭思溫為北院樞密使”,、“南院樞密使高勛封秦王”,。《長編》明確稱高勛為“上樞密使,、知政事令”,，且朝見時“坐議國事”，完全符合余靖所謂“漢宰相,，必兼樞密使乃得預聞機事”之說,。繼高勛之后，郭襲亦為“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令”,。此后,，室昉又任“（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令”,，而且還相繼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和“監(jiān)修國史”銜。遼代南樞密院長官常加“同平章事”,，“監(jiān)修國史”也是唐代以來宰相常兼任的史職,，這些銜名皆可標志室昉的宰輔身份。又蕭孝友于興宗重熙十年“加政事令”,，不久“拜南院樞密使”，兩年后又“拜中書令”,，重熙十四年《晉國王妃秦國太妃耶律氏墓志》即見“樞密使,、守太保、兼中書令,、趙王諱孝友”,，知重熙十二年改政事省為中書省后，中書令亦兼南院樞密使,。實際上,，還有許多例證都表明，遼代的南院樞密使大多兼任政事（中書）令,，為遼朝宰輔,。再來看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之例。遼代《王師儒墓志》謂師儒大安十年（1094）,，“改授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壽昌初,，超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副使，簽中書省事”,，“（壽昌）六年夏,，會南宋謝登位人使至。無何,，宥曹書吏,，“誤以寶字加之。由是累及公與門下鄭相顓,、中書韓相資讓,，同日削平章事，仍罷樞密中書省職”,。壽昌六年（1100）宋徽宗即位,，六月遼朝遣使慶賀，《遼史》記載：“辛丑,，以有司案牘書宋帝'嗣位’為'登寶位’,，詔奪宰相鄭顓以下官，出顓知興中府事，韓資讓為崇義軍節(jié)度使,，御史中丞韓君義為廣順軍節(jié)度使,。”其事與《王師儒墓志》相合,。墓志稱鄭顓為“門下相”,、韓資讓為“中書相”，兩人題銜在壽昌五年《玉石觀音像唱和詩碑》中作“兵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鄭若愚（即鄭顓——引者注）”、“左仆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韓資讓”，“兵部尚書”和“（尚書）左仆射”乃遼寄祿官階,，“門下侍郎,、平章事”和“中書侍郎、平章事”則是相銜,，所以墓志稱兩人為“門下相”,、“中書相”，但兩人應該還兼領樞密院的職任,?！哆|史》記載韓資讓在壽昌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又載壽昌三年十一月,，“以中京留守韓資讓知樞密院事”，可見壽昌六年時韓資讓當是以知南樞密院事,、尚書左仆射的身份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韓資讓的寄祿官階為尚書左仆射,，高于鄭顓的兵部尚書,，但卻居于“宰相鄭顓”之下，很可能是由于鄭顓為南院樞密使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實職高于韓資讓的緣故。除鄭,、韓二人外,，我們還能見到遼代其他的“門下相”和“中書相”，如張儉開泰四年（1015）十月“授樞密使,，加崇祿大夫,、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jiān)修國史”,；道宗朝楊遵勖“徙知樞密院事，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梁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監(jiān)修國史”,，梁援為“尚，書左仆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jiān)修國史,、知樞密院事”。以上所舉漢宰相兼南院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者,，排序當皆在北院樞密使帶平章事者之下,。其內部又以任政事（中書）令者為先，次為“中書相”和“門下相”,。其三,，北院樞密使“不帶使相及雖帶使相而知樞密副使事者”，在漢宰相下,。上文引《長編》稱南院樞密使高勛為“上樞密使”,，似乎說明保寧元年三月蕭思溫雖已任北院樞密使，但可能去侍中銜而另加尚書令銜,，這個加官在晚唐五代已非宰相官銜,，故蕭思溫的地位反在高勛之下，或可印證余靖所謂契丹樞密使“不帶使相”居漢宰相下之言,。另有一例,，清寧九年（1063）七月爆發(fā)耶律重元之亂，“時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蕭唐古、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敦睦宮使耶律良等率宿衛(wèi)士卒數千人御之”。此處人員排序以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居首,，仁先雖為契丹人,，但該職位系漢官,。其次為知北樞密院事耶律乙辛，當時的北院樞密使為蕭圖古辭,，乃重元黨羽,，耶律乙辛實為北樞密院之副貳。至于乙辛是否帶使相銜因史料缺乏尚不能確知,，但推測應帶使相,，而“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排位較低，在南府宰相,、北院宣徽使之后,，似當未帶使相。若此,，則遼代像耶律乙辛這樣帶使相的“知樞密副使事者”確在漢官宰相之下,，且當為宰輔。這也可以得到相關史料的支持,，清寧九年五月,，道宗以耶律仁先為南院樞密使，駙馬都尉蕭胡睹奏請改任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乙辛奏曰：'臣新參國政,，未知治體。仁先乃先帝舊臣,，不可遽離朝廷,。’帝然之,?！碑敃r耶律乙辛為知北院樞密使事并應帶使相銜，其自稱“新參國政”,，可知有參與朝政之權,，確為宰輔。其四,，“漢官參知政事,，帶使相者乃得坐穹廬中”，因遼朝以皇帝的捺缽行營為政務處理的核心場所,，故能夠坐在行帳穹廬中議事,，自然也屬于宰輔的范疇。遼代中書省的參知政事為實職,，其帶使相者為宰輔,，可舉一例。楊佶于重熙十三年“拜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十五年六月“出為武定軍節(jié)度使”,，有治績，“及被召,，郡民攀轅泣送,。上御清涼殿宴勞之，即日除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居相位，以進賢為己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人人樂為之用”,。楊佶因功“除吏部尚書”,，這只是他的寄祿官階，并非實職,。重熙十五年十二月,，楊佶撰《秦晉國大長公主墓志》時的結銜為“天雄軍節(jié)度、魏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行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修國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魏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肆佰戶”,，可知當時他已再任參知政事,，帶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使相銜，且《遼史》本傳稱“其居相位……事總大綱,，責成百司”,，可以佐證余靖之言。但其實遼朝漢官參知政事兼南院樞密使或副使為宰輔更加常見,。譬如景宗朝,，室昉“改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圣宗統(tǒng)和二十九年三月,，“前三司使劉慎行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事”,；太平五年（1025）三月，“樞密副使楊又玄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兼樞密使”,；道宗清寧元年十二月，改“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韓紹文為上京留守”,，“以知涿州楊績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大安五年六月,，“前樞密副使賈士勛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壽昌三年四月，“參知政事牛溫舒兼同知樞密院事”,；天祚帝乾統(tǒng)元年（1101）十二月,，“翰林學士張奉珪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另外還有重熙十三年楊佶“拜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王師儒大安十年“改授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以上事例足以說明：遼代參知政事大多兼任南樞密院的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樞密院事或樞密副使等長貳官,。至于遼朝參知政事兼樞密院長貳官可參與朝政,，我們也能找到明確證據?！稄垉€墓志》記載其于圣宗開泰四年春“遷樞密副使,。夏六月，授宣政殿學士,、守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并直言張儉因此得以“論思秘殿,，參預中堂。朝廷能之,，遂掌軍國”,，將其宰輔職能表露無遺?！哆|史·楊皙傳》稱其“清寧初,，入知南院樞密使，與姚景行同總朝政”,，上文已舉,，清寧元年十二月楊皙入為“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同月稍早“以樞密副使姚景行為參知政事”，可知當時楊皙,、姚景行均以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的身份掌朝政,。壽昌三年《賈師訓墓志》載“時故相國太原王公言敷方簉樞務。國朝舊體,，宰相闕,，則多取人于參、副之間”,。大安五年六月,，“以參知政事王言敷為樞密副使”，也應是以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與同時任命的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賈士勛（即賈師訓）共柄樞務,，墓志大意是說從參知政事和樞密副使中拔擢宰相乃是遼朝的慣常路徑，而拜相的必要職銜大多是以參知政事兼南樞密院官,。這一點對于我們了解遼朝的宰輔體制十分重要,，可補余靖記載之闕。其五,，北府,、南府宰相。上文已指出,，余靖提到的“北宰相”應是北面官之北府,、南府宰相的統(tǒng)稱，兩府宰相掌管部族事務,，他們是否能夠躋身宰輔行列尚需討論,。從目前史料來看,，因北,、南府宰相來源于遼朝建國之前的部族舊制，兩府宰相大多由皇族宗室和后族成員世選擔任,，自遼初以來就有著很高的榮譽地位,，在遼代石刻文獻中對其多有溢美之詞，甚至被比附為“丞相”,、“元輔”,。但在中樞決策和政務運行中，并無確鑿證據說明單任北,、南府宰相便為宰輔,，他們在實際行政體系中的位置不會高于北、南院樞密使,，墓志之辭恐言過其實,；相反,，有許多例證表明，由北,、南府宰相遷升為北,、南院樞密使是遼朝選官的常規(guī)路徑。如圣宗統(tǒng)和二十九年五月,，以“南府宰相邢抱質知南院樞密使事”,；太平五年十二月，“以北府宰相蕭普古為北院樞密使”,；興宗重熙二年十二月,，“以北府宰相蕭孝先為樞密使”，十二年十月,，“北府宰相蕭惠為北院樞密使”,；道宗清寧八年，蕭圖古辭“拜南府宰相,。頃之,，為北院樞密使”；天祚帝乾統(tǒng)二年十月,，“以南府宰相耶律斡特剌為北院樞密使”,。從這些事例來看，南府宰相可轉任北,、南院樞密使,，而北府宰相一般遷為北院樞密使。值得注意的是,，北,、南院樞密使往往還會兼任北、南府宰相,，在這種情況下,，兩府宰相因兼樞密之職而成為宰輔。如景宗保寧元年三月,，“以北院樞密使蕭思溫兼北府宰相”,；又景宗至圣宗時，室昉“拜（南院）樞密使,，兼北府宰相”,；統(tǒng)和十二年，室昉致仕后,，以韓德讓“代為北府宰相,，仍領（南院）樞密使”；興宗重熙二十四年八月，“以遺詔,，命西北路招討使西平郡王蕭阿剌為北府宰相,，仍權知南院樞密使事”；道宗大康八年（1082）二月,，“以耶律頗德為南府宰相兼知北院樞密使”,；壽昌七年六月，“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南院樞密使”,。另外遼代石刻中,，乾統(tǒng)十年《蕭德恭妻耶律氏墓志》記有“興宗朝駙馬都尉、北宰相,、知北樞密院事,、遼西郡王諱德良”，《秦晉國王大長公主墓地殘志》還見有某人“字德降,，北宰相,、樞密使、兼政事令,、駙馬都尉”,。由此可見，北,、南院樞密使常兼任北,、南府宰相，這應該是兩府宰相得以入宰輔的前提條件,。以上由余靖對遼朝官制的觀察入手,，結合文獻記載和石刻材料，我們可以大致弄清遼朝宰輔群體的職銜構成及其排序：第一,，北院樞密使帶使相者最高,。第二，漢官宰相兼南樞密院官者居次,，其中又可分為兩個層級,，一為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中書）令，二為南院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兼中書侍郎或門下侍郎,，同時此二者有的也會加同平章事及“監(jiān)修國史”銜,。第三,，北院樞密使不帶使相或雖帶使相而知樞密副使事者,。第四，漢官參知政事帶使相,，以及參知政事（或知/簽中書省事）兼南樞密院使副者,，若帶史職則多帶“修國史”銜。此外，北,、南院樞密使還有可能會兼任北府,、南府宰相。由此可見,，遼代宰輔的職權地位并不是簡單地由某一個職官或加銜所決定的,，而是要綜合這些職銜的搭配組合來看，且宰輔群體內部亦有嚴格的排序分級,，不同時期其帶使相,、兼官、加銜的情況可能還會有所變動,，從而構成一套復雜的宰輔職銜體系,。此前學者多孤立、靜態(tài)地分析各個職銜,，未能充分關注它們之間的關聯(lián)性,。通過對遼朝宰輔群體的考察,，可知在遼代南面漢官宰輔中,，除少數僅為參知政事帶使相者外，其余絕大多數都同時兼任南樞密院和政事（中書）省的職務,，尤其是南院樞密使基本必兼政事（中書）省長官,，且有跡象表明，北院樞密使應該也會兼政事（中書）令,。如蕭孝穆于重熙六年三月出任北院樞密使,，次年撰刻的《耶律元妻晉國夫人蕭氏墓志》記蕭氏之子，“長曰諱孝穆,，樞密使,、兼政事令、吳國王”,。重熙二十一年七月,，“以南院樞密使蕭革為北院樞密使”，《遼史·蕭革傳》稱其“改知北院,，進王鄭,，兼中書令”。道宗清寧二年,，蕭阿剌“改北院樞密使,，徙王陳，與蕭革同掌國政”,，大康元年《蕭德溫墓志》記德溫之父蕭知足（即蕭阿剌）結銜為“故資忠盡節(jié)致理經邦功臣,、樞密使,、保義軍節(jié)度、陜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守太師,、兼中書令,、采訪、行陜虢等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陳王、贈大丞相”,，知其亦以北院樞密使兼中書令,。又前引遼末蕭奉先“為政事令（中書令）、同平章事,，又兼（北院）樞密使”,。至于北院樞密副使除帶使相外，是否還兼政事（中書）省官,，因史料匱乏尚不能確言,。不過，從以上情況來看,，在遼朝的宰輔體制中,，北、南樞密院與中書省之間顯然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lián),，那么這種樞密院與中書省長官互兼的慣例反映了遼代官制的什么特點,，其制度淵源來自何處，又如何體現在實際政務運作層面,，值得進一步探究,。學界一般認為，中書（政事）省應屬遼南面官,，居于南樞密院之下,。這是由于《遼史·百官志》南面朝官將中書省列在漢人樞密院之后，且《長編》謂遼朝“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也”,，這段記載的史源當出自北宋慶歷元年（遼重熙十年）投宋的歸明人趙至忠所撰《虜廷雜記》,。趙至忠在遼朝官至中書舍人，因得罪遼興宗奔宋,，他在書中也明確將中書（政事）省歸入遼朝漢官,，位居樞密院后。不過,，也有記載將遼中書（政事）省置于樞密院之前,。如圣宗開泰三年七月，“詔政事省,、樞密院,，酒間授官釋罪，毋即奉行,，明日覆奏”,。金太祖完顏阿骨打攻克燕京后，沿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仍任用遼降臣左企弓等人，“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這2例均列中書（政事）省于樞密院之前。那么,，在遼南面官中樞密院與中書（政事）省的地位究竟孰先孰后呢,？這就涉及兩者之間的職能區(qū)分與協(xié)作關系。遼末進士史愿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歸宋后所著《亡遼錄》,，對遼朝制度亦多有記載,，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遼國自太祖阿保機創(chuàng)業(yè)于其前，太宗耶律德光恢擴于其后,，吞并諸番,，割據漢界，南北開疆五千里,。分置南面漢官左右相,、參知政事、樞密院直學士,，主治漢事,、州縣。中書門下共一省,，兼禮部,，有堂后,、主事、守當官各一員,。尚書省并入樞密院,，有副都承旨，吏房,、兵房,、刑房承旨，戶房,、廳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員。北面契丹樞密院,，或知,、或簽書樞密院事，移離畢,，林牙,。如兵機、差除,、錢谷,、群牧事等，隸樞密院,。刑獄隸移離畢院,，主治番界部落。《三朝北盟會編》引《亡遼錄》提到遼南面漢官置“左右相,、參知政事,、樞密院直學士”主管漢人及州縣事務?！白笥蚁唷弊置嬉馑际侵缸?、右丞相，但遼朝左,、右丞相不常設,，此處大概是比照宋朝官制，借此指稱中書省宰相,，與副相參知政事和其下的辦事官員樞密院直學士,，形成行政級差。樞密直學士一般可以升任參知政事或樞密副使,，是拔擢宰輔的來源之一,。“中書門下共一省,，兼禮部,，有堂后,、主事、守當官各一員”句,，《遼史·百官志》亦載中書省參知政事下有“堂后官,。太平二年見堂后官張克恭。/主事,。/守當官,。并見耶律儼《建官制度》”,，林鵠認為由此可推知上引《亡遼錄》的這段官制記載可能源自耶律儼《建官制度》,。上引《亡遼錄》又稱“尚書省并入樞密院，有副都承旨,，吏房,、兵房、刑房承旨,，戶房,、廳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員”,，這些南樞密院下的屬官皆可得到《遼史》及遼代石刻佐證,，只是在副都承旨之上當有“樞密都承旨”一職，蓋《亡遼錄》漏記,。而北面契丹樞密院的職官設置不同,，其下不設諸房，樞密院使副直接統(tǒng)領“番界部落”的“兵機,、差除,、錢谷、群牧”等事務,，并下轄掌管刑獄的“移離畢”（即“夷離畢”之異譯）和相當于漢官翰林學士的契丹林牙,。上引《亡遼錄》的記載向我們揭示了中書省和樞密院在遼南面官系統(tǒng)中的地位和性質。唐前期以“政事堂”為宰相議事之所,，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中書令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此后“中書門下”遂發(fā)展成為實際的宰相機構，至北宋簡稱“中書”,，與樞密院對掌文武二柄,。《亡遼錄》稱“中書門下共一省”,，是指遼中書省亦名“中書門下”,，在吉林省城四家子古城曾出土一枚刻“中書門下之印”的遼代官印可為佐證，其機構性質相當于唐中期以后的“中書門下”,；而“尚書省并入樞密院”,，說明遼樞密院不只是一個軍事機構,，同時還兼具尚書省統(tǒng)領各項政務的職能。如上所述,，遼代宰輔往往兼任樞密院和中書（政事）省的長官,，那么這一行政體制該如何理解呢？唐開元年間將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標志著唐代的中樞制度由前期的三省制向中書門下體制轉變,。這一新體制的特點是中書門下成為一個實體的宰相府署，宰相不僅具有參議決策之權,，而且還直接承擔行政事務,，逐漸政務官化，下設五房作為具體的辦事機關,，從而使宰相兼具參與最高決策和行使政務裁決權,，決策與行政合一。因此,，中書門下就是宰相裁決政務的常設機構,。遼代的中書省與唐中后期的中書門下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遼世宗初名為政事省,，當得名于“政事令”,。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命親信漢臣韓延徽“為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中外事悉令參決”,，至太宗朝“封魯國公，仍為政事令”,，后遼世宗“建政事省”,，韓延徽“設張理具，稱盡力吏”,，為機構創(chuàng)建付出辛勞,，是首任政事省長官。宋人記載“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與《遼史·韓延徽傳》相符,，可見“政事令”之名號乃遼太祖時所創(chuàng)，其名稱當來自唐中書門下的前身“政事堂”,，遼朝政事省后改名為中書省,，《亡遼錄》稱“中書門下共一省”，也可說明遼政事（中書）省是對唐代中書門下的效仿。因此,，遼中書（政事）省的長官亦為中書（政事）令及中書侍郎加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加同平章事（即“中書相”、“門下相”）,。他們及其副手在“參知政事”的同時又兼任樞密院使或副使,，構成遼代的宰輔群體，從而將中書省與樞密院（兼尚書?。┚o密地聯(lián)結在一起,，這些宰輔既是參與謀議的決策者，又是政務的執(zhí)行者,，同樣是決策與行政合一,，我們不妨借用中書門下體制的概念，稱之為中書樞密院體制,。遼朝之所以出現這種“中書樞密院體制”,，其直接來源當為五代的政治制度,。樞密院的設置雖始于唐代,，但它真正發(fā)展成為與中書門下分權的軍政機構則始于后唐。且自后唐重建樞密院以后,，樞密使權重是五代時期的突出現象,，樞密使常加相銜為真宰相（又稱樞相），其職權遠遠超越軍政范圍,，涉及民政,、財政、司法,、人事等,，從而使樞密院儼然成為最高中央決策機關。顯而易見,，遼朝以樞密院為最高行政機構,，其長官加相銜為宰輔的做法是因襲五代之制。與北宋懲五代之弊,，限制樞密使權力,，形成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分掌民政、軍政的二府體制不同,，遼朝樞密院與中書（政事）省的權力關系不但沒有分離,，反而以長官互兼的制度化形式更加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形成通行于有遼一代的“中書樞密院體制”,。因此,，遼朝南面官中，身兼中書省和樞密院長貳官的宰輔既是參議國政的決策者,，又是執(zhí)行政令的行政機關首腦,，從而使中書省與樞密院在政務運作中聯(lián)結為一體,。咸雍元年（1065）三月，知興中府事楊皙轉任知樞密院事,，次年十二月為南院樞密使,，《遼史·楊皙傳》云：“咸雍初，徙封齊（國公）,，召賜同德功臣,、尚書左仆射，兼中書令,，拜樞密使,，改封晉（國公），給宰相,、樞密使兩廳傔從,。”其時楊皙任南院樞密使兼中書令為宰輔,，遼朝給予其“宰相,、樞密使兩廳傔從”，此處“宰相”當特指中書省長官,，意謂楊皙有中書省和樞密院兩個部門的侍從可供驅使,，可見他所兼兩府之官皆為實職，是構成其宰輔地位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有證據表明,，遼代若要罷相亦需同時革去宰輔在中書省和樞密院的職務。如前述遼道宗壽昌六年,，因有司案牘誤書宋帝“嗣位”為“登寶位”,，“詔奪宰相鄭顓以下官”，上引《王師儒墓志》記載“由是累及公與門下鄭相顓,、中書韓相資讓,，同日削平章事，仍罷樞密,、中書省職”,。王師儒時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副使,、簽中書省事,，上文言及，鄭顓,、韓資讓亦當以南樞密院長官兼“門下相”和“中書相”,，帶平章事，此次奪宰相官，俱“削平章事”,，“罷樞密,、中書省職”，亦可說明兩府職任均是為宰輔的必要條件,。又《遼史·營衛(wèi)志》載遼帝在捺缽游獵時,，“漢人樞密院、中書省唯摘宰相一員”扈從,，其史源為趙至忠《陰山雜錄》,，在此一員“宰相”可以代表樞密院與中書省兩個機構，正是由于宰輔身兼兩職,、聯(lián)為一體的緣故,。據遼末天慶十年（1120）《杜悆墓志》，杜悆從大康七年開始,，職事官歷任樞密院令史,、廳房主事、戶房主事,、兵刑房承旨,，大安八年冬為中書省堂后官，壽昌元年改大理少卿,，二年授秘書少監(jiān),，三年擢為樞密副都承旨，六年夏“遷樞密都承旨,，加衛(wèi)尉卿。乾統(tǒng)元年夏,，就加昭文館直學士,。隸中書省、樞密院十七年,，五房綱紀,，兩府規(guī)模，輒有稽疑,，悉能別白”,。從杜悆的履歷來看，他大多數時間是在南樞密院任職,，但卻對樞密院和中書省兩府事務都很熟悉,，墓志在總結其經歷時還特意將中書省置于樞密院之前，以突出其地位,，或可透露出在政務的實際運作中,，因宰輔兼任兩府長官，故其兩府屬官在處理具體事務時亦需彼此溝通，辯白稽疑,，這有助于我們了解遼代兩府運作的實態(tài),。此外，《杜悆墓志》沒有提及的“樞密院直學士”,，上引《亡遼錄》謂“分置南面漢官左右相,、參知政事、樞密院直學士,，主治漢事,、州縣”，將“樞密院直學士”與中書省長官并列,，說明它可能是南樞密院派駐中書省負責協(xié)調日常事務的代表,，且有的還會直接兼任政事（中書）省職官。如張儉開泰元年“遷政事舍人,、知樞密直學士”,；興宗重熙十四年，王綱職銜為“樞密直學士,、行中書舍人,、兼（樞密）都承旨”?？梢娔蠘忻茉号c政事（中書）省之間亦存在屬官互兼的現象,。綜上，遼朝“中書樞密院體制”的突出特點是南面漢官宰輔兼任中書省和樞密院長官,，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將兩府聯(lián)結為一個整體,，在政務處理中協(xié)同運作。如此看來,，在遼南面官系統(tǒng)中,，中書省與樞密院因長官人員構成基本相同，實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兩者并無所謂孰先孰后，都是遼代宰輔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就職能分工而言,，兩者又有著明顯區(qū)分。中書省承襲唐代以來中書門下之制,，為議政決策之所,，但其下不設具體的行政部門，而由樞密院下轄吏,、兵,、刑,、戶、廳五房承擔各項行政管理的職能,，有些類似于尚書省,，故《亡遼錄》徑稱“尚書省并入樞密院”。對此學界已有較充分的認識,，毋庸贅言,。遼中書（政事）省除議政外也有其專屬職掌。其一,，南面漢官的銓選除授,。《遼史·營衛(wèi)志》謂遼帝捺缽期間，“宰相以下,，還于中京居守,，行遣漢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誥敕,。文官縣令,、錄事以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銓選,；武官須奏聞”,，可見中書省可直接選任“文官縣令、錄事以下”的基層官員,，相當于北宋銓司負責的幕職州縣官的銓選,，這是在政事省設立之初即已賦予的職能，天祿五年五月,，“詔州縣錄事參軍,、主簿，委政事省銓注”,。武官選任可能亦歸中書省，但須奏聞,。至于中高級文官的除授,，宰輔只能“行堂帖權差”，待至行在所請示遼帝,，獲得詔旨核準后,，才能給發(fā)正式的官誥敕牒。其二,，草擬制誥,。遼襲唐制,，草擬外制由政事（中書）省之政事（中書）舍人承擔，其人選皆為漢人文學之士,，如邢抱樸于景宗保寧初“為政事舍人,、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圣宗統(tǒng)和三年正月,，以“左拾遺、知制誥劉景,，吏部郎中,、知制誥牛藏用并政事舍人”；劉六符“有志操,，能文,。重熙初，遷政事舍人,，擢翰林學士”,；孟初于道宗壽昌中“授知制□（誥），□拜中書舍人”,。這些例子說明遼朝任用漢人文臣為政事（中書）舍人,，多兼知制誥，主要職責就是草擬制誥詔敕,。正因為此,，政事（中書）舍人在遼代亦為機要之官，常備顧問,，如室昉于“保寧間,，兼政事舍人，數延問古今治亂得失,，奏對稱旨”,；甚至在某些時候獲準參與朝議，如馬得臣于“保寧間,，累遷政事舍人,、翰林學士，常預朝議,，以正直稱”,。室昉、邢抱樸,、張儉,、杜防等皆曾擔任政事舍人，后拔擢為宰輔,，足見此草擬制誥之職的重要性,。其三,，掌禮儀?！锻鲞|錄》稱“中書門下共一省,，兼禮部”，透露出遼中書（政事）省還兼領有制定禮儀,、執(zhí)掌禮制的職能,，這并非承襲自唐代中書門下，而是由于政事省建立之初的用人因素所產生的,。韓延徽為遼朝開國的禮儀法度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史稱“太祖初元，庶事草創(chuàng),，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天祿四年,，世宗命韓延徽籌建政事省，為首任長官,，次年六月,，“河東使請行冊禮，帝詔延徽定其制,，延徽奏一遵太宗冊晉帝禮,，從之”?？梢娨蝽n延徽精通禮制,，遼帝多命其制定禮儀，從而使政事省在初建之時便已有職掌禮制的實際功能,，此后一直延續(xù)不斷,。如在遼代石刻材料中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耶律慶嗣墓志》記載大安八年慶嗣卒于軍前，遼道宗命“丞相府”（中書?。橐蓱c嗣追給贈官,、擬定謚號，知喪葬之禮為其所掌管,。以上通過十分有限的史料，大致窺測出遼代政事（中書）省的三項具體職掌,。盡管尚不全面,，但仍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在遼朝“中書樞密院體制”之下,，中書（政事）省與樞密院之間的職能分工與協(xié)同運作。上文所述“中書樞密院體制”主要針對遼朝南面官系統(tǒng)而論,，但遼代的北院樞密使亦會兼政事（中書）令，那么這一中樞體制是否也適用于北面官系統(tǒng)呢,？由于北面官的史料比南面官更少,，目前還不能確言，但遼朝的中樞輔政機制往往需要以北,、南院樞密使為首的宰輔共同參與,、共商國是，從而在決策層面突破北,、南面官的界限,，形成一個核心領導圈。如上文提到景宗朝,，南院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勛與北院樞密使蕭思溫“每朝，必命坐議國事”,，高勛還被時人稱作“大丞相”保寧八年《王守謙墓志》載“大丞相渤海高公保厘天邑,，專總朝政”,。圣宗統(tǒng),，和初，承天皇太后攝國政,，與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令韓德讓“參決大政”，當時另一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令室昉“與韓德讓,、耶律斜軫相友善,，同心輔政，整析蠹弊,，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以上兩例均為北、南面宰輔共掌朝政,，有時甚至漢官南院樞密使（如高勛）的權勢更盛,。遼帝亦時常召集北、南樞密院長官商議國事,，如興宗重熙十年十二月,，“上聞宋設關河,，治壕塹，恐為邊患,，與南,、北樞密吳國王蕭孝穆、趙國王蕭貫寧謀取宋舊割關南十縣地”,；道宗大康九年九月,，“召北、南樞密院官議政事”,。這表明以北,、南院樞密使為首的宰輔共同組成了輔弼朝政的領導班底，其中如上所述南樞密院官基本皆兼任政事（中書）省長官,，而北院樞密使亦兼政事（中書）令,，提示我們遼朝的政事（中書）省或許并不僅僅是南面官系統(tǒng)下的一個純粹處理漢人事務的機構，在參議朝政,、集體決策層面已超越了北,、南面官的界限。北院樞密使等北面官宰輔在政務處理中,，必然也會涉及與政事（中書）省的協(xié)同運作,，因此存在于南面官系統(tǒng)中的“中書樞密院體制”很可能也適用于北面官系統(tǒng)，只是目前由于資料缺乏尚不能得到完全證實,。實際上,，遼世宗設政事省晚于北、南樞密院的建置,，且任用自遼太祖以來的元勛重臣韓延徽為長官,，并不兼樞密使，或有在兩樞密院之外另建中樞機構的用意,。但世宗不久被殺,，自穆宗以后逐漸形成北、南樞密院與政事（中書）省長官互兼的定制,，從而使樞密院與政事（中書）省在政務運作中構成一體化的“中書樞密院體制”,。如此看來，遼代的政事（中書）省長官很可能也包括北面宰輔在內,，共同參決謀議,。對于遼朝這樣一個統(tǒng)治多族群的龐大國家來說，中樞政務的處理十分復雜,，在很多情況下難以明確區(qū)分出哪些屬于契丹部族之事,、哪些為漢人事務，往往需要北、南面臣僚的共同商議謀劃,。譬如上文所舉興宗時“聞宋設關河,，治壕塹”，就不僅是漢地邊患這么簡單,，需召集北、南院樞密使共謀,，欲取宋關南地,。《賈師訓墓志》記載大安二年,，賈師訓為南院樞密副使,，“曾奏事御所，有詔遷奚中其部所居漢民四百戶,。宰相承詔趨出,，公獨侍，上問之,，公前對曰：'自松亭已北距黃河,，其間澤、利,、潭,、榆、松山,、北安數州千里之地,，皆霫（奚）壤也。漢民雜居者半,，今一部之民可徙,，則數州之人盡可徙矣。然則恐非國家之利,，亦如遼東舊為渤海之國,，自漢民更居者眾，訖（迄）今數世無患,，愿陛下裁察,。’上悟,，其事遂止”,。據此可知，至道宗時遼朝原本的奚人生活區(qū)早已遷入大量漢民,，于是在處理奚地問題時就不再是純粹的部族事務,，而需聽取南面漢官的意見。天祚帝天慶中女真叛遼，參議軍國大事的宰輔“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諺曰：'五個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直?！笨梢钥闯?，征討女真這樣的大事，遼帝亦需召集北,、南面宰輔共同商議,。另外，像上文提到的中書省為耶律慶嗣追給贈官,、擬定謚號之事,，慶嗣為契丹人，卒于西南路招討任上,，屬北面官,，但贈官、定謚又為漢制,，此類禮儀之事恐不分南北,，皆由中書省職掌。總之,，就宰輔議政決策而言,，遼朝中樞很可能是不嚴格區(qū)分北、南面的,。李錫厚在考察遼代官制時曾指出,，遼朝設置契丹行宮都部署和漢人行宮都部署分別管理帝后斡魯朵諸宮衛(wèi)中的契丹、奚及漢人,、渤海民戶,，亦分為北、南面,，但同時又在二者之上設“諸行宮都部署”進行統(tǒng)轄,，遂將其視為遼朝設官“超越北南”的一個例證。然據楊若薇考證,，所謂超乎契丹,、漢人行宮都部署之上的“諸行宮都部署”乃是元朝史官編修《遼史·百官志》時產生的誤會，它其實就是漢人行宮都部署之重出,，遼朝僅有契丹,、漢人行宮都部署作為斡魯朵宮衛(wèi)系統(tǒng)中的北,、南面最高長官，且不隸屬北,、南樞密院的政務系統(tǒng),，是相對獨立的存在。盡管李氏之說有誤,，但他首先注意到了遼朝官制的“超越北南”問題,。林鵠在全面考訂《遼史·百官志》的基礎上認為：“雖然北樞密院掌部族之軍政、民政及方州軍政,，南樞密院僅掌州縣民政,，不掌軍政，分工明確,，但北南之分也不宜絕對化。因為北南樞密使除了是北南樞密院長官之外,，一般情況下還是宰輔……樞密院只是政務執(zhí)行機構,，中樞決策權屬于皇帝及包括北南樞密使在內的宰執(zhí)群體，而這一決策群體顯然是超越北南的,?！变瓰樽恳姡上c到即止,，有待進一步申論,。以往遼史學者因受《遼史·百官志·序》影響，往往將遼朝的北,、南面官制看成一種截然二分的職官制度,，猶如契丹牙帳之內的排班站位一般涇渭分明。但實際上,，遼代的政務運行和職官制度遠比這要復雜得多,，我們對遼朝官制有必要加以檢討。首先,，遼朝的確存在以北,、南樞密院為首分別管理部族與漢人事務的兩套行政機關系統(tǒng)，但在日常中樞決策層面則是由遼帝與北,、南面宰輔共同“參決大政”,。如前所述，遼朝宰輔大多身兼樞密院與政事（中書）省長官,，形成兩府一體化的“中書樞密院體制”,，宰輔群體既參議朝政，又督率樞密院執(zhí)行政令,，決策與行政合一,。因北、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中書）令，故政事（中書）省實際可能包容北,、南兩面,，處理政事亦不嚴格區(qū)分南北，而是遼帝領導之下的宰輔機構,。圣宗統(tǒng)和十七年九月,，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卒，命南院樞密使韓德讓兼知北院樞密使事,，不久韓德讓“拜大丞相”,、“總二樞府事”，統(tǒng)和二十九年《韓德讓墓志》所見完整題銜為“故經天緯地匡時致主霸國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大丞相,、兼政事令,、晉國王、食邑二萬戶,、食實封陸阡戶,、贈尚書令、謚文忠”,?？芍n德讓乃是在樞密使兼政事令之上又加封大丞相，總攝北,、南樞密院,，位極人臣。其“大丞相”之職當為政事省首腦,，這一設置或許有提升政事省地位凌駕于兩樞密院之上的意圖,。但韓德讓的熏天權勢引起圣宗忌憚，故他死后“大丞相”一職被罷廢,，終遼一代未再除授,。遼朝中樞體制的常態(tài)很可能是宰輔身兼北、南樞密院與政事（中書）省長官共同輔政議事的“中書樞密院體制”,。政事（中書）省的地位并未完全超越兩樞密院,，而是以長官互兼的形式保持政務運行的協(xié)作關系。其次,，遼朝所謂“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只是單就負責實務的職事官而言,，此外無論是“國官（契丹官）”,、還是“漢官”，都共享一套品秩階序,、官勛爵祿的虛銜系統(tǒng),。自中晚唐以降，隨著使職行政體系的發(fā)展,，原本的三省六部寺監(jiān)官逐漸階官化,，至五代、北宋形成官,、職,、差遣分離的職官制度，這種實職與虛銜相混雜的官制同樣也被遼朝所繼承,。盡管已有不少學者對遼朝職官中的各種虛銜作過系統(tǒng)整理和研究,，但均未利用這些資料對遼代的北、南面官制提出反思,，甚至還有學者傾向于將這些虛銜皆系于遼南面漢官下,，似乎與北面契丹官員無關。但實際上,，我們在遼代石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遼朝契丹和漢人官員的職銜構成并無二致,，例如蕭孝穆和張儉兩人的終官結銜：推誠協(xié)謀致理同德佐國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政事令、齊國王,、食邑四萬戶,、食實封五千戶、贈大丞相,。（《蕭德溫墓志》,，
蕭德溫為蕭孝穆之孫）貞亮弘靖保義守節(jié)耆德功臣、洛京留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父,、兼政事令,、上柱國、陳王,、食邑二萬五千戶,、食實封貳仟伍佰戶,。（《張儉墓志》）契丹人蕭孝穆于重熙十二年死于北院樞密使任上，漢人張儉致仕后卒于重熙二十二年,，兩人題銜除蕭孝穆實職樞密使和張儉遙授洛京留守不同外,，其余十字功臣號、文散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官“守太師”,、使相“政事令”（樞密使兼者為真宰相）、封爵王號,、食邑,、食實封、勛官,、贈官,，這些虛銜的性質和構成是完全相同的。此外,，我們在遼代石刻中還能看到更多不同時期的契丹官員結銜,，也是由功臣號、寄祿官,、散官,、檢校官、使相,、遙領,、憲銜、勛官,、封爵,、食邑等常見要素所構成，與遼代漢人官銜結構一致,。由此可見,，遼朝官員應當共同使用一整套繁復的虛銜系統(tǒng)，并無北南契漢之分,，對此遼人其實有很明確的記載,。重熙十四年《蕭德順墓志》云：“夫自大圣皇帝之有天下也，始制文字,，以革本朝之政,，由是誥命行焉。逮傳祚已來,，世建諸職,，或詔發(fā)于北面，或辭演于西掖,，故國官品列皆擬于漢官矣,?！边@里說自遼太祖開始，遼朝便已有給誥命官之制,，所謂“詔發(fā)于北面”,，并非指遼北面官，而是采用漢文化中君主坐北朝南的概念,，借指遼帝,，以與下句“辭演于西掖”相對仗，“西掖”乃中書省的別稱,，頒發(fā)官誥敕牒正是遼中書（政事）省的職掌之一,，“國官品列皆擬于漢官”說明契丹官標志品位階秩的名銜與漢官相等同，指的就是遼朝的虛銜系統(tǒng),。以往學者論及遼代官制時,，常常徑稱“官分南、北”,，很少考慮實職與虛銜的區(qū)別,。遼朝由于統(tǒng)馭國內多族群的實際需要，確實采用北,、南兩套職事官系統(tǒng)分管部族和漢人事務,，但在代表品秩階序、官勛爵祿的虛銜方面卻又是統(tǒng)一的體系,。討論遼代官制的特點當然應該將虛銜系統(tǒng)包括在內,，這就不免會讓人產生一些困惑，既然虛銜不分南北,，那么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遼朝的北、南面官制呢,？學界歷來視北,、南面官制為遼朝二元政治的突出表現，但是北,、南面官又以北,、南樞密院為行政領導機構，楊若薇指出遼朝設置北,、南二樞密院仿自晚唐以來中原王朝的兩樞密制,，并非遼朝的獨創(chuàng)。不僅如此,，其實整個遼朝職官制度都是在學習和繼承中原漢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如上所述，遼代的“中書樞密院體制”即與唐代中書門下體制和五代樞密院的發(fā)展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遼代官制亦呈現出晚唐五代以來形成的官,、職,、差遣分離的特點，各種虛銜全部承襲自中原王朝,；就連體現契丹特色的斡魯朵宮衛(wèi)長官稱“行宮都部署”也是來源于中原官制,，這些足以說明漢制是遼朝職官制度建設的取法樣板。在漢式官僚制度的框架之下,，遼朝出于統(tǒng)治契丹,、奚等非漢族群的需要，又保留了許多傳統(tǒng)的部族官,，如南北府宰相,、南北院大王、夷離畢等,，并在此基礎上整合出一套北面官系統(tǒng),，說明遼朝在制度建設過程中具有很強的務實性和靈活性，并不完全拘泥于漢式官制,，而善于結合自身的部族本色,，進行某種制度創(chuàng)新，體現出遼朝“因俗而治”的特征,。所謂“官分南,、北”僅限于具體實職的區(qū)分，不宜泛化為遼代官制所有組成部分的二元分立,。實際上,，遼朝的職官制度在如中樞體制、虛銜系統(tǒng)等方面是不分南北的,，具有一體性,，北、南面官制應理解為總體模仿漢式官僚制度之下的“一體兩面”,，而非契,、漢之間的截然二分。綜上所述,，本文以余靖《契丹官儀》有關遼朝宰輔的記載為切入點,，充分搜討遼宋文獻與遼代石刻材料，全面考察了遼代宰輔群體的職銜構成及排序情況,，特別關注樞密院,、中書（政事）省長官與使相等加銜之間的關聯(lián)性，從而加深對遼代宰輔職銜體系的認識,。自遼世宗以后逐步建立起來的遼朝官僚制度,，是在總體效仿中原漢制的基礎之上，融合契丹本民族的傳統(tǒng)舊俗而形成的,，以往遼金史學者多強調北,、南面官制的遼朝特色,，而對其承襲中原王朝官制的一面重視不夠。遼代宰輔大多身兼北,、南樞密院與中書（政事）省長官,，本文將其置于唐宋官制發(fā)展演變的大背景下進行思考，透過遼代政務運行的視角,，借鑒唐代的中書門下體制,，提出遼朝宰輔身兼樞密院與中書（政事）省長官，具有決策與行政合一的特點,。這種體制將兩府聯(lián)結為一個整體,，在政務處理中協(xié)同運作，可稱之為“中書樞密院體制”,，它明確存在于南面官系統(tǒng)之中,，北面官系統(tǒng)盡管史料很少，但亦當適用,。這一體制乃是在繼承晚唐五代以來中央官制發(fā)展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遼中后期的中樞輔政機制，應是遼帝與以北,、南院樞密使兼中書（政事）令為首的宰輔群體共同“參決大政”,，從而在決策層面突破了北、南面官的界限,，形成一個核心領導圈,，表現出“超越北南”的特征。其實遼代所謂“官分南,、北”僅限于具體職事官部分,，而在如中樞體制、虛銜系統(tǒng)等方面則不分南北,。過去研究者多強調遼朝政治制度中契,、漢二元之分野，以彰顯契丹王朝的獨特性,；然而隨著近年來遼史研究的不斷深化和思維轉變，我們應從整體史觀的角度,，更多地考慮遼朝國家建立的基本模式,、制度淵源，以及與中原王朝之間的互動關系和對華夏政治文化的吸納融會,。就本文所討論的職官制度而言,，遼朝總體上即是效仿中原漢式的官僚制度，只不過在其中融入了契丹部族制度的某些因素,，進行“因俗而治”的創(chuàng)新性改造和調適,，從而呈現出“一體兩面”的特性,。所謂的“兩面”就是北、南面官,，而“一體”則是源于中原政治文化的制度框架和運作模式,。在研究遼史時，需要注意區(qū)分遼朝的契丹人和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前者應著意考察在多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契丹本族的文化傳統(tǒng)如何賡續(xù)與涵化；而后者則應充分把握遼朝國家的基本形態(tài)乃是承襲自唐宋時期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這也是遼朝立國的制度基礎,。因此，遼朝歷史的研究絕不應是脫離中國史觀的北方民族史研究,，而要堅持將其置于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發(fā)展演變與輻射的脈絡之下,，去探察契丹王朝吸納融會華夏政治文化的過程路徑和發(fā)明創(chuàng)新，而本文所論遼代官制的“一體兩面”可以說是這一研究視野的具體嘗試,，不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遼代契丹人向華夏制度文明的融入方式,，也為中國古代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例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