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錕上臺后,，全國反對之聲四起,。但是反直“三角同盟”因受種種牽制不能發(fā)動戰(zhàn)爭，直系政權得以暫時地穩(wěn)定下來,。

曹錕于十月二十日下令“籌商統(tǒng)一”,。直系內部對于如何進行統(tǒng)一的問題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有的主張先從“和奉”入手，有的主張先從“和皖”入手,。曹錕與張作霖有親戚之誼,，主張再派乃弟曹銳出關“和奉”，用副總統(tǒng)的地位交換張作霖贊助統(tǒng)一,。當時有消息說,，奉系少壯派軍人張學良等摩拳擦掌要報一敗之仇，如果曹銳前往作說客,，一定會被扣留,，因此曹銳不敢冒險出關。曹錕改派與奉系有交情的下臺軍閥王占元,、鮑貴卿等更番到沈陽表示好意,，張作霖除了表示“保境息民”而外，不肯作進一步的表示。吳佩孚早就不以“和奉”為然,，認為奉系是盜匪出身的假北洋派,，直奉兩系終須再決雌雄，絕對沒有化敵為友的可能,；而直皖兩系雖然曾以兵戎相見,，究竟屬于同根連枝的北洋正統(tǒng)。他提出團結北洋派的口號,，主張聯(lián)絡皖系,，以改變直系陷于孤立的不利形勢。

吳佩孚主張“和皖”與齊燮元進攻浙滬的計劃發(fā)生了嚴重抵觸,。皖系軍閥盧永祥盤踞浙江,，并據(jù)上海為己有，齊久已視同眼中之釘,。直系戰(zhàn)勝奉系后,，齊主張乘戰(zhàn)勝之余威，鏟除皖系在浙滬一帶的殘余勢力,，以免留為后患,。一九二三年八月，齊的攻滬計劃未能實現(xiàn),，反而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約,，這一變化雖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吳佩孚反對用兵東南,，并且從中作了調解,。齊深恨吳佩孚好管別人的事，但也無可如何,，他暗中組織蘇,、皖、贛,、閩四省聯(lián)盟,，準備在適當時期執(zhí)行其原定計劃。

十一月十日,，淞滬警察廳廳長徐國梁被人暗殺身死,，齊與江蘇省長韓國鈞會派申振綱繼任，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卻另派該廳總務科長陸榮篯代理廳長,，于是這個問題又一次引起了直皖兩系爭奪上海的風潮,。他們首先就上海的行政權問題展開了電報戰(zhàn)：何豐林堅持淞滬為特別軍區(qū)，不受江蘇督軍管轄,，淞滬護軍使根據(jù)法令有節(jié)制上海司法行政之權,；齊燮元,、韓國鈞則稱警察屬于行政范圍，不在軍區(qū)管轄權之內,，淞滬警察廳廳長應由江蘇省長向中央政府提名推薦,，淞滬護軍使無權委派。這時,，盧永祥雖與各鄰省定有和平公約,，但是那些軍閥同時又加入了四省聯(lián)盟，一紙公約對他們說來是沒有任何約束力的,。因此,，齊電請北京政府下令裁撤淞滬護軍使，保薦陳調元為蘇常鎮(zhèn)守使兼管上海防務,，并建議如果盧,、何兩人拒不奉令，即應大張撻伐,。曹錕對于這樣一件大事不能不問吳佩孚,，吳仍表示反對，齊的攻滬計劃又一次不能實行,。

吳的“和皖”計劃以尊段,、聯(lián)盧為其主要內容。曹,、吳兩人經常派人到天津問候段祺瑞的起居,，段對他們采取了若即若離的態(tài)度。以前吳與安福系處于勢不兩立的地位,，直系戰(zhàn)勝皖系后,，受到通緝的安福系分子紛紛逃入日本公使館避難，其中大部分在日本公使的保護下逃出北京,，只留下梁鴻志、方樞,、朱深三人未走,。為了要拉攏皖系，曹錕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下令取消對梁鴻志等的通緝令,，并撤銷對曲同豐的監(jiān)視和對張敬堯的查辦案,。吳佩孚想利用張敬堯作為“和皖”的橋梁，請他到洛陽一游,，這件事情還鬧出一場笑話來,。張敬堯接到電報后，心懷鬼胎不敢前往,，先派乃弟張敬舜到洛陽窺探虛實,，卻受到吳的熱情招待,，他自己才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九日來到洛陽。吳設宴為之洗塵,，席間電燈忽然熄滅,，張大吃一驚，急忙拔出手槍對準吳的胸膛準備拚個死活,，吳卻佯為不覺,，飲酒談笑如故。一忽兒電燈亮了,，一切并無異狀,，原來洛陽電力供應不足，電燈驟然不明是常有的現(xiàn)象,。

吳佩孚發(fā)起于三月十三日（農歷二月初九日）為段祝壽,，事前授意各省直系軍閥通電表示“尊段”。段的周圍人物都反對接受直系的拉攏,，因此段謝絕替他做壽,，但是直系代表前往拜壽者還是不乏其人。

這時,，不少國會議員擬推吳為副總統(tǒng),，吳卻要留此席以待盧永祥。吳知道段不會肯做曹錕手下的副總統(tǒng),，想以此席交換盧永祥對直系的合作,，并派國會議員何雯到杭州表達此意。盧見吳對他如此推重,，便也派人帶信到洛陽表示三項意見：（一）本人與曹錕的關系素深[4],，但用非法手段取得總統(tǒng)，他無法表示擁護,。（二）對吳的盛情非常感謝,，但不贊成采取拉攏個人的方法來解決時局，如果本人出賣人格,，就將一無足取,。（三）勸吳放棄武力統(tǒng)一政策，公開討論時局,，本人愿意盡力相助,。

到此，直系“和奉”“和皖”的計劃都沒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