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堂別集》卷二,，輯有王國維(1877—1927)所作《古瓦灶跋》一篇,，與此集中他為眾多商周時代“重器”拓片的題跋相比，不算特別引人注目,，也鮮有研究者提及,。

　　其實，此王國維“題灶”曾刊于《東方雜志》“中國美術(shù)專號”,，古灶的拓片同時刊載,，使當(dāng)時的讀者可一目了然地知悉古灶的形態(tài)與價值所在。只是這本雜志印行之時,，乃1930年1月25日,，已是王國維死后3年，雜志中對王國維的題跋也未另作錄文與介紹,，故而當(dāng)年的讀者大多只是隨手翻閱到古灶拓片之圖形,，并未注意到拓片上方的小字題跋。

　　筆者偶閱雜志,，發(fā)現(xiàn)王國維的題跋與《觀堂別集》中所錄文字有較大差異,，不啻為一篇“異文”。為此,，酌加整理,，轉(zhuǎn)錄題跋原文如下：

　　漢瓦灶一，前有甑,，后有突,，灶右繪一器，中陳雞鵝羊魯?shù)瑞?，其前陳各器,，有叉、有錐,、有刀,、有匕、有鉤,、有治饌之器,，復(fù)有大魚一、守宮一,，則刻畫以為飾者也,。容甑之口，左有隸書陽識三行,，曰“用此灶葬者,，后世子孫富貴，長樂未央,，□□萬歲毋兇”,。此瓦肆所刻以炫購者,。與漢瓦槽上多刻“買槽者后無復(fù)有(句)，大吉(句)”等語相同,。又有陰識一行,，曰“死人不知用瓦阤”，刻又陶工刻畫以為戲也,。平生所見漢瓦灶,，唯上虞羅氏所藏四神灶圖像最精，然無文字,。此灶文字多至二十余,，叔通先生藏漢陶當(dāng)推此為巨擘也矣。甲子仲春王國維伯隅父識于京師履道坊寓廬,。

　　為便于比較,，在此將《觀堂別集》所錄題跋一并轉(zhuǎn)錄如下：

　　武林陳氏藏瓦灶一，前有甑,，后有突,，容甑之口，左有陽識隸書三行,，曰“用此灶葬者,，后世子孫富貴，長樂未央,，□□萬歲毋兇,，”又有陰識一行，曰,，“死人不知用瓦阤灶,?！庇依L一器,，陳雞、鳧,、羊,、魚等物。又其前繪用器,，有叉,、有錐、有刀,、有匕,、有鉤，皆治饌器也,。后有大魚一,，守宮一,，則又陶者刻畫以為戲也。此鬻以送葬之物,，故為此語,，猶漢馬槽上刻“買曹者后無復(fù)有(句)，大吉(句)”是也,。平生所見漢瓦灶,，唯上虞羅氏所藏四神灶，刻畫最工,，然無文字,。此灶文字多至二十余，可寶也,。甲子二月,。

　　顯然，兩相比較之下,，王國維題跋原文比之《觀堂別集》所輯錄者更為精審與雅馴,，所透露的歷史信息也更為準(zhǔn)確與充實。據(jù)此可以推定,，因《觀堂別集》乃羅振玉于1927年秋印成(《海寧王忠愨公遺書》之一種),，而《東方雜志》刊發(fā)王國維原跋及漢瓦灶原拓時為1930年，羅振玉應(yīng)當(dāng)是在沒有看到原拓原跋的情況下,，據(jù)王國維自存跋文底稿錄入的,。遺憾的是，1940年2月,，由商務(wù)印書館初版印行的《海寧王國維先生遺書》,，雖由其弟子趙萬里精心校印，可對此題跋并無進(jìn)一步校訂與說明,，忽視了原文與底稿的區(qū)別,，基本一仍其舊，仍以羅氏所輯文本為準(zhǔn),。

　　據(jù)原跋“甲子仲春王國維伯隅父識于京師履道坊寓廬”之落款,，可知題跋時間約為1924年3月。此時,，王國維古物鑒賞與題跋酬唱之類的活動較為頻繁,。又據(jù)原跋所稱“叔通先生藏漢陶當(dāng)推此為巨擘也矣”云云，可知此漢瓦灶應(yīng)為陳叔通所藏,。

　　陳叔通(1876—1966),，名敬第，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甲午戰(zhàn)爭后留學(xué)日本,，曾參加戊戌變法運動。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后任上海商務(wù)印書館董事、浙江興業(yè)銀行董事等,。因家學(xué)淵源,，工古文詩辭，好金石古器,，與沈曾植,、張元濟(jì)等均有交誼?？箲?zhàn)期間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參加籌組上海市各界人民團(tuán)體聯(lián)合會，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0月1日出席開國大典；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陳叔通與王國維的交往,，研究者鮮有提及,。前年出版的《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披露了陳叔通致王國維信札11通，可約略管窺二人交往事跡點滴,。其中一通提及“國寶”散氏盤鑒定之事,，力誡王國維與羅振玉切勿被民間仿品所誤，于此足見陳的古物鑒賞功底之深厚,。至于陳,、王二人交誼究竟如何，還要期待更多的史料發(fā)掘與深入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