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書鴻1904年4月出生于杭州,，自幼喜歡藝術,，而他的父親是個信奉實業(yè)救國的人，執(zhí)拗地把他送到工業(yè)學校去讀書,。無奈之下,，他選擇了與繪畫有關的染織專業(yè),，并參加了由豐子愷等人組織的西湖畫會。

1927年,，常書鴻與學雕塑的妻子陳芝秀前往法國,，入里昂中法大學，畢業(yè)后到巴黎高等美術學校繼續(xù)深造,。塞納河畔,，凱旋門旁，二人徜徉在藝術世界,。陳芝秀是社交活躍分子,，她和常書鴻把留法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常書鴻女兒常沙娜回憶：“媽媽漂亮,，打扮入時，非常愛我,，而且非常能干,，會織好看的毛衣，我穿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媽媽在雕塑系學得很不錯,，還拿到了獎學金……”

                    回國及婚變

留學的十年間，常書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許多油畫作品獲獎或被博物館收藏,。1935年秋，在巴黎塞納河畔一個舊書攤上,，常書鴻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編輯的名為《敦煌圖錄》的畫冊,，受到極大震撼。為了敦煌藝術寶庫,，1936年,，他放棄了優(yōu)越的生活和工作環(huán)境，毅然回到了祖國,。次年,，妻女剛剛回國，一家三口就跟隨北平藝專匆匆踏上了南逃之旅,。

 1942年9月,，在常書鴻的辛苦游說及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支持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會成立,，1943年10月,，常書鴻攜帶妻子兒女乘坐一輛敞篷大卡車從重慶出發(fā)，跋涉了一個多月,，終于抵達蘭州,。常書鴻在蘭州“招兵買馬”之后,，繼續(xù)坐著大卡車，頂著凜冽的朔風,，到達了敦煌,。　

起初，陳芝秀也為敦煌壁畫和雕塑的瑰麗所折服,，投入到壁畫臨摹工作,。可是,，漸漸地,，敦煌生活的刻板和孤獨令他倆開始沖突四起。此時,，一個浙江籍退役軍官闖入了他們的生活,。此人取得常書鴻信任，承擔起研究所的后勤工作,，他善于察言觀色,，以甜言蜜語俘獲了常夫人的芳心,。陳芝秀個性單純幼稚,， 一時沖動，拋下一雙兒女,，與那個軍官不辭而別,。

常書鴻先生曾痛苦地反思自己的婚姻悲劇：“在子女的哭叫聲中,，我開始默默地承受這意想不到的打擊,。在苦不成寐的長夜里，鐵馬聲聲,，如泣如訴,，更勾起了我萬千思緒?；叵牖貒髱啄陙淼目部里L雨,，回想妻子這幾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頭襲來的一陣自我譴責……”

母親離開后,，十幾歲的常沙娜與父親、弟弟相依為命,。她傾心照顧父親,、弟弟，絕口不提母親,。直到近二十年后的1962年,，常沙娜才與母親在杭州重逢,。那天母女相見，兩人異?？酥?，竟沒流一滴眼淚。常沙娜只記得母親連連致歉,，并說:“現(xiàn)在我也很苦,，一失足成千古恨?！痹瓉?，那個國民黨退役軍官已經病死在監(jiān)獄，陳芝秀為生活所迫,，不得不改嫁一體力勞動者,，還不得不以幫傭來維持一日三餐。從那時起,，常沙娜瞞著父親每月寄錢給母親,，直至老人家過世，但母女倆卻再也沒有相見,。

常沙娜至今仍保存母親的六封信,，她說：“……母親信里的字很差很差，和記憶中媽媽的字完全不一樣了,，看了心里很難受,。” 陳芝秀留給世人的作品,，只有兩尊雕像,，其中一個是女兒 。

1947年,，常書鴻與助手李承仙在蘭州結婚,。夫妻二人繼續(xù)在敦煌開展保護和研究工作。1951年,，敦煌藝術研究所劃歸中央政府文教委員會文化事業(yè)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繼續(xù)擔任所長直至文革爆發(fā),。

文革一到,，先生成了革命對象，被打翻在地,，被稱為“老牛鬼”,，李承仙被稱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稱為常李夫妻的黑店。據高爾泰回憶：“打他們打得最兇的,，不是那些挨過整的人,，而是那些他們一手培養(yǎng)提拔起來的人。以往出國辦展覽,，先生都要把一個孫紀元的帶在身邊,，后來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爭會,，此人都要哭著問他,，用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攏腐蝕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來就打,。個兒高大,，出手無情，有次一揮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揮手，先生的一只眼睛當場就腫了起來,。腫包冉冉長大,，直至像一個紫黑色的小圓茄子。革命群眾驚呆了,，一時間鴉雀無聲,。”

同在全國各地一樣,，所里的革命群眾,，也分成了互相對立的兩派,。兩派都忠于毛主席,，指責對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兇狠,，對先生爭相批斗,，輪流抄家。他倆被趕到一間狹小的廢棄庫房食宿,。有些事不說要打,，說了也要打。身上舊傷沒好,，又加上許多新傷,。先生滿口的牙，被打得一個不剩,。

一九六八年,，批斗會少了，除有紅衛(wèi)兵來串聯(lián)，臨時舉行現(xiàn)場批斗之外,，大都是監(jiān)督勞動,。先生脊椎受傷，不能站立,，勞動時只能用兩塊老羊皮包住膝蓋,，兩手撐地，跪著爬行,。給他的任務,，是喂豬。所里有一頭約克夏,，養(yǎng)在伙房后院里,，先生每天爬去，跪著把豬食切碎拌勻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鍋臺，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這樣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豬跟前,，倒給豬,，再往回爬,，端第二盆,。豬一餓，就要吼叫,，聽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為了滿足豬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來回爬,。院里堆著煤,，以致身上烏黑，他烏黑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觀的一部分,。

但常書鴻很豁達。他對高爾泰說,，老牛鬼這個稱呼不壞,，牛是善良的動物，“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正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 還說他晚上喂豬的時候，想起了李白的詩句：“跪進雕菰飯,，月光明素盤”,，說到這里，他倆“大笑”,。但是他也說,，兒子從蘭州來看望他們，所革委會始終不讓見面,，他和李承仙兩個,，真是難過極了。

1970年,，韓素音到中國來,，向周恩來提出，要見常書鴻,。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復工作,，恢復名譽,，補發(fā)工資，住院療傷,。上級責令撥款,，為他們突擊修復和裝潢那被破壞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賓”,。事后先生客居蘭州,，成了“新聞人物”。

1978年常書鴻恢復敦煌研究所所長職務,，1979年任甘肅省文化局副局長,。1982年，任國家文物局顧問,，敦煌研究所名譽所長，并移居北京,。實際上,，由于與第二任研究所所長段文杰的矛盾，常書鴻“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只能客居蘭州和北京”（高爾泰語）。高爾泰回憶說：“我勸先生算了,，別回敦煌去了,。我說人生如逆旅，安處是吾鄉(xiāng),，已經七十多歲,，能放松休息最好……先生不這么認為，他說生命不息,，奮斗不止,。他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給了敦煌，就這么糊里糊涂被趕了出來,，怎么想都不得安心,。”

他激憤地喊著：“為什么要我住在這個屋子里,，把我弄到北京,？為什么不讓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還要住我那個土房子,！”

為了能重返敦煌，先生作了許多努力,，新華社記者為此寫了長篇內參,， 胡耀邦 作了批示，調查組作了累月的調查,，調查材料一厚本,，但最后還是不了了之。

1987年,，先生83歲,，他這位“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回了一次敦煌， 想最后再看一眼榆林窟,，研究院竟不派車,，只得自己租了一輛。沒想到,，有人竟派人追趕而去,，不準先生進洞。常老氣極了,，大罵來人,，拿出早已有備的國家文物局和省文化局批文，才免于被趕的命運,。

 常書鴻說：“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生’,。不過，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為人,，我將還是'常書鴻’,。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