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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80后,、90后這幾代人來說,，《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這部劇可以說是一生的陰影，馮遠征老師用精湛的演技,，將安嘉和這個人前風度翩翩,、溫柔體貼，人后卻性格扭曲,、猜忌心重的家暴男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但是，作為被家暴的一方,，安嘉和的妻子梅湘南,，是在容忍了丈夫的多次毆打甚至昏迷、流產,、骨折以后,，才最終心灰意冷決定離開的。
而梅湘南的遭遇及心路歷程,，在大多數被家暴者身上都能看到,，例如2019年仿妝博主宇芽能控訴多次遭前男友家暴；韓國女星具荷拉生前也遭男友多次家暴,，甚至一度被男友打到子宮內出血......據全國婦聯(lián)第三次調查統(tǒng)計數據,，在婚姻過程中遭受伴侶辱罵、毆打,、限制人身自由,、經濟控制、強迫性行為等不同程度家庭暴力的女性,，占到了總調查比例的24.7%,。那么，為什么很多經歷家暴的人,，會容忍施暴者一次,、多次，甚至長期的暴力,？美國在2000年關于親密關系暴力的一項報告顯示，在一生當中,，有25%的女性和8%的男性經歷過親密關系暴力。其中,，73.3%的女性選擇不報警,。報道繼續(xù)研究了不報警的原因，發(fā)現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警察不會對施暴者采取什么行動，并且有61.3%的女性認為警察不會相信自己,，這可能是一種習得性無助（learnt helplessness）,。
習得性無助基于一個動物實驗，研究的結果是,，在經歷了不可控的折磨之后,，狗會失去反抗的動力，無法逃脫一個本可以輕松逃脫的折磨,。這個現象在人類身上也很常見,。或許,，在反復的無效反抗后,，被家暴者們對改變現狀失去了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有30%左右的人不想要警察和法院的介入,。有研究者提出,，經濟虐待(economic abuse)是一種家暴,。經濟虐待被定義為施虐者通過干擾伴侶獲得、使用,、和保存經濟資源的能力,，來控制伴侶的方法。例如,，丈夫通過不讓妻子去工作,，剝奪妻子獲得資源的能力，從而使得妻子不得不依賴他（在《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梅湘南正是在安嘉和的慫恿下,，辭去了學校的工作，隨后不得不依賴丈夫）,。有研究表明,，經濟原因是被害人留在施暴者身邊的主要原因之一。她們離不開施暴者,，還有可能是因為一種認知偏差,。人們常常無法忽略沉沒成本(sunk costs)，即已付出且不可收回的成本,。
很多人可能會強迫自己看完一部花錢買的電影,，因為怕浪費了買票的錢。而家暴的受害者可能會強迫自己,，繼續(xù)待在曾經付出過時間,、精力,，和愛的人身邊，因為怕浪費了這段關系的沉沒成本,。還有人不離開施暴者是因為愛,。在很多人看來這樣的原因似乎非常扯淡，畢竟愛和虐待聽起來像是相反的概念,。但受害人對加害人的情感,，不一定總是負面的。1973年,，一位罪犯在搶Kreditbanken銀行（斯德哥爾摩最大的銀行之一）時,，劫持了4個人質，與他們一起待了6天,。人質們被解救之后,，不僅不愿意指證那位罪犯，還攢錢幫他打官司,。這種被害者對加害人產生感情的情況被稱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或人質情結。這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同理心的濫用,，被害人不合適地將自己置于加害人的位置上,，同情他們的遭遇，從而產生了正面的感情,。
女性的同理心本就較強,，面對家暴的人，有可能會產生類似“想要幫你戒掉暴力”的想法,。有研究分析了人質和被家暴的女人的遭遇,，發(fā)現兩者其實是很相似的。總之,，受到家暴的人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無法結束關系的理由,，研究并理解這些理由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更好的反家暴干預方案。例如,，有研究通過對女性進行理財教育,，讓她們經濟獨立，給予她們擺脫經濟虐待的能力,。當然,，本文所引用的研究和調查大部分是在美國進行的。在中國,，雖然具體的數據可能有所不同,，但這些社會和心理的機制還是通用的。「對家暴說不」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制度的完善,、人們觀念的轉變,、社會的支持......這些因素都在其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1. Tjaden, P. G., & Thoennes, N. (2000). Extent,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2. Postmus, J. L., Hoge, G. L., Breckenridge, J., Sharp-Jeffs, N., & Chung, D. (2018). Economic abuse as an invisible form of domestic violence: A multicountry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524838018764160.3. Stube, M. J., & Barbour, L. S. (1983). The decision to leave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psychological commit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785-793.4. Arkes, H. R., & Blumer, C. (1985). The psychology of sunk cos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35(1), 124-140.5. Graham, D. L., Rawlings, E., & Rimini, N. (1988). Survivors of terror: battered women hostages and the Stockholm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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